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1890－1948年），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他1890年出生，1948年11月13日凌晨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戊子
癸亥
壬寅
壬寅
大运逆排：8岁起运：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一．这个自杀时间的干支组合，十分显豁地显示了陈布雷虽为蒋介石的文胆，国策顾问，但自身却是水木清华，思想清纯，文采出众，出污泥不染，一如夏日荷叶荷花，洁身自爱之人：
1．从天干看日元壬水左右一为癸水，一为壬水。
2．这里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年月戊癸之合，其合不能看做向火，而要看成向水。所以，整个命局是水势一片清澄。
3．月、日、时支中各有甲木食神发越水五行之秀气。但因没有透干，所以，一生始终只能是蒋介石的幕僚高参。
4．日、时两寅，也是妻宫两重之象。陈布雷一生前后娶两妻，也是事实。
5．日、时两寅中皆有年干戊土之旺根，也可以说年干戊土通根日、时，戊土为偏官，如果说在33岁前戊土因癸水近合而向水。使整个干支组合呈现水木清华之象。那么进入33岁以后的命限，这戊土就再无合癸向水之心。这戊土可以看成壬水日元的领导、领袖蒋介石。蒋介石既与他不同心，但又使得他终身不能离弃。这就是造成陈布雷随着岁月递进，出现人格分裂，内心苦痛的命理显像。
二．结合大运看，从28岁起，行庚申、辛酉大运和壬戌大运的壬运，旺水得旺印生扶帮衬，正是日元壬水文采俊秀，大显书生意气的25年。53岁起行戌运。戌与寅暗夹午火三合火局，使年干戊土势强。因此，从此开始的戊癸合，就不再向水，而是向火转化。火乃日元壬水之财。若不深入思考，肯定会认为是日主才能大显，财源猛进的好时机。若果真如此，日元壬水断无自杀之理。深入考察五行命理。则会发现，寅与戌暗邀之午火与壬有合，而壬丁之合的走向是木，是日元壬水之伤官。伤官尅官。也就是说日元壬水与戊土偏官在内心上的不合，只有与日剧增之势。1948年戊子，年柱伏吟，是自己跟随的领袖日子难过之显像。癸亥月，既有亥子丑三会北方水势之加强，也有寅亥合木伤官气势之加剧。壬寅日，乃鬼曹临日。安眠而去，自合命理。
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在父亲自杀19年后又6天的1967年11月19日深夜，在上海华东局的住地跳楼自杀。
丁未
辛亥
丁亥
辛亥
大运逆排：3岁又8个月起运：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
一． 这个干支组合又十分清晰地为我们显示了日元丁火为什么不听父亲“远离政治”的话，要为理想奋斗一生：
1． 丁火坐支亥水为临胎地，月、日、时三亥，日主丁火从17岁起就心怀正义和理想。直到为此自杀。
2． 那么丁火日元的正义理想是什么呢？亥中有甲木正印，壬水正官。日元丁火身上流淌着的是其父的正直清廉。壬水大气主正直，甲木刚直主正义仁慈。当她不听父言，加入共产党，甚至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故意落到父亲卧室，都说明她当时的确认为共产党的一切主张都代表着真理和正义。1947年被捕入狱，也没有叛变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儿童工作部部长。这一切都说明了丁火日元具有天真童心之浓烈。
二． 整个人生可分为两段：
1． 前段为年月干支显示：年支未与月支亥暗夹卯木，卯木为丁火偏印，既显示了日主33岁前是个地下工作者，也表示了33岁前日主暗中信仰一种偏离常道的理想，并因为这一理想支持自己和众多的官杀抗争。
2． 后段为33岁后，日元丁火被财杀所困。按照盲派命理，“地支三亥孤苦怜”，从北京到上海的她，已是与夫君离婚，虽有子女但却不能坦诚沟通，怎不为自己曾经选择的理想和事业无助地迷茫。
三．1947年28岁。流年丁亥。大运己酉。财滋七杀不说，单看天干三丁，按照盲派口诀也是“三顶多恶疾，手足也自伤”。她和丈夫的被捕。正是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有人叛变所致。
四．1967年又是进入辛亥大运亥运之时。遭小人围攻。有口难辨的她，还曾在临死前的1966年，去过一趟北京，到她曾经上班的团中央儿童工作部怀旧，足以说明，她对自身曾为之献出生命、爱情的理想有多么憧憬。当她决定从11楼宿舍破窗一跳之前，肯定想到了自己父亲的告诫，魂游了自己在云南、在重庆、在北京的历历往事。。。。。
2010年9月23日星期四
附：有关陈布雷和陈琏的相关资料：
陈布雷（1890～1948年）中国浙江慈溪人。
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即今日的浙江省宁波中学），后转入宁波效实中学（即今日的宁波市效实中学），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即今日的浙江大学）。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12～1920年在宁波效实中学、宁波师范学校等校任教。1920年赴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韦氏大学字典》，后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安葬于杭州市九溪社区上海市总工会疗养院2号楼东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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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890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
陈布雷手迹
1907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就学
