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启蒙（二一七）——横刀立马彭德怀

[水木罗汉]

如果说徐向前是低调的元帅，那么彭德怀，则是庐山会议后饱受痛苦的元帅。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1965年9月，彭德怀被分配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第三副主任。
　　1966年12月22日，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从成都揪回北京，被关在五棵松北京卫戍区的营房里，轮番批斗，拳打脚踢。第二天，彭德怀不能起床，被送进267医院，发现两根肋骨骨折。就是这样，仍被批斗。1968年1月，因“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被连续提审十次，春节前后审讯更加频繁，有时连续11个小时，不让吃饭喝水，致使他多次晕倒。
　　1970年起，彭德怀经常便血，大便次数增多，他没有当回事，抗战时在敌后就有过。以后又便秘，以为是痔疮。1972年，彭德怀的病情明显恶化，每天便血四五次，总觉得肚子不舒服，连发怒的力气也没有了。1973年4月10日下午，便血近1000毫升，联系几所医院，都没住进去。4月17日，彭德怀被紧急送进301医院，内外科会诊发现是直肠癌，已经是中晚期了。
　　1974年元旦，彭德怀说这是最后一年了。此时他已经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专案组这才允许亲属探视。彭德怀说我瘫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我死后，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作肥料。
　　1974年9月，彭德怀病危，左侧肢体瘫痪，右下肢浮肿，小便失禁，舌头发硬，说话不清。他最后对专案组说，我一生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11月29日14时50分，深度昏迷两个多月的彭德怀突然脸露红晕，随之口鼻出血，呼吸停止，心脏停止跳动，这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是：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病死。彭德怀批注过的62本书也一起被火化。申请火化表上写着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是父女关系。骨灰盒是用没上油漆的粗木板做的，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代号273。上面贴一张纸条：王川，男，32岁。
　　周恩来指示，要精心保管彭德怀的骨灰盒，不准换盒，以备查找。1978年12月22日，彭德怀的骨灰被专机接到北京。到首都机场上空时已经是万家灯火，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载有彭德怀骨灰的专机在北京上空绕飞一周。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根据陈云的意见，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彭德怀的遗像下是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称彭德怀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全面、公正的评价，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
　　经党中央决定，彭德怀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等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1981年12月，彭德怀在监狱写的交代材料以《彭德怀自述》为名出版，引起巨大反响，发行近300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回忆录中的畅销书。
　

