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启蒙》（二一九）——木火通明张闻天

[水木罗汉]

死亡时间：
公历：1976年7月1日19时30分　　农历：丙辰年[沙中土]六月初五日
死亡时间的干支呈象：
　　　　　　　 　
乾造：　　丙　　 甲　　甲　　 甲　　　　 (子丑空)　
　　　　　辰　　 午　　寅　　 戌　　　　 　

　　　　　　
大运：甲午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72岁　62岁 52岁　42岁　32岁　 22岁　　12岁　　2岁　　
干支呈象分析：
1.   甲木日主坐支于寅为临官旺地。甲木自旺。
2.   天干三比。乍看日干甲木不弱。但是，地支月、日、时，寅午戌三合火局，因年干丙火透出，更因月令午火得令，三合火局成。日元甲木临午月令为死地。所以，日主转弱。
3.   这样，日干甲木所能依者，唯年支辰中癸水生扶，乙木帮衬。但是，辰与时支戌遥冲，日干甲木在一生中，就潜伏着失根、无印，因而也就不得不从的命运气机。
4.   全局所重五行为火，火为甲木食伤。因此，整个命局可以看成是木火通明的格局。日主的才智聪明，思维敏捷，热心服务，不恋官位，为民请命等性格特质，反映得一览无余。若在今天，肯定是一个能为民着想的、称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
5.   由此一看，42岁前，所走的行运，都是能使甲木日元真从的运程。据资料，张闻天是1900年出生。那么42岁，则为1942年。从披露的史料看，张闻天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就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但由于大运寅与原局三合局之寅有伏吟之象。所以人生也就在从与不从中多磨多难。
6.   从1942年起行辛卯大运。辛金日元为日主正官，合住年干丙火向水，日元甲木得卯木阳刃，从格之论不再成立，整个命局遂有木火不透，既不能从食伤之势，也不能为官管民，实是痛苦。
7.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也就是在52岁起的壬辰大运中。年干丙火逢冲，年支辰辰伏吟。用民间的话来说，也就是日主遭遇本命年。1959年流年己丑。己土除了有晦火之弊外，还有三甲共争一己之害。丑土破辰，癸水出，这本可论从的格局得印生。日主自然就会出现身弱而又要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在庐山会议上，坚持己见，独立鸡群，从而被毛泽东“枪打出头鸟”（在那种形势下，你就是一只凤凰，他也要打啊！若真的是只凤凰，那些鸡们，还不跟着起哄？），也就成了命理自然。
8.   从62岁起，行癸巳大运。从格来印，自然有灾。日主的人生从此不得安宁。其实际历史背景也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1964年甲辰，失掉了人生的最后防线。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取消了张闻天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文件的权利，并由彭德怀专案组连带审查。到1964年秋天，就连与孙冶方等人的工作关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他们被打成“张孙反党集团”，孙冶方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同时也撤销了张闻天“特约研究员”职务。从此过上了不是被批斗，就是被关牛棚，四处转移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9.   从72岁起，行甲午大运。月提伏吟、大运甲木加上原局三比。争竞之心不灭，因此此时的日主，是绝不会为了正义、真理，而向权势低头的。这就注定了他要在丙辰年，甲木得库之年，在甲寅日，甲木得旺根之日，撒手人寰。
      在这里我们还要讨论，按照《穷通宝鉴》的说法，甲寅本是活木，在这里又该如何看待《穷通宝鉴》所说“生木得火而秀，丙丁相同”的判断。日主为何竟然会在丙辰年去世了？不是该生吗？
      这里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辩证的生死观。从我们前面的推论。已经看出，作为木火通明的假从格局，在行运中日主从得越真，也就是火势越旺越好，人生际遇就越好。这就证明了《穷通宝鉴》的说法不悖。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日主死亡时间的干支呈象。用佛家的说法，则是一个“往生”的时间，所以，对于他的生后评价高低，也就要以丙火在大运流年中的状况而定了。　张闻天自己曾说过：“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历史的风雨裹雷挟电，大浪淘沙般冲洗着一个个匆匆过客，也更加闪映着那横亘天际而九死不悔的璀璨人生。事实已经证明，张闻天往生之后，反得令名。
                                     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
附：关于张闻天的史实；
张闻天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撤职罢官，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他最后17年含冤受屈的晚年岁月里，顶住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依然争取机会深入调查研究，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矢志不渝地提出纠“左”建议。他临终也没有看到为自己平反，但那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铭刻在一个共产党人的丰碑上。
　　共产党员不言后悔
　　张闻天笔名“洛甫”，是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的谐音。他还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能用英语和俄语演讲。所以在建党初期马列翻译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张闻天便成为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建国后虽然转入外交领域，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始终非常重视，在调查研究中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风声日紧。此间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征求过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意见，因此他们7月20日曾分别打电话给张闻天，婉转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还是不讲为好。但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仍然坚持要讲，并在7月21日的华东组讲了3个多小时。他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13个问题，并明确表示赞成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张闻天由此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百思不解，独自来到牯岭山中，默默坐了很久。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已经在家等待。刘英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兼监委书记，她已然获悉庐山风暴。所以张闻天一进家门，她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埋怨他捅了马蜂窝，“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开始有些激动，说自己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员不言后悔。”他又平静地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类似的话他还与别人讲过，成为“里通外国”的把柄）。刘英听了，说这事最犯忌，他却说：“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晚上散步，来看他的秘书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就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所以，这时的张闻天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但事实上，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不是针对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老账，追查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对这个问题，在庐山时张闻天就严正声明：“这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想不到下山以后还纠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张闻天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默默相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对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自从长征途中他们结婚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落泪。
花甲之年的张闻天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被送到医院抢救。外交部对张闻天的批判这时才转入“专案审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夫人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刘英不服，就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刘英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临别那天，刘英忍住泪水，为儿子打点行装。张闻天嘱咐道：“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谁去呢。”张闻天此时说的仍是“豪言壮语”，但他心里清楚，是自己连累了年幼的爱子。
　　请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
　　庐山会议决议指明：“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9月中旬张闻天被撤销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之职。此后，他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一切工作都没有了。对于淡泊名利的张闻天来说，权位一向并不重要，但失去工作的权力才是令他最痛苦的。他神色黯然地对刘英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刘英完全理解这位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职业革命家的心情，就鼓励丈夫给中央领导写信“申请工作”。
　　1960年元旦，张闻天大病未愈，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希望早日投入到战斗的行动中去。”3月7日，张闻天刚刚出院，又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要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表示“愿意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当一个研究员或通讯员”，或“到下面做点地方工作”。
张闻天又找到总书记邓小平，请求安排工作。邓建议张闻天，今后可以找几个助手，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张即于10月8日致函毛泽东、党中央：“我希望在最近时期内能够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并提出“能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出一点力量”。此后又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谈，刘对他说最好不要做外事工作了，劝他以后在中苏关系一类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你还是找富春同志谈谈，研究经济问题吧。”
　　张闻天从刘少奇的谈话中意识到，所谓“里通外国”还是一个“悬”着的问题，不过，搞经济工作他还是乐意干的。10月21日他约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李很快与张闻天见面并很热情，说我们这儿正需要像你这样懂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呀，可以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哪知过了两天，李富春给张闻天回信说，什么也不要做了，有人不满意你，连我也不满意了。他在信中表示歉意。张闻天这样的“求职”信写了不下10封，大都石沉大海。好容易得到李富春的支持，可他又做不了主。这让张闻天万分苦闷。
　　1960年11月中旬，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找张闻天谈话，说中央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经济研究所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挂“特约”二字的唯有一个张闻天，这意味着并不需要他担负实际的研究任务，只是一个“闲职”而已。好在张闻天对这种安排也不介意。回家后告诉刘英，笑着说：“只要有事做，就行。”并立即通过中科院党委，介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接上了头，于11月21日就去经济所报到了。
几经周折，张闻天的工作总算有了眉目。且不管这工作是否重要，“有事干就行”，这反映了张闻天一贯的求实作风和能上能下的崇高精神。
　　1935年前后，王明、博古、张闻天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组成“三大常委”。但张闻天与他们的分歧日渐加深。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谈了他的苦闷心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但在大政方针上，他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而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记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了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那时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主动要求离职到白区工作，而毛泽东不同意，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又提出将自己的位置让出来，被毛泽东制止。1938年秋天，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诚恳“让贤”，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而他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七大”以后，他仍是政治局委员，却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担任了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长。
　　张闻天从来就没有把权力和地位看重过，而且敢于“自贬”。尽管担任过多项要职，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总以革命利益为重，以谦和的态度和一副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沉浮。因此庐山罢官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他要的是“有事干”，这是他的最低要求和底线。
一个令人尊敬的忠厚学者
　　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对张闻天的到来是很欢迎的。早在1925年秋天，他们同乘一条苏联运煤船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十多年后，张闻天蒙冤遭贬，来到经济所，两人重叙这段旧谊，既格外亲切又感慨万端。孙冶方告诉张闻天，所里目前的中心工作是编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还指定学术秘书孙尚清给他介绍情况。
　　孙尚清曾想，张闻天政治上受到严重打击，到经济所来很可能是混日子，“但一见面，我发现自己想错了。他毫无心灰意冷的表现，不但非常细心地听取我的介绍，而且详细地作笔记，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询问各种观点和论据。我们的谈话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学术座谈会，一直谈下去，竟足足谈了三个半天。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由我原来设想的一个受打击的混日子的‘大官’，变成了一个学识渊博、谦虚好学、善于与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的令人尊敬的学者。”