1911年毕业，名列第四名
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
1927年与潘公展同至南昌见蒋介石
同年加入国民党，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1928年，辞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职，赴上海任《时事周报》总主笔，创办《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随蒋介石赴北平。
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其间，1930年曾赴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
1934年5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
1936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
1946年任国府委员。
1947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1948年11月13日自杀亡故，终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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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历程
才华出众，报界奇才
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陈布雷大传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响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抗战时期，如椽之笔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人生的一个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爱憎分明，私德无量
他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
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御用”写手，编织谎言
在民族大义上，国共可以团结御辱，但是，国共两党毕竟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陈布雷毕竟是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自杀身亡，死得必然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
陈布雷和女儿--两代悲歌
事实上，陈布雷的死因非常复杂。综观陈布雷的一生，笔者认为，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这一步的必然结果。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这些，大概都是最终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陈布雷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深重灾难的一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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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陈布雷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与陈诚并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武将”。
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文稿无数，有诸多名句广为流传。如蒋介石在著名的庐山谈话中的“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等等。
但是，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老蒋看到这个报告的文本后，眼红了，生气地把报告摔到陈布雷的面前说：“看人家写得多好!”言下之意是：你从来没替我写过这么好的文章。当时，陈布雷也按捺不住，便顶了一句：“人家可是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我不如人家，你呢？没有我代笔，你怕寸步难行。直把老蒋气得几乎要晕过去。
淮海战役失利之后，蒋介石在军政会议上，也表达了与崇桢皇帝相近的意思。大意为他如何如何英明，手下则腐败无能。追随蒋介石多年的陈布雷，见委员长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不反躬自省，反而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不禁脱口而出：“一派胡言！”蒋介石愣了半天，脸色铁青地用家乡话说：“书生误国，看错人了。……散会！"，后来，陈布雷自杀了。
就文章而论，陈布雷与毛泽东的高下，自然泾渭分明。这个高与低，取决于文章本身技巧吗？当然不是。古人早就说过：“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
“文以识为主”，这个“识”字，指的是“见识”，“远见卓识”，它从何而来呢？一点也离不开世界观。（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2年第1期《陈布雷为什么写不过毛泽东》）
