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题: 《人学启蒙》(二二三)——英年早逝罗荣桓  (阅读 7064 次)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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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是新中国成立后英年早逝的第一位元帅
去世时间:
公历:1963年12月16日14时37分  农历:癸卯年[金箔金]十一月初一日

大雪:1963年12月08日04时13分  小寒:1964年01月06日15时22分  
乾造:  癸   甲   癸   己     (午未空) 
     卯   子   巳   未      
大运: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53岁   43岁 33岁 23岁 13岁 3岁  
干支呈象分析:
一.   癸水日元坐支巳火,为临胎地。巳中有癸水的正印庚金。庚金临于巳为长生。这就从命理上说明,日主是一个好幻想,始终有理想抱负之人。
二.   巳中丙火为癸水日元正财。这就说明,日元妻宫妻位。日主的妻子不但是勤俭持家的好手,还是他理想抱负的极为忠实的支持者和捍卫者。也是对日主极为忠心的保护者。
三.   癸水日元以月令子水为根,为禄。以年干癸水为比。按理说,日主得月令不弱。但是由于年支卯与月支子刑,时支未与月支子害,这得令的子水也就受伤。
四.   我们还要看到。整个干支呈象,除有年月的子卯刑外,还因为、日、时之间暗夹午火。这无形午火的存在,从而使得原局的干支出现了子午冲,子卯刑——三刑全的格局——这对日主的性格和职业取向,都起着重大影响。
五.这里我们要探讨,新中国建立后,无论生活条件和医疗保健水平,都比战争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倍。为什么十大元帅中,为革命理想出生入死的罗荣桓,寿命竟是如此之短。咋一看,日元癸水有日支中的庚金自坐长生来生扶,更得月令禄比之帮扶,《穷通宝鉴》曰:“十一月癸水,值冰冻之时,金水无交欢之象。专用丙火解冻,庶不成冰。又要辛金滋扶。。。。。凡冬季癸水,有丙透解冻,则金温水暖,两两相生。”我们看到日元癸水自坐于巳,巳中丙火正财,遂为日元喜用。整个干支呈象也表明,日元癸水的后半生将大大好于前半生。。。。。而所有这一切分析,都未能揭示后半生的幸福为什么竟是如此短暂。要解释这个命理秘密,就需要我们再读《穷通宝鉴》关于水五行的总论:“天倾西北,亥为出水之方;地陷东南,辰为纳水之府。逆流到西而作声,故水不西流。水性润下,顺则有容,顺行十二神,顺也。主有度量。有吉神扶助,乃规格;逆则有声,逆行十二神,逆也。入格者,主清贵,有声誉。忌刑冲,则横流。爱自死自绝,则吉。”现在我们来看干支呈象和大运情况:
1.年为根,年干癸水,年支卯木,是水发于东。
2.3岁起运,第一步大运己未。人生的起步始发于东南木火之地明矣。
3.日主行好运,当是从23岁行辛酉大运开始。辛发水源,由于原局中的巳中丙火藏于地支,避免了丙辛之合,因此,辛金与丙火相映生辉。罗荣桓在军中的声威从此鹊起。但28岁起到33岁则多有不利。命理原因是日支巳与大运酉半三合向金。如此,整个卦局出现金清水冷。日主在军中的艰苦,清寒,可想而知。这里有一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钱是没有的,但是理想抱负(印旺)却是高高的。
4.从33岁起,行壬戌大运。比劫帮身,戌与卯合,从而解除了子被卯刑之弊。巳火还原。虽然辛劳依旧,但毕竟有着比较好的物质生活和妻子的照顾。
5.43岁起,运转北方亥、子,正因了《穷通宝鉴》说的,水往北流。特别是在亥运中,日支巳火被对冲,不仅自己的身体从此不好,就是妻子也会身心难安。
6.从53岁起,行甲子大运。虽然巳火被冲的运程过去,但甲子大运,月柱伏吟,时支未与大运子相害。年支卯与子相刑。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出状况。唯有日支巳火安静。所以能以政工之身,进入十大元帅之列。
7.日主虽然是在1963年去世,但得重病当是在1962年的年底。1962年壬寅。寅与巳相刑。接下来1963年癸卯,卯与月令地支子刑。这就是《穷通宝鉴》说的逆行之水“忌刑冲,则横流”。
                             2010年9月7日星期二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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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人学启蒙》(二二三)——英年早逝罗荣桓
« 回复 #1 于: 2010-09-07 10:03:11 »
附罗荣桓往事:
毛泽东一生只写过两首怀念战友和亲人的诗,其中一首就是《吊罗荣桓》
罗荣桓,原名慎镇,字雅怀,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一个乡绅家庭。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桓桓于征”之意,为他改名荣桓。他8岁入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1919年,罗荣桓入长沙协均中学,后入青岛大学,受五四运动影响曾参加社会上的反帝爱国活动。1926年秋,他从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回乡后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坤。1927年4月,他又进入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同年夏,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加入共产党。