　　张闻天参加了在香山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研讨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张闻天和孙冶方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都看到了那几年存在的突出问题：搞“穷过渡”，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实现全民所有制；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急于向按需分配过渡；不算经济账，搞“高指标”，违背价值规律。张闻天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应该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研究经济学的人必须学点哲学，也应懂些历史，否则不容易理解经济规律。”张闻天对于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如何学习《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方法等问题，做了多次精辟系统的长篇发言。这部文稿吸收了许多张闻天的观点。他和孙冶方这两位杰出的理论家的崇论闳议，犹如黄钟大吕，和鸣激荡，启迪着参加审稿会的每一个人。
　60年代初吃不到什么东西，有人提出隔一段时间到餐馆聚餐一次，大家凑份子，敲“老革命”的竹杠，让他们出大头。张闻天、孙冶方等老同志每次出40元左右，年轻人只拿1元或5角。“餐桌上，闻天同志和大伙儿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一次吃完烤鸭，闻天同志建议两位青年人把鸭架子包好带回家去，因为他们的妻子正怀孕。闻天同志正像和风春雨，润物细无声……”许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对这位忠厚长者感激莫名。经济所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使张闻天仿佛找到归宿，1961年1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中央已分配我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个特约研究员。我觉得这个工作正合我的心愿。我现在一方面参加研究所方面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讨论，另一方面阅读一些有关文件与书籍……自知年老力衰，能力有限，思想方法上还有问题，在这方面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但仍愿为之，无负于一个共产党员应负的责任。”
　　事实上，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已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但无法禁锢他的思想。他曾说：人的思想是禁锢不住的！这时他的思考、感受、看法，主要是通过读书笔记来记录和表述的。这方面的文字竟有80多万字。
　　1961年夏天，张闻天利用到青岛度假的两个月，精心研读《资本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结合评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临窗思考，海边漫步，都离不开活跃在他脑海中的沉重话题。8月10日，他用了10页篇幅写了《关于按劳分配提纲》，针对当时流行的“左”的观点和误解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适合于当前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不能脱离实际，成为空谈，说大话。”8月16日的笔记中写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写于9月15日的长达54页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针对1958年以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认识和实践，相当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和规律。张闻天理论思维的深邃，突出地体现在突破教条的束缚，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决前人和同时代人未能解决或不敢说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否定“阶级斗争”，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些论述反映了张闻天对中国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庐山会议以来的一贯看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愈加显示出它的理论力量和科学远见。张闻天在逆境中的探索，再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解放的先驱。
　再次打击下的铮铮铁骨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后，党中央的活动几乎与他无缘了。出乎意料的是，1961年的岁尾，他接到了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1961年1月11日在北京开幕的扩大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张闻天不仅出席了会议，而且还坐上了主席台。因为他的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还保留着，所以被安排为这次会议的主席团成员。这对于在研究所“赋闲”的张闻天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这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刘少奇指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次会议还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这给了张闻天很大的鼓舞，他从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转机和希望。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信，要求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而张闻天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将目光集中在经济研究和集市贸易等问题上，想为中央克服经济困难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会后，他就同夫人刘英商量，要外出作一次调查研究。刘英说：“你是犯错误的人，上面能同意吗？”张闻天满有把握地说：“估计问题不大。”他把打算到江苏、浙江、上海、湖南等地作调查的报告送了上去。不久，中办主任杨尚昆来电话说，中央已经同意了。
1962年4月18日，张闻天和夫人刘英、3岁的养女小倩及两位经济所的同志，开始了南方之行。这次农村调查历时两个多月，走访了20多个县市。集市贸易是张闻天调查的重点，他特别关心市场情况，询问市场上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买卖，粮食是否可以交易。为此他还特意去了集贸市场，他说，我看自由市场现在商品不多，但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很有前途。
　　回到北京后，张闻天顾不上休息，撰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修改。有人建议他最好不要向上面送这样的材料，但张闻天坚持要送，他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反映了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至于听不听是中央的事，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问题，该提的建议还是要提。”
　　结果，这篇被称为“集市贸易意见书”的调查报告成了新罪证。在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黑暗风”和“单干风”相联系的“翻案风”，并继续审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追逼“里通外国”。康生说张闻天曾讲斯大林晚年错误，“我看里通外国的帽子戴得对。”张闻天据理力争，讲清此话事实真相，坚持说这些事实“不能作为‘里通外国’的根据”。他钢铁般的辩白使得康生无言以对。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取消了张闻天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文件的权利，并由彭德怀专案组连带审查。到1964年秋天，就连与孙冶方等人的工作关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孙冶方因为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文，被《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登出批判，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孙冶方被停职反省。康生、陈伯达派出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进驻经济研究所，说孙冶方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支持张闻天在经济所进行“反党活动”；而张闻天的“反党纲领”，就是他的“集市贸易意见书”。他们对这份材料组织系统批判，上纲上线，最后的结论是：张闻天的主张反映了地主、富农以及一切向往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的要求，张闻天充当了资产阶级、投机商人的代言人的角色。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的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他们被打成“张孙反党集团”，孙冶方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同时也撤销了张闻天“特约研究员”职务。
　张闻天被彻底冷落，但隔上一段时间，他总要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自己的学习、生活、思想情况。每写出一篇文稿，都要送他们参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近来脑筋里似乎有许多思想要求我把它写出来，可惜，今年已经六十四岁，自觉年老力衰，精力不济，究竟一个人能搞出什么东西，自己也不敢有什么奢望，但我一定要努力为之。”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曾在一份文稿里写了“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这种说法有缺点。”如此“不合时宜”的观点他都敢提。
　　最后的遭遇与历史的回声
　　用张闻天自己的话说，庐山会议后，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但“文革”风暴的到来使得张闻天不再“孤独”，并立即被卷入喧嚣之中。
　　7月12日，中央专案组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被揪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台上，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旁边一起挨斗。那天天气闷热，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张闻天，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因体力不支一头栽倒。有个造反派骂他“装死”，又被拖了起来。在持续5个小时的拽来拽去中，他的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鼻青眼肿的张闻天回到家中，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伤感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看到丈夫惨不忍睹的模样，刘英号啕大哭。
　　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斗彭德怀，“每次看到他怀揣月票手提书包挤汽车去接受批斗，我一天的提心吊胆便开始了，担心他在扑面的风沙或当头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挤坏，更担心被人揪斗致死。黄昏降临，我便倚门而望，眼巴巴地等待亲人归来……”刘英凄惨地回忆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
　　张闻天一边接受批斗，一边接受中直机关和来自全国的提审和外调，仅10个月就有219起。在调查中，张闻天忍受住辱骂、恫吓、拳打脚踢，坚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显示了他坚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让张闻天证明，企图通过“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干部，可是张闻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人出狱是经我签字同意的，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知道的”。尽管如此，在印发的中央文件里还是用了“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字眼，并下令北京卫戍区分别将张闻天夫妇武装“监护”了523天，直到1969年10月20日“紧急疏散”时，他们才被从小屋里领出来，在审讯室里重逢。
　　三天后，在专案组的“护送”下，张闻天夫妇带着10岁的养女小倩匆匆离京南下，来到广东省肇庆军分区大院，一个半山坡的平房里。在这里，张闻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他化名“张普”，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每月要向军分区保卫科书面汇报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边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
　　“9•13”林彪自我爆炸，使71岁的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认为“文革”的形势和自己的命运将有所改变，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地写出来，他对刘英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忍着病痛，避开监管，开始秘密写作文稿。计有《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等等。这些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可以说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在当时乱哄哄的年月，潜心作这种研究的，除了张闻天，恐怕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人。
1972年4月2日，张闻天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言辞甚为恳切。到6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和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
　　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这封信是托王震转呈的。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完来信，让身边工作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广东肇庆，来到江苏无锡汤巷45号定居。此时的张闻天已是百病缠身，曾几次送医院抢救。1976年4月的一天，张闻天自知不久于人世，让妻子写下他们的合约：“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张、刘，1976年4月。”重病中的张闻天依然关心他的理论研究，曾让人重抄在无锡修改的文稿，说：“如果能有一个懂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我就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来。”
1976年7月1日下午7时30分，受尽磨难的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逝世。享年76岁。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张闻天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陈云主持，邓小平含泪致悼词。他在悼词中说：“张闻天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要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并代表中央宣布“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
　　1985年8月30日，在张闻天85周年诞辰之际，包括庐山会议发言和“读书笔记”、“肇庆文稿”精彩篇章在内的《张闻天选集》正式出版，嗣后又出版了《张闻天全集》4卷。他的遗愿实现了。

