今年前不久去世的钱伟长，我们也只能用他的去世时间反观他的一生。或者说用他去世时间的干支呈象检验干支符号系统是否真的具有普适性的预测功能。
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在上海病逝。享年98岁。
庚寅
癸未
辛巳
辛卯
2岁起运：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笔者认为，这个去世时间的干支组合，依然能印证钱伟长先生的一生。
一． 辛金坐支巳火为临死地。日主自身不旺。但能得巳中庚金之助。
二． 辛金生于未月，为临衰地。燥土难生金养金。更糟糕的是月支未与日支巳暗夹午火。午火为偏官为七杀为小人。从这里就足以揭示他在1957年被打为大右派，而且从此受政治歧视迫害到1983年。最坏的情况是1968年，已经56岁的他，还被派去首都特钢厂做锅炉工。若我们查其行运，则是在戊寅、己卯大运中。这两步大运都是对干支呈象中的癸水有损。癸水食伤，是日主的才华星。同时也是局中唯一能起熄火润金作用的五行。
三． 辛金在局中无根，如此干支组合，充分揭示了钱伟长一生事业多变，什么“弃文从武”，“万能科学家”，都会在这里得到命理印证。
四． 整个命局，日主辛金只能靠比劫帮身。有趣的是庚金劫财在年，辛金比肩在时。在祖上宫的庚金，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是1957年被打为右派后毛泽东发话，保留其教授头衔不变。1983年，邓小平签署一道任命，就把被贬为锅炉工的他提升为大学校长。因为这时的钱伟长已经72岁。所以邓小平还得在任命时写上一条，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从而又使他成了上海大学的终身校长。
五． 钱伟长当了27年的校长，却没有领过一分钱的工资。这在命理上又是因为：日主以比劫、食伤为喜，地支之财为忌。所以日主不看重钱财。所重者，哥们朋友之情，聪明才智得以发挥为趣。
六． 至于说到钱伟长是个爱国主义者，的确不假，但他爱的是有着充分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正因为如此，才在1957年因给共产党提意见而被打为右派。有趣的是，1957年干支丁酉。刚好是流年偏官七杀小人透干，将月干癸水冲走之年。
七． 1983年癸亥，邓小平任命他为终身校长，恰在开始行辛巳大运时，而辛金则是日主比肩。
各位易友尚可从下面钱伟长的人生简历中更多地对应他去世时的干支呈象进行研究：
九•一八后“弃文从理”
钱伟长1912年生于江苏无锡七房桥村一个诗书家庭。因为父亲和叔父们皆为文人，钱伟长从小就浸淫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饱读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以及欧美名著译本。
1931年，19岁的钱伟长，远赴清华大学求学，在四叔钱穆的建议下，他准备选择文史类专业。
但入学后，“九•一八”事件爆发，当时全国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钱伟长。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弃文学理。
“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我要学造飞机大炮。我决心弃文学理。”数年之前，钱伟长回忆称，“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但入学物理考试5分的成绩让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把他拒之门外。随后一周的时间里，钱伟长执着的等候、说服让吴有训做了有条件的让步：试读一年，如果数理化有一门不到70分，就回文学院。
钱伟长曾在个人回忆录中感慨：“这是我一辈子中一个重要的抉择。”
钱伟长说他一门心思想着造大炮、造坦克，为国而战。一年后，他终于考到70分。毕业时，他成为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1935年，钱伟长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在吴有训的指导下做光谱分析。
为国家而留学
1939年初钱伟长经香港、河内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那一年，他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至加拿大。
1940年1月，钱伟长等人被派往加拿大留学，但在上船后他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船3天中可以上岸游览参观。
“我们同学当时决定，在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大半个祖国期间，不能接受敌国的签证，当即全体携行李下船登陆，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这种民族的屈辱。”钱伟长在回忆录中说到。
一直到1940年8月初，钱伟长等人第三次接到通知乘船去加拿大。他在甲板上起誓：我是为国家而去留学的。在太平洋航行28天，后改乘3天火车后钱伟长和同学一行抵达多伦多大学。
似乎老天要对钱伟长的民族气节做出嘉奖，他入校的第一天就发现他和导师辛吉在研究同一个课题，于是他们一拍即合，花了五十天的时间，完成《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随即将论文寄到了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手中。
因为这篇论文，钱伟长蜚声美国，这篇论文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共同发表在一本文集里，并得到爱因斯坦的赞誉。
两年后，他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学院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并与冯合作发表《变扭率的扭转》。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
这时的钱伟长在美国已经崭露头角，事业如日中天，前途一片光明，但抗战胜利的消息打破了局面——他执拗地想回国。
虽然历经波折，但以想念妻子和儿子为由，1946年，钱伟长回到国内。
1947年，钱伟长获得一个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当他到美国领事馆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会为美国效力吗？”钱伟长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三钱”谱写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开始从事行政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在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规划会上，中央组织400多位专家教授，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就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会战中，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中国科学界的“三钱”。
但回到国内后，钱伟长、钱学森两位大师从事研究都少了很多，成果远不如在美国时。除了行政事务，他们都投入大量精力在教学上。
“钱伟长他们那批学者都有类似的想法，他们认为做教学是更重要的事情。”钱学森的学生朱毅麟说。从那时起，学生们就经常听到钱伟长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1957年6月，“反右”运动中，钱伟长因为此前“违背主流”的讲话，以及对清华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的批判，被打成“右派”。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共有6人，只有钱伟长没有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原因是毛泽东保了他。毛泽东说，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所以钱伟长继续待在清华园里，但已没有上课的机会。
“钱伟长先生的确敢于直言，敢于坚持自己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东西。”朱毅麟说。
从被打成“右派”到1966年的9年间，钱伟长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有人戏称他为“万能科学家”。他曾在李四光的恳求下，研究了测量地引力的初步设想措施；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咨询……
1968年，这位56岁的科学家又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
邓小平任命他终身校长
“文革”结束后，钱伟长得到了平反。1983年邓小平亲自下调令，调任他至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一职，并写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担任校长期间，钱伟长提出“三制”——学分制、选课制和短学期制，这些当时看来十分“前卫”的教改措施，如今许多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方式。
钱伟长还倡议拆掉各系科、专业、部门，以及教育和科研之间的“四堵墙”，抓师资队伍、科学学制、办学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也抓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培养。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组建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续担任校长。他曾是全国在位的最年长的校长。
就任大学校长的27年里，钱伟长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不拿学校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
“从钱伟长院士的沧桑经历中，我们能够深刻理解什么叫纯粹的爱国主义。”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说。
【名言录】
我一辈子就是这样，所以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今天干这个，明天又干那个。我说我是看国家哪方面需要我，我就力所能及地去干。我的基础好一点，有这个能力可以这样做。我可以临时开一个题目，保证三个月内就可以开展。
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2010年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