    入党后,罗荣桓被派往鄂南搞农运,随即率农军参加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在三湾村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缩编为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实行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全新制度。在这次改编中,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从此跟随毛泽东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在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上,罗荣桓以基层政工干部的身份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时评价说:“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此后,罗荣桓先后担任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翌年末,他率部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任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对于罗荣桓在山东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

    1945年夏,考虑到罗荣桓伤病交加,中央派人去山东接替他的工作。因日本投降形势突变,罗荣桓随即又强支病体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参加领导了解放东北和后来进军关内解放平津的作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春又出任新中国首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53年,他提议创办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由于长期抱病坚持工作,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1963年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

    ■出身于乡绅家庭的大学生能够投身革命已属难能可贵,罗荣桓又是从部队最基层干起,与工农出身的战士同甘共苦,最终成为军内的“政治元帅”

    从曾国藩、左宗棠组建湘军开始,湖南近代就有从军习武的风气,故有人云:无湘不成军。在三位湘籍元帅中,彭德怀和贺龙均为行伍出身,而罗荣桓则是书生出身。尚武的社会环境对将帅的成长固然有重要影响,选择革命道路又是他们成就事业的关键。

    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罗荣桓,当时同许多青年学子一样胸怀强国激情,不过最初的志向还是实业救国。罗荣桓开始时的志愿是当一名建筑师,所进的两所大学选择的专业都是理工科。在校期间,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和社会上汹涌澎湃的斗争浪潮使他无法坐下来安心读书,最终还是汇入这股革命洪流。

    罗荣桓与多数因贫寒交迫而投身革命的人不同,他出身于富裕的乡绅家庭,又是大学生,自愿去过终日“红米饭、南瓜汤”且单衣草鞋的艰苦生活,还要闯九死一生的枪林弹雨,确实需要很高的觉悟和献身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相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中国富强,才能拯救苦难的人民。

    罗荣桓更可贵的一点,又在于他能把理论信仰转化为艰苦奋斗的实际行动———从革命军队中最基层的连队干起,与贫苦农民出身的广大战士同甘共苦,而且身先士卒。榜样的作用与革命理论相结合,才能产生最有效的动员力量。罗荣桓能成为出色的政工干部,后来又成为军内的“政治元帅”,首先在于他自身的模范作用。

    ■秀才管账,被人骗走了全连经费,他就此认为革命者不经磨练不行

    ■林彪任红四军军长后,与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毛泽东觉得,这个政委非罗荣桓莫属

    罗荣桓初到鄂南组织农民自卫军时,因戴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且为人忠厚,任党代表的同时又被推举为管账。农军向修水转移时,罗荣桓除带行李外还提着装有二三百块光洋的箱子。有两个农军战士过来说:“我们帮你扛吧。”罗荣桓见二人很热情,就放心地让他们扛箱子。傍晚,部队宿营时却找不到这两人的影子。丢了全连的家底,罗荣桓懊悔不迭,此后办事就很谨慎。

    多年后,罗荣桓还常提此事,说当年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要成为革命者不经过磨练是不行的。毛泽东听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说起过此事,毛泽东表示:“你看,他非常老实,但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从这么一件事上就悟出了一条重要的道理,真是‘吃一堑长一智’。”