[水木罗汉]

附：杨尚昆的回忆文字；
杨尚昆同张闻天有着将近40年的友谊，称得上是知己的战友。2007年为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我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要带电视台人来采访我，约谈关于杨尚昆同张闻天的交往，于是从有关材料中找出了一份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记录。这次未曾公开发表的谈话，是他当时应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的一次谈话，时间是1986年8月30日，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这次谈话由于有张闻天的夫人，同时也是杨尚昆的老战友刘英参加，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体验，杨尚昆谈兴一直未减，话题虽然离不开张闻天，然而实际涉及到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而这次谈话目前留下的就是这份密密麻麻的录音记录稿。如今距离那次谈话已经20多年，杨刘二老均已辞世仙去，参加这次谈话的编辑组的同志也只剩下两人，我和编辑组前组长萧扬。为了不让这次难得的谈话湮没，便根据这份录音记录整理成文。
　　
　　上海时期的张闻天
　　
　　我和闻天两个人是四中全会后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到宣传部去了。闻天那时的思想也都还是受莫斯科训练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知道当时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这一段从他思想来说都还是教条的。不过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博古人很聪明，有捷才，善辩。而闻天是接触了实际以后才觉得王明这套不行的。
　　
　　四中全会王明是反立三路线上台的，但四中全会后所实行的实际同立三路线差不多，不同的是取消了全国暴动计划，取消了行动委员会。那时甚至闻天也都还没有认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搞的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这一套，那就是靠罢工、示威，搞“飞行集会”。那时南京路上有个先施公司，我们的人就去那儿先放个鞭炮，然后几个人高呼口号，于是行人便围了上来。这时警察就跑来抓人，这样每次我们都要被抓走一些人。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情况闻天就有些感觉，觉得这种办法不行。特别是1932年他出席江苏省委会议的一次讲话，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最明显。那时没有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就是上海市委，我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当然，他当时思想还没有后来那么彻底。他讲得多的还是从工作没有搞好这个角度说的，总是说没有准备好啦，太仓促啦。但觉得这样搞不是个办法，这一点是提出来了。认为这样搞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淞沪抗战起来时，上海有十三家日本纱厂同时举行罢工，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因为那些工厂都开在闸北，闸北被日本人一占领，工人们就都跑到租界上来了。工人们都有爱国心，于是就组织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维持工人生活，就靠“民反”(全称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一笔者注)在社会上募捐开粥场。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两餐稀饭。有一天宋庆龄通过人向我们表示要捐两千元，那时两千元可不简单，是光洋呵。但这时凯丰就主张不接受，我就主张接受。凯丰那时在团中央，我在江苏省委宣传科。我就去跟闻天商量，闻天也主张接受。这样才把这两千元接受了下来，那时我们还办了张报纸，三天出一期。这件事我们还登报公开表示感谢。当时为什么有人不接受，就是说宋是第三党。那时有个公式，说第三种势力即中间派，他的欺骗性更大，比国民党还要坏。这是套的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那个公式。所以总的说来闻天这一段并没有完全脱离教条主义，但是实际工作使得他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
　　
　　所以他那时自己的思想活动同他文字上写出来的东西，已经开始发生距离。他这时有几篇文章已经可以看出有点想要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但是那个思想并不彻底。
　　
　　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闻天到中央苏区大约比我早十天。我到了中央苏区时他正在做报告。我一去就先向小超(邓颖超)报到，她当时是中央秘书长。报到后她就安排我住处，我一看那个房里还有张床，她告诉我说那是张闻天的。闻天回来一见面就说，你到啦!好好。并说，我那时(指在上海时)跟你说了句再见，就是指的在这里见呀。那段时期我跟他住一起，在那间房子里差不多同住了几个月。在中央苏区，起初闻天还是宣传部长，我那时是宣传部干事。后来派我去办党校(名字叫共产主义大学)时，闻天是校长，我是副校长，不过实际他没有管。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 反“罗明路线”时我已经到了瑞金。这一段斗争我知道是博古发动的，策划这件事我估计也是博古。那个时候博古叫总书记。为什么说是博古起这样的作用呢?因为斗罗明时我还在瑞金，起初罗明表现很硬的，并不承认错误。那时我同博古都住在一个楼上，博古是同陈云他们两个住隔壁。看到罗明不承认错误，博古就有点慌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斗争发动起来了，他不胜利那他不就垮台了嘛!于是就找了很多人同罗明去说，去劝罗明，说你一定要服从大局，不要这个样子。后来罗明就承认了，承认是他的错误。当然后来整人这个事是罗迈(李维汉)，斗邓毛谢古时我已经不在瑞金，但我知道罗迈一去苏区就组织了一个组织局，组织局书记就是李维汉，可以说罗迈掌握了生杀大权。所以我估计这件事策划是博古，具体到整人是李维汉。至于文章嘛是闻天写的，他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当然那时他也只能那样写。
　　
　　闻天同博古两个原来在思想上基本一致，后来慢慢地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因为博古坚持教条坚持得比较厉害，他到中央苏区后就把闻天实际上从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中排挤出去，叫他到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我想当时博古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把毛架空，你虽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按实际的职务来说，具体的工作是在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总理那里。这个完全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来套的。第二你张闻天在政府那边工作，你就少管中央的事情。然而闻天同博古他们两个那时一直是有斗争的，思想也是有所不同。博古比较个人突出，闻天这个人毛主席就说他是书生，他是书生气重些，但书生气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这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的文笔是不错的。他去政府工作，这就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单独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机会，特别是同毛主席接近了。因此我觉得闻天转变的关键是在遵义会议前这一段。不过毛主席起初也没有同他交心，是慢慢地才交的呵。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博古同洛甫是一条绳子上两个蚂蚱。王稼祥去苏区去得早，我估计毛大概多少把他的思想暴露的，首先是跟王稼祥。至于对张闻天，他还是先试得试得来的。不过在瑞金他们这几个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那时候反毛反得最厉害的是任弼时。第一次宁都会议恩来是中央代表团团长，恩来还没有到，是任主持把毛主席撤掉了。所以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刘英插话:他真是记得清!)这个人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所以任弼时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我觉得闻天那时也从弼时那里听到过一些反毛主席的话的，开始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弼时那时认为毛主席有些东西不妥当，比如包括肃反他认为毛主席该有责任，但是毛主席从来不认为肃反他有责任。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从动员突围到遵义会议
　　
　　长征出发前闻天发表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我们开干部会动员突围就是靠的这篇文章。因为长征之前博古同李德他们两个到过我们三军团，这是他们第二次到三军团，第一次是打广昌(战役)时同彭德怀当场吵架那次。这次他们又来就讲到要突围，就说中央没有内部文件，就是张闻天同志有篇社论，所以闻天那篇文章是代表中央的。不过文章讲得很隐蔽，不懂得一点情况还看不出呢。这里要说一个问题，关于这篇社论我记得上面有个训令，训令上写着“供干部讨论会用”，所谓讨论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开个干部会，师团级或县团级统统说清楚，没有那个事。那时我是三军团政委，顶多是跟师长们说了，连团长都不知道。毛主席多次讲这件事，说没有说清楚，其实为什么一定要说清楚才能走，部队嘛，只要下命令就是喽。
　　
