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老子与老子注我（七）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每个新建的王朝，一开始都会实行让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让老百姓尽可能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政府则“轻徭薄赋”——最大限度减轻民众的徭力负担，尽量做到收最少的税赋。也就是尽量不做包括对外动用军队打仗等扰民的事。用知识分子的话来说，就是实施“黄老之术”。推翻秦王朝暴政建立起来的西汉政权，就是实行“黄老之术”而让当时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复苏的典型例证。
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是假托黄帝之名和实践老子思想的一个政治理论体系。在以老子思想为主的前提下也吸收了法家和儒家等诸子百家关于国家政治学说中的长处。所以，应是治理社会很管用的政治理念。
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依据事物客观运动的规律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肯定会因差异的客观存在而产生是非，面对民之是非怎么办？“虚静谨听”——主事者应该谦虚冷静谨慎地听取各方的陈述，然后“以法断之”——用大家公认公平的法律断谁对谁错就是了。
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这“毋夺民时”，是说主事者不能随意占用百姓的时间，用现代话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无端地占用老百姓的时间，就是抢夺老百姓的财富。
要求主政者，“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上述主张在汉初几代当政者主政时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汉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社会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社会管理政策。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个皇帝在位时更是身体力行。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是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文帝生活也十分节俭，宫室内车骑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就是休养生息的政策。
汉文帝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
由于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推崇黄老之术，因而对秦以来的严刑酷法进行了清理，形成了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局面。 《汉书》作者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
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一千三百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八百五十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初中央政权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注意到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理解黄老之术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史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以上是公元前中国历史上有过的社会风景，作为一个有着“以史为鉴”c传统的民族，思考今天社会的走向，当无一害而有百益。促我们深思的是，如此好的社会治理理念，为什么总是在王朝新建之初才会被认真执行，一旦民富，当政者的政治思想就会改弦易张。
2012年2月16日星期四于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