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9日（辛丑年 甲午月 戊申日）

[水木罗汉]

2021年6月29日（辛丑年 甲午月 戊申日）
出生年或者出生日为虎（寅）的朋友，今天易有外出，旅行，出差等事，望注意交通安全，慎防肢体有损。

今天出生的宝宝，无论男女，一生走动会比一般人多。甚至男命的另一半也多是在旅途中认识的。讲诚信，不守旧，是性格主要特点。有此性格，事业、业务也就自然茂盛，女命尤佳，不但得配佳婿，且得翁姑宠爱。
今天出生在不同时辰宝宝的人生差异：
1，出生在壬子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生意兴隆，经营商工业可获厚利。并有兼营两种职业之倾向。
2，出生在癸丑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追求物欲享受之癖好。父亲不是早亡，就是事业衰微。
3，出生在甲寅时的宝宝，男命有进退失据，诸事苦恼，为子女辛劳，忧苦不绝。女命则必受夫累，且翁姑缘薄。
4，出生在乙卯时的宝宝，男命大吉昌，女命不吉，有婚变再嫁之嫌，离婚之兆。
5，出生在丙辰时的宝宝，无论男女，多为人作养子（养女），或有继母，一生劳碌酸辛，常遇波折，经营副业多损失。
6，出生在丁巳时的宝宝，无论男女，不满足一业，但无决断力，常遭失败，多愁善感，子缘较薄。女命尤甚。
7，出生在戊午时的宝宝，无论男女，经商或经营副业、偏业都能获利，且能得贵人扶持，日趋繁荣。
8，出生在己未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父非早亡，即有疾病久卧在床。与人合作事业必遭解散。谋事难成。男命尤凶，克妻，或婚变。
9，出生在庚申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不能走公务员的从政之路。只适合从商，从事服务业，与人共同事业可获大利，福禄丰厚，还不遭盗难。男命易有子女稀少，或子女早丧之痛。女命后半生易守寡。
10，出生在辛酉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易有痼疾在身，生涯劳碌不绝，即使富贵亦不长久。男命易有丧子之痛。女命后半生易单身。
11，出生在壬戌时的宝宝，无论男女，不吉，父飘零，难开运，甚至客死异乡。或者父有疾病。与父亲关系不睦，若继承祖业必有纷争。男命易有色情风波。
12，出生在癸亥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追求物欲享受之癖好，利益虽多，开支亦繁，不满现状，兼营数业，徒增心劳，切忌色情之灾。

[水木罗汉]

近日，香港时事评论人程翔发表文章题为“反习势力在集结”。他表示，留意到日前大陆新闻界发生一单罕见事件：全国20多家网媒同时发表了一篇2013年的旧文——《让人民共同享有自由放言的机会》（下简称《让人民》），作者是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程翔认为，事件足以反映今日中共高层的内斗情况。
程翔指，《让人民》写于2013年，当时习近平上任不久，其政策真面目还未展现出来，故李永忠写此文时针对的不可能是习近平，但在今时今日这个时间点上被大规模发表，针对习近平的意味十分明显。

该文作者是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被认为是纪检系统的人，而王岐山曾经是纪检系统的最高领导人。李永忠拥有几十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验，熟悉中共反腐败情况。李认为，未来反腐败工作的突破口在于权力结构改革。他曾经提出要效法香港廉政公署，用制度反腐而非以运动反腐。程翔认为，这一点就同习近平的“运动式反腐”有背离之处。

被李永忠用来借题发挥的是胡德平的《改革放言录》，程翔介绍称，该书共有7部分82篇文章，起于1984年的《为自由鸣炮》，止于2013年的《活国在于活人》，是胡德平继承父志倡议改革的言论实录。李永忠在阅读此书时，抒发己见、评论时政。

程翔引述《让人民》文章内容：“为自由放言是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目标”，“共产党人的自由，既包括宪法所赋予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也包括党章所赋予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由”。程翔指，这同习近平提出“不准妄议中央”的规定南辕北辙。

文章称：“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放言与禁言的博弈、交锋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尤其如此……同时，历史也反复证明，凡是与禁言相伴，通常是执政的衰败及王朝的没落!”“能否放言成为政权兴衰的重要标志，盛世赢在敢放言，末代输于常禁声”。

文章又称，苏联崩溃，同控制言论有关，“苏共长期搞经济、政治和言论三垄断，控制舆论，禁锢思想，《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中无消息，全国上下万马齐喑，全党上下众人诺诺，上级不了解下级，下级不信服上级，党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人民不信党的声音，党群疏离，干群分化，最终无人能替天下负责”，因此“要凭吊苏东悲剧”。