    罗荣桓顾全大局,很善于团结同志。1930年2月,年仅24岁的林彪因指挥有方被提拔为红四军军长,但他个性很强,与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与他做搭档必须既有原则性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毛泽东觉得这个政委非罗荣桓莫属,将他派到红四军后果然把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林彪则专负责指挥作战。因罗荣桓在非原则问题上能够谅解和忍让,二人长期相安无事。不过,到东北以后,林彪个人主义越来越厉害,罗荣桓则坚持原则经常提出不同意见。林彪对此非常不满,进入关内见到聂荣臻便发牢骚,还劝他来替换罗荣桓任四野政委,遭到坚决拒绝。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罗荣桓负过枪伤,从1942年起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太差,罗荣桓强撑病体,常常坐在担架上坚持工作。他对夫人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到那时,死也瞑目了。”1946年夏,他因病情加重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切除了他的左肾,并建议他修养三年。罗荣桓心系东北解放战争,谢绝了医生的建议,刀口刚愈合便回到东北战场。直到1963年上半年,罗荣桓仍然抱病坚持工作。正如他经常所言:“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他得知中央拟定元帅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主动提出改为大将。但毛泽东还是坚持原议

    ■毛泽东一生只写过两首怀念战友和亲人的诗,其中一首就是《吊罗荣桓》

    从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开始,罗荣桓就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工作。1928年秋,毛泽东率部迎接第二十八团回井冈山。为加快行军速度,罗荣桓灵机一动,命令战士坐在山坡上顺势滑下。看到几百名战士在草丛中飞速而下的壮观场面,毛泽东不禁脱口说道:“我们都成了‘草上飞’啦!”36年后,毛泽东在《吊罗荣桓》一诗中,开头一句就是“记得当年草上飞”,可见当年的情景在毛泽东脑海中的印象之深。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慧眼识英才,对罗荣桓一直委以重任。后来,毛泽东回忆红军时期的艰难岁月,发自内心地说:“同我相处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罗荣桓,还有一个邓小平。”1955年,授元帅衔之前,罗荣桓得知中央拟定元帅名单中有他的名字,便主动提出自己应授大将。毛泽东得知后还是坚持原议。

    1963年,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悲痛万分,几天几夜不能寐。一天深夜,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怀念战友和亲人的作品却很少。《蝶恋花•答李淑一》表达了怀念亡妻杨开慧和战友柳直荀之情,但属于寓意较深的词作。《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诗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友情和器重。

 
  罗荣桓,湖南衡东人。
  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在山东敌后,因操劳过度,经常便血,有时出血量很大。1943年3月,中央准备让他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要求休养半年,没有获批准。他继续尿血,得不到确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后,建议罗荣桓到新四军治病。新四军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医术高明。经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批准,罗荣桓于4月出发,5月28日到达新四军总部。经罗生特全面检查,发现罗荣桓的两肾都有病变。因为没有X光机,不能确诊,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罗荣桓对夫人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
  1945年春,罗荣桓有时一夜只睡两三个小时,病情日益严重,连续尿血。毛泽东曾来电询问病情。1946年1月,已经到东北的罗荣桓病情恶化。在沈阳的军医院经X光机检查,诊断为肾癌。中央考虑罗荣桓病情严重,让他先到朝鲜平壤的苏军总医院诊疗。在那里再次确诊为肾癌,院方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动手术。2月下旬,罗荣桓到苏军管辖的大连休养,每天仍阅读文电,接待来访。
  1946年8月,罗荣桓乘火车到莫斯科,切除右肾。术后伤口破裂,引起大出血,又再次缝合。1947年3月,复查发现他的左肾也有问题。加上高血压和心脏病,医院建议他到克里米亚疗养。但这时国民党军已占领了延安,罗荣桓决定立即回国。出院证上写着建议疗养三年,又规定每天工作不能超过三小时,但罗荣桓并没有休息。平津战役后,罗荣桓到天津视察,与干部谈话时突然晕倒。毛泽东派保健医生黄树则为他治疗,并让他安心养病,暂不要随军南下。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罗荣桓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筹建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并兼部长。那段时间,适逢抗美援朝战争,部队精简整编,实行军衔制,罗荣桓的工作很多很忙。
  1954年6月19日,罗荣桓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6年,由于劳累过度,罗荣桓的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一天几次。9月2日,罗荣桓给彭德怀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请求解除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建议由谭政接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随后同意。
  1960年,罗荣桓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1962年,罗荣桓的病越来越重,血压不稳,心脏也不好。1963年9月28日,肾衰引起尿毒症,罗荣桓住进北京医院,进行腹膜透析。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对他的病情非常关注,指示医院大力抢救。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会议。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几天后,毛泽东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这是毛泽东唯一的悼念元帅诗。12月19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医院,向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罗荣桓的遗体告别。12月21日,首都各界6万多人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12月22日上午9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林彪等吊唁,并轮流守灵。10时,人民大会堂举行公祭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林彪陪祭。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称罗荣桓是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公祭结束,林彪与邓小平等护送罗荣桓的骨灰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后来,罗家儿女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
 满头白发的罗东进,是重走长征路的开国元勋子女中个子最矮的一个,但却是整个队伍的召集者。无论是瘦长的秦铁(博古之子),还是粗壮的粟戎生(粟裕之子),甚而沿路迎接队伍的地方女官员,都会喊他一声“东进大哥”。

