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老子与老子注我（三）
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管理。要想管理社会的政策正确，首先就得对人的本性有一个最基本最真切的了解。法家认定人性恶的观点，其实是对人的本性十分粗糙的判断。
比如说人性恶的原因，来自于人是自私的动物。其实，这是对人进行粗疏观察后所下的普遍性结论，我在长期观察中发现，有的人固然天生就有自私的表现，比如，我就看到一个尚在吃奶的婴儿，即使自己已经吃饱了，也绝对不愿意别的婴儿吮吸她母亲的乳头；但我也观察到有的婴儿对别的婴儿吃自己母亲的母乳，却并不反感。我看到有的小孩，一看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马上就要完全占为己有，大人要他送人，就会本能地把东西放到身后，而不许别人染指；而有的小孩面对自己所喜的东西，，只需大人教一次，以后就会主动地先敬人，而不会吃霸王食。所以，我要说无私，也是有的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法家说人之初，性本恶，是以偏概全，是一个很不周延的定义。从这个角度考察，我们既要允许天生自私的人存在，也得教育其私欲不能无限膨胀。若一个人将自己的私欲无限放大，让其无限膨胀，甚至为了一己之私，而大量占有、掠夺、破坏同类生命需要的生存空间，并为此不惜伤害同类的时候，这不受节制的私欲就是恶的根源。
法家从这个角度出发，认定人的私欲必须得到约束，从而制订出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严厉打击不遵守社会规则的人。这应当是正确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法家的主张是没错的。那么为什么秦王朝却因为用法家思想治国而早亡呢？这就是法家在其治国理论体系中没有解决一部公平合理的社会法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产生，又如何保证法的执行不出偏差。显然，让一群或自私或不自私的人来制定一部公平合理的社会法，就已经有了很大的难度，若再由自私的人在毫无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做社会法的执行者，要这些本性自私的人不徇私枉法，就更难啦。韩非的弟子李斯为秦王朝制定了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堪称是世界上最严密完善的社会管理法。当他自己要从秦国出逃时，也被人利用他订的这部法给挡在了秦国境内而动弹不得，最后被五马分尸处死。
因此，本是正确的法家思想，运用到具体政治实践时，就出现了是由少数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基于牢牢控制多数人的目的而制定的社会法。这就又涉及到了法的本质的讨论。记得读大学时，考试汉姆拉比法典时，无论是教育部统编的教材，还是主讲老师要求的答案，都要说汉姆拉比法典，是人类有阶级以来第一部保护奴隶主利益的法典。我当时也是这样答的。后来通过进一步反思，我认为汉姆拉比法典，当是为保护奴隶主长远利益从而限制其短期行为的一部相对说来对奴隶有一定好处的法典。在阶级社会里，法律肯定是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但也会为了长远的利益而出台一些限制其短视行为的法律法规。新中国成立后很快消灭了阶级，然后宣称我们是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在一个无阶级对立的社会，制定社会法的目的当是为了保护社会所有成员的生存权，但是我们看中国的法制史，就会发现，在制订社会法的时候，制订者首先想到的是控制而不是保护。比如，从秦朝李斯设计的“连坐法”到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始终贯彻着一个如何让当政者便于社会管理的原则，从来不是考虑社会成员如何在这个制度下生存得更自由的原则出发。改革开放快要40年了。这个户籍制度给国人带来的不便和歧视，已经被哭诉，被声讨多年了，但就是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原因就在于这个户籍制度虽然不利于农民进城定居，不利于农民工子女的求学，不利于公民的就业安家，等等，但是却有利于当政者的控制管理。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六十年间，我们制订了五部宪法。为了能让人接受，我说得委婉点，修改了五次宪法。就是这60年间经过五次修改的宪法，我看在不久的将来还得进行大修改。前面提到在十年文革时，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被批判，被焚烧。唯有法家的东西得到肯定。毛泽东就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应当说他是法家到家了的人，但是让我们看到的是法家无法。毛泽东就是最后最高的法，国家主席刘少奇因其惨死，位居二把手的周恩来无力保护自己的干女，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不敢要求救出自己的儿子。被写进宪法的接班人林彪一家居然最后不得不外逃并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舌。。。。当毛泽东的画像还高挂城楼的时候，有人喊出“我的父亲是李刚”，还值得奇怪吗？！
到目前为止，人大已经制定了多少法，恐怕一个专业律师也难于为我们列数。这如牛毛一样多的法，其中有多少是服务性的，有多少是管理性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深切地感受到。即使本来是服务大众的法，也会被执行者变魔术似地演变成管理大众的法。即便被人看出法被变了味，你也会得到这样的辩辞，中国人太多，素质太低，没有自觉性，只有奴性。所以，咱得拿着鞭子吼着执法，才能管好他们。。。。
正是在这种思维理念下，我们的维稳经费才会年年追加，而社会则呈现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而不去想，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政治怪圈要怎样做才能得到本质改变。
2012年2月12日星期日于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