程翔认为，这番话明显针对今天习近平实行的禁闭言论的政策。李还警告：言论垄断，因言获罪，是“旧制度”的重要特征，进而成为“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李永忠的文章还指“对社会主义决不要轻言胜利，不要妄言早日建成，不要忽视‘左’和‘右’的各种思潮的侵袭，不要过早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不要淡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烈变化”。程翔表示，此番话针对习近平急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习近平一心挑战现行世界秩序的论调不合调。

在针对清算民营企业原罪的问题上，李引述胡德平的话，“民营企业没有原罪”，“原罪是吃禁果，冲破计划经济必须吃禁果”。程翔指，此番话在针对习近平要民营企业家退出历史舞台。

除此之外，在城镇化过程中群众维权、恶性事件频发问题上；文化工作和知识份子问题上，文章均由阐述个人观点。

在民主建设问题，文章则表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除了要和民生、民权挂钩，也必须要和民主挂钩。因为这时公民手中的选票……和自己的物质利益、法律权属血肉相连，呼吸相关。要说这种民主，公民没有兴趣，公民素质不能逐步提高，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针对社会建设问题，文章直言，“不能用文革的方法解决现在的矛盾”；“发生在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凡属经济问题，就应以博弈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应以谈判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应用协商的机制处理”。

文章最后警告：“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

程翔表示，这篇13年前的文章，其所针对的问题几乎和当局中国政治问题完全吻合：权力过分集中、党员和人民都没有言论自由、政治改革停滞、经济改革走回头路（如“国进民退”）、民营企业家政治处境困难，以及社会面临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

程翔续指，13年前的问题今天不但仍然存在，且有日益加剧的危机，因此才显得文章好像在谈今日的问题。网媒重新发表此文，就是借作者之口表达对当今局势的不满以及对习近平政策的批判。

但在中共的严密管控下，此类“负能量”文章能够如此步伐整齐地于同一日在全国各网络媒体出现，程翔认为，背后定有力量支撑，这股力量足以抗衡中宣部、网管等习近平用来控制人民思想和言论的部门。这股力量包括什么人呢？程说，文章作者来自纪检系统，不免令人想到王岐山。

日前，王岐山爱将董宏落马，程翔推测，习近平这种过桥抽板的举动难免令一众原本支持他的高官感到心寒，这或许是他们集结在王岐山身边，发表旧文以示不满的原因；中共一百周年党庆即将来临，明年20大习近平图谋实现终身制，在此之际出现这篇文章批判习近平，必然会对习近平构成严重压力。

责任编辑:李松儿

[水木罗汉]

郭于华：14岁参军，18岁入党，我的启蒙与幻灭

分享

 打印

当兵那会儿感觉要是不入党，就是比较落后的这种。那个时候没有“粉红”的概念，大家都要通红通红的。我上大学时已经24岁了，之前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质疑和批判的意识。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点启蒙或者觉醒的过程是在校园这将近十年的过程中完成的。

讲述人：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于华，1956年生，社会学家，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苦难，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让她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时常是当局噤言、打压的目标。

童年时成长于北京的机关大院，父母曾是军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受到批斗。他1968年因病去世时，郭于华尚未满12岁。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内向胆小的女孩一夜长大。

1971年9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所谓的“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事件发生后，毛迫于形势不得不降低斗争的调门。因为家庭的背景，14岁的郭于华被批准参军，成为当时年轻人最向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那时候的她爱党爱国，用她自己的话说，“通红通红的”。不仅是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氛围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军中。刚满18岁时，郭于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于华说自己的觉醒不是来自某个瞬间，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80年她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寒窗十年，获得博士学位。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再到觉醒，大都是在这十年间校内校外的所见所闻的启蒙中完成的。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还记得那蓬勃、自由的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西方思想文化涌入，让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连续三十年思想文化封闭的中国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舒畅和希望。然而，1989年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攻入中国自己的首都。北京的枪声似乎在一夜之间扭转了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前进方向。郭于华说，她也跟千百万中国人一样，自那时以来就不再对未来抱任何幻想了。

我是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大院儿里长大的。我父母曾经是军人。父亲之前是北大毕业的。 49年以后，他们还属于军队系统，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转到地方了，不穿军装了。

【编注：在毛泽东为清除异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大批共产党的干部被被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严酷迫害。 郭于华的父亲被造反派揪斗，剥夺了医治权利，1968年因肝硬化去世。】