  重走长征途中,在贵阳,在成都,67岁的罗东进在白天的舟车劳顿和连续不断的活动之后,两次在深夜面对本报记者,一边吃药,一边讲述长征、讲述父母,直到他的女婿冲进房间,用不容商量的口吻终止提问。

  秀才“造反”

  20世纪50年代,有关部门在北京东郊民巷盖了四幢房子,分给了邓小平一幢。邓小平说:“我不去住,让罗帅去住!”罗荣桓不肯去,邓小平就限期让他搬了进去。邓、罗两人情深谊厚、相知甚深。邓小平曾说过:“我们是无话不谈。 ”

  邓、罗之间的友情,是在长征中结下的。长征中,从过草地,到最后抵达吴起镇,两人一直在一起,一个人一匹马,经常是并肩而行。那时候天天就是行军,罗荣桓不爱说话,而邓小平话多,经常是有说有笑。邓小平和同志们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好吃。罗荣桓是湖南人,邓小平是四川人,都爱吃辣椒,一说辣椒就来了兴致。又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就只有“精神会餐”了。长征是艰难的,牺牲流血、困苦饥饿,但大家都很乐观。

  “在十大元帅中,我父亲是革命资历最浅的一个。年轻时候的父亲并没有想到革命,他一心想做的是土木工程师。那时父亲刚从农村走出来,看到国外都是高楼大厦,上海也是如此,他就认为搞建筑也许能为国家找条出路。”

  1924年,罗荣桓考上了私立青岛大学,学土木工程。第二年,罗荣桓参加了青岛的反日学生运动,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上了当地政府的黑名单。地下党为保护他们,安排他们南下。罗荣桓本来有机会上黄埔军校,但还是错过了。

  “我父亲当时没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他又是近视眼,自认为不是当兵的料,还是想学土木,因此并没有想报考黄埔军校,而是介绍我六叔罗湘去了军校。他自己则继续报考中山大学,但是因为要考德语又没考取,只得又回了湖南老家。”

  1927年,罗荣桓通过补考进入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学的还是土木。入学3个月,罗荣桓被派到湖北通城担任农运基层干部,不久就组织通城农民秋收暴动,组建了农民自卫军,罗荣桓担任党代表。这位书生没想到自己终究还是参了军,也没想到会在军队里干一辈子。

  当时湖北很多地方都搞了秋收暴动,但大多失败了,罗荣桓领导的这一支走了出来,和武汉警卫团的一个连队合在一起,罗荣桓把队伍带到了修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这使他成为和毛泽东结识最早的元帅。

  “在通城暴动的时候,我父亲很天真,根本不懂什么武装斗争,那时打土豪分银元作为部队经费,需要一个管账的,大家看到我父亲是个大学生,就推举他兼管财务,保管一只装了二三百块大洋和账本的箱子。有两个人老是过来主动要求帮他提箱子,一开始他不给,后来实在累了,就交给他们提,结果敌人打过来,大家就跑,跑到一个地方一集合,发现那两个人和钱箱都不见了。他十分懊悔,这才认识到革命队伍里的并不都是革命者。他说,‘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

  28年之后,罗荣桓成了元帅。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生,日后却在以农民为主、思想混乱的军队里站稳了脚跟,游刃有余地从事政治工作。

  1927年9月“三湾改编”,毛泽东为了加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提出“支部建在连队上”,罗荣桓成为第一批七个连党代表之一。7个月后,“朱毛会师”,红四军成立,罗荣桓成为31团三营党代表,他在率领三营远征湘南的过程中表现出色,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那是1928年8月,毛泽东亲率三营下山去湘南接应朱德,一天夜晚突然遇到敌人袭击,部队被冲散,天亮后集合队伍时,发现只丢了一个担架兵。9月下旬,队伍返回井冈山,发现那个担架兵已经先回来了。当时队伍中开小差的相当多,甚至一场战斗后会少一半人,而三营远征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新纪录。”