　　前方的同志对你们(指长征初期刘英所在的中央纵队一笔者)后头那个“红章纵队”(笔者按:长征初期红军部队按照李德的“设计”，一、三两个主力军团分别列为左右两翼，掩护着中间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杨尚昆所在的三军团担负着右翼的掩护任务。刘英则在当时代号叫做“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担任巡视员。)意见大得很啦，甚至叫它“混账纵队”。前方有时要等候两三天，才等得上你们。三军团最恼火的一次是过湘江，因为等中央纵队迟了一天。湘江一仗是同白崇禧的部队打的，打得很苦，损失很大。所以前方一些同志都怪你们，说就是你们把我们拖垮了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央纵队的同志每人都手里拿着火把准备走夜路，前方的同志一看他们在那边走就骂，因为军队里的战斗部队是根本不许点火的。(刘英:不点火的话。那些行李就全完啦!)
　　
　　遵义会议我记得是这样的，博古讲完之后第一个报告的是洛甫，他总结长征前面这一段，基本的东西是毛主席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尊重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也比较重视，从毛主席这方面说，我找你一个教条主义营垒的人出来打头阵。接着毛主席做了一个补充的东西，这就讲得比较厉害一点。遵义会议那个文件也是洛甫写的。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不过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闻天的转变可以说同他跟毛主席两个人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接触有关。由于受毛主席影响，毛主席跟他谈了一些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他就站过来了。我看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遵义会议如果要他说王明整个路线错误，我看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里还有个共产国际问题。(刘英插话:那时大家对国际都很迷信。)这一段他同毛主席的关系是很好的。
　　
　　关于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是在会理(云南)附近一个村子里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就是我和彭德怀。我还记得就是在一个茅草棚子旁边，也就是露天里开的。我那时脚受了伤，是用担架抬着去的嘛。会理会议主要是批评林彪要毛下台，也牵连到几个军团。因为从遵义出来这一段部队就是走路，那个时候怨言很多。一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也没有说清楚究竟要搞什么，就是下命令。所以部队疲劳得不得了。走的中间你挤我，我挤你，谁的力量大谁就跑得快。一军团同三军团碰到路上谁都不让谁。
　　
　　特别是干部团陈赓对一军团杨成武那个团意见大得很，就公开骂，跺起脚来骂。因此可以说那个时候思想是很乱的。
　　
　　在这种打圈圈情况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说，这样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是不行的。对这种打法洛甫也不了解。彭德怀也不了解，因此也跟他讲，其实毛对彭不了解是最不高兴的。这里还有王稼祥军事方面对毛有意见，他又不跟毛直接讲，就跟洛甫讲，洛甫就跟毛讲，毛就发脾气。会理会议本来正式题目是批评林彪写给中央的信，信是要毛下台，要彭德怀出来指挥。但是会上有人却出来说是张闻天到了三军团司令部，同彭谈了多少多少。我就起来作证，我说我是政治委员，整天同彭德怀两个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张闻天没有到过三兵团。所以这就怀疑到张闻天同彭德怀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这根本是个冤枉，毛主席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不然为什么明明是要批评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结果却又要把张闻天同彭德怀拉出来?那个会上非常紧张呵。
　　
　　瓦窑堡的一场争论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刘英插话:对。那时开会都在洛甫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刘英插话:我记得还争论得很厉害。)因此东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不愿意，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他们都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就是要脱离根据地，那时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因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怎么得了呢。
　　
　　实际上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主张大家都不赞成。所以后来毛主席就改了。东征是走一步看一步，瓦窑堡不是留了一个留守处嘛。但他并没有放弃他那个意见，后来是没有能按计划打胜仗。周恩来、博古他们就留在了瓦窑堡，洛甫没有留，是跟着我们过河的。东征战绩是很不错的，占领了很大一片地方，但是县城一个没有占领。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想要同我们合作，博古还有王稼祥他们一起到了前方，于是中央在山西大麦郊开了会。后来决定回头，就回到了西边。可见那时就有点不同的主张了。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给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插话: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个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他已经同她结婚了，所谓结婚实际也就是那么回事。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去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呵?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系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所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搞得慢慢距离远，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不过会理会议后主要是走路，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分歧。我说闻天同志一方面过去是有些教条，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很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当然是住得久，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1939年回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反正闻天那里我到了延安是经常去串门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笔者按: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笔记》又申明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可以肯定，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己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我离开了。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二十八个半”问题与“抢救运动”
　　
　　闻天对王明的印象一直是不好的，这我知道。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时他对王明的印象就不好。所以你要说他佩服王明，那是根本不会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完全是陈伯达他们搞出来的。在延安讲“二十八个半”的时候，他们把博古、洛甫都算上。我就说如果要算，这些人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时我在支部局，我就算一个反的。博古那时还在，不过他已经不在学校，那时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院。洛甫那时已经到了红色教授学院。他除了礼拜六来一来学校以外，其余时间根本就不来。他当时既不是支部局的，又不是学校学生。所以那个事同他没有关系。 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木赞成，是我听弼时当面跟我讲的，他说这样搞不行。不过那时弼时有些正确主张毛主席也拒绝。康生那个家伙坏透了，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副)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结果斗争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七八点钟都下不了台。几乎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攻这个柯庆施，其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是说什么看到你在街上戴个黑眼镜呵，又是怎么怎么样啦，搞逼供信。后来主席在一次会上就问到，你们开那么长的会干什么?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却说，是他们要开这个会，我就没有要他们开。你看他又这样子说话。
　　