陈布雷也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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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蒋介石启用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因学生时代脸蛋圆胖，同学以英文bread(面包)称之，中文谐音“布雷”。
蒋介石的文胆武将陈布雷（左）和陈诚
陈布雷早年为《申报》撰稿，后来任《商报》编辑部主任，文字俊雅，长于时事政论。 陈果夫早就看出陈布雷是可用之才，时常把国民党圈内的决策透露给他。陈布雷据此评析时局，给外界造成“有先见之明”的感觉。1926年春起，陈布雷屡屡撰文评论国共关系，断言中国是“最不适于试行共产之国家”，中国革命“舍国民党莫属”。同年11月，陈果夫转呈总司令求贤若渴之意，坚请陈布雷和潘公展去南昌谒蒋。接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面试，蒋介石目光中闪射出睥睨一切的寒光，吓得衣饰讲究的潘公展眼光闪缩，举止僵硬。“眸不正则心术邪”，笃信相术的蒋介石对潘公展泛起一丝反感。陈布雷嘴瘪唇翘，头发蓬松，像是一个埋头做文章的书呆子。蒋介石问以如何对付上海的工人运动，潘公展抢答在先：“总司令自有妙策。”此类等于交白卷的讨好是不受蒋介石赏识的。正襟危坐的陈布雷用谦卑的口气回答道：“愚见是否以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造成猛虎出山之势，然后用帮会势力打头阵……”蒋介石微微点头，对他俩的取舍之意已定。
落选的潘公展先期返沪，陈布雷入迁总司令部居住，继续接受考察。笔试的题目是“告黄埔同学书”，按照蒋介石指示的要点，用校长和总司令的口气写。陈布雷凝思片刻，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蒋介石看过文稿，点头称许。3月，陈布雷辞别蒋介石，5月赴宁，接受中央党部书记长职位。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首席侍从，如影随形地服侍蒋介石，专心致志处理党政机要，撰写书信文告。堆积如山的文件，矛盾百出的情报，一经他整理，很快就变成条理分明、言简意赅的汇总情报，供蒋介石审批、决策。蒋介石“著作等身”，陈布雷是主要代笔人。蒋介石著名的《西安半月记》 ，陈布雷曾说是他执笔的。至于蒋介石的文告、演讲辞，十之八九出自陈布雷之手。而他本人笔耕一生，却没有传世文集。对蒋介石而言，陈布雷可谓忠贞可鉴，竭力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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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情况
陈布雷的亲属和晚辈，在道德传承上与他有相通之处，但所走的人生道路却大不相同，没有人学他的愚忠，走他走过的政治道路。
陈训慈(字叔谅)，陈布雷的二弟，毕业于东南大学，曾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图书馆馆长。陈布雷的三位同父异母的弟弟，陈训余、陈训惠、陈训愿都曾留学日本，从事过新闻工作。陈训惠在抗战期间曾任外交部亚东司专员，1949年在驻智利领事任上得知新中国成立，即宣布脱离台湾国民党当局，以起义人员的身份投奔新中国，在北京任职于国际关系研究所。陈训愿迁居美国，在91岁高龄之际回乡探亲祭祖，随同他“回家看看”的海外子女眷属和孙辈共15人。陈训愿老先生感叹道：“快一个世纪了，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故乡湖光山色之美，胜于当年！”
陈布雷有7子2女，以“正直平凡”四个字教导子女，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官场的恶浊，因此严禁子女参与政治。长子陈迟成为农产品专家，次子陈过成为内科专家，三子陈适后来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授，四子陈迈任上海铁路局工程师，六子陈遂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专业。
陈布雷虽然不赞成子女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在抗战期间，却积极鼓励晚辈从军救国。1943年末，陈布雷得知侄儿陈迨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十分高兴，写信勉励。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三子陈适(时在同济大学学习测量专业)积极报名加入炮兵；四子陈迈(时在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主动报名参加工兵。陈布雷知道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题为《送迈儿从军至璧山》。幼子陈远因未到从军年龄，在体检时揣了几块石头在口袋里，以增加体重。
在陈布雷众多子女中，二女儿陈琏的经历最具传奇色彩。陈琏出生之时，其母即去世。陈布雷将丧妻之痛推归于小陈琏，把在襁褓中的她扔出窗外。幸而陈琏命不该绝，被窗外的天棚接住。外婆担负起扶养她的职责。后来陈琏一度跟随父亲生活。陈布雷对女儿心怀愧疚，因此对她格外关爱。然而，陈琏选择了一条与其父分道扬镳的道路。1939年7月陈琏在高中期间加入了共产党。皖南事变后，宣布与家庭决裂。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部长。文革中她却被诬陷为叛徒和国民党的孝子贤孙，1967年11月19日，陈琏写下遗书，跳楼自杀，结束了才48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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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儿共赴自杀路