我父亲去世那会儿我还不到12岁，当然会对人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比如说性格。我小时候性格特别的怯懦，特别胆小，遇到什么事儿就只会哭这种。但是经历文革这个时代之后，其实是逼出来的嘛。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十几岁，都去外地工作了。我姐姐大我五、六岁，还没有成年，但是也工作了。她老在那个工厂里面，特别晚也不回家，我就特别害怕，一个人都不敢回家，老在外面等着她。我记得我姐姐当时跟我说：“从今往后，你遇到什么事儿，遇到别人欺负你，你只能靠自己。”没有办法，我爸爸也不在了，我妈妈那段时间也不能回家，家里只有我一个，脖子上挂着个钥匙，那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

但那会儿年龄小，很多事儿不懂，也没有觉得活不下去那种感觉。反正就是遇到事儿了，使劲儿记着哥哥姐姐说的话，遇到人家欺负你，首先你不欺负别人。但你也不能软弱，被人欺负。一旦有人欺负你，就记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那会儿我性格也就变化比较大吧。多年以后同学聚会，他们还回想说，我是班里唯一跟男生动手的女生。

那会儿就是有点无依无靠的那种，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了，包括生活。那段时间，都是票证经济，每个月要去领粮票啊、油票啊。要把这些供应的东西买回来。这个月你要是忘了，就没有了。

【编注：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政府机关，发动夺权风暴后，中共党内温和派最终部署军队恢复了对政府机构的控制，他们还允许一些未成年人参军，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特权。】

我们那个院儿的很多孩子去参军，都是都很小，15、6岁，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也想去。我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去，因为那会儿你要是不去，中学毕业，你就要下乡插队了嘛。后来就特别使了一些劲，找了一些人。最后我比别人去的都晚，人家12月就都走了，我是1月份才离开家走的，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契机吧。

1971年在军队的郭于华（右）
1971年在军队的郭于华（右）
【编注：1971年，14岁的郭于华参军入伍。在那之后的九年间，她在武汉军区空军通讯团担任士兵和副连职技术员。刚满18岁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兵那会儿感觉要是不入党，就是比较落后，比较有问题的这种。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是这么想。特别是在军队，如果你没入党，会觉得肯定是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不努力，或者说出了什么问题。入党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入不了的话，会被视为不正常的状态。那个氛围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在军队，在其它地方，可能那个自由空间还稍微大一点。军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个人自由的空间。我不是小粉红，那时没有“粉红”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很红很红，通红通红的。

我是79年末的最后一天回到北京，80年考的大学。恰好80年到89年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其实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有点启蒙或者觉醒的过程是在校园这将近十年的过程中完成的。

我们刚进大学的时候，看见77、78级那些学长们在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有大学生、也有青年教师，在校园里演讲，参加竞选。这对于我们来说都特别新奇，就觉得他们是在参政嘛，希望参与到政治治理当中。那时候的争论、讨论都很活跃。一个是社会氛围变了，再一个毕竟高等教育停了十年。被挤压了那么长时间的求知的欲望，需要追寻真相的力量、动力非常之强。再加上西方各个门类的思想，学术的翻译、引进，像《走向未来丛书》、《中国与世界》丛书，都对中国的学者起到启蒙的作用。

80年代在大学读书的郭于华
80年代在大学读书的郭于华
我上大学时已经24岁了，之前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质疑和批判的意识。比如说像林彪事件的时候，那时候毕竟还未成年，也不会思考那些问题。改革开放的时候，起码知道再伟大的人，或者宣传上再伟光正的一个组织，它也是会犯错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诗人叶文福来学校组织讲座。当时他的诗作也是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对于高官贪腐的抨击，实际上是很具批判性的。他写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那个长诗，真的让很多人很振奋，觉得这些东西是应该去批评的，这些黑暗是应该去揭露的。

但是我觉得彻底放弃这样的期待，当然还是89六四。六四之后就不会觉得它只是犯了错误，有改革的希望，是以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一种破灭吧。后来这30多年过去了，实际上你看到它是不可能认错的嘛。你不认错的话，要靠什么来维持？你就只能靠欺骗。这个欺骗就等于是你告诉大家的历史是不真实的。我自己是做口述史研究的，当然知道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当我们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现实的时候，当然要打一个问号，一定要质疑。你还要用强制的方法让人家接受，不接受就会用压制的这种方式。那我当然反对这个东西。

