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永钦的回忆文字《 周恩来的最后六个月做了哪些事？》周恩来是在1976年1月8号早上9点57分，心脏才停止跳动的。
公历：1976年1月8日9时57分 农历：乙卯年[大溪水]十二月初八日
小寒：1976年01月06日12时58分 立春：1976年02月05日00时40分
起运：命主于出生后0年7个月15天2小时开始起运
交运：命主于公历1976年8月23日11时交运
乾造： 乙 己 己 己 (子丑空)
卯 丑 未 巳
大运：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巳
7 1岁 61岁 51岁 41岁 31岁 21岁 11岁 1岁
卦局分析
一． 很显然，这是一个己土独旺的五行格局。《滴天髓》曰：“己土卑湿，中正蓄藏，不愁木盛，不谓水狂，火少火晦，金多金光，若要物旺，宜助宜帮”。我们看这一卦局的主要特点，正好是己土得助得帮的显像，贵为一国总理，也就自在命理之中。
二． 《穷通宝鉴》更说：“辰戌丑未，四土之神，惟未土为旺，何也？辰土带木气克之；戌丑之土，带金气泄之。此三土虽旺而不旺。故土临此三位，金多作稼穑格，不失中和。若未月土，助带火气也。带火以生之，所以为极旺也。若土临此旺未月，见四柱土重，多作火炎土燥，不可作稼穑看。但临此月之土，见金结局，不贵即富也。书曰：土逢季月见金多，终为贵论。而在未月尤甚。”现在我们看时柱地支巳中庚金得长生。庚金为日主伤官，是以整个命局以伤官为喜。这就是周恩来为什么不去辅佐蒋介石而要紧跟毛泽东的命理原因所在。
三． 土主收藏，局中己土众多，却团结不悖。这也是周一生善于做地下工作，善于为人保守秘密的命理，在五行心性上的反映。
四． 年柱乙木偏官重叠，说明既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同时也是一个在共产党内以越穷越革命论阶级立场的圈子里并未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破落官僚地主家庭身世。在全局中，偏官太轻，无力克制旺土。月、日、时，燥土结块，全靠月令地支丑中的一点癸水滋润。而这丑中癸水却因日月近冲而处于经常漏失的状态。加上月柱空亡，父母兄弟不力、无靠，姑且不说；这也是他终身无财，即使是在国外有数量不菲的稿酬存款，也不为己用的原因。
五．日与时之间暗夹午火，巳午未三会南方火，这样整个命局终归有火炎土燥之弊，燥土不生。终身无后姑且不说。就是身体，膀胱泌尿系统的炎症，癌症，也岂能避免？
六．《穷通宝鉴》还说：“三冬己土，湿泥寒冻，非丙暖不生，取丙为尊。甲木参酌。”这也进而证明，时柱地支巳的重要。但是从61岁起，行丁亥大运。丁火不能暖局，亥与巳冲。膀胱泌尿系统疾病加重不说。亥与丑暗夹子水湿泥为害。进入71岁行戊子大运，戊土晦火，子水湿泥。焉有好日子过。
七．从卦局中还可以看出，日主当有后代，但由于偏官五行乙卯的力量与土五行相比，实在太轻。土多则木折，因此，即使在中年时期行甲申和乙酉大运中，得子，也难留存。除了卦局偏官力量不足外，甲申，乙酉，都是官星截脚的运程。从这里我们还可做深一步的思考：就是，一生中不管什么奸佞小人，无论设什么计谋，也难于致他于死地的原因。
七．我们再来看其出生时间的干支组合：
姓名： 出生地： 排盘方式：普通方式排盘
公历：1898年3月5日 农历：戊戌年[平地木]二月十三日
惊蛰：1898年03月05日21时47分
清明：1898年04月05日03时13分
起运：命主于出生后10年5个月13天12小时开始起运
交运：命主于公历1908年8月18日23时交运
乾造： 戊 甲 丁 (戌亥空)
戌 寅 卯
大运：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10岁 20岁 30岁 40岁 50岁 60岁 70岁 80岁
一． 从前三柱看，日元丁火坐于卯，生于寅，月干甲木出干。是印绶大旺生身的格局。且有随时化火帮身的征兆。
二． 初运乙卯。主20岁前的家境，是至为贫困，命理昭然。
三． 结合一生无后看，以及生前所得疾病性质看，笔者认定其有可能出生在辰时。这样，整个干支组合遂为：
戊戌
甲寅
丁卯
甲辰
于是有如下分析：
1. 月、日、时三会东方木，通过月干和时干透出。日主身旺印绶为忌。正因为如此，日主才最适合做地下工作，而且成为六无高官：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直到最后死不留言。
2. 甲木主仁。丁火昭融。因此在待人处事上，往往也有固执，深藏不露的一面。
3. 年柱戊戌为伤官，是为火五行的出口。整个格局是另一种形式的木火通明和火土伤官。这又使其聪明机智，智慧过人。
4. 从1958年60岁，开始行庚申大运。大运与月柱甲寅天尅地冲，不仅仅是共和国进入盲目跃进多灾多难多折腾的岁月。就是日主本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除了自我不停检讨，差一点被毛泽东用柯庆施取代外，庐山会议上本想要为彭德怀求出一条生路，也被毛泽东无情否决。
5. 70岁起，也就是1968年开始行辛酉大运。如果说庚金还有劈甲生丁之情，那么辛金则无此情。酉金冲动日支卯，是动摇三会局的核心字。内心之苦，实不堪言。
2010年8月31日星期二
附：周恩来的相关资料：
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１９１３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１９１７年留学日本。
１９１９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４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１９２２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１９２４年８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０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２６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１９２７年３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８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１９２８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