陈琏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她出生于1919年，在她出生后不久，母亲杨品仙就患产褥热去世。
陈布雷和女儿--两代悲歌
情深的陈布雷把这一悲剧归罪到了女儿身上，一天精神失常竟将哇哇啼哭的小陈琏塞进了痰盂。当惊闻哭声的家人们赶来相救时，陈布雷却疯狂地将陈琏扔往窗外，幸亏窗户外的篾棚托住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女婴。清醒后的陈布雷得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后，十分内疚不安，至此倍加疼爱陈琏，并当即为其取了乳名“怜儿”。 长大后的陈琏和陈布雷在政治道路选择上南辕北辙，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后暗中加入了中共，并于抗战胜利后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北平学委书记袁永熙结为夫妻。但不久就在1947年9月双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因为没有暴露其中共党员的身份，被陈布雷保释。
1948年11月，陈布雷有感于蒋介石政府的即将破灭而自杀。陈琏得知父亲死讯，十分难过与痛苦，政治理念上的选择并没有割断父女之间血浓于水的情谊。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陈琏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便是全国解放后袁永熙因被捕遭到开除党籍(后重新入党)处理时，夫妻二人还是相互勉励，度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家庭生活。
1956年，身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袁永熙又因为旧话重提，被降职为校长助理。怜儿此时知道丈夫冤枉，加倍疼爱，试图用自己的温情来抚平丈夫心中的创伤。然而，整风时什么话都没有说过的袁永熙稀里糊涂地又变成了清华大学党内“最大的右派”，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领导们出于对怜儿的“关爱”，反复动员怜儿和袁永熙离婚。为了自己身边的3个儿女，38岁的怜儿离开了情深似海的丈夫，走上了自己独自抚养3个儿女的道路。后来怜儿下决心离开北京到上海，临行前抱着袁永熙的外甥女孙士询哭道：我所以下决心离开北京，是因为在北京走到哪里，都会想起一些事情而心酸。现在孩子渐渐大了，我怎么对他们讲你舅舅的事？
怜儿至死未再婚。但每次从上海去北京开会，都要约孙士询到自己的房间住上一夜，为的就是打听了解袁永熙的近况。每一次都是边听边哽咽着流泪到天明。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也曾在195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为怜儿关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报告带头鼓掌，连称讲得好，但她还是摆脱不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命运，“叛徒”的帽子又戴到了怜儿的头上。周围的压力，儿女们的诘问，怜儿感到浑身是嘴也无法说清楚。她大概想起了父亲，理解了父亲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1967年11月19日的早晨，怜儿穿着一身整洁的衣服，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楼上飘然而下。人们从她的书桌上发现了遗书：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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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陈布雷之间的唱和
1941年11月，正逢郭沫若先生的五十寿辰，同时又是其从事创作活动25年纪念，为庆贺这位在历史研究、文学创作中有卓越贡献的文化巨匠，全国许多地方都举行了纪念活动。郭沫若所在的重庆自不用说，远至香港、延安、桂林等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反映出郭沫若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
当时，重庆的庆贺活动最多、规模最大。时在蒋介石身边任职，被人称为“文胆”的陈布雷，也作为活动的发起人，欣然参加到这次活动之中。
陈布雷先生早年是著名的报人，因文笔犀利、说理周全、文采斐然而名重一时。陈布雷与郭沫若，早在北伐时期就见过面。陈当时曾对郭表示过真挚的仰慕：“今日一睹沫若先生风姿，真乃三生有幸。”他们两人早年在上海从事文字工作，亦有惺惺相惜的互敬。此时，陈布雷虽在国民党上层任职，但他文人气极重，一般人很难进入他的视线，可对真正文人，他还是相当诚挚的。当别人拿来请发起人签名的“郭沫若50诞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庆祝缘起”的横轴时，陈布雷欣然签上自己名字。从后来的情况看，做郭沫若纪念活动发起人，他是乐意的，也是认真的。
11月16日这一天，重庆大规模庆祝活动开始。当天，陈布雷写了一封热情而真挚的信，表达他的衷心祝愿：
沫若先生大鉴：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
弟陈布雷谨上
《三叶集》是郭沫若早年与宗白华、田汉三人相互通信的结集，其中倾吐青春豪气，追索人生意义，探讨诗文真谛……闪烁着耀眼的光华。出版之后，风靡一时。陈布雷专门提及此书，正表达了当时的强烈印象。
