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说，我不管你来的啥病号，你要记住一点，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当时就把我愣住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党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于你的生命。那时我就知道这个党有多邪恶了，有一种恐惧感了。
讲述人：安华托帝｜前外科医生
安华托帝，1963年生于新疆哈密，维吾尔人，父亲是中共第一批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在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团校校长期间赴北京培训，回到新疆后出任乌鲁木齐铁路局运输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
他本人自幼接受汉语教育，1980年参加高考，是当地较早的一批”民考汉”（非汉民族用汉语参加升学考试），原本对军事感兴趣的他却阴差阳错考进医学院。从1985年到1997年，他是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医院肿瘤外科的一名医生。
1995年的一天，依照科室主任的命令，安华托帝取下了一位刚被执行枪决的死刑犯的器官。他清楚地记得，划开那个人的肚皮时，那个人抽搐了一下，渗出来的血染红了他的手术刀。 他知道，那个人还活着。不过，当时的他并没有对主任的命令产生任何质疑——既然是死刑犯，那肯定都是国家的敌人嘛。从小接受的红色教育让他无法跳出禁锢的思维框架。流亡海外后，他才意识到当年所为是对生命何等的蔑视和践踏。
安华托帝也曾试图加入中国共产党，过一种随波逐流的日子。但是当党支书告诉他，在救死扶伤和党支部会议发生冲突时，他必须选择后者时，他体会到这个政党的邪恶和恐怖。
1998年他协助英国的一个摄制组深入新疆腹地，拍摄纪录片《丝绸之路上的死亡》，披露了中共上世纪50年代在新疆从事的核试验使当地人（多为维吾尔人）罹患癌症的比率惊人，比全国平均数高35%。
他做了一个手枪对着头颅开火的手势，告诉美国之音，拍那样一部纪录片“是一定一定会被打头的”。纪录片拍完后，他逃离中国，经土耳其辗转抵达英国。现在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奔走于伦敦的大街小巷。他也曾多次为中共活摘器官的作证，向世人揭露中国当局压迫少数族裔的残忍暴行。
我父母都出生于新疆哈密，在那儿长大。当年铁路修到哈密的时候，父亲就被招收进铁路系统，又被送到北京中央团校去学习。他中共第一批专门培养的为他们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那时候中央团校的校长还是胡耀邦。我爸爸的团校毕业证上还有胡耀邦的章子。
从团校回去以后，他就在乌鲁木齐铁路局工作。我们就成了铁路上的人了。铁路上基本上都是汉族人，少数民族非常少，没有维语学校，所以我就是比较早的一批“民考汉”。从托儿所开始我就学的汉语，后来学了医，1985年我成了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医院肿瘤外科的医生。
最早对共产党的宣传产生怀疑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卓别林的电影解禁。那时候乌鲁木齐有些大商场安装了自动扶梯。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很新鲜，是非常现代化的东西。可是在《摩登时代》里，卓别林在那个上扶梯上跑来跑去。那个电影是一九零几年拍的啊！我说：“电影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东西了。”我爸说：“共产党骗了我们多少年了。”
我爸爸有个姐姐在一九六几年中苏边界大逃亡的时候跑到苏联去了。1990年改革开放以后，中苏关系好了，允许探亲了。1990年我跟我爸爸去苏联，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去探望她。那时当地的电视上就已经有关于共产党存亡问题的争论了。回去的路上，我爸爸就跟我讲：“你要是想在中国发展你的事业，必须入党。”我说：“老爸，你看这共产党都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他说：“不管长得了，长不了，它只要执一天政，你就得当一天的党员。”我说：“行吧，那你给我找两份入党申请书，我抄一下。”
我父亲退休前是是乌鲁木齐铁路局运输学校的党委书记，后来是校长。他抽屉里有很多入党申请书。我抄完了递上交上去以后，我们那个党支部书记，我们叫她指导员，特别高兴。她说下次有党支部扩大会议我就叫你。开会那天刚好我值班，来了个急性阑尾炎的病人，我忙着给他做手术，把开会的事忘得光光的。那个指导员很不高兴，教训我下次注意。第二次开会我没忘，但事情就这么凑巧，那天来了一个急性胰腺炎的病人。三个小时的手术做完了，会也开完了。
第二天早上，那个指导员直接跑来了，气冲冲地说：“我不管你来的啥病号，你要记住一点，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当时就把我愣住了，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党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于你的生命。那个指导员接着说：“你的入党申请书，我给你毁了，你得重新写。”我说：“好。”然后我就再也没写过。她后来问过我几次：“怎么没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啊？”我说：“太忙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党有多邪恶了，有一种恐惧感了。
