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年因癌症去世。当初一直说的是肝癌。现在认定为胆囊癌。看我们从去世时间的干支呈象，是否能找出病因端倪：
乙丑
己卯
乙未
8岁起运：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
一． 从年月日三柱的干支组合，我们足以发现，日主肝脏的确大旺成病。而胆囊，乃是依肝而存。按中医理论，乙木属肝，甲木属胆。己土属脾。在这年月日的干支组合中，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日干乙木虽然坐支未地，为乙木临墓，但是生于卯月，为临官。更有年干乙木透出，若再注意到月卯与日未构成半三合木局，乙木之旺，过矣。
二． 月干己土属脾，临于卯月为临病地。日支虽有未土为其根，但已被卯月令半三合向木，己土只能依托年支丑，丑为水库，因此，属于脾的己土偏寒，而懂中医的人都知道，脾喜燥。如此，寒湿之脾，自然不能助胃。因此。日主有先天的脾土不健，胃纳不好。肝气过旺，则是与生俱来的显像。
三． 既然显像为肝经过旺，为何确诊却是胆囊癌变。这在干支呈象中也展现得十分明显:甲木主胆，临于卯月为帝旺，所以胆囊也处于过旺的病态。过旺的乙木甲木，自然喜泄而不喜克。但是年月日三柱干支显示的却无一耗泄之五行。（未中丁火因卯未半三合而闭）。
四． 由于日主去世后被医生进行了病理解剖。所以，我猜测其去世时间或为辛巳，或为甲申，或为乙酉。而这三个时辰中，又以辛巳时的可能性大。我为什么做如此推定，个中玄机，望易友指出。
如果说孙中山的逝世时间还只有年月日，我虽然推定了去世时辰，毕竟还有待于进一步印证。宋庆龄的去世时间则相当准确完整。据报道宋庆龄于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在北京去世。其干支呈象为：
辛酉
癸巳
丁未
戊戌
大运倒推：1岁起运：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据病情公告“宋庆龄副委员长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经多方治疗，未见好转。曾多次出现发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14日晚，突发寒战高热，热度达摄氏40.2度，伴有严重心力衰竭。”现在我们来看干支显像是否与之相符：
1． 月干癸水与日干丁火近冲，是心肾交战得冠心病的显像。
2． 丁火属心，坐支未土为燥土，临于四月为帝旺，心火炽热过重。
3． 辛金为肺，年支酉与月支巳半三合金局，作为癸水七杀强有力的后援。
4． 时柱戊戌为燥土，未邀月令地支巳暗拱午火，燥土不生金。燥土也使丁火无源。这就是癸丁交战丁火必败的原因。
5． 医告淋巴性白血病也在于此：火主血，巳午未主火、主热；巳酉丑三合金。因此，整个干支呈象为，火生燥土，燥土脆金，脆金生水转化为红血球极度减损，白血球极度增加。用中医的说法，是极热化极寒。其病症表现就是寒战高热。
那么，这样的即时干支呈象，能否反映其一生际遇呢？我们试用史实结合命理分析：
一．1915年10月25日22岁的她。还在丁亥大运的尾运中。大运亥引动了原局四个地支，这就是她去美国读书（巳亥冲）、然后毕业回国，途径日本，经自己大姐推荐做孙中山秘书，从而和孙迅速恋爱并不顾家人反对与之结婚的命理显像。因为亥中有丁火夫星壬水正官，有丁火渴望的人生理想、希望得到英雄呵护的正印甲木。
二．日支未为夫宫，癸水夫星临于未为入墓，应于时戌，也为衰地。这，也就预示了宋庆龄的夫君，其寿不长。
三．1915年为乙卯。乙卯既为丁火偏印，也是癸水夫星临长生。所以，就孙中山而言，是得到了革命伴侣，人生知己；就宋庆龄来说，则是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依托。卯，既合动了子女宫和夫宫，也冲动了年支酉金偏财——为此，不惜和父母反目，孙中山也差点失去自己革命的财政支持（宋庆龄父亲是同盟会管募集经费的司库）。这一命理显像和历史事实之间，不能看成是偶然的巧合。
四．我们再看他们结婚日的干支呈象：
1915年10月25日
乙卯
丙戌
己丑
乙木偏官坐支于卯。且在年柱，说明宋庆龄不会迟婚。而且，其结婚对象必然很有能力，且是和自己父母同辈之人。乙木临于戌月为墓地。临于丑为衰。这也显示其在33岁前必有丧夫之痛。年干乙木生丙火，丙火生己土，这一显像，更说明她必因夫君之爱而颇有声名。年支卯与月支戌合而为火。整个干支呈象是旺火生湿土。显示宋庆龄一方面脾土堪佳，另一方面也显示她将因肝胆和肠道湿热而生淋巴癌。
五．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魂归天国。从宋庆龄去世的时间看，其大运当在戊子大运的尾运中。从行大运戊子开始戊土就与局中癸水要合而向火。但因坐支子水，这合，却又不化。子与夫宫未相害。宋庆龄自身的身体在这些年也多有不适。
六．我们再从宋庆龄的角度看孙中山逝世时间的干支显像：
乙丑
己卯
乙未
天干两比均通根月令，己土偏财通根年、日。但是日支未已和月支卯合而向木。己土偏财被三面尅定无疑。财不能生官。更何况日主是以父为夫。财者父也，夫也。众比共尅一己，夫君岂能得生？
七．现在我们再回到宋庆龄逝世时间的干支呈象，看其一生。
辛酉
癸巳
丁未
戊戌
大运倒推：1岁起运：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1． 丁火坐支未土，得月令帝旺，身大旺无疑。
2． 大旺之火喜泄。时柱戊戌伤官，则为全局喜神。这就是从命理看她与“宋庆龄儿童基金会”紧密相连的由来。
3． 但若如此，我们就要问，宋庆龄为什么无子。他和孙中山结婚后是怀过孕的，但在身怀六甲之时，因逃避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的炮火过程中而流产。在命理上，则有日支未与时支戌，都是燥土而相刑。一个未土加两个戊土是为三，三者过也。这和“财多不富”，“官多不荣”的命理一样，食伤多者，反而少子，甚至无子。