这封信有两句话颇可表现陈布雷当时的心情：一为“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这正是旧时文人从政后常常发出的感叹。陈布雷当年文采风流，是很愿意在文坛上有一番作为的，不料涉足政坛，为人操刀，此中苦衷，难为外人言，故有此感叹。另一句“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从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陈布雷虽身在政坛高层，但文人习性大致未改，对官场的那一套颇不适应，故内心并不舒畅。此时借向文化人庆贺之际，真情吐露，也极有感染人的地方。
文之不足，陈布雷还在信后附上一组诗，表达庆贺之忱：
郭沫若君五十初度，朋辈为举行二十五周年创作纪念，诗以贺之。
滟滪奔流一派开，少年挥笔动风雷，
低徊海澨高吟日，犹似秋潮万马来。
（先生以文艺创作公于世，似在民国十年前，时余同客海上。）
搜奇甲骨著高文，籀史重徵起一军，
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
（君客居东邦，以甲骨金文理董古史，著作斐然。）
刻骨酸辛藕断丝，国门归棹恰当时，
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
（七七变起，君自东瀛别妻孥归国，当时有“别妇抛雏断藕丝”“登舟三宿见旌旗”句，为时传诵。）
长空雁侣振秋风，相惜文心脉脉通，
巫岫云开新国运，祝君彩笔老犹龙。
这一组诗，从郭沫若当时的影响，写到他的业绩成就；从他的作为，写到诗者的真诚祝愿。对于久不作诗的陈布雷，这也实在是极为难得的。
接到陈布雷的贺函及贺诗，郭沫若亦情不自禁。他也赶紧回陈布雷一函，函后附有步陈布雷诗原韵的和诗一组：
畏垒先生赐鉴：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猥蒙发起纪念；并叠赐手书勖勉，寿以瑶章，感慰之情，铭刻肝肺。敬用原韵，勉成俚句以见志。良知邯郸学步，徒贻笑于大方，特亦不能自已耳。尚乞教正，为幸。
专复敬颂
时祉
弟 郭沫若
顿首十一、二十三
步韵和诗是这样写的：
一
茅塞深深未易开，何从渊默听惊雷，
知非知命浑无似，幸有春风天际来。
二
欲求无愧怕临文，学卫难能过右军，
樗栎散材绳墨外，只堪酒战策功勋。
三
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
饭蔬饮水遗规在，三绝韦编爻象词。
四
高山长水仰清风，翊赞精诚天地通，
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
敬步原韵呈畏垒先生教沫若初稿
“畏垒”是陈布雷的笔名，当年曾以此署名而名动一时。郭沫若在此以“畏垒”相称，自然有对其当时才情、笔力的推重，也回应了陈布雷“时余同客海上”间的惺惺相惜之忱。
郭沫若和诗写成之后，将它们与陈布雷之诗一并交给重庆《大公报》。这两组唱和之诗于11月28日同时在该报刊出。在两组诗的前面，编者还加了一段按语：
11月16日，郭沫若先生五十生日，在渝友人为举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陈先生贻书，有“国运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之语，旋复赠以此诗，郭先生得之甚喜，即贺四律。
《大公报》发表这两组诗的第二天，另一家《扫荡报》也予以刊出，一时引起很大反响。作为蒋介石“文胆”这样特别身份的陈布雷，对文化人郭沫若表现出的真挚及相通之情，透露出其书生内心的许多信息。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位先期以才思横溢、笔扫千军一时闻名，后来却成为代“领袖”操刀的文人的复杂心境，确实有可以格外珍重的地方。（
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缘何与女儿共赴自杀路
陈琏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她出生于1919年，在她出生后不久，母亲杨品仙就患产褥热去世。
1939年，她瞒着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华东局宣传部勒令陈琏交待“历史问题”，她从11楼跳下自杀。1979年，陈琏被平反，胡耀邦称之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抗日战争开始，陈布雷举家西迁。到重庆后，为防日寇空袭，他把自己的家与不少官员的家都安在重庆以北的北碚，把陈琏安排在北碚国立二中女生部读书。二中的学生大多来自江浙一带的沦陷区，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陈琏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39年7月，她就瞒着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与其父完全不同的道路。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成了北碚地区的一大新闻，气得继母王允默不断地向陈布雷告状。
那时众所周知，陈布雷在国民党上层大名鼎鼎，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国策顾问”、侍从室二处主任，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在1939年暑期陈琏考取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之后，陈布雷鼓励她专攻技术，不要参加政治活动，说“政治太肮脏了”。陈琏针锋相对地反驳父亲说：“阿爸，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抗日救亡急不可缓。政府只是口喊抗日，却老是‘转移’、‘迂回’，难道要躲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当喇嘛吗？你也不是没有看到，蒋介石的至亲孔祥熙他们大发国难财、荒淫无耻？我绝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但也绝不能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父亲只能无奈地叹口气说：“你们青年人要求进步，我不会阻挡。但是你也要设身处地地为我这个做父亲的想一想——我在政府任职，你若是竖起一面反政府的旗帜，别人会怎么说？我也是为了抗战、为了救国呀！”他说着说着连连咳嗽，陈琏忙上前扶着父亲的肩头，轻轻地为他捶着，又端来一杯茶水，请父亲饮茶止咳。