  1930年8月,罗荣桓成为红一军团红四军政委,和军长林彪一起领导红四军。多年之后,大将黄克诚回忆说:“开始时一军团三个军。……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

  从这时起,罗荣桓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毛泽东被调离军队之后,罗荣桓也被调离一军团,到江西军区当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调到总政治部当巡视员和动员部长。“在父亲去世之后,毛主席谈论到父亲,曾经说,‘我倒霉时,他也跟着我倒霉’。”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在长征中的经历,他讲得比较多的还是长征中的艰苦。他说,一方面军过的草地,到现在人还过不去。那时后续部队根本不需要向导,时不时会发现前面倒下的人,过雪山的时候只要一坐下就再也别想站起来,长征中牺牲了多少人啊!我父亲刚开始还有个骡子帮他驮东西,有时还可以骑一骑,后来太困难了,骡子也就没了,他这样的高级干部也只能拄个棍儿自己走。”

  母亲林月琴

  长征进草地以后,病号越来越多而牲口越来越少。一些病号还得靠同志们背和抬。罗荣桓便亲自背过病号。

  这位病号姓杨,同志们轮流背着他,罗荣桓也参加了这一行列。在草地背人行走,十分艰苦。一脚踩下去,叽咕叽咕往上直翻黑水,泥水常常没过腿肚。每向前走一步,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走了一段后,小杨怕拖累大家,躺在地上不肯再让大家背了。他苦苦哀求说:“我实在不行了。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了。等革命胜利后,请给我家带个口信,就说我从地主家逃出来后当了红军,跟着毛主席北上抗日时,死在草地上了……”

  大家的眼睛湿润了。罗荣桓对其他人使了一个眼色,说:“这么着吧,大家都快走。我腰腿疼得厉害,我留下给小杨做伴。”

  “那怎么行。”小杨一下子急了。他吃力地坐起身来,用埋怨地口气说:“你是领导,要带领……大家走,怎么能……跟我留在这里呢﹖”

  “领导还要有群众啊!要是大家都不走了,领导不成光杆了吗?”罗荣桓弯下腰,慢声慢气地对他说。

  这时,营长陈海涵已经蹲下身子。他拍拍自己的肩膀说:“小杨,你要不走罗主任也不走了。来,我背你走一段。”小杨只好又趴到陈海涵的身上……

  “母亲林月琴的故事说出来都可以写小说了。我外祖父很早就参加了党,我母亲在他的影响下入了党,15岁时就被选为家乡苏维埃妇女儿童大队长,18岁任鄂豫皖边区儿童局局长。这年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说我外祖父是‘改组派’,就把他杀了,我母亲也受到影响被清除出去,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向西转移时不让她跟着。她当时想不跟着红军还能干什么,于是就找了几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小姐妹,硬跟着红军走。一路上,红军宿营她们也宿营,红军做饭她们就帮厨,就这么一直跟到川陕根据地。由于部队迅速壮大,干部紧缺,后来,部队后勤处长说这些孩子从大别山一直跟着我们翻山越岭走到现在,干脆把她们收回来算了,于是就组成了一个妇女工兵营,我母亲担任营长。”

  3年后,22岁的工兵营长林月琴再次得罪了张国焘。

  “有一次张国焘卫队的人违反纪律晚上竟然闯到女兵营宿营地,我母亲很生气,就组织大家把卫队士兵缴了械。张国焘听闻此事很生气,于是就把我母亲营长的职务给撤了,调她到粮食局运输连当连长。”

  但是林月琴还是跟着红四方面军一路走了下来。她一生跟随部队南下北上,到过东北战场,但她告诉罗东进,最艰苦的还是长征过草地的时候。

  “党内圣人”

  俄界会议后,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到达了哈达铺。

  这是岷县南面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集镇。国民党鲁大昌部队从这里溃逃到岷县,留下了几百担大米和白面。这个集镇还有不少卖吃食的商贩。红军已经几个月见不到油盐和大米、白面了。从雪山、草地来到这里,真是另一个天地。罗荣桓的心情和大家一样。他一到哈达铺见到他认识的指挥员便嘱咐道:“同志们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幸存下来的都是宝贝。革命就要靠这些人了。因此,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抬走,一个也不能丢了!”