３３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１９３５年１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１９４５年８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８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１９４８年９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１１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１９６０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１９５４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１９５５年４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１９６１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１９７２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７７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旋即，布店里用来制作黑纱、挽幛的黑布销售一空，人们自发地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深切缅怀人民的好总理”。但随之而来的周恩来追悼会，毛泽东却没有出席。对于这么一个忠心耿耿辅助他打天下、坐天下的老臣如此冷落，自然会引起众人的不满，毛泽东对此毫不在乎。他有理由不在乎，他更有理由看不起周恩来。
比如毛泽东深知，周恩来骨子里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以他个人的秉性、以他处理党、政日常工作的身份，周恩来对这样一场“天下大乱”的举动，内心里抱有深深的反感，他每迈出一步都很为难。但最终周恩来还是没有逃脱与文化大革命的干系，通常是到了最后一刻——当他发现事情的背后是毛泽东本人的旨意，周恩来会打消自己原先的看法或犹豫，甘心充当毛泽东的“马前卒”。
在对待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先前的态度一直是低调、谨慎、犹豫，一度被毛泽东从主管刘少奇专案的位置上撤了下来，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是他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并由他本人执笔的的关于刘少奇的报告，其中称“刘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周恩来甚至写了这样一大篇话，用来回应江青：“……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有出处）
实在难以想象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来本人写下的。即使用历史的眼光，也难以说服后人原谅类似的蠢举。别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也不知道江青是个什么人，你周恩来还不清清楚楚？还在那里搞迷魂汤？
用所谓“历史的局限性”、“集体领导”之类的说法为此开脱，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事情有其在“水平方向”上（或者说相对尺度）得到理解的一面，任何具体的事情都是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下发生的；但是还有“垂直方向”上（或者说绝对尺度）予以解释的另一面，即在刨除了那些具体的因素之后，从正义、真理、善与恶、是与非的尺度来衡量。比如可以说任何杀人犯都是有他自己的具体理由的，但是“不可杀人”就是一个垂直的、绝对的尺度。用来衡量政治家所作所为“垂直方向”就是历史，就是要经得起历史长河的检验。
而且在历史的审判面前，在最终的历史审判席上，不是一大群人，而是一个人，是“独自一人”接受历史的审判，就像独自一人接受上帝的审判一样。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负全责，是自己欠下的债务不可能转嫁到别人头上去。如果说人在生前，有许多纠缠不清的关系；同时因为他还在格局之中，仍然对局面和他人产生支配性影响，在关于他的行为的评价有难以辨析的地方；但是一旦他离开这个世界，断绝了这个世界的联系，他做过什么、没有做过什么就可以拎得清清楚楚。到那时候，周恩来再也无法为毛泽东做过的事情担待、推诿，毛的责任将由他自己承担；而周只能清点自己做过的事情，独自承担它们的责任。包括纯粹是为毛做过的那些事情，毛是无法继续领情的，他无法顶替周，将周的错误也揽到自己身上，为周开脱。
但是与旁人不同的是，周恩来拥有一张富于人性的面孔，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身不由己的、忍心动性、仁慈、亲切和大度的。而且实际上很难说这张人性的面孔仅仅是外在的面具，仅仅是做给别人看的。如果要说周有画皮的话，完全可以说，那些“紧跟”“舵手”和“旗手”的一面，才是他不得已伪装出来的。这样的记载是令人毫不怀疑的：在彻底清算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是万分矛盾、乃至痛苦的。邓颖超曾对给她写传的作者谈过，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心里很痛苦，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屋里来回镀步，彻夜未眠，办公室的灯一直是亮着的。
类似的讯息还有许许多多。比如在文革腥风血雨的时刻，周恩来保护了一大批部级老干部，北京的和外地的，把他们请到中南海里来，免受革命小将的冲击。这个举动令劫后余生的人们感激不尽，被称之为“大树参天护英华”。包括后来被迫害致死的贺龙，也曾携妻在周恩来家住过一阵子，周对贺龙夫妇照顾备至。有一次王光美被造反派以女儿车祸骨折为由骗走，周立即派人把王光美保回来，并对她说“光美同志，要经得起考验啊。”这个情义并茂的举动多年令王光美唏嘘不已。
