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由单个的个人，因两性结合而生儿育女。从而人类得以等比级数地滋生繁衍。从这个角度思考，那么人类还真就是一如西方人说的，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中国的说法，则为五百年前是一家。既如此，人类为什么不应和睦相处。
社会的产生，乃是家族繁衍的无限扩大。从而原本亲者，日益疏远。疏远到最后以生存标准定敌友：利我生存者为友，害我生存者为敌。因此，人类之所以纷争不休，战争不断。无非是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斗。那么，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才能避免人类自残？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恩格斯的一句名言：贪欲和权势欲，是推动历史的杠杆。这句话，笔者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准确的。恩格斯的确揭示了人有自私贪婪的本性。但是，请注意，我这里用的是“人”而非“人类”。因为我们从命理研究中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自私自利之徒，但也的确有大公无私之人。比如，以财官为喜之人，在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目标上，就具有极大的野心和热情，以比劫食伤为喜的人，就容易路见不平，拔刀而起，同情弱者，不惧强者，眼睛里夹不得半点沙。是他们的本质人性。身旺而官杀也旺者，善于管理，喜欢管人。食伤旺者，则喜欢过一切透明不受拘束的生活，
我第一次产生对社会的独立思考，是20岁就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是共和国第一批少先队员。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我目睹了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知识分子对新世界的热情迎接与期待，希望从此能过上阳光明媚、舒心自由的生活。我更是以朝气蓬勃的心态吸收着新知。名字也改成了“罗建中”。然而，1957年就十分滑稽地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真让人哭笑不得。
我是1956年考进川大历史系的。应当说，到1957年春天，我还是一年级的大学生。毛泽东以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且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于是在希望社会更加美好的愿望的驱动下，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的热情真正释放了出来。大鳴大放大字报在校园里形成了铺天盖地之势，而我和几个同学却一直抱着看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对鸣放出来的意见还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后来团组织却下达了任务，共青团员必须帮助党整风，每人每天必须写一张大字报。在这种命令下，我写了我在鸣放中的第一张大字报，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标题为“辩护”。内容是写我亲眼目睹生物系的冯元春在男生宿舍门口遭人吐口水谩骂的事，我认为，即使她有错误，也不应该对其进行人身攻击，一个学生物的，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我们要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对她进行人道主义的教育”。。。。。这张大字报，直到今天我依然认定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没有丝毫的错误。但在当时，就犯了大忌，第一，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第二。居然要为极右分子辩护。
更可笑的是，这张大字报是在吃过晚饭后贴出去的。恰好当天晚上苍天刮了一场特别大风，第二天早晨起来，校园里所有的大字报，都成了清洁工帚下的垃圾。我的大字报除了当时和我同寝室的少数两三个同学知道外，无一人知晓。
最后，是在班上宣布无一右派。运动进入总结阶段，要人人谈学习感想的时候，我在发言中，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看法。从而以自己写的那张大字报为例。。。。后来有同学私下悄悄告诉我，因为主政四川党政工作的李井泉下达了必须在大学生中抓3%到5%右派的运动指标。年级党支部正苦于完不成任务的当口，我的自投罗网，自然是皆大欢喜的事。
我最初对右派的可怕命运并无深刻思考，以为是日常的组织生活会，错了检讨了，也就了了。随着团籍的被开除，政治上的歧视压迫日趋严重，迫使我在1958年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幸被人及时抢救（这里要说的是，因抢救我的生命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最后是在我于学校勤工俭学中的所得中扣除了的）昏迷7天过后而复生。