（1898年10月24日－1974年11月29日），原名彭得华，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著名军事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第六至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出身赤贫，六岁启蒙，后来家境转坏，八岁辍学，砍柴换米。据《彭德怀自述》中所载：彭年少时，某年除夕，家无余粮，祖母叫他和弟弟彭金华往有钱人家处讨吃，彭宁愿饿肚子，也不说自己是招财童子（要饭的）。
1916年加入唐生智湘军第二师当士兵。后逐级升任连长。因杀死驻地一恶霸被通缉，改名彭德怀。1922年被保送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1923年毕业。1926年任营长，不久湘军加入国民党北伐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八军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冬任一团代理团长。1928年1月任团长。
1928年2月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为北伐军八军一师的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一团书记官共产党员邓萍和共产党员张荣生主持了彭德怀的入党仪式，代表中共南华安特委发展彭德怀加入中共组织。同年7月率部发动平江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同年12月，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1930年6月，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任总指挥，是红军的主要指挥员之一，屡建战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批评李德的错误指挥为“崽卖爷田心不痛”。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是毛泽东复出后所倚重的主要军事指挥员之一。长征途中，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军事才能和作战精神十分赞赏，赠诗：“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自述》也记载了此事，由于彭身陷囹圄，记忆偏差，字句有少许出入）但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的回忆录也记载，毛泽东也曾指责彭德怀“刚愎自用，目空一切”。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被授予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1940年8月，彭德怀主导发动、指挥了破袭华北日本占领军交通线、据点、封锁沟为主的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但是彭也因此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认为彭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抗战相持时期的军事战略（即“山地游击战为主，可能条件下进行阵地战，避免决战”），打成了“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共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这也成为彭德怀在多年后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的罪名之一。1945年8月，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察军区等共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开始称为正太路战役。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上，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按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
当彭德怀、左权在八路军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役情况汇报、得知实际参战兵力达到105个团时，左权兴奋地说：“好！这是百团大战。”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由此，正太战役就发展成为百团大战。
国共内战时期，彭德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集团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彭德怀主动放弃延安，“利用运动战术”，以劣势兵力各个击破战胜了优势敌军，挫败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1948年4月收复延安。1949年率部解放西北五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10月1日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对抗美国军队，众人所预想的林彪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成为军队的统帅，而10月8日彭德怀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军入朝作战。10月，彭德怀利用美军及南朝鲜军毫无顾忌地分兵冒进的机会，先给以美国和南朝鲜军队以迎头痛击，把美韩军队赶回清川江以南. 11月24日，志愿军在彭德怀的命令下主动放弃阵地，采取主动示弱，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故意采取“增兵减灶”的战略引诱美军深入，而误以为是对志愿军后方的空袭产生了效果迫使志愿军后撤的麦克阿瑟命令美军和南朝鲜军展开全面进攻，以左冀的美第八集团军与右冀的美第十军为首发起了全线进攻，当进入志愿军的包围圈后彭德怀下令志愿军发起总攻击，中国军队将美第八集团军击退至“三八线”。之后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1月的第四次戦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根据战术灵活撤退。4月，战场优势倒向志愿军，到5月份的第五次戦役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被前阶段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的答应了斯大林的继续追击和金日成不顾志愿军实际情况的“解放全朝鲜”要求，强迫彭德怀继续进攻直至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彭德怀多次陈述志愿军经过长时间的作战已经十分疲劳，加上后勤供给在完全没有空军保障的情况下遭受美军轰炸损失严重，前方战士的粮弹已经出现短缺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因为入朝作战的仓促很多战士没有发到冬衣，在朝鲜的严寒环境下出现大量的非战伤亡，甚至比战损更大等的实际情况，甚至亲自到北京向毛陈述不能继续深入的理由，然而被固执的毛断然拒绝，要求必须继续进军。无奈之下彭只得命令志愿军继续深入朝鲜南部，而不出意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遭到“联合国军”取代麦克阿瑟担任总司令的李奇微有预谋的反击计划受到重创，损失惨重，并退回“三八线”后，成为彭德怀军事生涯中少有的重大失利。7月10日双方终于同意停火，但停火谈判持续长达两年时间，其间大小战役不断，均为双方在三八线附近的拉锯战，包括著名的白马山之战，上甘岭战役（美国称为三角高地战役），金城反击战等等，双方均损失惨重，终于在1953年7月27正式达成停战协议，朝鲜战争正式结束。在停战后的1953年7月31日，由金日成主持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在平壤召开，期间授予了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1953年8月11日彭德怀回国，取代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朱德之后，排在第二位。
彭德怀个性直爽、冲动，敢于毫无顾忌地发泄自己的不满，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通过写给毛泽东的私人意见信，批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并指出“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这封信被毛认为是“批龙鳞”，从而被指责组织“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首要份子，被严厉批判并被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以后住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屯田六年，自食其力。 彭德怀虽然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正直人士，但庐山会议上，迫于毛的压力，最后仍违心向毛承认了很多错误。有人据此评论说，在中共内部，没有一个真正正直的人。
1962年彭德怀上书八万言要求平反，贺龙受命成立彭德怀专案小组，虽然后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松动，但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长期迫害，1966年12月北航造反派韩爱晶派红卫兵到四川成都把老帅彭德怀押回北京，周恩来下令保护彭的安全。然而在康生、陈伯达支持下，1967年7月9日，韩爱晶强行针对彭德怀逼供和殴打，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要彭德怀交待“在抗日战争时期干了哪些坏事？”“你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彭德怀被“打翻在地”7次，前额受伤出血，第五、十肋骨骨折。至1971年底，彭已受审讯二百多次。1974年9月，彭德怀因患直肠癌，得不到医疗救治，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去世前他希望见离异的妻子浦安修一面，但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进行“劳动改造”的浦安修终究没去见他。10月以后，陷入昏迷状态。1974年11月29日下午14时25分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三〇一医院”）因病去世，享年76岁。12月17日遗体进行火化，骨灰盒上的纸条上写着“王川、男”三个字。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元帅被囚禁了整整八年。但即使身处逆境，他对林彪事件的表态依然是不计个人恩仇，实事求是的。无休止的批斗、审查与铁窗生活的无情折磨，使他不幸患上了绝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想的还是洗清自己的冤案，出来为人民工作，建设好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彭德怀元帅终于被平反昭雪，历史最终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对林彪事件秉公直言
彭德怀被红卫兵用“闪电术”抓到北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一件。他身上的棉衣，还是志愿军时穿的那件，已不能再穿了，可又没有换的衣服，加之当时患了皮肤病，浑身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疼痛。负责监护的士兵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他在北京还有什么亲人，可以通知他们给拿一点换洗的衣服来。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
1971年8月8日(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睡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
1972年11月22日(彭德怀)躺床上哭了一小时。
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的元帅已到了最伤心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就是在如此痛苦的磨难中，彭德怀也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轻易地加害于人。当林彪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之后，专案组于1972年1月8日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问题时，彭德怀冷静地说：“不要着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
当专案组说他不老实，包庇林彪时，他坦率地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专案组再次逼彭德怀写林彪与高岗在东北时的材料，彭德怀说：“我当年没有在东北与他们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彭德怀不愿意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头上，通过揭发林彪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在林彪受到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这个时候，要做到这一点那也是不容易的。
1972年6月11日，彭德怀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当然，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大都被囚禁，因此对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了解得也不够全面，但他身陷逆境，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却在此时敢于秉公直言，这也显示了他不计个人恩仇，直言极谏的性格。
无情折磨，“145”身患癌症
1973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使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彭德怀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
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又同样遭到了拒绝。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
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不准他写字，不准听广播。彭德怀让医生将窗子上的纸撕下来，以便病室里亮一点，可是却遭到了拒绝。
彭德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不是什么145，我是庐山上的那个彭德怀！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动了，你们还不放心？”
原来，为了对外保密，对于彭德怀所住的14病室第5床，改称145，不准医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时，还将他屋子的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里面，也防止彭德怀看到外面。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疼痛。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
可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1973年12月30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审问。
问：“彭德怀，我们看你是不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了。”
答：“怎么说清楚，我说是事实，你们偏说不是，偏要给我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公平不公平，讲不讲道理？”
专案组人员无话可答，就问：“我们问你，毛主席说人人都要加强思想改造，你要不要改造？”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我这人就只服真理，不管什么人，多大权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1974年3月24日，专案组在彭德怀重病中对其进行审问。
问：“你和林彪有什么关系？”
答：“什么关系？他惨无人道地迫害过我，整过我！”
问：“你们都是反党集团。”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怀没有反党集团，杀头也没有。”
问：“我们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现在还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将来还要翻。”
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受尽病痛折磨。1974年7月21日，由于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当动员他动手术时，他却坚决不肯。专案组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动手术？”
彭德怀忍着痛，大声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专案组的人员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一个反党分子，还能翻得了无产阶级的天下。”
彭德怀说：“这个天下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我翻它干什么？我要说清自己的问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工作，把她建设好，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
彭德怀的精神感动了医生，他们又来劝他：“彭老总，你的病情已很危险了，还是尽快动手术的好。”
彭德怀躺在床上，看着医生问：“我这病手术时会不会有危险？”
医生说：“只要动得早，不会有大的危险。”
彭德怀深情地说：“我彭德怀并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干革命了。我这条命也是从战场上捡来的，还能怕什么。问题是我还背着黑锅，我必须活着将我的问题说清楚。”
说到这里，彭德怀的眼里流出了泪水，长叹了一声：“唉———”
动手术前要求见毛泽东
自从1967年元旦那天给毛泽东主席发出那封信后，近七年来彭德怀一直盼望着能得到回信，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信发出后却石沉大海，这使彭德怀感到十分失望。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专案组自然不让他随便走动。彭德怀不屈地大声喊：“背了一身的黑锅，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当医生的侄女彭梅魁说
当医生的侄女彭梅魁说：“伯伯，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他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手术做完后，彭德怀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惨地叫了一声：“我成了一个废人！”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彭德怀元帅，死在301医院14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76岁。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可惜的是，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死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
这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对于彭德怀是惧怕的，他所有的遗物都被焚烧了，就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在送往火化的时候，连火化费都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也就是说，彭德怀死后直至化成灰烬，都没有花公家的一分钱。“四人帮”一伙怕引起人们怀疑，在送往成都的火化单上的年龄写的是32岁，籍贯：成都市。
骨灰盒之谜
1978年12月23日，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并决定第二天在北京召开彭德怀元帅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可在此之前，在北京筹备召开的这个追悼大会，还在为找不到彭德怀的骨灰而着急……
彭德怀骨灰究竟到哪里去了呢？1978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一架从北京飞来的飞机停在成都郊外双流机场。从飞机上走下两个人来，直奔中共四川省委。
两人找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递上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给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一封便函。张振亚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对两位客人说：“彭总来四川三线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未听说过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啊。”
来人回答：“没有搞错，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个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
张振亚想了一会，才说：“有这件事情，但那不是彭总的骨灰，而是一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
来人兴奋地说：“对，就是‘王川’，那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就是彭总的骨灰！”
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虽然自己中间还去看过几次，但长期无人过问，又无人去办过任何手续，按照当地火葬场的规定，三年之内无人前来认领的骨灰，到时将挖坑深埋，那骨灰还在不在呢？张振亚火速直奔郊外殡仪馆骨灰保管室。
谢天谢地，骨灰还安然无恙地摆放在那里！
据有关记载，1974年冬天，两个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后来存放在成都郊外的殡仪馆，编号是273号。在接受这只骨灰盒时，成都殡仪馆的工人辛自权老人从来人的神色中就猜想这里一定有冤情，因此在自己退休之后，他又告诉徒弟一定要好好保管好这只骨灰盒。后来因为三年多时间无人来认领，有人提出要将这只骨灰盒挖坑深埋，师徒两人说什么也不同意。没想到今天这个谜终于揭开了，这里面竟然是令他们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的骨灰。他们手捧骨灰盒，放声痛哭。
彭德怀骨灰存入成都东郊殡仪馆的时间是1974年12月23日，取走的时间是1978年12月22日。彭德怀被迫害死于北京，为什么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呢？
在“四人帮”所控制的专案组有一份材料，上面有着如下记录：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组另一份记录中写着：
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洪文)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
彭德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沉冤整整30年的彭德怀一案终于获得平反，历史最终给这位忠臣良帅以公正的评价。
家庭
1918年，与表妹周瑞莲订下婚约。1920年彭德怀从军在外，周瑞莲在家乡反抗卖身抵债跳崖身亡。 1922年，娶刘坤模(原名刘细妹)，平江起义时刘坤模回老家两人从此失散。 1938年双十节，与浦安修结婚，无子女。六十年代初浦安修迫于政治压力，与彭德怀离婚。彭德怀临死前，希望见浦安修一面，浦安修终未敢同意。