1972年为陈毅去世举办悼念仪式时，周恩来热心作了许多工作，甚至是积极争取，力图为这位曾经的有功之臣恢复名誉，一时“传为美谈”。而1975年夏天周恩来拖着重病的身体参加贺龙的追悼会。贺的妻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
我就听到外面“薛明，薛明”的声音。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留下来的眼泪。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
我的天！除非是等到中国将来出了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否则不能写出这样一种复杂人物之复杂心态。周恩来完全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他的确于心不忍，痛心不已！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经受那样一种深深的愧疚感的无尽折磨？他是否考虑过，他将怎样和能否偿还因为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难以弥补的后果？岂是别的，而是无数人因此送了性命！什么“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就这样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这种心甘情愿、死心塌地最终带来了什么吗？是否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历史将还他一个清白之身？让他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些冤屈的亡灵会不会在阴间跟他缠绕不已？他是个真正的无神论吗？相信自己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从他生前有所顾忌、有太多顾忌的情况来看，又不像；那么他是一个有神论，他崇拜的神是毛泽东吗？他不是眼看着毛泽东作为他的下级一步一步提上来的吗？在将毛泽东看作“人”和看作“神”之间，所跨出的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这个跳跃是如何完成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和风云突变的历史舞台是怎样划分和衔接的？
但是一般老百姓如吾辈，并不是莎士比亚，离莎士比亚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还是把那些复杂迷惑的心理过程，丢给伟大的天才和智者们吧。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有权利对大人物的心理状态、心理动机不感兴趣，也不想对他们的为难之处负什么责任。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我们还有我们的难处呢。我们每个人难道不也是生活在种种为难的处境之中？说这个难道有什么意义吗？该做的事情不是还得去做吗？同样，我们每个人也要独自站在历史或者上帝的审判面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一个政治和经济共同体中生活的公民，我们关心的是这个共同体中的政治家们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是他们在公开的、决定性的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是在政治决策方面的看得见的行为。因为这种决策将以一种普遍性覆盖全民族每一个人的生活，令他们因此得福或者遭祸。
假如你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某个打倒老干部的决议，尽管内心多么不赞成，但是并没有阻止这种决议的产生和发挥效用，你会后、事后再力图做出某种补偿，只能是杯水车薪！你保了张三而李四呢？你保了部长级而副部级呢？你保了党内的要人而党外的呢？中南海住满了怎么办？你保了上层而下层呢？在下层发生的并不比上层更不残酷，许多下层的工人农民也一样迫切地需要保护呢？他们怎么办？等你高高在上的周恩来亲自一个一个签字、画押？人命早就没了！早就人头落地了！不说别人了——已经落脚在周恩来家的贺龙他就没有保得住。屈从林彪的压力，周不得不在某日交出贺龙，从此贺龙一去而不复归。
从这个立场看周恩来的那些富有人性味的举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的小学课本上至今还有邓妈妈为周总理缝补睡衣这一课，真是愚蠢之至！周恩来穿什么睡衣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做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人们对他的要求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准，是否还有人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汉娜#阿伦特花很大力气来划分——某个人在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上的行为与他偷偷摸摸所做的好事之间不可混淆的区别，认为后者是处于“公共生活的对立面”上。某种“善行”处于隐蔽状态，回避了在公共生活中所要承担的责任，逃离了在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参与和发挥影响——无疑，政治生活在其他生活中占有先行和决定性的作用。在从看得见的公共视野中消失之后，“好人仿佛从虚空中冒出来”，而从虚空中冒出好人还是坏人纯属偶然。着眼于公开的生活公开的行为以及所导致的巨大结果，阿伦特接近这样一个结论：光凭良心是靠不住的。
把做了好事不留名的人——如雷锋，当作民族伦理的楷模，这是一个民族丧失了公开的政治生活、丧失了起码的公共生活及其尺度的严重信号。而对事后、背后、私下里所施加的小恩小惠感激不尽，仍然是臣民心理而完全不是平等的公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