1995年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们科室的王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想不想做一件很野的事情？” 我说：“当然想去。”因为我是个年轻人，而且医生能有什么野蛮的事情可做呢？他说：“你去手术室，问手术室的护士长要特大号的手术包，叫上两个护士，两个麻醉师，带上你的两个助手，把我们院的那个救护车叫上，明天早上9点半，你在医院门口等我。”我说：“好。”
当时我还蛮兴奋的。我们要干啥也不知道。我就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9点半，他们就来了。我们有两个主任，都姓王，一男一女。他们坐着小车就过来了，说：“你们跟着我们。”我说：“好”，就跳上车跟上了。
从方向上看是去西山医院，结果走到半道儿上，又向左拐过去了, 就开始上山了。我问：“这是去哪儿？”结果那个司机说：“哦，这个是西山刑场。”我说：“你来过？” 他说，他来过不少次，知道这条路。我是第一次来。跟我一起来的那些助手、还有护士一听说是刑场，都吓得不得了。我们到刑场干什么去啊？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敢说话。
西山，顾名思义，到处都是山。我们那两个主任就在那里等我们，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听到枪响就赶快过来。”我说：“好。”然后就想，这儿枪毙人呢，我们来干什么？你要知道，以前这个铁路系统它是半军事化性质管理，每个铁路职工都有那种大沿儿帽和制服，我们当医生的也有。所以呢，命令你得听，不准问，不准反驳，你必须执行命令。我们从小就处在那个环境，都习惯了，枪声就是命令。
过了一段时间就能听到汽车喇叭声音。有汽车过来，还有军人，有人在喊：“立正”，还有吹哨子的声音，那边就开始忙起来了。又过一会儿就听到枪响了，不是一个机枪那种枪，是很多枪同时开枪的那种排子枪。然后就有人说：“快走，快走。”拐进去一看，哟，山脚下躺着十几个被枪毙的，都穿着囚服。头剃得跟我一样（的光头）。子弹从这里打进去（指着后脑勺的位置），把（头颅）前面就打飞了，都是那样的。
有个武警就说：“到最右边那个去。”我们就到那儿去了。我们那两个主任就在那里等着，然后就说：“现在叫你的助手，把这个人的身体抬到车上，赶快做消毒处理，准备手术。”给他们交代的时候，把我叫到一边。他说：“你以最快的速度，把肝脏和两个肾脏给摘下来。”我这才知道，哦，是来干这个的。
我在切的过程中，手术刀这么一下去，这个人就开始有点挣扎，然后我说，哦，他还没死。因为肚皮一拉开，刀口还在出血，那就表明心脏还在跳嘛。很快，大概30分钟、40分钟不到，就把手术做完了。然后我们主任说：“好了，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带着你的人回到医院。记住啊，今天啥事儿都没发生。”我们非常清楚这句话的意思，都说：“是，记住了。今天啥事儿都没发生。”至于那个器官拿到哪儿去了，不知道。
老实说，这件事情当时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们一出生下来，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至于那些被判死刑的人，肯定是坏蛋嘛，肯定是国家的敌人嘛。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人人都有保卫国家的职责，消灭敌人是每个人的义务。我就觉得这有什么，无所谓。直到我出来以后，看到那些在国内看不到的东西，我就觉得，哦，这件事情可能就跟这个（器官活摘）有关，然后就开始感觉到，天啊，心里很沉重。
1994年，有一天还是这个王主任，他跟我说：“你看我们这个肿瘤科，一共才40张床。有10张住的都是你们维族人。”乌鲁木齐铁路局有16万职工家属，只有5000个是少数民族。你想想看，我们40张床，30张分配给16万人，10张分配给5000人。他要是不说那句话，我可能到现在都稀里糊涂的啥也不知道。就是因为他说了，然后我想，对啊，这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就卡在我的脑袋里去了，就天天想这个事。
为啥就是我们得癌症的多？然后就趁业余时间，跑到档案室翻资料，找那些癌症病人的病例，我找了2000多份。我发现发病数量最高的四种癌症是：血癌、肺癌、淋巴癌和甲状腺癌。我又回去翻我们的教科书，发现这四种癌症都有一个共同点——与核辐射有关。
跟核辐射有关，那就太清楚了，所有新疆人都知道，中共在罗布泊实验原子弹，这是公开的秘密。然后我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实验导致我们这的癌症数量特别高。我用了两年时间，从94年开始，到96年的时候，我基本上有了我自己的结论。
1997年底，我来到土耳其，过了两个月，有一个英国的摄制组到了，他们想了解新疆的医疗卫生健康情况。有人把我介绍给他们，说这是一个医生，他应该知道。跟他们聊天时，他们发现，我对肿瘤受害者的病人了解得非常清楚。然后他们说，如果我们想拍一部纪录片，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去。我当时就说行，但是说完以后后怕，吓得晚上睡不着。我回去了被抓住了怎么办呢？但是怕归怕，那个时间到了还是跟他们去了。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拍完。带回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得到的那些资料显示，新疆当地人口癌症发病率要比内地，比全国平均数要高35%。
那种片子（《丝绸之路上的死亡》）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这类题材的纪录片），那是一定一定会打头的。回到土耳其之后，我就跑到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避难，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