  为了恢复指战员极度衰弱的体力,供给部门给每人发了一块光洋,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的好”的口号。这个地方的东西异常便宜,五块钱可以买一头肥猪,两块钱可以买一只肥羊。鸡才两角钱一只。各伙食单位统一采购了食品,当天下午就纷纷杀猪宰羊,准备会餐。美中不足的是有些炊事员不会做面食,把挺好的白面熬成了一锅浆糊,可大家吃得仍然津津有味。

  抗战时期,罗荣桓再次和老搭档林彪走到了一起,担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而他真正独当一面,则是1939年带领115师师部东进山东,建立山东根据地。

  罗东进正降生在父亲率军东进的时候。那天晚上罗荣桓匆匆从部队赶回林月琴所在的山西长治常村,在孩子降生之后,进屋看了一眼已经包裹好的婴儿,给孩子起名“东进”,随后匆匆离去。100天后,罗东进被挑夫挑到了山东。

  “我父亲虽然是政工干部出身,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甚至连枪也拿不好,但实际上他很懂军事,比如说他在山东根据地就独创了‘翻边战术’,成为山东的典型战法。”

  那是在“留田突围”时,日军把整个115师的师部和山东分局的部队总共5000人围在了留田,有人主张向北突围,有人主张向东,而罗荣桓提出向南,大家都吃了一惊,因为南面正是日军的老巢。

  “我父亲解释说,敌人倾巢而出围剿我们,肯定在我们可能突围的方向派守重兵,此时敌人的老巢兵力最薄弱。最后部队一枪没打就突出了重围。当时还有个德国记者希伯为此写了篇报道,叫《无声的战斗》。突围出去后,父亲写了篇文章《敌进我进》,部下陈沂跟他说,政委你写错了,毛主席说的是‘敌进我退’。我父亲说,咱们现在的根据地南北一颗子弹就能打穿,东西就一条线,敌进我退,往哪儿退啊?这时就要敌进我进,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翻过去打它老巢。”

  长期跟随毛泽东的罗荣桓,了解运动战的思想,而且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位元帅用他的实践经验证明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而这种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使得他1960年再次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时和林彪产生了矛盾,他反对林彪“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的提法,两人闹得很不愉快。

  在家里,罗荣桓告诫罗东进不能照抄照搬。

  “当时我们做完作业,都要找段毛主席语录抄上,我父亲为此专门写信给我,说‘人的思想改造是长期过程,不是抄一段就行了,要学立场观点方法’。”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北京去世。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这天晚上,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会前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默哀毕,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父亲很不愿意表现自己。毛主席也很器重他,但他去世后,我们居然找不到一张他和毛主席单独照的相,全都是合影或会议照片。”

  罗荣桓为人和善,虽然他不太爱说话、开玩笑,但干部甚至家属都愿意找他谈话。罗荣桓又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毛泽东后来评价说:“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

  父辈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不能成为“八旗子弟”

  长征途中,罗荣桓还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在学习时,有位同志提问:妓女属于什么阶级?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有的说,属于被压迫阶级;有的又不同意,认为她们能劳动,为什么干那种事。罗荣桓并不急于发表意见,他笑眯眯地听着双方争论。大家把观点摆出来后,都请他表态。他这才不慌不忙地说:“依我看,应该属于被压迫阶级。她们出卖肉体那是生活所迫。有些女孩子是从小就卖出去的。而做父母的但凡生活上能勉强维持,谁又忍心卖儿卖女,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呢?”

  这种同志之间的讨论和争论很多是在行军路上进行的。干事们一边走一边簇拥着罗荣桓问这问那,有说有笑,漫长的道路不知不觉从脚底下溜过去了,而长征的终点越来越近。

  “我从小在部队长大,一心想当兵。后来我去了哈军工,父亲十分高兴。我母亲怀我的时候觉得战争年代不该要孩子,又是骑马又是跑步,还故意从马上掉下来,想把我打掉,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才生下了我。从出生到1945年抗战胜利,我一直断断续续寄养在老乡家,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父辈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和教育就是,千万不能成为‘八旗子弟’。”

