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在中南海自杀时间：
公历：1966年5月23日上午农历：丙午年[天河水]四月初四日
立夏：1966年05月06日07时31分
芒种：1966年06月06日11时50分
起运：命主于出生后4年8个月11天14小时开始起运
乾造： 丙 癸 壬 乙 (申酉空)
午 巳 午 巳
由于是死亡时间，反映命运历程的大运就要逆排如下：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5岁 15岁 25岁 35岁 45岁 55岁
根据报道，曾做过毛泽东机要秘书的田家英，于1966年5月23日上午，在中南海自杀身亡。依据更加详细的资料，田家英是在23日上午于永福堂小院办公地的图书室里上吊自尽的。时间当在9点以后，12点以前，也就是在乙巳时到丙午时间。笔者将其定为上午11点的乙巳时。是根据日主采取的是用绳索上吊。与木有关的工具，这样，就不可能是甲辰时，因为甲木的木性与乙木不同，客观上说9点以前办公室还有其他人，9点以后到11点之间，往往才是办公室人容易空落稀少的时间。11点后的丙午时，也不可能。若是在丙午时自缢上吊的，那木日主的身体就该出血身亡，从死亡到被发现的时间就会短，从而也就容易抢救过来。从命理看，本来就是一个身弱无依的干支呈象，现在再来乙木伤官，将仅有的一点癸水吸干助一片燎原大火，日主自然要随乙木而去了。从大运看，日主生于1922年，到1966年刚好44岁（虚岁45）。正处于转入丁酉大运的转运期。如果说之前的戊戌大运，是偏官得旺财生，日主受压抑太重。那么丁酉大运，则有关两重作用：
1． 大运天干丁火与日元壬水有合而向木之征。这是生命的极度燃烧之象。
2． 大运地支酉金是日元壬水正印，合动月时两巳，都是向金转化之兆。这也就是使此时的日主内心产生出一种极为强大的渴望：不再附和别人，不再附和财官之势，为自己的想法（思想、人生价值观）坚持一回。
第一． 整个时间现象，是壬水面临大火一片，壬水日元无印无根，自身既有与日支午火中的丁合化为木为灰的趋向，月干无根的癸水也有与月令地支中的戊土相拥化火之求。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为真理、正义、光明磊落、勇于献身而自焚的烈性男儿的死亡卦象。
第二． 田家英最后得到平反昭雪，是在1980年，也就是在日主58岁后。我们看其应行的大运是55岁到65岁的丙申大运。也就是日元壬水得以通根于地支的大运。
第三． 纵观田家英短暂的一生，在其35岁前的三步大运，都是无根壬水运行北方旺地，自己又投奔延安，恰为吉利方位西北。35岁起运行戊戌，也就是从1957年开始，接下来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欣赏自己的毛泽东，逐渐出现思想隔膜。到1962年，日主40岁，进入戌运。日主更加虚弱，在政治上更加经不起一点风浪。到1966年，无论从戊戌大运考量，还是以丁酉大运考量，日元壬水都失去了没有一个人（注意局中癸水逢冲）为自己说话的地步。五行流转停滞之时，也就是日主生命结束之期。
再结合有关田家英的具体历史事实：
一．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岁丧父后，家境开始衰落，他读到初中一年级时，母亲亡故。我们看死亡时间干支组合呈象，也确是有父母早亡的命理显示：
1． 的3岁丧父当在庚戌流年。庚金合住了时干乙木。丙火偏财失源。原局丙火通根月、时的两巳，因与午有邀未三会火局而不真。流年戌更邀午入墓。丙火自然也随之入墓。也就是说田家英丧父，实际当在其四岁之时。
2． 原局本就有严重财多破印之兆。
二． 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誓言走上半工半读之路。他13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笔名。14岁时，他在报上与一个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被川中许多人称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同年，他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海燕社”。
三．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行庚子大运。无根的壬水得偏印旺生。子午对冲。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田家英会这步大运中生活极为不安定，同时也有为理想献身的想法。因为是印运当头，子为壬水阳刃帮身。所以日主于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完全符合命理。
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他当时给《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杂文，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非常欣赏。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想到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便让他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
1948年，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毛泽东便把这名26岁的“家教”召来，口授一段意思让他写篇电文。田家英一挥而就，毛泽东很满意地结束了面试。此后，田家英深得毛泽东信任，在同代人中提升很快。他除一直任主席秘书，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这段历史是在日主行己亥大运时，己土为壬水正官，亥为日主之禄。在深得毛的信任的同时，壬水被己土浑浊，也是使他处于伴君如伴虎的尴尬。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田家英是管事最多的一人。他不仅掌管着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还用十多年的心血为毛泽东建立起一个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十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据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在难得的闲暇中，他到荣宝斋等旧店铺购买和搜集字画，往往买回来先送到毛泽东那里，两人共同欣赏切磋。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田家英和明代状元、大学者杨升庵、著名抗日将领王铭章并为新都人民的三大骄傲人物。
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著有《学习〈为人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编有《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等。
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
1959年，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后，发现过“左”错误并试图纠正；同年夏，他在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的观点。他被人揭发批判后，毛泽东认为属于认识问题，还是对他加以保护。1961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起草了著名的《六十条》，纠正了此前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过，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他们的分歧未能弥合。田家英自庐山会议后一再想到基层工作，一些省委书记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却总不同意他离开自己。
厌恶江青、陈伯达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尽管他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
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
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
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
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
“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董边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整人要有口实。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
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毛泽东曾要田家英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田家英看后对毛泽东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心怀正气、豪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山雨欲来，风满华夏。
以死抗争
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月17日，“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邓拓，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
紧紧跟着邓拓而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二个屈死者。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长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回避。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逢先知也留了下来。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摒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他的眉间皱起深深的“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激愤，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统统交。”安子文答道。
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
“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 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
“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12点，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5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董边知道他心里难受，可是没有往坏处想。她要他赶紧去休息。
董边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右倾错误”，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过早饭，快到7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咦，田家英到哪里去了呢？他试着推了推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
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他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他顿时像触电似的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
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下午3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董边急急赶回中南海，来到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她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
安子文长叹了一口气，他也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名解放军。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的巨创剧痛之际，接到了这样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
他留下了遗言。他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历史终于还他以公道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整整一年———1977年10月，董边结束了那苦难的生活，得以平反，重新出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后来，担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她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并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从1983年至1988年，她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诚如田家英的遗言所预见的那样：“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1980年初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热情地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