4． 若按旧时命理，夫宫为墓，食伤三重，显然会被定为尅夫命的干支呈象。这也就让我们很好理解，为什么宋庆龄在孙中山去世时才31到32岁的她，从此不再婚的原因。
八．食伤主秀，丁火被癸水近尅。主雕琢。所以，宋庆龄又是天生的颇有形象气质的秀外慧中的美人胚子。
九．时柱主晚年，既然时柱是喜神，所以，宋庆龄的晚年十分自由而舒心。我去过她在上海的故居。想当年，前有白鸽振翅蓝天，后有绿茵如梦的大花园。不摆谱，不张扬的她，确已足享人间荣华。
2010年9月25日星期六
附：孙中山与宋庆龄相关资料
1925年3月12日，一场基督徒式的葬礼在协和大礼堂举行，这是早年是一名外科医生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孙中山的葬礼。孙中山生命最后两个月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协和度过的。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抱病来到北京，连日来不断加重的肝病，让他都已无力宣读那300字的“入京宣言”。此后，有人建议他到东郊民巷的德国医院去，他说：“东郊民巷是租界，我不去。”并最终选择了协和医院。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
在协和门诊楼四层的病案室仓库内，数以万计用牛皮纸袋封存的病案被整齐地插放在病案柜内，近四十排的病案架将这个楼顶仓库占据得只能留有工作人员查找病案的有限空间。
浩如烟海的病案查找起来并不困难，"所有病案都按尾号排序加色标的分类方法，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准确地抽调所需病案。"在协和病案室工作将近半个世纪的第二代病案室负责人马家润老人对这里再熟悉不过："邓小平、孙中山、蒋介石都在这儿看过病，不过，他们的病案并没有单独列区。"指着身后一排排病案，马老说，名人病案并不特殊保管，"因为单独处理更容易暴露身份，不利于保管"。
从92年前开展病案管理这一工作始，协和里的病案没有一份遭遇销毁，但丢失过，名人病案是被偷或被借的重点。现存的孙中山先生的病案就并不完整。
有关孙中山病案，有两个方向内容值得了解：一是孙中山究竟得什么病而逝？二是日本人是怎么偷走他的病理报告的？
曾经整理过孙中山病案的马家润老人回忆称，"孙中山病案标号为'9954'，英文书写，上面记载显示：'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住院的时间为1925年1月26日。在此之前的10年中，他曾有过消化道不适的症状。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他的上腹出现了一个包块。随着包块的增大，孙中山先生越来越感到不舒服，身体十分虚弱。1925年2月18日孙中山出院，出院诊断为肝癌，3月12日在院外逝世。'"
"孙中山逝世后，遗体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进行尸体病理检查，尸检病理结果证实孙中山为胆囊腺癌伴有胆囊管梗阻，直接扩展到肝及横膈。"马家润说。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家媒体、文字材料都记录孙中山死于肝癌。马老称，澄清这一误传是在7年前。"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讨论交流孙中山先生的历史事迹，台湾的学者一直认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协和医院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展示了孙中山的尸检病理报告，报告了其病死于胆囊癌的真相。"这一重大消息的发布使台湾学者非常惊奇，看到病理报告的台湾学者确信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事实，死于肝癌的说法得以澄清。
与孙中山死因之谜相并而引人关注的还有关于其病案被日本人借走不还的历史事件。
目前在协和医院保存的孙中山先生的病历为全英文，报告上孙中山先生的名字为"孙逸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技术人员曾来到协和医院病案科，对病历进行了拍摄，对纸张的质地、薄厚、颜色等各项指标进行了鉴定。这份病案包括封面、首页、尸检病理报告，连图片在内共有13页，但这只是整个病案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在1942年被日本人借走，至今未还。
日本人是怎么借走孙中山病案的？马老讲述："1942年，日本曾接管过一段协和医院，大概是3月2日那天，日本人把孙中山病理检查标本、肝脏检查的一个标本一并拿走，只留下了个借条，但现在那张借条也丢了。"
孙中山临终遗嘱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帖 点击数： 3659 更新时间：2008-1-13 18:14:29
国事遗嘱
余至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作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
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家事遗嘱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孙文 三月十一补
至苏联政府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于被
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上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