  有时候罗东进也想用父亲教育自己的办法来教育后辈,“但是难度挺大”。罗东进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当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较少,所以比较愿意听父亲的话,而现在的年轻人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但是罗东进还是希望后辈们能够对过去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这次他还是把女婿带出来了。
  “说是让女婿来照顾我,其实,他照顾我还不如我照顾他呢。但我希望年轻一辈亲自走一趟长征能更多地认识这段历史。年轻人认识这些历史要比我们困难,但是这些是我们民族的精华。”
罗帅是十大元帅中的“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领导在军队中的地位。他资历最浅而学历最高。其为人之公,律己之严,都在子女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延续。2006年,罗东进中将发起“重走长征路”活动,影响很大。可是他曾经几十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因为他生下就被寄养在百姓家里,父母都不记得了,他每年只好跟小妹妹罗宁一起过生日。直到40多岁,原38军政委、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偶然查日记,才发现了他的生日是1939年2月14日。
  
  毛泽东评价人,往往都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唯独对罗荣桓,严严肃肃、清清楚楚地说了一个大长句:“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相处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罗荣桓,还有一个邓小平。”
  
  确实,人们多知道罗荣桓是个卓越的政委,但很少知道他独当一面的大本事。抗日战争中,山东是中共唯一的全面控制了战略要点的省份,这全靠山东军区司令兼政委罗荣桓的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办事魄力。山东的整风运动,在罗荣桓领导下,只整风不整人,保护了所有的干部,连王若望这样的“自由化分子”都只是进行一下批评检查。罗荣桓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干部,敌人早就给我们审查好了。”这般深刻的修辞,只有毛泽东林彪邓小平等几人才能说出。毛泽东感叹道:“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还动员了几万兵,都是从山东动员的。”后人只看到林彪率百万大军入关,横扫大江南北,但林彪百万大军的班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山东。
  林彪晚节不保后,很多人想当然地把罗帅树为反林彪的先驱,其实林罗的关系非常铁,二人推心置腹的程度恐怕不逊于“刘邓”。罗荣桓去世后,林彪非常悲痛,题词写道:“良师益友。”林彪是连毛泽东都敢顶撞的人,只有罗荣桓的批评他才听得进去。
  高岗没出事前,称赞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荣帅自己心中无私,所以也敢于在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之外另搞一套,比如不进行康生那么严酷的“抢救运动”,不参加彭德怀那么壮观的“百团大战”,还有公开反对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毛选”,就都是经典之作。可惜荣帅鞠躬尽瘁,把身体累垮了,从1942年就带病作战,1946年切除一肾,建国后因病辞去总政主任等高位,老毛特许他开会时随意退场。1963年12月16日,荣帅辞世。当晚消息送到中南海颐年堂,老毛正在听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他让大家起立默哀。这天夜里,毛泽东吃了安眠药,但还是久久不能入睡,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此言透露出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倚重,似乎明显超出了罗荣桓所担任的职务。
罗荣桓的临终遗言
 
“这位大夫技术还不过硬啊,那手术和生割差不多。”

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病情加重,住进北京医院。不只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肾功能也不行了。肾功能的衰竭引起尿毒症,非蛋白氮指数高达110、120(一般超过100,人就要昏迷)。当时医院还没有人工肾的设备,只能采取腹膜透析的办法。就是向腹内注射1000毫升生理盐水,停半小时再抽出来。盐水注进去,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看的人都觉得受不了,他却一声不吭,默默地忍受着。由于尿中毒,浑身奇痒,有时把皮肤挠破了也止不住。有一次一位外科医生为他做腹膜透析,麻药没有用足,给他造成很大痛苦,但他一声不吭,忍耐着坚持治疗。事后才对别人说:“这位大夫技术还不过硬啊,那手术和生割差不多。”

最痛苦的是尿毒刺激肠胃,不能吃饭,吃了就吐。医生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制止呕吐。他以坚强的意志,把饭一口一口吞下去,一面吃一面和旁边的人谈话,以分散注意力,减少痛苦。吃下去又吐出来,吐完了再继续吃。一顿饭有时要吃四五次。每当勉强吃下一点东西没有再吐的时候,他就带着胜利的笑容说:“又打了一个胜仗,看起来,对于病也得要抗,不抗是不行的。”

随着病情的发展,他已经很难起床了。但是他还是一次一次地挣扎着要坐起来,反复地说:“让我坐起来,站起来,能站起来就胜利了。”为了能使他下床活动,林月琴把家里的一把旧靠椅装上4个轮子,搬到医院里让他坐,推着他在走廊里转一转,走廊里静悄悄的,过惯了戎马生涯和紧张生活的元帅,是多么想从这里走出去,再投身到火热的工作中去啊!