　　记得有个叫韩进的在延安审查时把他整得很苦。其实这个人是我过去在上海时，他被敌人抓去枪毙，但没有被打死。脑袋受了伤没有死就躺下装死。晚上一个卖豆浆的老头看他还有气救了他。以后伤稍微养好了一点就跑到租界上找到我，我还给了他几十块钱。延安整他时怀疑他是托派，还说他是日本人，实际都是康生那个“推比法”推出来的，因此就被关过，当时举证就说韩进是已经被敌人枪毙了的。 实际上康生那个时候想搞老干部。中直机关就有十几个老干部上了名单要准备抓起来的，房子都准备好了，这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柯庆施这一关没有能攻下来，就觉得没有把握，康生就赶紧收场。如果柯庆施那个时候乱扯一下，那就不得了啦。那个时候还私设公堂，实际上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不过范围很小。
　　
　　党校还搞出一个什么“红旗党”，这也是康生搞的，他在杨家岭做大报告，说什么河南呵、湖北呵都是“红旗党”。反正周总理管的这些省委都成了“红旗党”。(刘英插话:党校有个特别支部专门管这些人的。)这时候就是真的这样整了的嘛!那时连钱瑛这样的干部也整得很厉害呵，因为钱瑛是在南方局管组织工作的。周总理那时也苦闷得很呵。(刘英插话:他不好讲话呵。)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外面曾经写了个《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毛主席认为它是个纲领，非常恼火的。这个事情那时就责备到了周总理身上，所以审干后期康生搞的那个“红旗党”出来，周总理是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实际上是整周总理。
　　
　　我那时住在山上，我吃饭都要走他门口过，吃饭之前都要到他那里去看一看，我看他那时情绪很不好。但是那时没有总理也不行呵，国民党的这一套也只有总理能对付呵。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总理。整风后期还有人正式向毛主席提出说，教条主义批判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转向批判经验主义。毛主席不赞成。所以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关于高岗事件
　　
　　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较王要重视，规格要高。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回来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刘英插话: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你(指刘英)大概不知道吧。(刘英答: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刘英插话:就是。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从国外回来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他出了问题呢。) 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是对他有意见的。后来这个问题慢慢就搞得复杂了。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高岗不是提出中国的列宁问题解决了，斯大林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当斯大林。毛主席那时都知道他这些活动。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高岗事件已经要发生了，这时毛主席要到杭州去，走之前在怀仁堂开了个会，就提出“轮流做庄”问题，结果没有人赞成，都不赞成这个东西。所以开完会之后毛主席就上车了，是我陪他到杭州去的。
　　
　　那个会开完以后，高岗就找到陈云，说你为什么反对“轮流做庄”?你应该赞成呵。陈云就说，这个不行嘛!你看哪一个够呵?高岗就说，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报告了主席。所以这时主席就非常注意这个，这你是夺他的权么!高岗对小平也讲了。小平那时就说，咳!都挂了像的嘛!你在这些像里头找么，其他人都不够资格。那时不是有几大书记么，毛刘周朱，你看只有在这里头找么。所以以后高岗就不敢找小平了。小平就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就跟毛主席说了。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厉害。
　　
　　庐山会议
　　
　　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不是写了个“纪要”么，那时乔木还没有去，由我牵头找了几个书记先写了一段。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这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
　　
　　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去看了。毛主席一听这个会上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后来突然一下又来了一个军事俱乐部。这事当初坏就坏在罗瑞卿上，李锐、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在一起从一个什么地方走出来，本来没有事，却碰上了罗瑞卿，他们就有些紧张，赶紧拐了个弯，其实何必那么紧张呢。罗瑞卿这个人是搞保卫工作的，警惕性高得很，马上就去报告了毛主席，这就成了军事俱乐部。至于张闻天、彭德怀他们和聂老总住的是一个大院子，靠得很近，吃饭好像还在一个食堂。当然彭德怀要写信给毛主席这个意思张闻天是知道的，张闻天在华东组讲话他也同彭德怀说过，彭德怀是支持他的。可是你想想看几个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不可以交换意见?你过去不是也说过可以交换，而且彼此要做工作么。如果政治局委员都统统不敢讲话，那怎么能行呢?
　　
　　我那时不是在办公厅么，从毛主席那次讲话以后，那些小组的发言都统统提出要求收回。闻天那个发言记录还是我给他送去的。后来闻天自己打个电话给我，他因为看到形势不对，要求把它收回。我说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你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按:八大后张闻天已是候补政治局委员)，我问问少奇同志吧。少奇说，就把它收回吧，算了，不要印了。少奇同志那个时候实际上有一套比较正确的思想，以后就不敢讲了。少奇同志也是怕这个事情。他去找乔木讲过，他要乔木去跟主席讲。乔木说这个我无论如何不能代替你，你要讲，你去讲，我不能讲。 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呵，你乔木也是在呵。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所以乔木也是非常违心地写那个东西。事实上乔木基本是同意彭德怀意见的。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他那时不是经常跑国际书店买书么。他那时确实是坐下来搞研究。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
　　
　　“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情况
　　
　　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
　　
　　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他不是那个时候对小平同志有意见么，说小平同志封锁他么。他以前说高岗时提出过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有个独立王国么，这是讲的高岗。后来“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提出来另外搞个计委，另外搞个书记处。计委他是搞成了，就是把余秋里，还有林乎加他们调来，把李富春架空。李富春这时也知趣，就写封信说我不管了。把全部事情都归秋里去管，余秋里当然是尊重李富春的。当他提出另外一个书记处的时候，当然邓小平同志不好讲话。周总理就讲，这个恐怕不好吧。那个时候他想调什么人当书记呢?他就想陶铸。所以以后说什么陶铸是刘少奇调到中央来的，这对于刘少奇来说，确实是个大冤枉。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另外他还说李富春怕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段又把李富春搞成常委，没有搞几天就又不行了。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关在里头，什么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不是听说毛主席他认为“反周必乱”么。我看他那个时候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帮他支撑那些事情不行。你叫毛主席当总理他当得了吗?(刘英插话:当不了!)所以对于周他是这个样子:一方面觉得这个人也不那么听他的话，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这个人不行。而周也善于在这个中间调和。我们过去不是讲周是不倒翁么。周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是一个顶梁柱，如果没有他那就不得了，没有他这个和稀泥，那就不知道国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刘英插话:后来不是毛也不信任他了么?)不信任也没有办法，不信任哪一个搞得了呵?你康生搞得了?王洪文想当总理，但是王洪文也好，张春桥也好，都不行。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摊子这样下去不得了。当然他自己最后归天了，这个摊子也就只有让给后人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对他刺激最大的是林彪事件，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一直拥护他的，是他一个比较忠实的信徒。林彪居然干出这种谋杀手段，对他刺激太大了。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老的他都不相信了，就相信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还有江青。所以后来就反常反得极端了。