现在来看他死亡时间的干支呈象：
公历：1974年11月29日14时25分　　农历：甲寅年[大溪水]十月十六日
立冬：1974年11月08日03时18分　大雪：1974年12月07日20时05分　　　
起运：命主于出生后2年8个月28天8小时开始起运
交运：命主于公历1977年8月26日22时交运
　　 　
乾造：　　甲　　乙　　　　 甲　　　　 辛　　　　 (申酉空)　
　　　　　寅　　亥　　　　 戌　　　　 未　　　　 　　　
大运：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7 3岁　63岁　53岁　43岁 33岁　23岁 13岁　3岁　　
一．   干支呈象分析：
1.   甲木坐支戌地，为养。我们更应看到戌中有辛金伤其根。说明日主甲木既不能得妻助，更有因妻而伤的埋伏。
2.   甲戌干支组合，在《穷通宝鉴》一书里称为活木。活木喜火而忌金。这一说法，再次证实了日主甲木将因妻得福，因为戌中有丁火暖脚，但也会因妻宫而受损。这就是戌，同时又为金库的原因。而这辛金恰好立于时柱天干。辛金为正官，在政治上，这个干支组合已经明白显示日主将被共和国的第一把手，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所害。在家庭关系上，又说明子女宫被忌神所占，子女不得力不说，还常常会因子女或者部属而受伤害。
3.   甲木日主生于亥月。《穷通宝鉴》曰：“十月甲木，庚丁为要，丙火次之。忌壬水泛身，须戊土制之。我们看原局，年柱甲寅，月柱乙亥，年月地支有合化为木之机，亥中甲木为日元甲木的正根。这一切都说明，日元得气，得势。朋比团结。甲木五行转旺。自然能胜任尅、泄。这样，我们似乎可以把时柱天干的辛金定为喜神。但我们若清楚了辛金与庚金在五行上的差异，看问题就会更加辩证。辛金与庚金相比，虽然刚烈不足，温润有余。但也要看自身旺与不旺。若是不旺体弱的辛金，则有小气多疑之弊。现在我们具体来看局中辛金，处于亥月，金清水冷之际，最喜丁火暖局。但自坐未土，燥土脆金。丁火克金有余。具体到和甲木日主的五行关系，则甚感自己雕刻（驾驭）甲木的力量脆弱。因而，总会认为甲木固执，自负，甚至产生彭德怀是个目中无主，时刻会打自己翻天印的人。这就注定了辛金会产生用计打倒甲木的内心意愿。1959年己亥，这一年彭德怀刚好61岁。正好是行53岁到63岁的壬申大运中。大运申与年支冲，与月支害。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恰好是在辛未月。这样，流年己亥合走年柱，使月提伏吟。还使天干两甲争合一己。这样甲木日主从身旺陡然变为身弱，这就是昔日的战友突然变为拥护打倒自己的对手的命理原因。而辛金在这一年得亥中壬水淘洗，但因亥中壬水被头顶的己土浑浊，所以辛金在自以为得势，可以借机压住平时就对自己桀骜不驯的甲木，实际上也犯了聪明才智不清的错误。
4.   结合大运看，13岁前行运木地，自然家境贫穷如洗。从13岁到23岁行偏财大运戊辰。日主地支逢冲，自己的职业居处，都常变不居，甚至有因被通缉而改名的事情发生。23岁到33岁行己巳大运。活木遇火地，更重要的是巳中有居于长生地位的庚金雕琢。庚金是甲木的偏官。这就是战争锻炼彭德怀成长的命理显示。33岁到43岁行庚午大运，也就是1931年到1941年期间。整个大运都是日主干支格局喜神出现，喜神到位显像。这就是他能得到毛泽东的赠诗：“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以及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政府封为中将并成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命理原因。43岁到53岁，也就是1941年到1951年，行辛未大运。辛金对甲木的雕琢不及庚金有力。也就是说彭德怀在这十年，的确有如毛泽东说的“刚愎自用”的一面。作为辛金的正官，对其产生极为复杂的心态，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从53岁起到63岁，也就是1951年到1961年期间，行壬申大运。原本处于弱相的辛金，现在运行帝旺之地。我们前面说了甲戌为活木，《穷通宝鉴》早有“生木见金自伤”的结论。庐山会议上，被打为反党集团首领，政治地位一下从帝宫落入人间，在挂甲屯自食其力长达六年。从63岁起，也就是1961年到1971年，行癸酉大运。局中辛金运行临官旺地。怎会让甲木有舒心的日子过？1969年，日主71岁，进入甲戌大运。甲木日主得比肩，从性格上看，日主会更自信，更固执。但是日柱伏吟，从此，甲木日元在自己昔日战友的竞争、坑害下，更无宁日。此时，整个格局已经构成一辛尅三甲。从身体来说，是神经紊乱受损。作为肌肉皮肤的土五行，因被木尅制太过，因戌戌伏吟，燥痒难挨。实属气象、生理使然。戌为辛金之库，不仅毛要彭生不如死，就是林彪等人也要彭，不得好死。
现在我们来看彭德怀的出生时间的干支组合：

