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老子与老子注我（二）
要准确理解老子的思想，还需有文字学的功夫。
我国的文字，是以象形、会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有好多字，就是反映或者说代表了造字者当时的思想。比如：
道字：就是一个人脸在路上的意思。显然这个人脸的方向也就是行走的方向。
德字：本义就是得。得和德的不同处在于，得，表示的是要太阳升出地平线一寸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才能得以交往，也才能有所得。古时到了晚上，没有电灯，最多靠火把、松明照路或照亮房间。在幽幽松明下，连对方脸的神态和表情都难以看清，这个时候进行各有所得的交换，是很难做到各自所得是各所应得。因此人际交往基本处于隔绝、停止的状态。所以，古人强调得，必须是在太阳升起以后。“德”字是十目一心和双人合在一起的会意。也就是说人之所得是经过5个人见证并一致认可的。这时的得，就有得其所应得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字后来被引申为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得到公众和社会认可的“德”的由来。
圣字的繁体字是耳、口、王组合的会意。表示的是古之圣人具有耳聪的特点，和说的话很管用的特点。也就是说古代公认的圣人，一定是善于听取八方意见，综合八方信息，经过大脑缜密分析思考后，说出能够正确适时地指导群体从事生产活动的话。也就是对民众有教化作用。这里要注意的是，古人造圣字，首先强调的是“善于听取来自各方不同意见、不同声音的人”。
教字：，旁边的反文，千万不要把它想成就是文明的文。是手拿鞭子高高举起的象形。这个字十分形象地告诉我们，所谓的教，就是用鞭子强迫子女从小养成孝顺父母的习惯。由于自己一般是舍不得痛打自己的子女的，所以，为了让子女成材，古时就有了易子而教（交换子女进行严格的打骂教育）。后来转变为交给老师教。所以古代师塾的老师都有一块戒尺，家长就是在旁边看到老师使劲打自己的孩子，即使眼看手掌被打肿了，屁股被打红了，当父母的也只有背着哭的份。不但不能上前阻止。还要代子女感谢老师，对老师说，打得好。严师才能出高徒。
学：这个学的繁体字，就更是子女在高压下学习的写照。“子”的上面是一个罩子，罩子上面是两只手拿着交叉的棍棒。这就是民间常说的“不打不成人，黄荆条子出好人”的写照。
契：是将木块用刀劈开的象形。后来作为契约的契，是把一个信物、信约，剖成两半，订约双方各执一半以为凭证的意思。
彻：繁体字的彻，左边是“鬲”的象形，右边是一只手持棍棒。我在《大盂鼎铭文》释读一文中，详细考证了这个鬲字，在古代具有“户”的意思。这在今天云南的景颇族和西藏藏族中依然可以看到其代表“户”的痕迹。就是一家人围在一口鼎锅前，吃饭，商量家事和睡觉，行政管理者，只要数鼎锅，也就是数火坑，（藏族叫锅庄）就可以知道有好多家人。这也用在军队上，当年庞涓和孙膑斗法，孙膑就是用减灶的办法来麻痹庞涓，让庞涓误以为孙膑的军队因逃兵增多在大量减员。从而产生轻敌情绪，疾行冒进，陷入孙膑早已设下的重兵埋伏圈。所以，这个“彻”，有强行拿走，从上到下彻底打碎的意思。
要理解老子的思想，还得清楚老子生活的时代。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被史家称作春秋的历史时期，具体年限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而老子的生卒年月大约在公元前571年到公元前471年。老子字伯阳，谥号聃，又称李耳（古时“老”和“李”同音；“聃”和“耳”同义），是当时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 曾作过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员）。周王朝的历史分西周和东周两部分，西周代表周天子还能号召诸侯的时代，东周则代表王室衰落，周天子已经没有能力号召诸侯，神州大地呈现诸侯割据的时代。《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书的开篇说得好。“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基本上概括了神州大地国家政治现状的规律。诸侯割据的春秋时期，自然滋长着再次合一的要求。怎样把几十个诸侯国统一起来，就成了诸子百家热烈讨论的话题。各诸侯也想尽快扩张壮大，取代日益衰微的周王室而成为“天子”（天之骄子）。史家之所以把这段历史称为春秋时期，是因孔子修订的《春秋》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或四十四年（前476年）为止（也有学者认为应到三家灭智（前453年）或三家分晋（前403年）），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据史书记载，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我在《罗汉揭秘文选》中有关于孔子干支命理的分析），如此，老子比孔子20岁。孔子向老子请问易经之事，就不会是道家的瞎编和附会。
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纷争给思想家带来了人类社会该何去何从的必然思考。于是产生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神州大地中华民族该结成一个怎样的社会过日子，成了当时的中心话题。通过争鸣出现了如下几种观点：