[子平丹]

现在对革兴十年的解读应该打破我们惯有的思维，少神化太祖，少从太祖绝对权威的角度，多从利益的层面。我以前的潜意识中开国一代大都清正简朴，一心为民，现在看来，为民、害民不过都是获取和维持权力的手段。

[sibyl]

死亡时间：
公历：1976年7月1日19时30分　　农历：丙辰年[沙中土]六月初五日
死亡时间的干支呈象：
　　　　　　　 　
乾造：　　丙　　 甲　　甲　　 甲　　　　 (子丑空)　
　　　　　辰　　 午　　寅　　 戌　　　　 　

　　　　　　
大运：甲午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72岁　62岁 52岁　42岁　32岁　 22岁　　12岁　　2岁　　
干支呈象分析：
1.   甲木日主坐支于寅为临官旺地。甲木自旺。
2.   天干三比。乍看日干甲木不弱。但是，地支月、日、时，寅午戌三合火局，因年干丙火透出，更因月令午火得令，三合火局成。日元甲木临午月令为死地。所以，日主转弱。
3.   这样，日干甲木所能依者，唯年支辰中癸水生扶，乙木帮衬。但是，辰与时支戌遥冲，日干甲木在一生中，就潜伏着失根、无印，因而也就不得不从的命运气机。
4.   全局所重五行为火，火为甲木食伤。因此，整个命局可以看成是木火通明的格局。日主的才智聪明，思维敏捷，热心服务，不恋官位，为民请命等性格特质，反映得一览无余。若在今天，肯定是一个能为民着想的、称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
5.   由此一看，42岁前，所走的行运，都是能使甲木日元真从的运程。据资料，张闻天是1900年出生。那么42岁，则为1942年。从披露的史料看，张闻天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就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但由于大运寅与原局三合局之寅有伏吟之象。所以人生也就在从与不从多磨多难。
6.   从1942年起行辛卯大运。辛金日元为日主正官，合住年干丙火向水，日元甲木得卯木阳刃，从格之论不再成立，，整个命局遂有木火不透，既不能从食伤之势，也不能为官管民，实是痛苦。
7.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也就是在52岁起的壬辰大运中。年干丙火逢冲，年支辰辰伏吟。用民间的话来说，也就是日主遭遇本命年。1959年流年己丑。己土除了有晦火之弊外，还有让三甲共争一己之害。丑土破辰，癸水出，这本可论从的格局得印生。日主自然就会出现身弱而又要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在庐山会议上，坚持己见，独立鸡群，从而被毛泽东“枪打出头鸟”（在那种形势下，你就是一只凤凰，他也要打啊！若真的是只凤凰，那些鸡们，还不跟着起哄？），也就成了命理自然。
8.   从62岁起，行癸巳大运。从格来印，自然有灾。日主的人生从此不得安宁。其实际历史背景也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1964年甲辰，失掉了人生的最后防线。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取消了张闻天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文件的权利，并由彭德怀专案组连带审查。到1964年秋天，就连与孙冶方等人的工作关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他们被打成“张孙反党集团”，孙冶方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同时也撤销了张闻天“特约研究员”职务。从此过上了不是被批斗，就是被关牛棚，四处转移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9.   从72岁起，行甲午大运。月提伏吟、大运甲木加上原局三比。争竞之心不灭，因此此时的日主，是绝不会为了正义、真理，而向权势低头的。这就注定了他要在丙辰年，甲木得库之年，在甲寅日，甲木得旺根之日，撒手人寰。
      在这里我们还要讨论，按照《穷通宝鉴》的说法，甲寅本是活木，在这里又该如何看待《穷通宝鉴》所说“生木得火而秀，丙丁相同”的判断。日主为何竟然会在丙辰年去世了？不是该生吗？
      这里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辩证的生死观。从我们前面的推论。已经看出，作为木火通明的假从格局，在行运中日主从得越真，也就是火势越旺越好，人生际遇就越好。这就证明了《穷通宝鉴》的说法不悖。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日主死亡时间的干支呈象。用佛家的说法，则是一个“往生”的时间，所以，对于他的生后评价高低，也就要以丙火在大运流年中的状况而定了。　张闻天自己曾说过：“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历史的风雨裹雷挟电，大浪淘沙般冲洗着一个个匆匆过客，也更加闪映着那横亘天际而九死不悔的璀璨人生。事实已经证明，张闻天往生之后，反得令名。
                                     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
附：关于张闻天的史实；
张闻天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撤职罢官，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他最后17年含冤受屈的晚年岁月里，顶住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依然争取机会深入调查研究，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矢志不渝地提出纠“左”建议。他临终也没有看到为自己平反，但那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铭刻在一个共产党人的丰碑上。
　　共产党员不言后悔
　　张闻天笔名“洛甫”，是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的谐音。他还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能用英语和俄语演讲。所以在建党初期马列翻译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张闻天便成为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建国后虽然转入外交领域，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始终非常重视，在调查研究中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风声日紧。此间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征求过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意见，因此他们7月20日曾分别打电话给张闻天，婉转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还是不讲为好。但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仍然坚持要讲，并在7月21日的华东组讲了3个多小时。他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13个问题，并明确表示赞成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张闻天由此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百思不解，独自来到牯岭山中，默默坐了很久。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已经在家等待。刘英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兼监委书记，她已然获悉庐山风暴。所以张闻天一进家门，她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埋怨他捅了马蜂窝，“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开始有些激动，说自己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员不言后悔。”他又平静地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类似的话他还与别人讲过，成为“里通外国”的把柄）。刘英听了，说这事最犯忌，他却说：“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晚上散步，来看他的秘书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就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所以，这时的张闻天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但事实上，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不是针对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老账，追查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对这个问题，在庐山时张闻天就严正声明：“这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想不到下山以后还纠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张闻天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默默相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对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自从长征途中他们结婚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落泪。
花甲之年的张闻天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被送到医院抢救。外交部对张闻天的批判这时才转入“专案审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夫人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刘英不服，就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刘英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临别那天，刘英忍住泪水，为儿子打点行装。张闻天嘱咐道：“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谁去呢。”张闻天此时说的仍是“豪言壮语”，但他心里清楚，是自己连累了年幼的爱子。
　　请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
　　庐山会议决议指明：“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9月中旬张闻天被撤销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之职。此后，他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一切工作都没有了。对于淡泊名利的张闻天来说，权位一向并不重要，但失去工作的权力才是令他最痛苦的。他神色黯然地对刘英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刘英完全理解这位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职业革命家的心情，就鼓励丈夫给中央领导写信“申请工作”。
　　1960年元旦，张闻天大病未愈，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希望早日投入到战斗的行动中去。”3月7日，张闻天刚刚出院，又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要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表示“愿意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当一个研究员或通讯员”，或“到下面做点地方工作”。
张闻天又找到总书记邓小平，请求安排工作。邓建议张闻天，今后可以找几个助手，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张即于10月8日致函毛泽东、党中央：“我希望在最近时期内能够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并提出“能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出一点力量”。此后又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谈，刘对他说最好不要做外事工作了，劝他以后在中苏关系一类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你还是找富春同志谈谈，研究经济问题吧。”
　　张闻天从刘少奇的谈话中意识到，所谓“里通外国”还是一个“悬”着的问题，不过，搞经济工作他还是乐意干的。10月21日他约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李很快与张闻天见面并很热情，说我们这儿正需要像你这样懂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呀，可以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哪知过了两天，李富春给张闻天回信说，什么也不要做了，有人不满意你，连我也不满意了。他在信中表示歉意。张闻天这样的“求职”信写了不下10封，大都石沉大海。好容易得到李富春的支持，可他又做不了主。这让张闻天万分苦闷。
　　1960年11月中旬，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找张闻天谈话，说中央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经济研究所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挂“特约”二字的唯有一个张闻天，这意味着并不需要他担负实际的研究任务，只是一个“闲职”而已。好在张闻天对这种安排也不介意。回家后告诉刘英，笑着说：“只要有事做，就行。”并立即通过中科院党委，介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接上了头，于11月21日就去经济所报到了。
几经周折，张闻天的工作总算有了眉目。且不管这工作是否重要，“有事干就行”，这反映了张闻天一贯的求实作风和能上能下的崇高精神。
　　1935年前后，王明、博古、张闻天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组成“三大常委”。但张闻天与他们的分歧日渐加深。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谈了他的苦闷心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但在大政方针上，他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而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记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了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那时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主动要求离职到白区工作，而毛泽东不同意，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又提出将自己的位置让出来，被毛泽东制止。1938年秋天，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诚恳“让贤”，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而他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七大”以后，他仍是政治局委员，却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担任了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长。
　　张闻天从来就没有把权力和地位看重过，而且敢于“自贬”。尽管担任过多项要职，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总以革命利益为重，以谦和的态度和一副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沉浮。因此庐山罢官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他要的是“有事干”，这是他的最低要求和底线。
一个令人尊敬的忠厚学者
　　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对张闻天的到来是很欢迎的。早在1925年秋天，他们同乘一条苏联运煤船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十多年后，张闻天蒙冤遭贬，来到经济所，两人重叙这段旧谊，既格外亲切又感慨万端。孙冶方告诉张闻天，所里目前的中心工作是编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还指定学术秘书孙尚清给他介绍情况。
　　孙尚清曾想，张闻天政治上受到严重打击，到经济所来很可能是混日子，“但一见面，我发现自己想错了。他毫无心灰意冷的表现，不但非常细心地听取我的介绍，而且详细地作笔记，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询问各种观点和论据。我们的谈话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学术座谈会，一直谈下去，竟足足谈了三个半天。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由我原来设想的一个受打击的混日子的‘大官’，变成了一个学识渊博、谦虚好学、善于与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的令人尊敬的学者。”