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
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
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
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曾留有三份遗嘱, 即著名的《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起草孙中山先生遗嘱时，公推吴稚晖。然而，文字极为酸腐。于是，汪精卫郑重起草总理
遗嘱。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先生吃力地在遗嘱上签字。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署笔记者。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先生临终前, 于病榻上还曾对他的家属和挚友们口授了他的“第四份遗嘱”——《一个基督徒的遗嘱》:
“我是一个基督徒, 受上帝之命, 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 也要人知道,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本是基督徒, 与魔鬼战斗40余年, 尔等亦当如是战斗, 更当信靠上帝。”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他要求用基督教的仪式殡葬。
长期以来，不少人都以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是汪精卫起草的。但国民党中一些元老级人物，如于右任、张继等，在生前写的一些回忆文章中，却十分肯定的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的起草者是吴稚晖。他们回忆说，中山先生遗嘱产生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一些国民军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邀孙先生北上指导“一切建设大计”。于是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衡等二十余人，乘永丰号军舰经上海、日本，12月31日抵达北京。
由于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孙中山先生得了肝癌。加之此次北上，长途跋涉，操劳不息，使得病情加重。到达北京仅五天，孙中山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
接受手术前，孙中山曾下一手谕，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五人组成政治委员会。孙中山先生曾明确指示：对于重要事情，均由该会议而后决行。并以黄昌谷为秘书（称书记），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为顾问。
1925年2月20日，孙中山病重，西医和中医均回天乏术。众人一致认为，不如趁先生还清醒时，请示遗言。
于是随孙服侍诸人便推选中山先生之子孙科、舅子宋子文、连襟孔祥熙和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汪精卫，带着由政治委员会已拟定的遗嘱草稿，代表大家恳请中山先生留言。
中山先生开始不肯留言，后经众人多次恳求，中山先生始说:“你们要我说甚么，有没有为我考虑？”汪精卫说：“我们已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可以念给先生听一听吗？”中山先生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听罢。”
于是，汪精卫就把由政治委员会起草，并经众人反复讨论修改的遗嘱草稿，念给中山先生听。
据于右任回忆，遗嘱草稿共有两篇，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内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之《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等等。）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内容是：（余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对这两份遗嘱，中山先生表示满意，但当时并未签字。
三月十一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但神志尚清醒，自知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乃对守护在病床前的亲属和汪精卫等人说：“我可能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念给我听的两篇稿子拿来，我签字。”
汪精卫就把遗嘱稿和墨水笔呈上，中山先生吃力地在遗嘱稿上签了字。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衡、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对中山先生临终前签字认可的遗嘱稿，于右任曾在一篇悼念吴稚晖的文章中说：“民国14年，国父在北京患病，成立北京政治委员会，稚老与我皆任委员，……这时鲍罗廷是委员会的顾问，稚老与鲍罗廷初次交手时即一字不让，后来讨论遗嘱时与鲍罗廷的争论更加激烈。……国父遗嘱的完成，吴先生有大力焉。”