我声明退党是14年。其实我2000年进清华（任教），我就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我也不交党费。我说，我每年都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读书，每年大概是2000块钱吧。我就把人家给的那个捐资助学的回执就给他。我说：“就这个，没有钱”。

田野调查中的郭于华与当地最后一位扎白羊肚手巾的农民
田野调查中的郭于华与当地最后一位扎白羊肚手巾的农民
我觉得他们一个是反历史——不让大家知道历史真相；再一个就是不许人们追寻真相。你要追寻真相，或者你要说句真话，那么这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些年其实我们也都感同身受嘛。那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权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党统治全社会，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毛时代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今天这种状况改变了吗？我觉得根本没有根本改变。它权力独大，它独断专行，想怎么着怎么着。毛时代是计划经济体制，不让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而今天呢，它鼓励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市场是为它来谋取巨额利益的一个空间。那你说，哪会企业家精神啊？他财产都不安全，敢创业吗？他精神都不自由，怎么创新？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发展？看一看那些农民、那些农民工，他们有什么样的发展？很多都是韭菜。整天割来割去的自己还不知道，还挺骄傲。改革开放巨大的好处、红利都被谁拿去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水木罗汉]

在中共国内的状态下，专制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人在他们眼里已经不再是人，就是一个工具，就是像农民养的猪、马、牛、羊、兔子一样。他想让你多生他就让你多生，他不想让你多生他就堵住你的产道。

讲述人：陈光诚 ｜人权活动家
陈光诚，1971年生，山东沂南人，生于贫苦人家，年幼时生病因家境贫困未能得到适当的医疗而双目失明。后来全凭聪颖勤奋学医、并自学法律，成为邻里乡亲信赖的“赤脚律师”。

沂南本就是山东省比较贫困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当局从1980年代开始推行的越来越惨无人道的所谓“计划生育”政策更使这个当年中共革命老区的人民陷入牛马不如的悲惨境地。

有批评者说，中共政权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对人民的身体管制最严的一个独裁集权政权。中共政权几十年来在以计划生育的名义在全国每个育龄妇女的产道出口设立收费站，收费价码由中共政权自行决定。中国妇女用自己的身体孕育自己的胎儿，胎儿通过产道问世需要得到中共当局的批准。否则，中共政权就要课以罚款，或闯入妇女身体中把胎儿拖出弄死。交不出罚款的人家的房子会被当局拆除，基本谋生资料被夺走（即所谓的“牵牛扒房”）。许多人家因为交不起罚款，生出的孩子被政府抢走，然后当作孤儿送给外国人领养，地方政府由此收取一大笔领养费作为官员可以私分自肥的额外收入。

“计划生育”政策之害是全国性的，受害者既包括沂南地区的贫苦人家，也包括国际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家。张艺谋的妻子用自己的身体生养了自家的三个孩子，2013年被中共政权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罚款748万7854元。面对侵犯基本人权的计划生育政策，张艺谋公开承认该政策的合理性并为违反该政策做出道歉，然后继续拍摄美化中共政权的电影。

陈光诚则选择通过法律来维护那些寻求他帮助的邻里乡亲的基本人权，要求中共当局尊重自己制定的法律，停止推行野蛮计划生育政策。中共沂南当局为此对陈光诚进行了无情打击，其中包括以莫须有的“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将他判刑四年多，刑满之后再每年耗资上千万元雇用大批打手，对他和家人实行昼夜软禁和监视，并辅以经常性的骚扰和人身威胁。

2014年4月，不堪忍受迫害的陈光诚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5月离开中国抵达美国。

在陈光诚离开中国之前，中共当局的“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开始显示出严重恶果。该政策的实施加上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导致中国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导致几千万中国男子难以找到配偶；出生率急剧下跌，老年人口比例猛增，老无所养成为严重问题。在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中共政权宣传说由国家来养老，现在又声言养老不能国家而要靠自己。

尽管野蛮和践踏基本人权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中共政权如今也难以应对的恶果，但中共政权依然坚持它对中国育龄妇女的身体和生育决定拥有无可置疑的控制权。在中国新生儿严重缺乏的今天，所谓的“超生罚款”的政策依然有效。与此同时，中共政权也透过其媒体放风，声言正在考虑用缴纳押金的方式促使育龄婚姻妇女生育。

陈光诚现在的感叹是：“只要这种共产专制垄断一切权力，凌驾于国家、人民、宪法和法律之上的这种专制状态不被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就永远没有安生的那一天。 ”