　　张闻天参加了在香山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研讨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张闻天和孙冶方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都看到了那几年存在的突出问题：搞“穷过渡”，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实现全民所有制；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急于向按需分配过渡；不算经济账，搞“高指标”，违背价值规律。张闻天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应该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研究经济学的人必须学点哲学，也应懂些历史，否则不容易理解经济规律。”张闻天对于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如何学习《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方法等问题，做了多次精辟系统的长篇发言。这部文稿吸收了许多张闻天的观点。他和孙冶方这两位杰出的理论家的崇论闳议，犹如黄钟大吕，和鸣激荡，启迪着参加审稿会的每一个人。
　60年代初吃不到什么东西，有人提出隔一段时间到餐馆聚餐一次，大家凑份子，敲“老革命”的竹杠，让他们出大头。张闻天、孙冶方等老同志每次出40元左右，年轻人只拿1元或5角。“餐桌上，闻天同志和大伙儿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一次吃完烤鸭，闻天同志建议两位青年人把鸭架子包好带回家去，因为他们的妻子正怀孕。闻天同志正像和风春雨，润物细无声……”许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对这位忠厚长者感激莫名。经济所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使张闻天仿佛找到归宿，1961年1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中央已分配我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个特约研究员。我觉得这个工作正合我的心愿。我现在一方面参加研究所方面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讨论，另一方面阅读一些有关文件与书籍……自知年老力衰，能力有限，思想方法上还有问题，在这方面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但仍愿为之，无负于一个共产党员应负的责任。”
　　事实上，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已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但无法禁锢他的思想。他曾说：人的思想是禁锢不住的！这时他的思考、感受、看法，主要是通过读书笔记来记录和表述的。这方面的文字竟有80多万字。
　　1961年夏天，张闻天利用到青岛度假的两个月，精心研读《资本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结合评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临窗思考，海边漫步，都离不开活跃在他脑海中的沉重话题。8月10日，他用了10页篇幅写了《关于按劳分配提纲》，针对当时流行的“左”的观点和误解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适合于当前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不能脱离实际，成为空谈，说大话。”8月16日的笔记中写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写于9月15日的长达54页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针对1958年以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认识和实践，相当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和规律。张闻天理论思维的深邃，突出地体现在突破教条的束缚，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决前人和同时代人未能解决或不敢说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否定“阶级斗争”，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些论述反映了张闻天对中国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庐山会议以来的一贯看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愈加显示出它的理论力量和科学远见。张闻天在逆境中的探索，再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解放的先驱。
　再次打击下的铮铮铁骨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后，党中央的活动几乎与他无缘了。出乎意料的是，1961年的岁尾，他接到了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1961年1月11日在北京开幕的扩大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张闻天不仅出席了会议，而且还坐上了主席台。因为他的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还保留着，所以被安排为这次会议的主席团成员。这对于在研究所“赋闲”的张闻天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这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刘少奇指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次会议还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这给了张闻天很大的鼓舞，他从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转机和希望。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信，要求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而张闻天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将目光集中在经济研究和集市贸易等问题上，想为中央克服经济困难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会后，他就同夫人刘英商量，要外出作一次调查研究。刘英说：“你是犯错误的人，上面能同意吗？”张闻天满有把握地说：“估计问题不大。”他把打算到江苏、浙江、上海、湖南等地作调查的报告送了上去。不久，中办主任杨尚昆来电话说，中央已经同意了。
1962年4月18日，张闻天和夫人刘英、3岁的养女小倩及两位经济所的同志，开始了南方之行。这次农村调查历时两个多月，走访了20多个县市。集市贸易是张闻天调查的重点，他特别关心市场情况，询问市场上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买卖，粮食是否可以交易。为此他还特意去了集贸市场，他说，我看自由市场现在商品不多，但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很有前途。
　　回到北京后，张闻天顾不上休息，撰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修改。有人建议他最好不要向上面送这样的材料，但张闻天坚持要送，他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反映了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至于听不听是中央的事，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问题，该提的建议还是要提。”
　　结果，这篇被称为“集市贸易意见书”的调查报告成了新罪证。在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黑暗风”和“单干风”相联系的“翻案风”，并继续审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追逼“里通外国”。康生说张闻天曾讲斯大林晚年错误，“我看里通外国的帽子戴得对。”张闻天据理力争，讲清此话事实真相，坚持说这些事实“不能作为‘里通外国’的根据”。他钢铁般的辩白使得康生无言以对。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取消了张闻天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文件的权利，并由彭德怀专案组连带审查。到1964年秋天，就连与孙冶方等人的工作关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孙冶方因为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文，被《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登出批判，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孙冶方被停职反省。康生、陈伯达派出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进驻经济研究所，说孙冶方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支持张闻天在经济所进行“反党活动”；而张闻天的“反党纲领”，就是他的“集市贸易意见书”。他们对这份材料组织系统批判，上纲上线，最后的结论是：张闻天的主张反映了地主、富农以及一切向往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的要求，张闻天充当了资产阶级、投机商人的代言人的角色。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的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他们被打成“张孙反党集团”，孙冶方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同时也撤销了张闻天“特约研究员”职务。
　张闻天被彻底冷落，但隔上一段时间，他总要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自己的学习、生活、思想情况。每写出一篇文稿，都要送他们参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近来脑筋里似乎有许多思想要求我把它写出来，可惜，今年已经六十四岁，自觉年老力衰，精力不济，究竟一个人能搞出什么东西，自己也不敢有什么奢望，但我一定要努力为之。”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曾在一份文稿里写了“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这种说法有缺点。”如此“不合时宜”的观点他都敢提。
　　最后的遭遇与历史的回声
　　用张闻天自己的话说，庐山会议后，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但“文革”风暴的到来使得张闻天不再“孤独”，并立即被卷入喧嚣之中。
　　7月12日，中央专案组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被揪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台上，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旁边一起挨斗。那天天气闷热，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张闻天，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因体力不支一头栽倒。有个造反派骂他“装死”，又被拖了起来。在持续5个小时的拽来拽去中，他的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鼻青眼肿的张闻天回到家中，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伤感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看到丈夫惨不忍睹的模样，刘英号啕大哭。
　　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斗彭德怀，“每次看到他怀揣月票手提书包挤汽车去接受批斗，我一天的提心吊胆便开始了，担心他在扑面的风沙或当头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挤坏，更担心被人揪斗致死。黄昏降临，我便倚门而望，眼巴巴地等待亲人归来……”刘英凄惨地回忆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
　　张闻天一边接受批斗，一边接受中直机关和来自全国的提审和外调，仅10个月就有219起。在调查中，张闻天忍受住辱骂、恫吓、拳打脚踢，坚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显示了他坚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让张闻天证明，企图通过“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干部，可是张闻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人出狱是经我签字同意的，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知道的”。尽管如此，在印发的中央文件里还是用了“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字眼，并下令北京卫戍区分别将张闻天夫妇武装“监护”了523天，直到1969年10月20日“紧急疏散”时，他们才被从小屋里领出来，在审讯室里重逢。
　　三天后，在专案组的“护送”下，张闻天夫妇带着10岁的养女小倩匆匆离京南下，来到广东省肇庆军分区大院，一个半山坡的平房里。在这里，张闻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他化名“张普”，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每月要向军分区保卫科书面汇报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边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
　　“9•13”林彪自我爆炸，使71岁的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认为“文革”的形势和自己的命运将有所改变，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地写出来，他对刘英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忍着病痛，避开监管，开始秘密写作文稿。计有《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等等。这些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可以说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在当时乱哄哄的年月，潜心作这种研究的，除了张闻天，恐怕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人。
1972年4月2日，张闻天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言辞甚为恳切。到6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和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
　　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这封信是托王震转呈的。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完来信，让身边工作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广东肇庆，来到江苏无锡汤巷45号定居。此时的张闻天已是百病缠身，曾几次送医院抢救。1976年4月的一天，张闻天自知不久于人世，让妻子写下他们的合约：“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张、刘，1976年4月。”重病中的张闻天依然关心他的理论研究，曾让人重抄在无锡修改的文稿，说：“如果能有一个懂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我就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来。”
1976年7月1日下午7时30分，受尽磨难的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逝世。享年76岁。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张闻天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陈云主持，邓小平含泪致悼词。他在悼词中说：“张闻天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要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并代表中央宣布“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
　　1985年8月30日，在张闻天85周年诞辰之际，包括庐山会议发言和“读书笔记”、“肇庆文稿”精彩篇章在内的《张闻天选集》正式出版，嗣后又出版了《张闻天全集》4卷。他的遗愿实现了。