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张继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肯定的认为，中山先生的遗嘱是吴稚晖起草的。张继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总理（孙中山）病危时，于右任认为万一不幸，应有诏告国人之遗命、遗诰、遗训，名称未定。吴稚晖针对于右任的意见提出：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建议用“遗嘱”二字。
原稿由吴稚晖起草后，众人再三商榷修改，乃改为今文，兆铭(江精卫)亦为修改者之一，并非如党史纪要所称：于是兆铭等申请总理预备对同志之遗言，由兆铭笔记。
由此可见，中山先生的遗嘱，是由于右任提议，政治委员会讨论内容和名称，吴稚晖起草，众人反复商榷修改后，在中山先生病危时，由江精卫向中山先生口述，经中山先生审听签字而成。
汪精卫是国父孙中山先生遗嘱的重要修改人、见证人和笔记者，但并不是遗嘱的最初
起草人。
1980年下半年以来，宋庆龄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高烧，甚至于卧床不起。1981年2月5日，陪伴她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这给本来已十分虚弱的宋庆龄以沉重的打击。
李燕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927年，年仅16岁的李燕娥由一个姓谭的广东老太太介绍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当女佣。她见到宋庆龄的第一天就说：“我要服务您一辈子，夫人。”这位纯朴的农家女子果真实现了她的诺言。几十年中，她除了精心照料宋庆龄的日常生活外，还替她传递文件，陪她外出参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宋庆龄也从来没有把她当作仆人看待，一直亲切地称她为“李姐”。50多年的风风雨雨，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悲痛万分的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笔给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姐后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最后两句话的下面，宋庆龄还专门画上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
应该说这是宋庆龄在生前对李姐对自己身后葬到何处所做的 遗言。说明她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作出的最后决定——安葬到父母身边，活着不能尽孝，死后要尽忠尽孝。
应该说，她作为国家领导人也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在父母身边尽忠尽孝的思想，说明她的选择也不是没有一番道理的。
另外，作为“宋氏三姐妹”，庆龄爱国、美龄爱权、霭龄爱钱，这是人人共知的。再说海峡两岸没有统一，山河破碎也是庆龄不愿意看到的。她虽然多次想让妹妹归来，也是情有可原的。在她心目中，国事也是家事，家事也是国事。作为家中二姐，她更愿意看到国统家圆。所以她不葬在南京紫金山而与父母合葬，是在给她的妹妹和弟弟做榜样，呼唤他们的归来和国家的和平统一。
再者，她的生前友好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是她的传记作者，在《宋庆龄》一书中作了最好的诠释，他说：
“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脑中，永远不曾有过‘特殊’两个字。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而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李燕娥的骨灰盒迁返上海之前，宋庆龄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一边念叨着：“李姐，李姐！”一边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久久不愿离去。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4月2日，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李姐骨灰安葬仪式。宋庆龄赠送了花圈，墓碑上写着“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一个普通保姆与共和国副主席之间长达50多年的忠心与至爱的对话，就这样永恒地载入人间最美好的篇章。
人们没有想到，当宋庆龄为李姐送行的时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经接近尾声。
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诊宋庆龄患了白血病。
宋庆龄病重后，政治局常委委托邓颖超代表中央去看望她。
邓颖超匆匆来到宋庆龄的家里。以前她常来这里，和宋庆龄一起在花园漫步，看宋庆龄安详地饲喂鸽子。现在，她却无心观景赏鸽，径直走进宋庆龄的卧室。