公历：1898年10月24日8时46分　　农历：戊戌年[平地木]九月初十日

寒露：1898年10月08日15时26分　　立冬：1898年11月07日17时57分　　　　

起运：命主于出生后4年6个月14天2小时开始起运
交运：命主于公历1903年5月8日10时交运　
乾造：　　戊　　壬　　　庚　　　　 　　　　 (子丑空)　
　　　　　戌　　戌　　　申　　　　 　　　　 　
　大运：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5岁　　15岁　25岁　35岁　45岁 55岁　65岁　75岁　　
一．   庚申日主，命学中有一句顺口溜：“世上没有穷戊子，只有苦庚申”。这是从天干和地支的关系来判定的。戊子日出生的人。戊土日元坐支子水，是屁股底下坐钱，又叫妻宫妻位。显示这个日子出生的人爱钱（有钱就会坐在屁股底下，旁人休想染指，和妻子的感情因戊与子中癸水有合，也会十分不错，更会娶到节约，善于理财的妻子。所以，这个日子出生的人，再穷，包里也能拿出几个钱；再穷，就是讨口，也会夫妻一路。而庚申日出生的人却不同了。屁股底下坐的是比肩，不仅不是钱，还是时刻想分夺自己钱财的弟兄。对于男命来说，坐支又是妻宫。妻宫入比肩，既然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亲密度超过了夫妻关系的亲密度，自然婚姻，也容易亮起红灯。所以，庚申日出生的男性，多半辛劳而苦——为钱财而苦，为妻财而苦。
         当然，在我们深入研究命理的人看来，上面的说法，只能说是一般如此，不能视为必然如此。因为，从全局看，还要考察日支和邻近地支的关系，在整个干支组合中的作用等等，方能确定，这戊子是真的不穷，还是假的不穷；这庚申，是真的命苦，还是假的命苦。具体到彭德怀的这个命局，虽然我们尚不能判定他出生的时辰，但仅从前三柱看，就至少可以断定他的前半生，是妻缘、财缘俱十分淡薄的命。
1.   年、月、日，三柱均无一点木气五行。木为庚金之财，这就决定了日主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少包里有钱，或者出门会记住带钱的人。也就是说，日主对钱财的思想意识，很淡薄。当然，我们还要看，这个干支组合以什么五行为喜，若是以财为喜，自然日主的思想意识，又和我们前面说的不同。
2.   庚金日主坐于申，为自旺。也就是说日主具有很强的独立自强意识和能力。
3.   庚金生于戌月，戊土偏印主事。年干戊戌，与月令地支戌土加在一起，是枭印三个，旺生庚金。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1），日主出生的家庭背景，的确是穷得叮当响。正应了《穷通宝鉴》所说的“庚生秋月土重，贫无寸铁”的断语。
2）。枭印又主固执，说明日主一旦认定了的事情，就是十头牛也拉不转来。
4.《穷通宝鉴》对金五行的特质做了如下描述：“金以至阴为体，中含至阳之精，乃能坚刚，独异众物。若独阴而不坚，冰雪是也，遇火则消矣。故金无火炼，不能成器；金重火轻，执事繁难；金轻火重，锻炼消亡，金极火盛，为格最精。金火全，名曰鋳印；犯丑字，即为损模。”现在我们看彭德怀出生时间的前三柱，是印旺、金旺，锻炼庚金的丁火不透天干而在墓（请看我有专文《墓库辨》。）这就是彭德怀，从一个群体转为另一个群体，从旧军阀的队伍加入共产党，并在其中得到锻炼的中青年人生的命理写照。更为有趣的是，从命局看，彭德怀33岁前所加入的群体及其领导，都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在这里也得到了干支呈象的有趣显示。
5.《穷通宝鉴》曰：“九月庚金，戊土司令，最怕土厚埋金，宜先用甲疏，后用壬洗，则金自出矣，忌见己土浊壬。”前三柱中土五行即居二分之一，且得令。三柱中月令天干壬水，成了旺金唯一的“出气口”。壬水是日主的食神。虽然在戌月令，壬水不得月令支撑，但通根于日，因此，壬水食神，就成了日主的喜用和性格取向主宰。食神主诚实，同时也主内向。这就注定了彭德怀，是一个平时少言，内向，诚实、大度，同时还是一个心宽体胖，有口福之人。
6.。我们看行运。初运癸亥，食伤同来，虽然家贫如洗，但心境快乐。聪明有智慧。接下来的甲子、乙丑大运，局中缺的木五行在运中出现，局中丁火官星得源。因此无论是事业或婚姻，都处于一日千里的飞升。35岁到45岁，行丙寅大运，是日主运行偏官旺地，旺金得火，更显其锐。但丙火也有转生戊土偏印之弊。所以，这个时候的彭德怀虽然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但却是一个穷得要命的将军。45岁到55岁行丁卯大运。庚金得丁火锻炼，自然有阴阳和乐之美，在朝鲜战场上辛苦指挥的结果，是成为仅次于朱德、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二，登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高位的开国元勋之一。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丁卯与原局月令天地鸳鸯合，既表明45岁到55岁是日主心情最愉快的时光，同时也是乐极生悲，喜尽灾来的预兆。因为，丁火与壬水天干有合的结果，是旺金的五行“出气口”被闭。日主原有的内省、思维的灵活性和为人处事的圆滑性，都一并被阻。从55岁起，行戊辰大运。原局已有三偏印，现在再来偏印重叠，从1953年到1963年的行运，怎不霉咎交加。先是毛岸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被炸死，后是朝鲜战场五次战役成果的前功尽弃。1959年，日主61岁，大运戊辰，流年己亥，正是《穷通宝鉴》说的忌见“己土浊壬”的时候。庐山会议，毛泽东能使一个党的同志跟着自己，一棍子将这位权高位重的开国元勋打翻在地，从此遭受长期政治迫害的天时地利原因，在这里被揭示得一览无余。从天时看，大运戊辰，土五行旺极成日主之病，从地理看，庐山，也是日主命理五行所忌。
7．接下来行十年己巳大运，也就是1973年到1983年的运程。大运天干己土得地支巳火生扶，其尅制、混浊壬水喜神的力量更大，巳申相刑，夫妻别离，自身不得解救安宁，也就成了命理自然。
8.1974年，日主76岁。日主正处于从己巳大运到庚午大运的转运期。流年，又是甲寅。按理说，庚金有帮扶日主之力，甲木有“疏土”之能，这一年该是好，为什么反而在这一年含冤去世？这里就需要我们揭示一个深层次的命理：大运已经经历过日主之“长生”者，虽有灾祸，但不至于死。转入“沐浴”，若再有刑冲破害，五行反战，则会有凶恶、死亡之事发生。我们看，彭德怀，前面行的己巳大运，恰为庚金日主的长生，这，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历尽批斗折磨而不至于死的五行气运的支撑。1974年恰好是从长生转入沐浴。大运午火，与流年地支寅，再与原局月支戌，构成三合火局，流年寅再和原局的日支申对冲。这一冲，一合，实际上是寅午戌与申酉戌的对冲，是金与火的尅战。金是原局，火是大运、流年。日主自然要被冲、合入墓。
9.从原局看，日主庚金当以木五行为喜。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木五行有耗泄壬水之弊。木为财、为妻。这也就印证了我们从死亡时间的干支呈象，所推断的妻宫为利弊共存之所在的推断不误。而死亡时间的干支呈象，还显示了日主是因甲木受损，子女宫不利而去世。那么，结合日主晚年的不幸，我们可不可以由此推断日主的出生时辰呢？
庚申日的12个时辰干支分别是：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逐一考察，出生于戊寅时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彭德怀出生时的干支组合则为：
     戊戌
     壬戌
     庚申
     戊寅
                                           2010年9月1日

[水木罗汉]