我出生在沂蒙山一个非常贫穷的小山村里。我有四个哥哥。那个时候我父亲不在家，正好是文革时期，母亲还要不断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可以说我的生长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孩子都是放在家里没人看管的状态。那个时候很多孩子都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五个多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发高烧，但是我妈妈还不得不去干活，连借两块钱带我去看病的时间都没有。结果我发烧两天以后，眼睛就出现了问题。我妈妈听到我哭得不行，再抱起来看的时候才发现，哦，眼睛已经被烧坏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闹革命嘛，也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我想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是最惨的。

我能独立地，从善恶、是非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最早是我父亲给我读一些古代侠义小说、这些正义的故事对我的影响。在我成长过程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就是听广播。小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我经常听，后来也通过短波听国际社会不同的对事务的解读，就有了和我接受的中共教育和中共宣传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

我小的时候喜欢把问题探得水落石出，这是我的性格使然。没走进学校接受共产党的毒害可能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我真的不知道我如果从5、6岁，6、7岁就接受它的教育，是不是也会迷信它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外因还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关键还是内心的思考非常重要。

【编注：直到1989年，18岁的陈光诚才走进山东临沂盲校的大门。1994年，他考入青岛盲校，四年后入读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针灸推拿。】

我对中医很感兴趣，中医的传统，天人合一的理论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我们的老师也都认可我是一个学中医的好材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社会的很多问题不是靠医能够解决的。

有一句话叫：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后来我发现在中国真正能接受到这样治疗的，不是官，就是吏，普通老百姓很少有条件。所以后来我没有去行医，可能有点那种鲁迅弃医从文的意思。当然我也没有从文，我从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从的维权（笑）。

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自学法律，也选修了法律。由于我帮着自己维权，又帮助其他残疾人维权，到后来很多农民受到侵害都来找我。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要求、期待是非常非常高的。而这方面没有人去做，就是一个空白。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更有价值。

【编注：放弃做医生的陈光诚开始用法律替自己和村民维权，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赤脚律师”。在他所有的维权行动中，最为外界所知的便是2015年调查山东临沂市政府暴力推行计划生育的事件。】

其实共产党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和老百姓灌输，计划生育就是获得了圣旨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当中无论是做得再过，哪怕是人命关天也没有关系。在计划生育的问题上，你只有服从。如果你反抗，“上吊不夺绳，喝药不夺瓶”，你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喝药，我们也不会夺过你的瓶子。

到了90年代，共产党把这个标语改了，说 “上吊给绳，喝药给瓶”。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如果想反抗这个东西，你上吊，党和政府给你绳；你喝药，那我们给你买。他们的标语就写得非常清楚：“打出来，流出来，绝对不能生出来”、“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什么“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该扎不扎，拆房揭瓦”等等这一系列灭绝人性的口号就都出来了。你如果人走了，他就用一个拖拉机，用一个油丝绳，把你的门砸开。拿个绳子拴在房梁上一坠，把你整个房子给拆了。这就是共产党。

05年这种大规模的抓捕，说屠杀也不为过，杀了很多孩子。我当时在北京，那个时候我已经做了很多维权的案子。一天，我接到我们同村一个兄弟的电话。他说，他们现在又跟80年代、90年代一样，组成小分队，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不等，不分昼夜到村里去抓这些怀孕的妇女。抓不到这两口子，就开始抓他的邻居啊、弟姐妹啊、父母啊，甚至邻村的岳父岳母都抓。抓到计生办，放到一个屋子里给关起来。我一听就说，这肯定是违法的。我觉得非常愤怒。后来我从北京回来，我们就开始展开一个调查，准备案卷，对这些地方官员提起诉讼。

最惨绝人寰的那就是杀孩子啊。他们们用一个词叫 “捂”。这个词实际上是老百姓用来说捉鸟或者捉动物的。这些小分队，他们白天去找人找不到，就晚上12点、1点到人家，一部分人拿着羊镐棒，翻墙翻进家里，不容分说，有时候那些妇女衣服都不让穿，穿着内衣就给拖出家里，两个人架着抬到车上，拉到计划生育服务站强制堕胎。

到那里首先就要你签一个《知情同意书》，名字很好听。签这个东西的意思就是，这次堕胎是你自己知道，也是同意的、愿意的，是自己作出的堕胎的决定。明明是逼着你，但是他还要你签这样一个东西，为了避免承担法律责任。你要不签，那接下来就是侮辱、诽谤：“别给脸不要脸。你要是不签，我们几个人按着你的胳膊、腿儿，也把这手术做了。” 一般人都受不了这种侮辱，那就被迫、委屈地签了。