非常了解宋庆龄的邓颖超知道，宋庆龄心头还压着一个多年未了的愿望，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整整60年血与火的严峻考验，真正是牢不可破。她很早就希望入党。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她就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我相信共产党。”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当有人问她营救了多少中共地下党员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时，她回答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所以我的心情特别愉快。”1937年，她与在她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云谈工作时，突然把声音放低问道：“我算不算共产党员？”中共地下党组织让李云回答她：“你同共产党员一样！”她满意地点点头。1957年4月，她又正式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达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去看望宋庆龄，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和服从，但她的眼中含着晶莹的泪花。
事实上，中共中央确实对她绝不见外。1956年，中国共产党邀请她列席第八次代表大会；1957年，党中央决定宋庆龄作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从50年代起，中共中央就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她看。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为什么这样做呢？刘少奇有个权威的解释：“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切负责同志。”
邓颖超坐在宋庆龄的床前，拉着她的手，两人进行了亲切知心的谈话。邓颖超真诚地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副委员长，你现在还想提出入党申请吗？”
宋庆龄欣喜地点头表示同意，同时又明确地对邓颖超说：“不要再称呼我副委员长。”
邓颖超笑着说：“称您宋庆龄同志好吗？”
宋庆龄内心充满喜悦，含笑频频点头。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经过紧急抢救，第二天早晨体温下降，神志清醒。她再次向前去看望她的邓颖超、彭真和王光美提出入党要求，并且接连重复了三遍。邓颖超等人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她加入共产党，并立即报告了党中央。
15日上午10时30分，宋庆龄的入党要求直接报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处。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16日上午，邓小平专程来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她，衷心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宋庆龄望着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
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一结束，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廖承志便驱车直奔宋庆龄家里，告诉她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既是她个人的骄傲，也是党和国家的光荣。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宋庆龄副委员长病情的公告第一号。这一举动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公告全文如下：
宋庆龄副委员长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经多方治疗，未见好转。曾多次出现发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14日晚，突发寒战高热，热度达摄氏40.2度，伴有严重心力衰竭。目前病情危急，正在积极抢救治疗。
尽管人们对于宋庆龄的病情恶化已有预感，但公告还是使各界人士极为震惊。寄往宋庆龄家里的慰问信件每天少则百封，多则数百封。
20日上午9时，宋庆龄同一直守护在她病榻旁边的廖承志做了一次相当长的谈话。这已经是她病情非常危急的时候了，一句话带两声喘地谈了足足20分钟。
廖承志的广东腔北京话，她常常听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话，讲起来也非常费力。他们只好用英文来交谈。