附彭德怀的相关资料：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错误地开展了批判彭德怀元帅“反党集团”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那些曾经与彭帅并肩战斗、为新中国成立浴血奋战过的元帅，除了陈毅留守北京、罗荣桓因病未上山外，都见证并参与了这一事件。然而，由于后来的历史印证了彭德怀当初的真知灼见，庐山会议仿佛成了一段其他与会者人人羞于谈及的“耻辱”。在这些元帅的传记和回忆录中，对这一段历史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干脆就省掉了事。如今，庐山会议已经整整过去了50年，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其他元帅当时是怎么样看待彭德怀问题的呢？庐山会议对元帅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本文尽可能地还原一些历史的真相。
7月2日至10日，彭德怀未写“万言书”以前，元帅们相处得十分和谐，观点也比较相近
8位元帅上山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朱德最早，6月30日与刘少奇一起上山；彭德怀、贺龙6月29日下午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达武汉，然后换乘轮船，于7月1日早晨到庐山；聂荣臻也是这一天，和周恩来一起上山的；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人是为参加八届八中全会，于7月下旬上山的。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会议原计划从7月2日开始，至15日结束。主要议题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会议之前已经开始纠正的错误，讨论下半年和以后4年的经济工作任务。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人等，共69人。
7月3日上午，与会人员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组，分别举行小组会议(西南组因人未到齐，未开会)，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在讨论中，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和目前形势，出现了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左”的倾向仍是主要的，要继续反“左”纠“左”；另一种认为，形势很好，成绩伟大，不能泼冷水。彭德怀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工作时间较长，对西北情况比较熟悉，故被分在西北组。受毛泽东表示愿意多听反对意见的鼓舞，彭德怀从7月3日到10日的8天时间内，在小组会上一连作了7次发言或插话。
这些发言或插话，后来在批判彭德怀时被整理印发出来。这些零碎的发言，谈了一些情况和问题，有的措辞较严厉。特别是关于反“左”、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彭德怀提出了8条全局性的、尖锐的意见：
一、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二、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三、“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万多个，现在怎么办？
四、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系统，这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办到的事情。
五、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六、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3个月。
七、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八、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客观地说，彭德怀的上述发言和插话，锋芒毕露，言辞尖锐，但是，这些意见在当时却是能引起大家共鸣的。以朱德的发言为例：7月6日，在中南组会上，朱德对农村办食堂提出了批评。他说：“食堂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并提出“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等等。因此，在彭德怀写那封被称为“万言书”的信之前，会议开得还是比较轻松的，的确有会前定的“神仙会”的气氛，大家心情舒畅。7月7日早晨，彭德怀在去会议室的路上，相继遇到朱德、贺龙、聂荣臻等人，相互之间一一打招呼，互致问候，还开了些轻松的玩笑，而后向各自所在的小组走去。会议之暇，元帅们之间或互相拜访串门，或结伴出游，或作诗填词：朱德作诗一首，聂荣臻、贺龙两次结伴游览了庐山名胜，彭德怀不仅游览了含鄱口、仙人洞等景点，有时还同警卫参谋景希珍下上两盘棋，颇有休假的味道。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意根) 
7月11日至15日，彭德怀的“万言书”不是头脑一时发热写出来的，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但是“神仙会”的和谐氛围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彭德怀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据随彭一起上山的军事参谋王承光回忆：“约过一周，彭总的情绪发生了明显变化，说笑少了，参加小组会也少了，不时闷着头在走廊上来回走动。一天下午，他说，这几天小组会实在没有味道，我不想去了。老总问我，这几天会议简报你都看了没有？我说都看了，他说，我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些意见，简报都没有登，简报上也看不到。显得很不高兴。”原来，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出于好意，将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发言中最尖锐的、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删掉了。
7月11日下午，会议秘书处关于会议将于15日如期结束的通知，增加了彭德怀要把自己的意见尽快在下山之前反映上去的急切心情。7月12日中午，彭德怀即同随行参谋王承光谈：“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问题不少，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在这次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问题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王承光觉得很突然，于是临时找了几条理由来搪塞一下彭德怀：写信不如同主席面谈好，过一阵再写，或者把秘书调来一起研究后再写。但是，彭德怀都没有接受，坚持要给毛泽东写信。
彭德怀虽然准备写信给毛泽东，但经过考虑，又觉此信不好写，还是当面谈谈算了。于是，7月12日下午，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蒋介石、宋美龄住过的美庐——180号别墅，想当面向毛泽东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可是不巧，警卫人员告诉他，主席刚刚睡觉，彭德怀只好悻悻而归。二人面谈的机会就这样失掉了。
面谈不成，就只能写信了。从毛泽东住处回来后，彭德怀就一直在考虑如何写这封信。7月13日中午，彭德怀就把拟好的简单提纲交给王承光，并由他口述了要写的具体内容，王承光笔录加以整理，总共谈了约1个小时。7月14日，彭德怀详细修改了王承光整理出来的信稿。对于估计成绩和分析缺点的内容作了较多的补充，文字上也有许多改动，然后把信稿交给王承光重新抄正，下午又亲自审阅签署，令王承光直接送给毛泽东的秘书。傍晚时分，王承光以电话联系后，当面将信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彭德怀的这封信后来虽然被称为“万言书”，但实际上只有3000来字。信的框架是这样的：开头——“这次庐山会议是很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话，在小组会上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正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第二部分讲“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结尾——“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
关于这封信，彭德怀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据《彭德怀自述》记载，是因为“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
为什么是他写？据《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中记载：“（彭德怀）表达了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不能自由交换意见的忧虑。他说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后不好说话了，周恩来、陈云犯了错误不好说话，朱德看问题不够清楚不便讲话，林彪长期没管事，情况不熟，邓小平也不便讲话。还说，他是政治局中还可以同毛泽东讲讲话的。”
这封信怎么写？彭德怀说：“信的内容，就按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个精神写。”对于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彭德怀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如提不提“左”的错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具有政治性的”等等。彭德怀说：“不明确讲出来就说不清问题，讲了可能会刺伤一些人。”
这封信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据《彭德怀年谱》记载：7月15日晚饭后，彭德怀问王承光，毛泽东是否看到了那封信，并对毛泽东看信后的处理作了几个估计：“主席可能找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主席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不过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领导人）作点检讨。”7月16日，毛泽东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题名印发，可能没有超出他估计的结果，彭德怀看到后只说了一句：“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也没有往深里去想。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意根) 
7月16日至22日，毛泽东建议“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元帅们的认识开始发生分歧
7月16日，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3位常委召来，专门讲了彭德怀写给他的这封信。他抽着烟，微笑着，神情轻松而平静：“我建议要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常委会决定：将会议延长一周左右，让与会者把意见都讲出来；会议重新分组，将原来按地区分的6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6个小组。
17日至22日，各组均转入讨论这封信为主要内容。讨论中，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的均系少数，绝大多数是基本赞同，但对个别提法和细节提出一些商榷意见。这些日子里，彭德怀的态度相当平静，特别注意那些提了不同意见的发言，准备对信再作修改。同时，在7月18日西北小组会上，彭德怀作了郑重声明：“我这封信是写给毛主席个人作参考的私人信件，根本不是什么‘意见书’！”他要求收回这封信。
元帅中，聂荣臻和朱德对彭德怀的意见是支持的，至少是持认同态度的，因为他们在发言中都没有提到，更没有批评彭德怀的信，他们发言的内容与彭德怀的信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聂荣臻因主管军工生产，所以对钢铁生产很关心。7月19日，他在小组会上针对有些人说小高炉和大型钢铁企业所谓“两小无猜”的说法，有针对性地发表了意见。他指出，尽管“小高炉目前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大型骨干企业如武钢、包钢，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这样大的国家，发展工业，没有大型企业做骨干是不行的”。可以看出，聂荣臻在发言中委婉地批评了当时全民大炼钢铁的现象，而且更具有指标意义的是，聂荣臻在发言中根本没有提到彭德怀的信的事情。20日上午，朱德在发言中，再次强调帮助农民建立家务的重要性，并且说：“不论在工矿企业和公社中，都要加强经济核算，个人也要有核算，这样，日子就好过了，生产和生活就可以安排好了，也就可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同样，他也没有提到彭德怀的信。
元帅中另外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人是贺龙，因为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彭德怀有些出入。7月21日，贺龙在小组会上谈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是头脑发热和虚报。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点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对于出现问题的原因，贺龙认为：“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的评价是“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彭总信上说，今年不可以继续大跃进，这个看法我也不同意”。
从贺龙上面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也只是就信中的一些具体表述谈了点看法。但是，他此次发言中的一句话，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说：“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句话可能引起了毛泽东的担心，因此，毛泽东在23日讲话中，明确提出“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话一出来，让与会的解放军高级将领非常震惊，以为军队面临分裂的可能，还好毛泽东后面还加了半句“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让所有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随着讨论的深入，彭德怀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要7月2l日小组会上讨论到他的信时，他再次提出了收回这封信的要求。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意根) 
7月23日至25日，毛泽东公开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但是老帅们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7月23日早晨，临时通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洋洋洒洒，讲了近3个小时，核心议题就是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7月14日写的信。毛泽东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他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从会场回来时，彭德怀对毛泽东讲话中把这封信看得如此严重，调子那么高，是没有思想准备的，顿时感到困惑。回到住处，他对王承光说：“主席把这封信看得很严重。说我距右派30公里，我接受不了。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我是有感觉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本来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主席这么讲了，我明天就在小组会检讨一下，不然不好转这个弯子，也向大家讲讲我写这封信的本意。”
从7月23日下午开始，6个小组都开会讨论毛泽东的讲话。迫于形势，元帅们都不得不有所表示。但是这一时期对彭德怀的批判还不是很激烈，以朱德元帅为例。
朱德参加的是第一组的讨论，他第一个发言。但是在7月23日下午的发言中，朱德还是没有提到彭德怀，而是同彭的基调相似，继续批评“大跃进”。直到25日，朱德在第四组发言时，才谈到对彭德怀信的看法。他首先肯定彭德怀反映意见是正确的，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朱德是这样认为的：“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合乎事实……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严重。”最后，朱德还在替彭德怀打圆场：“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元帅们不仅在发言中考虑到彭德怀的感受，还多次到彭德怀住处探望。第一个来的是朱德。23日晚上，朱德来看望彭德怀，俩人谈了约一个小时。送走朱德后，彭德怀对身边人说：“朱德同志劝我作点检讨，不要顶牛。”后来，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都来探望过彭德怀。
陈毅元帅的态度也颇具代表性。据董必武在8月3日第四组（彭德怀在这一组）讨论会上说：他因事于7月23日回到北京，同陈毅元帅等几个同志谈过，彭德怀的信只是有几个论点不大对，陈毅也表示赞同。7月25日前后，在北京主持外交部工作的陈毅因工作上的事情与张闻天通了一次电话。张闻天告诉陈毅，自己在会上“缺点讲得多了”，“犯了大错误”，但陈毅却说缺点多讲点没有关系，还叫张闻天不用害怕。可见，陈毅基本上也认同彭德怀在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林彪。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和谢春涛的《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中介绍，林彪于毛泽东提议的第二天，即7月17日就上了庐山，但是在目前公布的资料中，一直没有发现他的讲话。由此可知，林彪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上山，他上山的时间大概和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差不多，都是月底。不过，在批判彭德怀时，已经有人开始提到了彭、林二人的矛盾问题。