在这种政治歧视和政治压迫之下，我有过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教汉语的想法。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我出走北京。当我看到波兰大使馆门前站有我们国家的警卫时，明白自己要想托大使馆出国的想法只是痴人做梦。于是又想在火车站做一名体力劳动者，既可以解决肚子吃不饱的问题（当时全国都实行凭粮票吃饭，唯独北京在餐馆吃饭可以不用粮票），也可以过没有知识分子勾心斗角的生活。但就是如此的人生要求，也不被认可。我被带回学校。然后被司法机关以“企图投敌叛国”（我当时立即抗议这一宣判，但法官却做了如下解释：我们是没有说你投敌叛国啊，才用了“企图”二字——思想上想过也是“企图”哈。）的罪名，判管制劳教三年，被送到因“五一二”大地震而闻名的汶川铁矿劳动。
在监狱里等待判决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面壁思过。我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时间，构思着对理想王国的设想。我仿效《镜花缘》和《死魂灵》的手法，构想“我”在未有年因一场风暴飘入了大洋深处的无忧岛。在这里见到了卢梭、华盛顿、马克思，洪秀全、孙中山、鲁迅。。。。。。我们在一起畅所欲言地讨论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当时，应当说我依然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所以在和洪秀全辩论时，认定他之所以变坏，是血液出了问题。于是我陪他去医院接受马克思的诊断，我和马克思一起讨论出改造洪秀全的处方：“换血”——利用现代医学成就，将他身体原有的坏了的血液彻底抽出，整个血管进行彻底清洗后注入清洁健康的无产阶级理想的血液，从而让他具有真正大公无私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因为我在学生时代接受的教育就是人类社会呈五个阶段进化理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所以身处社会主义时代的我所遭遇的社会问题，都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共产主义必然会由共产党领导实现的。。。。。
1960年冬天，我再次和死神搽肩而过。。。。。
直到1962年被遣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改造。我才深刻体会到祸福相依的辩证。也就是说，我的被迫害，却让我在三年困难时期，比执政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更得到了不吃糠菜的保证。我和母亲下放到的那个生产队。正是在三年灾害时期，死去了三分之一还多的人，从而成了人少田多的局面。
我是在1978年才得到彻底平反的。而这平反，也仅仅是政治上的平反，经济上并没有得到一分一厘的补偿。我被分到教育战线工作。而第一份工资，依然是当年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的工资级别：45块5毛。
当时的我并无怨言。因为我还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必然实现。当时有一个极为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之所以自私，社会之所以出现纷争，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因此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就得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让物质财富丰富到可以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境界。所以，我说邓小平让共产党的革命回到了原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也就是拼命发展社会生产力。我想邓小平将整个中国革命，真正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航向时，根本没想到由此带来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竟然又出现贫富悬殊，昔日革命的领导阶级，重又回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难怪那些经历了雪山草地，在革命战争年代九死一生的人，和我当初以万般喜悦的心情欢呼新中国一样，在欢呼改革开放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又突然猛醒，怎么又回到了社会财富分配极为不公的时代。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是不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到人人都可以各取所需的地步，从而人人也就自然地进入了各尽所能的人生境界。作为一个时刻生活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下的我，从新思考了未来社会的模式。不同的是，1960年，我是在成都监狱里思考。2010年，我是在自己的书房中思考。前后相隔50年，斗转星移，人事变迁，我想我这次的思考，至少会比半个世纪前身陷囹圄时的思考要深刻得多。