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陷入昏迷状态。大家焦急万分,可是他醒过来却宽慰大家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嘛!”他的许多老战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元帅和将军们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他,他都关心地嘱咐他们要保重身体,为党多做一些工作。朱德来到病床前,满怀期望地说:“荣桓同志,你还要继续和疾病作斗争啊!”他望着这位老领导、老战友,平静地说:“是要和疾病作斗争,可是这一次恐怕是斗不赢了……”

“东进,你是革命干部的孩子,对自己要求应当更加严格……”

12月1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领导通知罗东进立即返京。罗东进的脑子“嗡”地一下,顿时紧张起来。他想以往父亲发病,从来没让他请过假。罗东进连夜赶回北京。当他来到罗荣桓的病床前时,罗荣桓又陷入昏迷状态。由于缺氧,他的手和嘴唇都紫了。罗东进在床前守候着,罗荣桓醒了过来,他睁开了眼睛,认出了儿子,带着责问的口气吃力地说:“为什么没有放假就回来了?我的病有医生护士照顾,你要安心学习,不该请假回来看我。”罗东进含着眼泪解释说,别的同学父母病重,也是允许请假回家探望的。医生护士也在旁边说,应该回来看看。可是罗荣桓还是摇摇头说:“东进,你是革命干部的孩子,对自己要求应当更加严格……”

自从罗荣桓住院以来,林月琴就在病房临时搭了一张小床,日夜守在那里。为了少麻烦医生、护士,生活上的许多事,都是林月琴去照顾。焦虑和劳累使她变得憔悴多了。看着20多年来风雨同舟、携手并肩的战友和亲人受着疾病的折磨,林月琴的心都要碎了。可是她还是强忍着悲伤,以自己的坚强意志和体贴入微的照顾给亲人以安慰。罗荣桓很理解妻子的心情,他以同样的坚强意志忍着病痛,以减轻亲人的忧虑。

在最后的日子里,罗荣桓仍然挂念着国家大事和党的工作。12月14日,周恩来和陈毅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发后,罗荣桓还问身边的同志:“周总理他们到了没有?”当别人告诉他,已经到达开罗时,他微笑着点点头。由济南军区调来北京担任炮兵司令员的吴克华来看望他。他一见吴克华的面就高兴地说:“啊,你来了。我前天还在想,怎么吴克华同志现在还没来到呢?”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吴克华的调令是20天以前下的。吴克华连忙回答:“我已经来了10天了,因为你身体不好,所以没来看你。”罗荣桓吃力地点点头,再三叮嘱吴克华:“来了好好工作,组建好部队。”政治学院的莫文骅等来看望罗荣桓,他拉着莫文骅的手说:“我恐怕不行了,你们一定要把政治学院办好。”

“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了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12月15日,他的病情恶化。自从他报病危以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对他的病情都非常关切,指示医院大力组织抢救。12月中旬,为了准备给他输血,总参、总政许多身体健康,血型为“O”型的青壮年军官自愿组织起来守候着。此时罗荣桓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一次他苏醒过来,看看床前的林月琴和孩子们,他拉着林月琴的手,深情地望着,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慈祥地一个一个看看自己的孩子,嘱咐他们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随后又昏迷过去。昏迷中,他还在不断地重复着说:“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了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听着罗荣桓对妻子林月琴和孩子们的嘱咐,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无不热泪盈眶。当时主持他的医疗工作的中央保健局长黄树则后来写道:

罗荣桓同志病危之时,对其子女,谆谆告诫。现按其意,写为短诗:

我尽力争取不死,

继续为革命奋斗,

如果死已经来临,

我也决不畏惧,绝不发愁。

我给你们留下的只是党的事业,

别的什么都没有。

我的遗嘱是一句话。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跟着毛主席走!

傍晚,罗荣桓又苏醒过来。林月琴告诉他:“少奇同志要来看你。”在长征初期,罗荣桓任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时,刘少奇是驻八军团的中央代表,两人曾朝夕共处。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春天,刘少奇由华中赴延安,曾在山东逗留半年,调查研究了山东的情况,妥善地解决了山东党内工作的一些意见分歧,对罗荣桓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罗荣桓听说刘少奇要来,一直坚持着,希望见他一面。刘少奇走后,罗荣桓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7分,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罗荣桓,在他的战友贺龙、张爱萍、甘泗淇、梁必业、萧向荣及他的夫人林月琴及孩子们的守护下,心脏停止了跳动。

综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何虎生编著《八宝山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