7月25日下午，一个省委书记来质问彭德怀：为什么写这封信？是不是有些不服气？是不是要逼毛主席作检讨？是不是出国访问受了影响？彭德怀一一作了解释。那个省委书记见问不出什么，就转换话题说：“你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呢？”彭德怀答道：“从未想过这种事。”那个省委书记走后，彭德怀在他的笔记中写道：“我觉得奇怪。林当中央副主席，对党内团结是有好处的；我曾经总想林任国防部长，较为适当，对于团结也有利。此事同聂荣臻同志谈过多次，并且同毛主席当面谈过些事。毛主席说，现在林有病。我以后没同毛主席再谈了……但是党内一有不同意见，发生争论时，就离开问题本身去推测其他问题，甚至与这问题毫无关系。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这次庐山会议，毛主席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今天×××同志又说，是我没有当得副主席。天晓得，我在哪里有这些想法！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现在不要去想它，让他们去胡思乱想吧！”
尽管彭德怀说“让他们去胡思乱想”，但是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分组讨论时其他人的批评给了他巨大的压力。就在那个省委书记来质问他的上午，他对王承光说：“我这个人就是爱放炮，也伤过不少人。我认为对的，我总是要讲。去年工作中出了不少问题，现在常委同志都没有讲话，我讲一下也有好处。挨点批评，我是不害怕的。有意见都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呢？有些问题，大家一时还体会不到，批评斗争一下不要紧，就是开除党籍也不可怕。”“这几天我又把信看了两遍，觉得没有反对总路线的地方。我总觉得给主席写信诚恳，是向主席请示的。如果提得不妥或有错误，主席应该找我去谈一下，甚至批评一顿也可以，或者帮助修改一下也好。”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意根) 
7月26日至31日，毛泽东作出了新的指示，同时让老帅们劝彭德怀作检讨
元帅们的同情和彭德怀“无所谓”的态度，让毛泽东作出了新的指示。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同时印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及长篇批示。这条指示与《对一封信的评论》使7月26日成了庐山会议的又一个关节点。此后，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批判的内容也由此前基本只限于信和发言本身，转为包括算历史旧账在内的全面的揭发和批判。迫于无奈，7月26日，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就写给毛泽东的信，对照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和26日的最新指示，作了一次“初步检查”。检讨中说：“主席的这些指示和到会同志所提的意见，对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教育，促使我多想点问题，引起我对7月14日信的进一步深思。由于我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表现在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中的伟大成绩和正确的研究经验的看法上是错误的。”并“建议会后请中央办公厅收回我7月14日致主席的信，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这个检讨让彭德怀觉得特别痛苦，他始终理解不了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回来后，他在笔记中写道：“七月二十三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所有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把这些新旧案一齐搬出来，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四十大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体鳞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抓住你这个自高自大的王八旦（原文是此字——笔者注），整整你吧！以观后效。”7月27日，彭德怀还对身边的人说：“我在信里写的问题，是对具体工作讲的，大家怎么能联系到总路线上去呢？我好心好意写了个信，就引起这样大的问题。这样一来，以后谁还敢讲话！发展下去还不就形成了斯大林后期的局面。执政者总是不愿意听反面意见的。”7月28日，看到自己7月26日在小组会上检讨发言的简报，彭德怀说：“在这个发言里，有两处主席看了可能不舒服。一处是说经验教训需要反复地讲，错误在疏忽时容易重复。另一处是结尾一段说，更加体会到党的民主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义。不过这一点是谁也驳不倒的。”
彭德怀作了检讨之后，在场的朱德元帅放下心来，宽慰地说道：“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做包袱背起来了。”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检讨显然没有让毛泽东满意。7月26日，中央办公厅再次通知，会议继续延长。彭德怀这才明白，他全局性的检讨不做，会议是不会结束的。在彭德怀无比痛苦的时候，当天晚上，朱德又来到他的住处。彭德怀禁不住流着泪向老战友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朱德的心情同样沉重。他对彭德怀说不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现在办事情不能再像战争年代那样了，变了，并建议彭德怀与毛泽东再谈谈。彭德怀说和毛泽东没办法谈了，但是他向朱德保证：为了党的威信、党的利益，为了毛主席的威望，他一定会从严检讨！朱德听后很欣慰，并建议彭德怀打电话把在北京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叫上来帮忙写检讨。彭德怀接受了朱德的建议，3天后，他的办公室主任王焰、秘书郑文翰上了庐山。
7月27日，毛泽东派秘书来接彭德怀到美庐。彭德怀来到会客室门口，他不由得愣住了：这不是毛泽东单独找他谈心，而是在山上的所有常委们，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在这次会上，朱德、林彪说了什么，目前还没有见到资料。
7月30日上午，毛泽东把聂荣臻、叶剑英二人找来，让他们与彭德怀谈话，劝彭德怀在会上按毛泽东定的调子检讨。
7月30日晚上，聂荣臻与罗瑞卿散步时遇到了彭德怀，于是一起散步。聂荣臻主动和他打招呼，问彭德怀对于毛泽东的讲话有何考虑，彭德怀说：“哎，我听天由命了，随便吧！说我‘急于发难’，听来似乎很合乎逻辑，但不符合事实，我接受不了……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主席列举的一大堆罪状，我看是子虚乌有，肯定有人在他跟前使了手脚！”见彭德怀还没有转过弯来，聂荣臻就劝他“从思想上好好考虑”，彭德怀拿出了他一贯处理争议问题的态度：“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因为此时毛泽东已经有过交代，让他劝彭德怀做检讨，所以聂荣臻让彭德德怀“顾全大局”，“写个书面发言”，实际上是让彭德怀主动检讨，以取得毛泽东的谅解。但被彭德怀拒绝了。
31日一大早，彭德怀还在门口打太极拳，这时，聂荣臻和叶剑英按照毛泽东的吩咐，相偕前来看望他。关于这次会面的内容，当事人都有记载：
在8月3日在小组会上，聂荣臻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况：“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叶剑英说这话是有原因的。据黄克诚在其《自述》中记载：有一次，毛泽东对彭德怀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后来，叶剑英为庐山会议期间的事情写下了一首诗：“庐山云雾弄阴晴，伐木丁丁听有声。五老峰头偏向左，东方红后见分明。”这首绝句的后两句，是暗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老帅们、老同志，曾经赞同过彭德怀的意见书呢，还是“东方红后”，偏右的“五老”们对是非曲直所寄托的希冀呢？他给后人留下一个解释的空间。
在彭德怀后来写的笔记中，他也记下了聂、叶二帅来看望自己的这件事，以及他当时沉痛的心情：“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嘛。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7月31日至8月1日，林彪全面批判彭德怀，但也做了一件让彭德怀感到欣慰的事
7月3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美庐”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的有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政治局委员彭真、贺龙、彭德怀，此外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4人列席旁听。会议从上午10时50分开到下午5时，中午也没有休息，大家吃了些包子。
这天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并主要由他来讲活，彭德怀答话，因此其他参加者发言较少。会上大部分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系统地讲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集中批评了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提出彭德怀同他的关系是“三七开”，三分融洽，七分合不来。彭德怀没有正面争论，但解释道：“政治与感情，你是结成一体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烧了。对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主席过去曾经送我两本书，《左派幼稚病》和《两个策略》，批语都记得，一直带着。”他想以此说明很早就把毛泽东当做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不同意毛泽东对他们两人关系三七开的评价。后来，彭德怀勉强表示：“我认为我同主席关系是对半开。”但毛泽东坚持“三七开”。
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增补实录》来看，在这天的会议上，元帅中说话的除了彭德怀以外，还有林彪，他有过几次插话。一次是批判百团大战，说“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一次是毛泽东说到“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时，林彪插话说“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此外，他还对平型关战役中吃了亏的事情做了一个解释。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2个建军纪念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进行，参加会议的还是原来那些人。会议从上午10时开到下午5时，大部分时间仍然是毛泽东讲话，进一步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但这一天，朱德、林彪都获得了大段讲话的机会，贺龙也有些插话。
这天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既批评了彭德怀，又讲了彭德怀的成绩和优点。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
第二个发言的是林彪。在这次会上林彪表现十分活跃，总共有两次较长的讲话。第一次是给彭德怀的问题定性。他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样。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他这几句话，火药味十足，给彭德怀的问题升了级，后来的决议案中把林彪的这几句话写了进去。
在林彪定完性后，大部分时间是毛泽东讲话，内容十分广泛，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等等，继续批判彭德怀。在毛泽东的这些发言中，有两处和元帅之间的关系有关。
一个是谈到会理会议时。1935年长征途中，林彪曾写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为此，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城外举行紧急会议，严厉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彭德怀向毛泽东解释，他在会前并不知道此事，更没有鼓动林彪写信。但毛泽东的误会未能消除，此后的24年中，毛泽东4次提到这件事，彭德怀都未介意，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认为反正与自己无关，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没有坚持要求调查澄清，让那些有关的同志自己去申明吧。这次毛泽东重提此事，彭德怀感到不申辩不行了。于是他追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然后把目光投向林彪，他说：“既然主席多次提到会理的事情，这次得把问题搞清楚，不然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林彪同志，请你说话，你写的那封信与我彭德怀有没有关系？”因为当事人在场，也可能是林彪为了洗清自己与彭德怀的关系，表明他在历史上与彭德怀没有瓜葛，反正他说了实话：“这事我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我自己决定写的信。”对于林彪的说明，彭德怀似乎十分感激。散会后，彭德怀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天会议上林彪算是澄清了20多年的历史误会。”1962年，他在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及此事时，又说：“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另一个是谈到彭德怀与其他元帅时，毛泽东多次谈到彭德怀与其他元帅合不来，他说：“你跟人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哪个在眼下？”关于合不来的原因，毛泽东说：“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无非乱中求治。”最后，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出了建议：“其他元帅经验不见得比你多，也没有程普（三国时东吴的一名老将军——笔者注）那么老。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8个元帅有意见，也不能搞倾盆大雨，发生逆流。对别人要求民主，对自己要求独裁。”
在会议快结束前，林彪又作了一次较长的讲话，这是他的第二次长篇讲话，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猛批彭德怀。要点是：“不少人说你说假话，有野心。长征时讲过，入党，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情形不同，应该谈出来。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你看风使舵，没有张国焘蠢，是聪明人，看到不行，采取主动转弯。王明六中全会时，你赶快撇开了，赶快上岸，拿石头打船，以示区别……个人野心，政治方向，灵魂深入，没有脱胎换骨，危险在此。是一个不驯服的党员……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你的信一方面肯定成绩，缺点次要，思想里都是缺点基本，成绩次要。表面是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案，用意很深，是坏意！”最后林彪拿彭德怀和毛泽东作了一个对比：“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些。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自以为有正确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革命。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都是丘八，那么大作用。都要注意，最要紧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相信元帅。”林彪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经过将近两天的常委会批判，彭德怀不会不明白，他的问题已远不止是写了一封内容有“错误”的信，已大大复杂化了。仅靠检讨认错，看来也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恐怕还会有组织上的措施。因而在8月1日的会议快要结束时，他主动地提出了辞职的问题。但毛泽东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却说了一句：“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似乎是怕毛泽东误会他以辞职相要挟，彭德怀接着解释说：“也不是以此来抵抗。朝鲜回国后就不想干。军队复杂，科学技术，不摸也不行，不好下决心。早有此意，并非不服从，望谅解。”他抓住这个机会对写信的事作了解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没同别人谈过。是不是备个案，是否如大家讲的如此系统，现在还难接受。说我想发表，不能接受。我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看到困难，动摇摇摆是有的。讲我不要这两个东西，没有的事。这样说，发展下去就危险，小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主席23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最后，彭德怀向毛泽东作出了著名的“三条保证”：不管对他作出什么样的处理，“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可以回家种地，自食其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意根) 8月2日至10日，“援兵”林彪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批判彭德怀，其他元帅也都作了书面发言