医生就在她的肚子上摸来摸去，找到这个孩子的头。把这个毒针隔着肚皮，扎破孩子的头皮，打到它身体里，把这个孩子杀死。最惨的是，有的孩子已经9个多月了，快出生了，就在里面就开始挣命，弄得这个孕妇疼痛难忍，翻来覆去。最后这个孩子就被弄死掉，催下来。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把孩子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就扔在床头。不是马上就拿走，让你看不见。哎呀，不能讲，我每次讲这个故事就非常愤怒。

有的地方医院就直接打催生针，不是打毒针先杀死，而是直接把8、9个月大的孩子催生下来。有的孩子生命力比较强，他会自动把这个东西排出来，发出哭声。这个时候医生、护士就抓着这个孩子的脖子，把它一拧拧断，扔到缸里，就这么杀掉；有的就弄点酒精往它脸上一按，把这个孩子给呛死，当着他父母的面；还有的就直接装进塑料袋，把口扎紧，就让他这么死掉，闷死。非常灭绝人性。这样的做法对他们可能是司空见惯，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太经常了，每天可能都几百次地发生。

这名男婴由于被超声波误认为女婴，差点儿无法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源：女权无疆界）
这名男婴由于被超声波误认为女婴，差点儿无法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源：女权无疆界）
在中共国内的状态下，专制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人在他们眼里已经不再是人，就是一个工具，就是像农民养的猪、马、牛、羊、兔子一样。他想让你多生他就让你多生，他不想让你多生他就堵住你的产道。对于被逼着上访也好，被逼着结扎也好，被逼着强行通过暴力把孩子从你的子宫里掏出来、杀掉，老百姓不明白吗？明白。但是面对赤裸裸的暴力、暴徒，而且这个暴徒掌握了政权，手里有枪。你说怎么办呢？

当这些小分队随便把一个妇女从家里抓起来，从家里拖走，人家报警的时候，公安的回答是：政府行为，我们没法管。当这群暴徒到你家里抓人、打人的时候，你去起诉他，共产党说我不知道。可是当你反抗的时候，代表共产党的暴力公安系统就马上跳出来成了共产党的党卫军、打手。

我去调查的一个叫桃花顶的村子（现在叫桃花源）的村民就跟我说，我们整个村子，除了这些8、90岁的老太太敢在村里住，剩下的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不敢在这住，都沾亲带故啊。一个人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出了问题，离你家方圆50米的邻居全部都被抓走，关起来，殴打、酷刑。所以他们晚上就不得不拿一个塑料布跑到村子外面的田地里面睡觉。那些老百姓就跟我说，国民党也好，日本鬼子也好，当年没有干过的事，共产党都干了。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到半年的时间，整个临沂就有13万多人被强制堕胎，或者结扎，有60多万的家属、亲友被株连，抓到计生办公室进行殴打、酷刑。6米见方的房间有时候关了100多个人，站都没地方站。他们在中间放一个桌子。桌子两边一边放一个尿罐，男的女的混关在一起，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你要是不快点把你的亲戚找出来让她去堕胎，那你就每天都要在这里”学习”，还要逼迫他们交什么“学习费”。每天就是挨打，什么学习啊。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共产党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一方面这是共产党想要做的一个政策，一方面这成了当地官员敛财、创收的一个好门路。很多计划生育的受害者，以及他们的父亲兄弟、亲戚都被抓到计生委关起来了。一天下来吃喝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啊。共产党逼着他们交“学习费”，一天200块钱，还强迫他们买高价的食物。

另一方面，家人被抓起来，一家人都很着急啊，就会去求哥哥拜姐姐，找门路送礼，拿钱把人放出来。好不容易今天买通关系放出来，明天又被抓走了。因为这个小分队就是干这个的。抓回人去就有赏，就有钱，所以他就疯狂地抓人，拿钱。

还有一部分就是罚款。计生部门罚款也是一个很大的收入来源。这里面有很大的弹性。只要给你点麻烦，你就送钱，送钱就可以消除麻烦。这样就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收入。这个腐败也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编注：2016年，中国官方结束 “一胎化”政策，全面开放二胎。这项政策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今年6月，政府宣布允许人们生三胎，但是并未废除实施了40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40年的邪恶杀人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共产党可能现在也意识到这种灾难，不管是中国道德的沦丧，对生命不再尊重，还是现在的老龄化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实际上中共执政70年，有40多年的政策是错误的。它不想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但是现实当中呢，它又必须改。所以假装搞试点，想要取消这个政策。

