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老子与老子注我（六）
如果说“衣食足，礼仪兴”，那在今天的中国，至少在城市中，在国家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到处都应遇到文明有礼，彬彬待人的先生和女士。我们就不会出现以公款消费为前提的大吃大喝，挥霍公共资源的铺张浪费，就不会在既有反贪局又加防贪局的情况下，出现前赴后继的贪官污吏窝案。将近一亿的共产党员，一个个在日常生活的社会行为就当成为其他人效仿的典范。
我们当深思：为什么法家治国，那倡导用法治国的人，往往死得更惨。比如秦国的李斯，这个法家治国的代表人物，将弱小的秦国在短时期内变得国富而军强，但他最后却被五马分尸。武则天时代的来俊臣，历史公认的酷吏。最后不得好死。中华民国时期的戴笠，共和国的康生，都是以恶制恶思想的执行人，他们也都不得善终。
任何先进完美的社会治理方案，都得由人来执行。这里我们就得考量从古到今，人是怎样成为社会最高政治管理者的了。
在尧、舜、禹三代，被一些史家称为是中国原始共产主义时期。那时的公众领袖，都是公认的贤人、圣人。他们的工作很辛苦，所以才有了许由、务光听说要被选举为公众领袖就赶快逃跑，而且还去渭水之滨不停洗自己耳朵的故事。就是到了周王朝的文王时期。作为周人的领袖文王，尽管生产经验和文化知识都十分丰富博学，甚至说他在被囚禁期间，还把八个单卦演绎成了八个重卦，改进和完善了六十四卦的预测体系（这就是死后被谥为“文王”的由来）。但他依然是“戴笠披蓑”执杖立田，带头从事农业生产之人。
中国历史上一致认为是禹不再让贤，直接把王位传给儿子启，开始了中国政治家天下的历史。
从此最高社会管理权，就只有如下途径获得：
一． 个人确有本领，领导一批人打倒前任管理者而获得，这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国家的原因。就连毛泽东都说，农民起义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
二． 父传子承，世袭获得。
三． 阴谋篡政。比如王莽、赵匡胤。
翻阅中国历史，以自己个人本领带领大家推翻暴政之人获得社会最高管理权的人，即使从秦王朝数起，一直数到今天，也不会超过20人。在世袭过程中能体恤民情表现优秀的也不超过20人，阴谋篡政，昏聩无能，胡作非为的则可以一把一把地抓出来，远远超过了前二者的总和还要多。
就以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权体制来看，当年黄炎培到延安参观。就说了中国政治难逃前面说的怪圈。M当时拍着胸脯说。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有科学的理论，先进的政党，绝对会把中国引向人类最为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是以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为全党学习整风的文件。让全国人民看到这党的确不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队伍。其实当时在延安生活的王实味就已经从细节觉察到了中共高层依然不能克服权贵观念在骨子里的作祟。正是在那极为艰难艰苦条件下就以萌芽的权贵思想，形成了到今天不仅没有取消，反而更加细致周到的对省部级高官全面周到的特供制度。而M也实际上成了戴着马克思帽子的秦始皇。这个D在全面继承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就是不继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之后，应还政于民，自动让自己消亡的理论。从而也让我们看到了M还在位时，这个D内的权力争斗就已十分激烈而残酷。
因此，在这种人治环境下，不管是什么思想，什么理论，甚至什么主义，都只能变成政治家谋取私利的工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我们高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就针对周恩来的讲话说了一句名言：任何主义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当时是狠批了人家。时间证明尼赫鲁的确是了不起的政治家，而我们……
中国人长期处于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清明政治，相信有好皇帝，好清官的幻想中，我希望大家去翻翻中国历史，正如我前面说的，几千年来，有几个好皇帝，几个包青天。然后我们该不该继续追问为什么只有几个好皇帝，几个包青天。
1989年的六四运动，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若按胡耀邦、赵紫阳路线，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就和经济改革同了步。当时示威游行的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就是反腐败。邓小平最后说，我们的腐败我们自己能反，学生反腐败是假，夺取政权才是真。正是清华大学学生在国庆游行打出过的“小平，你好！”的小平，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关键时刻停了下来。我不否认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我也不能不说他是把一党私利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的政治家。我这里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当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研究的杜润生向他建议农村应该有农民自己的农会时，他就含糊应之而不采纳。这就是他骨子里坚持一党专政的明证。
当一个政党始终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时候，要想层层出好官，就难上加难了。因为我在前面说了。从干支命理看，只有财官俱旺的人才会对政治，对权势感兴趣。正官旺相而有制的人，具有守正的基本性格。只有官印相生有情的人，才会为官正直，而不胡来。若是以财生官，而且必须要财才能生起官星时，这个人对财很感兴趣的同时，还会积极学习研究投机取巧的才干。在一切由书记总览的制度下，进行感情投资，就成了组织人事制度腐败的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普遍看到的官场腐败，其实是用人制度上早已腐败开始的。这也就是历朝历代，贪污腐败者多如牛毛，廉洁奉公者少若星辰的根本原因。
因此，中国政治的清明，中国社会的美好，不是年前开的文化体制改革决议所能解决的，更不是抓几个惩处几个贪官就能解决的，必须从政治领域的人事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做起。
2012年2月15日星期三于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