第一．人与社会，应该不存在隶属关系。过去，我们一再强调人，是社会的人。所以，马克思才给人下了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定义。人是社会的细胞。因此是社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因人的需要而出现的。遥想当初，英国的新教徒，正是为了逃避本土宗教的迫害而远涉重洋到达美洲的。当他们筋疲力尽地从五月花船下来躺在美洲尚未开发的海滩上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在新的土地上所建立的新社会，应该没有人强制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关于这一点，请大家去翻阅有名的“五月花公约”。在我们中国，有名的“白毛女”，就是为了逃避压迫而潜入深山。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发现，在原始森林中还有一个村庄几十年都没有进入新中国的政治版图。也就是说，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比如现在，假如有人或有一群人，要脱离社会到无人烟的地方建一个躲避风雨的群居，过与世无争的生活，这，应该看成是他或者他们的权利，而不应受到任何强势群体的强行干预。因为地球是大家的，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只要他的生存方式没有影响，没有破坏另外人的生存利益，就应该是许可的。
第二．人字所代表的含义，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阴阳结合，互为支撑。前面已经说了由夫妻而家庭，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社会。由此滋生出的社会组织，自然是以保护其中每一个成员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己任。在群体生活中。固然需要少数服从多数，但也绝对不允许多数损害少数。因为我们同宗同祖啊。如何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如何尊重实现每一个人的生存意志。有几个人的亲述，让我十分吃惊。
1985年我在克拉玛依讲学。在举办方安排我住宿的房间里，遇到了一个新疆石油总公司派往美国采购汽车的副总工程师。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因此对我谈起美国就有很多的感慨。其第一个感叹，就使我十分吃惊。他说，我们国家天天号召学习雷锋，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几个活雷锋。但是在美国，却处处遇到雷锋。他给我举了两个例：
如果你是背着行囊，在路边站着，在来往的车流中总会有人将车慢慢地滑到你的身边，然后摇下车窗问，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他说在美国，因为多数人都有自立精神，轻易不会开口求人帮助，因此，若能遇到一个主动向自己求助的人，会立即感到极大的荣幸。
他说新闻媒体说美国人不孝敬老人，是不理解别人的人生理念。他说在美国，如果一个人到了18岁，还不能独立，在同龄人中就会抬不起头，一个人到了60岁，还要依靠子女或亲朋好友的救助，只能说明自己的失败。想想我们自己，年轻人结了婚生了子，还想依靠父母支持自己，和那“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之说，认为老了之后，子女理应照顾自己的民族心态，他说，正是这种相互依赖的思想，相互耗泄，使我们的社会发展缓慢，正因为美国人有自立自强的心态。所以社会总是呈现朝气蓬勃高速发展的势头。
他说，他所带领的汽车采购团总是在周末去超市采购一周的食物。因为美国超市，鸡蛋、牛排、猪肉等，上市第一天的价格最贵。以后每过一天即减一次价，鸡蛋上架不超过三天，猪肉不超过五天就会彻底下架，他们总是在下架前的最后一天去买回来放在冰箱里，不仅最便宜，同时在中国人传统思维习惯看来，这些东西还是新鲜的啊。
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曾经到美国去考察半年。她对我说，她的同伴告诉她，美国人最老实，也最“傻”，到超市买东西，你说多少就是多少，从不检点。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到超市去买玉米棒子。这是凭个数计价的。在缴费处，她有意将十个玉米报成8个，收银员，还果真就按8个收钱，不像中国的收银员，要亲自翻检计数。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成都一所高校教书，并担任学校外事办主任。他的儿子和媳妇在美国定了居。因此他和妻子也就成了到美国去的常客。在这之前，他还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就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历史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访问研究。所以，他对美国的观察和了解，当不是像某些新闻记者或旅游者那样的走马观花。他对我说了如下几件事：
那是在克林顿任美国总统的时期。儿子和媳妇在美国留学毕业后留了下来。很快，有了自己的带花园的小洋房，和三部汽车。房前的小花园需要时时打理。若有哪一家的未及时打理，市政相关部门就会派人来代为打理。然后将交费单贴到他的家门上，自己交费去。