Li Yan(音译)在医院等着生她的第二个孩子，她的大女儿将头放在其肚子上。
Li Yan(音译)在医院等着生她的第二个孩子，她的大女儿将头放在其肚子上。
据说有些地方现在逼着老百姓，你在登记结婚的时候就要交押金，要承诺结婚之后要生二胎。生了二胎，这个钱才能拿回去。你要是不生，这个钱就没了。这个就很像是当年结婚的时候你要交押金，保证你不超生二胎。你要是超生了，这钱就没了。短短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共产党的政策完全就是两个极端——以前是“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接下来有可能是“一人不生，全村怀孕”吗？它可以随意不断地去犯错，左右犯错，但是承担代价的永远是中国的老百姓。 共产党吃人口红利，这些年已经吃到头了，接下来各种各样的后患都会出来。怎么办？我觉得不管是当年逼着你堕胎，把孩子杀掉也好，还是今天逼着你生也好，其实共产党只是把人民当成一个工具，当成一个收割的韭菜。只要这种共产专制垄断一切权力，凌驾于国家、人民、宪法和法律之上的这种专制状态不被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就永远没有安生的那一天。

[水木罗汉]

从一开始懵懵懂懂的，到乌坎的时候觉得很不忿，到后来做很多报道，包括薄熙来事件、对NGO的打压、最后是709，我意识到这个国家机器它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要方方面面地控制和压制社会的活力和它的民主精神、民主尝试和抗争意向。

我在广州长大，那里可以看到香港电视台、TVB之类的电视节目。各种各样的新闻时事节目经常报道游行示威，讨论各种政策议题，在立法会里面辩论啊，质询高官啊，都是特别正常的事情。我在电视机里可以看到台湾的选举是多么轰轰烈烈，我以为选举是很平常的事情，甚至总统选举什么的。因为当时年纪很小，你从电视中接收到的东西，你就认为是自己的社会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高中时期的赵思乐
高中时期的赵思乐
在我9岁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美国轰炸了中国的驻南斯拉夫使馆，广州街头上出现了爱国主义游行。我爸爸就在街边上看。我觉得特别无聊，就跟我爸说：“我们回家吧，你为什么在看这个？”我爸就说：“这个在中国很少见。”当时我就困惑了，就觉得这不是很常见吗？电视机里一天到晚都在游行什么的。但是我也没有问我爸，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去政治化的家庭。 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理解到原来我身处的社会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去了比较北方的地方读大学，就觉得，哦，原来大家都想入党，原来大家从小都看《新闻联播》。我觉得《新闻联播》特别无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想要当公务员，想要入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好像都是特别正常的事情。

讲述人：赵思乐｜美国乔治城大学中国法研究员、前时政记者
赵思乐，1990年生人，前中国时政记者、女权活动人士。自幼在政治空气相对开放的南方都市广州长大，天真地以为自己和香港电视里那些可以上街游行、抗议、选举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直到考入南京大学学习金融工程时，她才意识到，原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在学期间去台湾交换半年，时值2011年台湾大选。民主社会的自由氛围让她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也点燃了她从小心怀的媒体人梦想。大学期间，她开始为设在香港的媒体撰写深度报道，从乌坎村选举、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遭遇的几近覆灭式的打压，到“709家属”艰难跋涉的维权抗争。二十出头的她以超乎年龄的冷静、细腻的文字记录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和被强权碾压的个人，曾多次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和亚洲出版业协会颁发的卓越新闻奖。

2017年，赵思乐在台湾出版《她们的征途：直击、迂回与冲撞，中国女性的公民觉醒之路》。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本书 “通过五位女性抗争者的笑、泪、痛、爱的成长故事，透视中国近30年来复杂跌宕的社会运动，如何兴起，又如何落败。”该书荣获《亚洲周刊》评选的2017年非虚构类”十大好书”。

2018年赵思乐赴美留学，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攻读全球政治与安全的硕士项目，毕业后留任该校亚洲法中心研究员。

有一年我暑假回广州的时候，广州的一些学生正在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竞选人大代表，途中就遇到了种种阻碍。我去做了一个调查报道，完全就是出于兴趣。当时的微博啊、讨论啊，包括整个社会还是有一点点公民社会的空间的。