以老子为代表的政府应“无为而治“的观点。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应回到以周礼为代表的有严格等级秩序的社会去。这个等级，在现实生活中，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在精神层面，则是仁、义、礼、智、信。孔子企图以此精神的东西，来达到君臣、父子之间在绝对等级秩序下的和谐。儒家深信人性本善，所以，只要在相应的音乐声中教之以礼，人们就会怀着喜悦的心情，君臣共庆、父子同乐。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定人性本恶，周王室的衰微，就在于只讲毫无威慑力的“礼”，从而被恶的人性使其“礼崩乐坏”的。所以对于人的管理，必须用强制性的严刑峻法，才能使其规规矩矩。
还有一派叫墨家。以墨翟为代表，他在政治上提出了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翟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 ”来充当； 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 ，发扬兼爱，实行义政，否则，就是非法的。墨子出生于公元前出生于前468年，死于公元前376年。墨子是生活在中国历史从春秋时期向战国时期转变的阶段。小时候受教的老师是儒家，但纵观他的思想，则是跳出了儒家，而兼有老子道家的观点。
后来以秦始皇为代表的统治者，开启了以法家思想治理国家的先河。结果被史家批评秦王朝是因为行暴政而迅速灭亡，代之以起的是汉王朝，汉朝在刘邦之后，是“文景之治”。也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由于这两个皇帝奉行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使得汉初凋敝的社会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刘彻，也就是汉武帝即位，出于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开启了中国历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中国从此延续了几千年。
其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出第一次出现了被史家称为“小康”的社会。史家认定社会为“小康”的条件是。“民富国也强的”，由于民富，所以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路上掉的东西、没人捡；晚上开着门睡觉，没人来偷）。而这个时期恰好是知识界讨论《老子》、《易经》、《庄子》三玄最盛的历史时期。接下来是唐王朝唐太宗在位的“贞观之治”时期，史家也认为那时的社会具有小康的色彩。而唐王朝初期不仅把老子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更认定自己就是老子的后人。当然，这是他们为了宣称自己虽然来自少数民族，但统治中国却具有道的合理性的伎俩。（老子最后是骑青牛出关，唐王朝则是突厥族的一支，从关外入住中原，所以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人回来了，还真有点联系。）
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宣布孔子的政治学说为封建糟粕，特别是十年文革，几千年的孔圣人一下子被革命者打翻在地，贱称为“孔老二”，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历史来了个“罢黜百家，独尊韩非（法家）”的时代。。。。
又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也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自己打翻在地的孔子急急忙忙地扶了起来，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那样狂建上万所的孔子学院。2011年，甚至在天安门广场推出孔子塑像。由于不管放到哪里，都和毛泽东的卦象刺眼地对应。（为了不给自己落下太大的政治笑话和政治讽刺，几天后又才悄悄拉走）。。。。
从上面我简短的历史梳理，大家可以做如下思考：
一． 法家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主张治国以法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在哪里？
二． 儒家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主张治国以礼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又在哪里？
三． 法治和礼治在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为什么都是失败的？
四． 为什么一旦统治者奉行“黄老之术”，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小康”盛景。
五． 为什么我们在国内要悄悄地复活孔子，在国外要以孔子为商标推销东方文化品牌，而不再高举马克思？
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