有一天，陈琏佯装无意，把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遗落”在陈布雷卧室的案头。后来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父女在一起闲谈。陈布雷拿出了那本书交给陈琏并叹了口气说：“琏儿，你前次忘了一本书在我房里。我多次说过，希望你体会阿爸的苦心，不要从事政治活动，静心读书。俗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陈琏正要辩解，父亲说：“不要说了，家里不谈政治。”
1948年11月13日凌晨，极度抑郁的陈布雷对蒋介石彻底失望，服了大量巴比妥自尽。
陈琏，这个家庭的叛逆者，在西南联大从事进步民主活动。在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的1941年初，因受到反动势力威胁离开学校到云南边远地区做秘密工作。1942年经南方局安排，从云南转至重庆，进入中央大学读书。抗战胜利后，她和她的恋人袁永熙（原西南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昆明一二一运动和后来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先后来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并在北平结婚。1947年9月，因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他们俩双双被捕，后经保释出狱。党组织决定把陈琏和袁永熙送到解放区。1949年2月初，他们被送到石家庄与中央青委汇合，十几天后再次进入北平。
在充满欢腾和激动的1949年春天，袁永熙和陈琏都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袁永熙先在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后调到清华大学。陈琏先在少年儿童部当秘书主任，后被提升为副部长、部长，并当选为青年团第二届和第三届的中央委员和常委。
万万没有想到风和日丽一变为狂风暴雨。1957年，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换届后还是党委常委的袁永熙，突然被宣布为“右派分子”，并被当作“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进行批斗，还上了《人民日报》。陈琏与袁永熙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相识，她深知袁永熙对共产党和自己的理想信念的忠诚，袁永熙怎么可能站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边去呢？
1958年初，当组织上把清华大学党委对袁永熙的处分决定通知陈琏的时候，她才明白袁永熙竟然真地被确定为“右派分子”。这个晴天霹雳把她打得懵懵的：“‘革命’是多么残酷啊！同志一转眼就被打成敌人！我成了‘右派’的妻子，子女成了‘右派’的孩子！自己的家里出现了‘敌人’，我以后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怎么做少先队的工作……”
与此同时，陈琏也遭受到从未经历过的“憎恨、嘲笑、蔑视、侮辱”。陈琏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连串的痛苦折磨着。在那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年代，政治高压笼罩着神州大地。陈琏在重庆中央大学时的同室好友陶琴薰，这时候在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几年中工作认真、小心翼翼，也突然被定为“右派”。总工会国际部负责人认为她不该划为“右派”，但是上级领导人说：“陶希圣（注：抗战胜利后，陶希圣做过《中央日报》总主笔和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女儿，单凭这一点，也够了！”“那么我这陈布雷的女儿，又会怎么样呢？”
这时候，一位陈琏本来尊敬的原先做青年工作的领导人之一、现时清华大学的领导人——袁永熙的顶头上司，正襟危坐地开导陈琏说：“袁永熙的堕落不是偶然的。他长期与党貌合神离，一旦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恶性发作，终于背叛革命，跌入反革命的深渊……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你是老党员了，一定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现在相当多的同志至今对党内右派还恨不起来，他们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其实斯大林早就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正是这样，党内右派最容易迷惑人，危害也就更大！”及此，这位领导人还帮她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感情总是带有阶级性的。陈琏同志，你是坚强的。过去，你坚决与反动父亲决裂，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非凡勇气，赢得了同志们的钦佩。现在革命深入了，阶级关系和革命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你应该比过去更成熟。我相信你不会长期被温情所困扰，党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陈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不语。
