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老子与老子注我（八）
检阅历史，我们自然发现，只有当老百姓实在是穷得叮当响的时候，社会管理者，才会克制自身的私欲膨胀。才会对百姓的收刮勒索有所让步。才会采用“黄老之术”以治国。
在共和国历史上有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一个“一大二公”的对农业、农民、农村的社会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以现在的行政乡为一个公社的行政单位。所以说它是大，整个公社的农民都是统一劳动，统一分配。生活在其中的社员，除了有巴掌大块自留地外，就再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我在其中劳动生活了17年。所以，当专家、学者还在喋喋不休地讲什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如何如何科学的时候，我就从心底说这是在专政条件下强行实践的乌托邦幻想。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当时集体劳动的场面和情景：
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乡政府，因为我所在的那个公社原来就叫永兴乡，毛主席一号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永兴公社。我母亲从新政权建立就在这个地方教小学。这是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百姓口中素有“金温江、银郫县，叫花子出在双流县”的顺口溜，当时的温江人说起这顺口溜来是十分自豪的，因为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由李冰开凿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保证着这里无论是遭遇十年不遇的干旱，还是百年难逢的水涝，都能保证家家户户收获像金子一样颜色的稻谷。
我和我母亲1962年下去的那个大队叫前进大队。我们被安插到第十一生产队。因为这个生产队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正缺乏劳动力。我们被生产队安排在一所寺庙的半间厨房里住。这所寺庙已经被没收做生产队的保管库房。原来的大殿，秋收时用来堆放没有晒干的水稻，交完公粮，分了口粮，大殿空了，就又成了生产队开社员大会的场所。原来寺庙还有一个女尼，没收时把后院和厨房留给了她。我和母亲去时，她有一个年龄还很小的女徒弟，当然她们是不再以女尼的身份而也是以公社社员的身份参加劳动了。生产队和她商量（其实也是强迫啦），要她把厨房让出一半，然后叫社员用麦秆夹出墙壁，在这一半当中分出卧室和厨房，我们母子就在这里落户安家，为此，我们还请社员海吃了一顿。
按照生产队的规定，田间没活干的时候，能从大约5里地的县城挑回一担粪，就记五分工，同时还给半斤粮。我刚开始挑粪很吃力，一个半天只能跑一趟，两个肩膀被压红肿，要用衣服折叠来垫上，才能搁置扁担。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最后我达到早晨早去挑一担回来吃早饭，然后上午跑两趟，下午再跑两趟，这样我一天就可以挣25个工分（10个工分算一个劳动日），和2。5斤粮食。就这样，我在社员心中成了能吃苦耐劳的大学生。但由于我在田间劳动时仍没有他们麻利，所以给了我一个绰号：“罗斯文”。
我干活的斯文，自然反衬出他们快捷。而他们的快捷，固然与他们具有熟练的劳动技能有关，也与他们不注意质量，偷工减料，偷尖耍滑有关。
当劳动工分不是计件而是集体记工时的时候，他们的怠工现象就表现得十分明显。生产队长的哨子不吹过三五遍不出工。中间坐下来休息，不把地皮坐穿不复工。吃过午饭后不到太阳西下不出工，更不要说在劳动过程中做假了。这就是为什么集体生产的粮食产量总是上不去的原因。然后是公社虚报产量以邀功，上面就多给计划收购指标把粮食低价收走。因此，我这个壮劳动力，每到春天就没粮吃。就是在这种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伟大的D，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就是不解放农民的手脚。
最后不得不实行包产到户了。也是先从D无法再大包大揽的边远山区做起。当时主管D内农业的二号人物杜润生向被认为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小平建议让农民成立自己的农会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作为靠组织农会起家的小平，却说等考虑考虑再说，以后就再也没有下文。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个在广州最大物流公司打工的人向我哭诉，他们平均月工资1800元（经理还要在每个人的工资中扣除100元进自己的腰包），一个月只能休息两天。都没签正式的用工合同，所谓的加班工资，年终奖金，都是纸上有，实际无的“画饼”。我问他为什么不通过工会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他说谁不知道工会只是个摆设啊。……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靠目前的社会政治机制，只能是奸猾者上升，忠厚者下沉，一个靠行贿上升的人，自然在上升过后要把自己用各种办法筹集到的贿金找回来。比如，深圳市长许宗衡就说他的市长是花了1000万买来的（有人对我说，这个肥缺没有上亿的资金是买不下来的，言下之意是许还故意缩小了贿金数目）。星期一晚上我被一个朋友接出去吃饭，车行到滨海大道时，他对我说，你看那栋摩天高楼，原来那地方是一个事业单位，曾庆红的儿子对那个单位说你们搬走吧，我要在这里建酒店。这个单位就乖乖地搬了。他对我说，三亚是曾家和另一个单名叫“刚”的两家权贵的天下……。
善良的人啊，我们若依然幻想上面是好的，坏是下面的坏，就大错特错了。就连他们中的人也说，我们现在不是腐败，而是腐烂了。最近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驾车投向成都的美国总领事馆，就是公开表明高层已经腐烂的信号。
如此，我们自会明白，当马克思主义的信誉在中国被自称为伟大马克思主义的人搞得信誉倒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用以老子思想为核心的黄老之术治国，而要把自己曾经打翻在地并发誓要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孔子，从新捧起来，还企图以此作为东方文化品牌去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普世价值观比拼软实力。分明叙利亚的统治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屠杀自己的人民，我们却硬要和俄国站在一起投反对票。这就是因为他们看中了儒家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准君弑臣，不准臣弑君的等级秩序，。若有谁想打乱这种秩序，就将被视为“乱臣贼子”毫不手软地诛灭之。1989年六四运动，就是不给正名，对死难者就是不给平反和赔偿，就是当政者内心真实想法的证明。
2012年2月16日星期四于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