如果一家人全体外出，出门前要打电话给社区警察。其用意是，我们家没人了。一切就交给你们警察了。回来后也要立即告诉警察：我们回来了。有一次他们外出回家，忘了即时打电话告诉警察，很快警车就开来了，因为他们发现房里的灯光亮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在高速路上车坏了，打电话给交警，交警开着车来了，是一个胖胖的警察，亲自爬到汽车底部检查，发现必须拉到修理厂去才能修好。女士就对警察说，你负责把我的车拉到修理厂去修，我现在开你的车去开会。。。。
美国中小学，都是实行的校车接送。我的这位同学对我说，他常常在窗口观望，看小学生上学的情形，经过多次观察，他发现，美国儿童早晨到指定点等候校车时，会排队，有的自然是把自己的书包代替排队。然后到一边去玩耍。校车来了，在原地的美国儿童却不蜂拥上车，而是要等那个到一边玩耍，但是书包却表明他是先来的同学跑过来上了车，这个儿童才会上车。
他还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起自己儿子、儿媳妇每月填报收入时在灯下一笔一笔仔细思考的情景。他和老伴曾经对儿子和儿媳妇在灯下苦苦思索一个月所有收入的情景不理解，甚至提出，你们何必那么认真，随便填个大数就可以啦。谁知儿子和儿媳妇却说，在中国可以（我们很多人不是为瞒报收入，少缴个人所得税而大动脑筋吗？），在美国却不行，须诚实。否则，如果你在美国有了一条信用不良的记录，就将难以在美国生存和发展。
他还告诉我，在美国有这样的游戏规则。一个班的同学讨论周末郊游到哪里去，最后自然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当大家到了举手投票决定的郊游地点之后，如何玩，如何游，却是反过来以那不赞成到此一游的少数人的意见。道理就是。这些少数人为了大家已经放弃了一次自我，所以到目的地后如何玩，就该由他们说了算。
因此，我的同学深有感叹地说：“在经济上我们50年内赶上美国，有可能；但是要在社会精神文明方面50年内赶上美国，很难”。
前不久最让世人吃惊的是，一个非洲移民的后裔当选为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可以炫耀的家世，没有参与竞选的经费。他的竞选经费，全来于美国网友网上的募捐支持。这，再次向世界展现了什么是美国式的民主。
当然，我上面介绍了那么多的美国之好，绝对不是说美国社会就已经是人类社会的完美楷模。美国社会依然还有很多的不尽人意之处，离我的社会理想，还十分十分的遥远。
回观我们自己，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出现过“小康”，在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贞观之治”，都被史家以赞美的笔调记述过当时的“小康”景象：从经济上看，是粮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并且溢出。钱库里串钱的绳子朽断。铜钱散地。从社会秩序看，则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恭良温俭让。。。面对现实，让人不得不思考，是什么东西，什么思想，让我们民族变得一如今天整体的丑陋，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进行肆无忌惮的摧毁和破坏。
我写《人学启蒙》，是希望在认清人性多样化的同时，让人的本性回归。我历来主张人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之为善，或人之为恶。是有条件的。如何让人之本性，向善背恶，其实，是无需政权的强制，特别是在生产力如此高度发达的今天。只需让人有足可发展自己的自由即可。
我理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科技极度昌明的前提下，因此，整个社会将变得如此简单：
第一， 没有总统，也没有主席。没有官阶。所有的社会管理者，在工作期间都只有一个统一的称谓“社会公仆”——是为锻炼自己，不领工薪，没有特权，要通过自己报名竞选才能取得为大众服务资格的志愿者。
第二， 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再有律师这样的职业。只有极为简单的约法三章：
1． 把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建立在损害他人基础之上的言行都为社会不取，视其轻重自领相应处罚：最为严重的处罚就是“闭门思过”与社会隔离。当然杀人是要抵命的。
2． 损害环境、盗窃或损害公共财物和利益者有罪。
3． 除了体弱病残需要社会照顾的外，不劳动者也就没有生存权。
第三．社会服务中心的成员，采取竞选制和定期评比轮换制。由社区全体成员选举产生之。社区大事由社区全体成员大会决定之。
第四．在生产力，特别是生产效率的大大提升的前提下。社区服务中心也要保证全民就业。人有为生存而进行劳动的人权。根据行业的和岗位的具体性质，劳动者可以每天上两个小时的班，或者上一天休息三天，甚至一个星期。社区服务中心负责具体运作，要保证人人有工做。从而实现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每个成员都有按志趣学习的权利。每个成员都有竞选社区服务表现自我的资格和机会。
除了这十分粗疏的约法三章，我实在想不出社会还需要什么样的机构，还需要什么样的约定。所以，我常常感叹，政治家们为什么要把如此简单的社会服务特权化、复杂化，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啊！
2010年9月14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