不久，儿子在幼儿园受到小朋友们的欺侮，说他是“大右派、大坏蛋的儿子”。儿子回到家问妈妈：“爸爸是右派吗？右派和地主、特务一样坏吗？”陈琏一下把孩子紧紧抱起，让他紧伏在自己的肩上，不让他看见妈妈的脸上滔滔不绝的泪水。但是孩子从妈妈胸部不停地颤动，知道妈妈在伤心流泪……
从此，陈琏与袁永熙不断地进行彻夜深谈。在又一次彻夜深谈中，袁永熙提出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除了离婚，别无选择。陈琏最后只得应声道：“为了我们的神圣事业，只好再做一次自我牺牲吧！”
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华东局，急需一批干部。陈琏要求组织把她调去。在一次会议上，她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说她要求调到上海去，便劝她说：“你还是留在北京好，中央更了解你。”这在重庆红岩就很熟悉的南方局的老领导对她的关爱使她很感动，但她不肯改变决心离京的初衷。临行前，她请袁永熙的姐姐袁永懿的女儿——比陈琏只小8岁的孙士询帮助安排，让三个孩子临行前去看看爸爸。这时候的袁永熙，已在昌平县长城脚下过了几年“苏武牧羊”式的劳改生活，孤身一人放牛喂猪，成了“摘帽右派”，并已得到通知即将到河北省南宫县去继续“改造”，没想到临行前竟能看到5年没见面的三个孩子。他不停地亲他们，并抱着他们去逛公园，给他们买礼物，欢欢喜喜地玩了一天。孙士询带孩子们回到陈琏那里，和陈琏与小弟弟挤躺在一张床上，陈琏一夜流泪到天明。以后陈琏和袁永熙还通过几封信，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他俩的合影。等和孙士询分手时，陈琏对她说：“这些年，他也不容易……你告诉他，叫他多保重……孩子，我能管起来，他不用牵挂……”说着说着，陈琏泪流满面，忽然一把抱住袁永熙的这位外甥女，伏在她的肩头痛哭起来，宣泄了被久久硬抑着的情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在华东局机关首先拿夏征农同志开刀。他几次到华东局宣传部煽风点火，亲自督战。多次揭批夏征农的大会，尽管很多人都气势汹汹，陈琏总是作沉思状，躲坐在一个角落，一言不发。会前会后，她也不贴一张大字报。处里的同志问她对批斗夏征农有什么看法，她说：“我觉得夏征农这个人不错，很民主，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搞！”
的确，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她不能理解；对于发生在全国的一片混乱和灾难，她更感到不安。她想：这就是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进行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期间，她有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她原来非常熟悉的团中央所在地。没想到这里也变了——大院里一片混乱，原先整洁的院墙糊满了大字报。她一向十分敬重的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等人，脖子上都挂着黑牌子，被红卫兵抓着脊梁上的衣服，从窗户里提了出来，强按着头示众。她闭着双眼，不愿多看，并含着眼泪，带着更多的困惑和忧虑，扭头匆匆离开，也离开同样乱糟糟的北京。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发往全国，各地立即刮起“抓叛徒”的狂风。4月，华东局就在“一月风暴”的余威下，把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1967年11月17日，华东局宣传部召开全体大会，勒令陈琏交待“历史问题”，一切污言秽语向她劈头盖脸地泼来。会后，她被押送回家。一到家，押送者就动手抄家，翻箱倒柜，从箱底翻出陈琏一直珍藏着的她和袁永熙的合影。
“好大的胆子，她竟敢保存和右派老公的合影！”
陈琏紧闭着嘴，沉默不语。押送者走后，陈琏放声痛哭，哭声极其凄惨。第二天，她来到已待过六七年的办公室，就像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和她说一句话，都远远地躲着她……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用“革命”的姿态来包装自己。
这一天，陈琏在令人窒息的压力和孤独中度过。19日是星期天，她起床以后，就忙于收拾房间，清点孩子们的衣物。午睡后，她洗澡换衣，还把脏衣服洗净晾好，像平常一样丝毫不麻烦保姆。家里静悄悄的，只有小儿子和保姆两人在休息。她悄悄地问保姆，星期天了，大儿子怎么没有回来？这说明她很想和大儿子再见一面，而忘记了是她自己让大儿子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晚饭后，她问保姆还有多少布票，请她给女儿和小儿子添置衣服，又把两张银行存折交给保姆保管。保姆和小儿子睡后，她走进自己的卧室。深夜，她从所住的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破窗而下，一声巨响，惨死在地面上。
“浩劫”终于过去，冤案终于平反。胡耀邦同志为纪念陈琏写了八个大字：“家庭叛逆，女中豪杰”。这“家庭”当然是指她出生的原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那样的家庭。（炎黄世界杂志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