“叔婆，您觉得怎样？”廖承志叫她。这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以来，廖承志和姐姐廖梦醒尊称宋庆龄的专用语。宋庆龄强睁着眼睛，一直不停地望着他。她说话时虽然舌头已有些僵硬，但是还可以听得很清楚：“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宋庆龄指的是成为正式党员和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弥留之际的宋庆龄喘得很厉害，要说一句完整的话极为吃力。廖承志很紧张地俯身侧耳去听，他感到不能再让她痛苦地勉强讲话了，说道：“叔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宋庆龄点头了。因高度体温烧得通红的面颊浮上了一丝满意的笑容，并且还一再点了头。那以后，她就处于半昏睡状态中，再也没有能力开口讲话了。
廖承志后来向人们解释道：“她病重之前，就向侍候在旁的邹韬奋夫人沈大姐再三说过，并且把同样的内容也向她的小保姆说过，如果她有什么问题，要送到上海，埋在她父亲、母亲和已经逝世的同宋主席同甘共苦50多年的李姐的墓旁。并且还向沈大姐说了墓地应如何安置，还画了简单图样。”
22日，宋庆龄惟一健在的弟弟宋子良从美国纽约发来慰问电。
廖承志先生转孙逸仙夫人：
获悉你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而祈祷。
宋子良
同一天，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和她的丈夫张家恭，专程从旧金山赶来北京，看望了她们病中的祖母宋庆龄。25日，她们再一次看望祖母。孙穗英、孙穗华轻声叫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从旧金山来看您了。”这时，宋庆龄睁开双眼看着她们，微微颔首。孙穗英姐妹又连连呼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多爱您啊！希望您早日痊愈。”宋庆龄听后，面露激动之色，并再三颔首。
尽管人们都在心中默祷着使人心灵窒息的噩耗不要闯来，但人的生命毕竟是有止境的。大限终于来了。
1981年5月28日晚上11点多，宋庆龄已经恶化的病情开始急转直下。卫生部的领导和专家进行了紧急抢救。抢救工作持续了20多个小时，终于无效。5月29日晚8时1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宋庆龄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外孙女戴成功和其他亲属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昂、黄寿珍、陈燕，在抢救期间，都守候在她的病床前，一直到她停止呼吸。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决定举行国葬，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即赶往宋庆龄的住宅，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宋庆龄遗体致哀。
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当晚分别打电报给宋庆龄在美国、台湾和香港的亲属，告知宋庆龄不幸逝世的消息，并表示沉痛的哀悼。这些亲属是：宋美龄、孙科的夫人陈淑英、宋子良和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侄孙满、孙乾、蒋经国、蒋纬国、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仪、孔令俊等，长孙孙治平、次孙孙治强。同时发表公告，欢迎宋庆龄在台湾的亲属和好友前来参加丧礼。中华航空公司专机可到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一切费用由宋庆龄治丧委员会支付。
遗憾的是，6月1日，台北电报局给北京长途电信局发来“加急业务公电”，表示“拒绝收受”。
6月2日下午，首都近百万群众伫立在长安街两旁，目送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遗体移送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6月3日，首都万人集会，隆重追悼宋庆龄名誉主席。追悼会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对宋庆龄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70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宋庆龄逝世后，世界各国领导人、政党、友好人士和团体的唁电、唁函像雪片般飞来，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举行了吊唁活动。
6月4日晨，宋庆龄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由专机从北京移送上海。当天上午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隆重举行了安葬仪式。在哀乐声中，宋庆龄的骨灰安然放入洁白如玉的大理石墓穴。墓碑上镌刻着：
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和战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却不愿挤进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分享孙中山先生的光辉，而心甘情愿地同她的父母和“李姐”葬在一起。她是人民的女儿，堪称万代楷模。
请允许我用宋庆龄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作为本书的结束语：“假如一切事情要再重复一次的话，我还是愿意同样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