8月2日早上，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始，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即原来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旧址）召开，共162人出席。议程有两个：一是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二是解决路线问题，即对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批判，动员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去会场之前，彭德怀已经明白了这次会议的目的，他对身边人说：“我已经很臭了，这次我还要把我搞臭。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消除坏的影响。”
开幕式上，毛泽东的讲话比较简短。他虽然没有具体点出彭德怀的名字，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且毛泽东还着重分析了党内面临的形势。他说：“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代表会议我讲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的分裂。当时没有明显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他的这一判断，让与会人员特别让刚上山的代表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批判彭德怀，但是林彪帮他把这事做了。因为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最后一批是8月1日才上山的。他们只知道会议形势的大致变化，并不知详情，尤其不知道两次常委会批判彭德怀的内容。于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意见，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参加，向晚上山的人传达7月31日和8月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在传达会上，林彪首先讲话。一上来，他就承认：“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一批援兵。”关于这封信，林彪的看法是：“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他是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的，对于大炼钢铁、办人民公社，都持否定态度。他散布的情绪和言论都是泼冷水的、松劲的。”林彪还直接把问题拔到了反对毛泽东的高度，他说：“他虽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是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为了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说完这些，林彪又把自己在常委会上的话再说了一遍，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是以政治局常委共识而不是个人的意见的形式说出来的。他说：“我们几个人（指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大体差不多，就是揭发他思想意识方面、个人品质方面的东西，包括组织观念方面的东西。他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最后，他把毛泽东抬出来，来说明彭德怀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毛主席这次对他的问题，他的思想，看得很重。他的这一套，在这次会议暴露出来，是我们党内一种右倾的政治危险，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那会动摇、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另一方面从长远来说，他是我们党里面的一个隐患。”
林彪讲完后，朱德讲了约10分钟的话。他说：“会议前一段是要把成绩说够，缺点讲透，好安排工作。原以为可以散会了，不料发生了（彭德怀）这封信的问题。自己原来估计不合适，不大完善，认为彭德怀同志写这封信是临时想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们常委开了两天会，跟他算了一个账。主席跟他算账，30年，是三七开，三成合作，七成不合作，不是完全拥护中央，拥护主席。主席把这个三七开，前前后后讲得很清楚。个人英雄主义，经验主义，现在彭自己也承认了。现在毛主席在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在这里。”
这个晚上的通气会，从7点30分到11点，林彪讲话占了一多半时间。通篇没有称呼一个“彭德怀同志”，只以“他”代替。其他3个常委都称“彭德怀同志”。从这个细节，可见林彪把界线划得何等分明。关于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样（式的人物），这是林彪在常委会上定的调子。这时却不直接讲出，而是说，其他常委有这样的看法。
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当前的问题不再是反“左”，而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问题的指示精神，和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定的调子，从8月3日起，分成6个小组（后并成3个小组）开会讨论，主要集中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并从思想认识升级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批判内容也从原来局限于彭德怀这封信，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进入揭批“军事俱乐部”的新的阶段。
由于有了“通气会”的定调，因而，在8月3日到6日的小组会发言中，绝大多数发言几乎都充满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谴责之辞。元帅们也不例外，这里以贺龙元帅为例。他在8月3日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仅几分钟，500来个字：
我认为彭德怀、张闻天同志的问题是严重的，因为党中央政治局出了问题，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国务院出了问题，副总理、部长、副部长有了问题；特别是解放军的领导人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有了问题。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彭德怀同志在检讨中，只承认自己是旧军人出身，是无组织、无纪律，是“犯上”问题。并且说他和毛泽东同志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不过是个调皮的学生。我觉得他这样的解释是不好的。他也承认自己是经验主义，但是看来他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并没有掏出来。
午饭后，贺龙又和聂荣臻把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和秘书郑文翰找去，谈了彭德怀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要求他们帮助彭德怀把检讨写好，希望他能比较顺利地过这一关。
据《贺龙传》的作者顾永忠在《贺龙与共和国元帅》中记载：在小组会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作了简短的表态性发言。但是有意思的是，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不管是李锐当时的记录，还是后人的研究；不管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他们的传记中，都没有见到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元帅的发言内容，这使得我们很难准确知道他们对彭德怀的看法。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的发言不是非常尖锐的，否则无论是李锐还是彭德怀的自传中，肯定都会有所体现的。
面对大家的批判，除了作必要的说明外，彭德怀决心不作任何解释。因为，他认识到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把他搞臭，彻底肃清他在全党全军的影响，所以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8月3日，他便开始同秘书商谈如何写第三次检讨发言稿。8月4日，在小组会上，听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同情自己的发言后，插话说：“我还是要革命的，人家斗我我受得住，不开除党籍和杀头就行。”8月6日，他又在小组会上作检讨，为尽可能跟上大家批判的调子，“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尽管他“承认”7月14日的信“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但是，他不承认信是反毛泽东的，只是违心地说信的内容“实际是向广大干部泼冷水，向几亿人民泼冷水，对毛泽东同志作了错误的批评”。在这次检讨中，他委婉地否认了“有野心”，“是野心家”的指责。
8月7日上午，毛泽东找彭德怀个别谈话，重复他在常委会上的批评。彭德怀表示：根据这次会议给他的批评，他不愿再做军事工作了。毛泽东此时的想法和开常委会时已经不一样了，对彭德怀说这几天他也正在考虑这件事。听毛泽东这样说，当天晚上，彭德怀便授意秘书代他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请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以及撤销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务。8月10日，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不当国防部长，早就有这个意思。这次能撤掉，我是很愿意的。黄克诚这个参谋长也不能干了，这对军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有些工作可能要中断。现在几个主要条令都算搞出来了，如果再过几年能把战史、军史都搞出来就好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意根) 
8月11日至16日，彭德怀第一次在全会作了全面、深刻的检讨，并“顺利过关”
8月11日下午，全会举行大会，毛泽东发表了一个他自己称之为“批判文章”的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全面批判了彭德怀等人，提出了处理他们的问题的原则性意见，直接指导了全会最后几天的定案工作。毛泽东提出两个问题让与会者讨论：一个是彭德怀等人的职务是否需要变动的问题，另一个是否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问题。他说：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如要开就发通知。我是赞成开的。
根据毛泽东在8月11日讲话中宣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会议日程的安排，8月12日全会休会一天，以使彭德怀等人和其他有关人员为大会检讨和发言做准备。这个准备对彭德怀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他对身边人说：“现在要我彻底交代高饶问题的错误和军事俱乐部，就是这两个问题难过关。”
8月13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由彭德怀作检讨。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彭德怀的这一次发言，是在会议上第一次写成的书面检讨。会上，彭德怀作了一个系统的检查，他把会议上对他的批评基本上都接受下来，说：“一个月来会上对我的批评，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耐心的教育帮助。”接着检查他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以及为什么历次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或支持不力、贯彻不力的原因。检查了同高岗的关系，着重检查这次来庐山以后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中央和毛泽东的。他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主要表现在：对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已纠正和正在纠正的错误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9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更错误的是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这种攻击，正是处于内外夹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如果这些谬论传播出去，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党内的代言人。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偶然的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犯错误的原因，他说，“除了政治思想右倾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成见”，还有个人英雄主义、经验主义。犯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始终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真正确立。彭德怀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回到党的立场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最后，他提出：“人民解放军是党的有力工具，由我这样的人来掌握，是非常危险的。我万分诚恳地提议，撤销我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我愿意接受党的任何处分，请示党分配我去做党认为适宜的工作。”
8月14日上午，头半段各小组开会，讨论全会的几个文件。从10点开始开大会，朱德主持，由黄克诚作检讨。会上从批黄克诚到批彭德怀，这天上午的大会开到下午l点。会议结束时，主持会议的朱德只是宣布散会，再没说别的话。
8月16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毛泽东继续从理论高度批判彭德怀。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到了彭德怀与另外两位元帅的关系。一个是贺龙。毛泽东说：“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也是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5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学习。那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彭不从大处看，只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你们成了功也搞不久；如果高岗成功，也搞不久的。”第二个是林彪。毛泽东说：“怕不信任你，林彪发转业费嘛。”由于这是会议最后一天，加上彭德怀也抱定了承认“错误”的打算，所以当毛泽东说这些的时候，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在这次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刚刚作出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彭德怀作了最后一次检讨，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全部接受决议中对他的错误的分析和批判。
八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8月17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为时一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人事安排和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会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部长。
回到北京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除了彭德怀元帅无悬念地继续接受批判外，还有一个元帅受到了批判，那就是朱德。9月11日，朱德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他检讨的原因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徐向前也证实了这一点。1986年11月30日，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同志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对‘大跃进’中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以大局为重，泰然处之，宁肯受委屈而不怨天尤人。”
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中央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就这样，庐山会议结束后，元帅中排名第二的彭德怀退出了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排名第一的朱德也因为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思，免掉了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只列为军委常委；排名第三的林彪因为彻底支持毛泽东，猛烈抨击了彭德怀，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因为与彭德怀观点不一致，客观上支持了毛泽东，最后被任命为仅次于林彪的军委副主席，林彪不在北京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意根)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意根) 