真正意识到香港、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政治制度的区别，以及这些区别是怎么来的，可能是我去台湾交换那个半年时间里。当时台湾正在举行总统大选。刚刚目睹中国搞基层的人大代表选举受到种种阻碍，你可以想象我到台湾后感受到的那种冲击和对比，当时特别的兴奋。现在想起来是一段很疯狂的岁月。没有钱住在台北，我会睡在台北街头，为了到处去采访政治人物。他们也特别开放，愿意跟我聊。

我在微博上面直播我的台北观察，今天去了哪里，采访了谁，有什么有趣的想法。这些东西被注意到了。《阳光时务周刊》是一个设在香港，但是有很多比较自由化的中国媒体人包括长平老师、张洁平、贾葭他们组成的一个小小的媒体。他们好像特别缺人手，就问我：“你要不要来给我们写稿？” 我就记得当时一个21岁的学生跟这些老师坐在一起，参与政治讨论，一直聊到凌晨两三点。那是一个非常兴奋地、狂飙似的体验，对我爱上公共生活和公共讨论其实是有特别大的影响。

真正参与到记者的工作当中，经受社会运动的洗礼应该是乌坎事件。我从台湾一回到中国大陆就发生了这个事件。又是一个选举，我就觉得特别兴奋，我要去。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进入那个环境说实话是很危险的。现在想起来就是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乌坎事件也让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复杂的、大专题的政治报道。幸运的是，我在那里遇到了张洁平小姐。她长得特别显小，我还问她是不是也是实习生，几天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她是《阳光时务周刊》的采访主任。她带着我到处采访。我们共同写的封面专题获得了2012年香港人权新闻奖——我的第一个人权新闻奖。当时我才22岁。我刚开始的媒体经验其实是很多人的支持、关爱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的吧。

22岁的赵思乐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
22岁的赵思乐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
乌坎可能是开始，但709家属的报道可能是结束。709家属是我报道过的抗争群体里我最欣赏的一群。她们有非常纯粹的理念，成长得非常快，从一开始只是为了自己丈夫的释放去声援或者去抗争，到后来变成一群非常核心的人权捍卫者，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抗争里面、支持各种各样的政治犯和他们的家人。从妻子成长到人权活动家。她们有很多创意型的行动，会把社会生活、个人感情、家庭和对社会、国家所谓的责任感都结合在一起。她们的视角和行动力特别让我赞叹，但是她们的境况也特别让人难过。她们的丈夫也是好几年才能被释放，和她们重聚。 但是即使是那么优秀，那么有行动力和抗争力的抗争者，在那个系统里的角色也几乎是被碾压的情况。她们勉强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却没有办法真正地改变这个结构，或者推进自己的议题。

我会觉得我所了解到的社会运动本身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瓶颈。709家属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成长过程的一个节点。做完那个报道，我觉得我可能见过最美丽的一群人，我现在要去了解一些别的东西，才可以在我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2018我年到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留学，专业是全球政治与安全。我目前在乔治城大学的法学院工作，是亚洲法中心的中国法研究员。

从一开始懵懵懂懂的，到乌坎的时候觉得很不忿——为什么这群人合法要求自己的权利要被打压？到后来的很多报道：包括薄熙来事件、对NGO的打压、最后是709，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我意识到这个国家机器它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要控制和压制社会的活力和抗争力。你可以看到，它是方方面面全面地压制一个社会的活力跟它民主精神、民主尝试和抗争意向，以及它是如何非常精妙的，或者是非常有策略的在设计如何压制和控制这个社会以维持政权的安全。

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同的领导人上台，习近平也好，胡锦涛也好就变一变。其实中国共产党非常有逻辑一致性，他们在各个时期选择对维持自己的政权有利的政策和表现，在国际上的表现也好，对人民的表现也好。在整个报道的过程当中，我对这个政权的了解一步一步地清晰化了。

我写书、做记者，看起来比较多人知道，但其实在经济收入方面是入不敷出的，要自己想很多办法去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我觉得人是可以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不那么被社会认可，但是自己更相信的，更符合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良心、责任感的这样一种生活。比如说我是读金融工程的，我可以不进银行，我可以不去华尔街，我可以不赚很多很多的钱，但我选择一种更符合我自己价值观的一种生活和工作。

因为种种原因，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办法回中国和家人团聚。但是我已经是非常幸运地处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我比其他人有理由在一些必须的时候承担责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个人的担忧和抱怨其实都是特别微不足道的。很多人在中国，哪怕在更加危险的环境当中，也在做着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只能每走一步去看下一步怎么走，去选择最符合我内心渴望和相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