跟我的八字就差一字，，实在太像了，，不会我也这以抑郁不得志吧

坤造：　　甲　　　　 丙　　　　 甲　　　　 甲　　　　 　
　　　　　子　　　　 寅　　　　 午　　　　 戌　



十神：劫财　　比肩　　正印　　枭神　　正官　　七杀　　正财　　偏财　　　
大运：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8岁　　18岁　　28岁　　38岁　　48岁　　58岁　　68岁　　78岁　　
　

[水木罗汉]

帖主的干支组合与之不同处多矣。
一。干支组合的位置不同，其人生变化迥然有异：
1.日主天干三比，生于寅月，木气当令，更有年支子水相生，再结合大运乙丑、甲子，癸亥。。。整个命局，绝不能论从。只能以木火通明的身旺，食伤也旺的格局看。
2.日主为坤造，其在六亲，心性和婚姻上，自然又与乾造之同样命局有天地之别。
二。依我看，帖主性格外向，开朗活泼，虽女犹男。若能善加利用，其命运当比张氏要好上许多。

[迷途小书童]

跟我的八字就差一字，，实在太像了，，不会我也这以抑郁不得志吧

坤造：　　甲　　　　 丙　　　　 甲　　　　 甲　　　　 　
　　　　　子　　　　 寅　　　　 午　　　　 戌　

十神：劫财　　比肩　　正印　　枭神　　正官　　七杀　　正财　　偏财　　　
大运：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8岁　　18岁　　28岁　　38岁　　48岁　　58岁　　68岁　　78岁　　
　
[/quote]
木火通明的八字据说一大特点就是在文章方面突出，文采很好。
然则，命主可是从事作家、记者、编辑等等职业或者是在企事业单位中从事与写作有关的职业？
这个八字木火两旺，确有文明之象。
从八字看，命主是会晚婚的，实质性感情来得也晚。
09年财运很好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喜事发生吧。恋爱？结婚？还是其他的？多是谈恋爱了吧。
10年庚寅，庚金七杀遭遇群木，木旺则金缺，此年不利感情婚姻，和对象之间多有冲突，有对象受伤或者是运气不好之象。

[sibyl]

跟我的八字就差一字，，实在太像了，，不会我也这以抑郁不得志吧

坤造：　　甲　　　　 丙　　　　 甲　　　　 甲　　　　 　
　　　　　子　　　　 寅　　　　 午　　　　 戌　

十神：劫财　　比肩　　正印　　枭神　　正官　　七杀　　正财　　偏财　　　
大运：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8岁　　18岁　　28岁　　38岁　　48岁　　58岁　　68岁　　78岁　　
　

木火通明的八字据说一大特点就是在文章方面突出，文采很好。
然则，命主可是从事作家、记者、编辑等等职业或者是在企事业单位中从事与写作有关的职业？
这个八字木火两旺，确有文明之象。
从八字看，命主是会晚婚的，实质性感情来得也晚。
09年财运很好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喜事发生吧。恋爱？结婚？还是其他的？多是谈恋爱了吧。
10年庚寅，庚金七杀遭遇群木，木旺则金缺，此年不利感情婚姻，和对象之间多有冲突，有对象受伤或者是运气不好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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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可能是由于大运走得不好，，其实我书读得不多，也不是作家之类的，09年/10年这两年算是较破财之说。甲子大运期间恋情运势皆不顺，2006年丙戌较整体为稍好，这两年为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

[水木罗汉]

目前尚在甲子大运中，身弱食伤旺的格局没有改变。所以行财的流年，反而不能进财是破财。感情也是如此。但要有信心，进入癸亥大运会好起来。

[迷途小书童]

学习。

[sibyl]

目前尚在甲子大运中，身弱食伤旺的格局没有改变。所以行财的流年，反而不能进财是破财。感情也是如此。但要有信心，进入癸亥大运会好起来。

嗯嗯，，谢谢提示，，，，不过你上面说是身旺食伤旺，，下面说身弱食伤旺，，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我是身弱或是身旺呢

[水木罗汉]

啊啊。我说的身旺食伤旺的基本认定是对的。我上面的回复，应当是甲子大运。子水破了三合火局。食伤合局破，从而造成事业不顺，生财不利反蚀财；恋情不稳（妻宫逢冲）。另外在婚恋上还要注意天干三甲共争一己的呈像。

[迷途小书童]

目前尚在甲子大运中，身弱食伤旺的格局没有改变。所以行财的流年，反而不能进财是破财。感情也是如此。但要有信心，进入癸亥大运会好起来。

嗯嗯，，谢谢提示，，，，不过你上面说是身旺食伤旺，，下面说身弱食伤旺，，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我是身弱或是身旺呢

09年破财大概是与朋友，兄弟有关的了。

[sibyl]

啊啊。我说的身旺食伤旺的基本认定是对的。我上面的回复，应当是甲子大运。子水破了三合火局。食伤合局破，从而造成事业不顺，生财不利反蚀财；恋情不稳（妻宫逢冲）。另外在婚恋上还要注意天干三甲共争一己的呈像。

 

谢谢啊，。。大概了解了，，下个大运走癸亥。亥会不会跟午暗合了。或是说还是会冲三合局，。

[sibyl]

09年破财大概是与朋友，兄弟有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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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09/10的破财与他人无关，是因为我操作失误所致，自已赔钱的，家人都有支援我喔。

[迷途小书童]

啊啊。我说的身旺食伤旺的基本认定是对的。我上面的回复，应当是甲子大运。子水破了三合火局。食伤合局破，从而造成事业不顺，生财不利反蚀财；恋情不稳（妻宫逢冲）。另外在婚恋上还要注意天干三甲共争一己的呈像。

还是有些糊涂了，甲子大运作用于命局，日主变旺，照说日主能任财，逢财流年则发财的，事实却相悖。。
经常见到说，日主旺，运入财官之乡则迁擢进财。流年大抵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