[mysupergirl]

十大元帅中我最喜欢彭元帅,每次读到他被迫害的过程都会泪流满面,不开心好几天...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

[子平丹]

彭是忠臣，只能这样说

[lgzhorse]

彭老是丁亥时生，有确切资料

[子平丹]

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彭为人过于刚直，一直也是毛的人，庐山的时候被倒毛的所利用，毛只能弃卒。文革前被支到西南，政治上边缘化，为人我很佩服，可惜政治家真的不能有一点慈悲心肠

[水木罗汉]

彭德怀秘闻 强奸民女骄横违令

大约民国七、八年间，余大舅父李公望将军（湖南邵阳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起先在湘军部队中任职，其后投效国民革命军，官至陆军少将，一九四七年病逝。）在湘军第二师任连长时，驻扎在湖南省洞庭湖畔之南县。彭德怀（原名得华）当时在余舅父身边当勤务兵（俗称马弁），做事慇勤，善体人意，深得长官喜爱，数年之间，由士兵升为班长、排长等职。
大约在民国十年，彭某因奸淫一仕绅之闺女，民情激愤，被告到官方，团长叶琪限令余舅父交人拿办。是余舅父怜其年轻，恐怕毁了他的前程，于是给了他一些银钱，嘱其逃走。走后当晚，彭某复重返余舅父处，并声言：“从小离家当兵吃粮，举目无亲，无处可以逃生，若要逃走，除非请连长代找一投奔处所。”是余舅父一时心软，乃为其改名德怀并写一信介绍给同学周盘将军（保定毕业，曾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及武冈分校教育长）处投靠。彭某自投靠周将军后，周亦喜爱其人之智慧活泼，仍令其为排长，渐次升为连长、营长等，并保送其至湖南陆军讲武堂深造。民国十五年，随同周将军投效国民革命军。

当彭某升至营长后，适其上司某团长被保送至陆军大学深造，周将军令彭代理团长，自此以后，其态度日渐骄横，周亦对彭有尾大不掉之感，因而久不令其真除正式团长。彭某曾密请周之好友向周说项，周个性爽直，直言彭某现在都不听我的话了，还想当团长。嗣后彭乃联络另一营长黄公略在平江防地叛变投共。

以上掌故，乃余舅父三十余年前亲口讲述。假如当年余舅父将彭某拿办，当不致养成日后为害民国之祸患也。

（原载《传记文学》杂志总248号；责任编辑：李文慧）

[空之上的向往]

要是森活在今天的微博时代，可能就做不成领导人嘞。

[水木罗汉]

我们一般只知道乱世出英雄。常常忽略了这英雄的来处。这也是人类只以成败论英雄惯性思维导致的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