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启蒙》（二0七）——让革命回归原点的邓小平

[水木罗汉]

根据相关资料，邓小平诞生于1904年8月22日，转化为干支历为：
甲辰
壬申
戊子
5岁又8个月起运：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
据资料介绍：
1920年7月，16岁的他从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旋即赴法国勤工俭学。当在癸酉大运向甲戌大运的转换中，流年庚申。因此，我推测他出生于戊子日的甲寅时。寅为整个命局之驿马星。
甲辰
壬申
戊子
甲寅
5岁又8个月起运：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据此分析：
一．   命书有言，世上只有苦庚申，没有穷戊子。原因就在于戊土自坐子水是其正财。子中癸水与戊土具有天地合而向火的特点。这，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则日元戊土会得到妻子的爱，而这妻子确实能为其节约用财。成为他的钱罐子。
二．   整个命局，是财官大旺而日主必然要从的态势。这就形象地向我们显示了日主具有强烈的经济意识。一生都会被经济所左右。进入北京所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能从惯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向权看，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向钱看，邓小平的确功不可没。
三．   时柱甲寅，为日元戊土七杀偏官。七杀偏官得旺财滋生而无制。所以，一贯带兵打仗的他，最后竟然用军队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从命理上看其骨子里的本性，也就十分自然。
四．   七杀大旺，行运若来制杀之五行，自然命运多磨。从1966年起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正是日主62岁到72岁之间，大运正好进入庚寅运的寅运和辛卯大运的辛运。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是流年干支己酉，己土合住了甲木克制了壬水。接下来的1970年庚戌、1971年的辛亥，自然都不能言好。1972年有所好转，1973年恢复原职。1976年丙辰，月提逢冲，又被再一次撤销一切职务。此时的邓小平已经74岁。大运尚在辛卯中。由此，我们看出，一如邓小平这样的干支组合，其七杀官星是丝毫不能去碰的。只能使其生旺为好。
五．   以上分析，毕竟其出生时辰是笔者推定的。有的易友还会提出他出生在乙卯时也有可能，因为他毕竟在部队中一直都是担任的政治领导，当以文官视之。所以，笔者在这里难以确定。我们还是根据他去世时间的干支呈象来做进一步的对比分析。根据报道，他逝世于1997年4月19日21时08分。
丁丑
壬寅
壬辰
辛亥
5岁起运：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
笔者认为这个死亡时间的干支呈象更能反映日主过往的一生：
一．   整个卦局，以时干辛金发源，逆流而上经过壬辰日柱奔天袭地的岁月到达壬寅东方木地，最后归结到年干丁火正财。这，正符合了《穷通宝鉴》“论水”中说的“逆则有声，逆行十二神，逆也。入格者，主清贵，有声誉。忌刑冲，则横流。爱自死自绝，则吉。”
二．   具体来看：
1。壬水虽然生于寅月为病地，说明日主不得父母庇荫，将通过自力更生而成就事业。
2．整个卦局实为壬水大旺，以寅木生丁火为喜。说明日主和父母的关系亲密，事实是，革命成功后，邓小平一直将母亲接到身边和自己住在一起。自己的少年时代也因父亲的远见卓识，进中学不到几个月，就被父亲从偏僻的广安送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读书。结合大运看，也正是在甲午大运命理认定当为好运的时期中。
3．直到45岁前，都是行的身旺，丁火喜神得助的岁月。所以邓小平会在群雄争竞的峥嵘岁月节节上升。
4．戊戌、己亥、大运，整个神州大地开始毛泽东的不断折腾，日主虽然遭遇官杀透出，但因有时干辛金转化。所以在逆境中，总能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博大胸怀。
5.65岁起行庚子大运，偏印、劫财搅和命局。所以使日主在逆境中，总能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博大胸怀。但也开始进行对复杂人生命运和社会理想的复杂思考。
6．辛丑大运开始，旺水归库。但丑丑伏吟，所以，日主虽然有退隐之志，却无退隐之机。1992年，已88岁高龄的他，还不得不南巡并发表极为关键的南巡讲话。
这里有一个政治笑话。我今年去上海。在车到南浦大桥时，开车接我的喻先生对我说：“老师，你看邓小平题的字有什么玄机奥妙？”我仔细一看，发现那“浦”字的最后一点，邓小平将它点在了一横的下方。我问是点错了位置，喻先生告诉我，邓小平是有意为之，他如此作的意思，是想说上海浦东的开发，迟了一点——他对不起上海人民啊。
7．壬寅大运，寅木主神经，邓小平虽然可以得到最高级别的医疗保养，但仍免不了帕金森氏病的缠绕，这也再次向我们揭示了任何人也逃离不了时空的制约。
  三．这一死亡时间的干支呈象，真正是藴含着令人称奇的命理：我们都知道时柱是工作宫，邓小平从进入社会的那一天起，就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为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在传统的共产党人看来，他是对自己出身的彻底背叛。但是最终他的事业仍然落脚到了丁火钱财的身上，这样的归宿，恐怕是好多共产党人都没想到的吧。是他，又让中国有了新的利益集团，是他，又让中国有了新的权势阶层。为此他不惜下令让人民的军队镇压人民的子弟。但我们却公认他既光了宗，也耀了祖。是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总设计师。（不仅如此，就是邓小平下放劳动，也是被发配到祖籍江西去）。
邓小平确实又让中国回归到了当初产生革命理由的原点，当然，此原点与当初的原点，不是完全简单地重叠。
                            2010年8月25日星期三
附：邓小平经历以资佐证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农历7月12日）出生。祖籍为江西吉安卢陵。其一世祖邓鹤轩，于明洪武13年（1380年）以兵部员外郎的身份迁入四川，一直定居广安，距今已有600多年，繁衍约20代。邓氏家族豪杰满门，其中有“文行魁蜀”邓显，吏部尚书晋大学士邓士廉，明万历进士、南京户部主事和湖广接察司副吏邓吉昌，清乾隆翰林院士、大理寺正卿邓时敏等。邓小平出生后，父母按字辈为他取名邓先圣。“先圣”进私塾发蒙时，私塾先生对此名字十分不满：孔子乃称“圣人”你怎么能“先圣”呢？于是先生便将他名字改为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了20年。直到参加革命后，才由邓希贤本人将名字改为邓小平。
  邓小平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但其童年和少年时代又十分平常。邓小平还不满6岁时，就到了协兴乡小学读书，11岁便考入了广安县的高小，14岁的时候考入了广安县中学。邓小平自幼资质聪明，在家里是个受父母疼爱的好儿子，在学校又是个勤奋用功的好学生。进中学不到几个月，他就被父亲送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读书。1920年7月，该学校毕业生中，年龄最小的就是邓希贤。当时，小平同志还不满16岁。
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

　　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1947年夏他们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

　　1949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和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6～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收到显著的成效。由于“四人帮”的诬陷，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澳门也将在1999年底回归中国。他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他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从而经受住严重的考验，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邓小平文选》（3卷）。
  邓小平的故乡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和镇牌坊村，小村极为普通。
  邓小平的故居是一个普通的小院，即是四川人常见的那种土木结构，白灰粉墙，木栏花窗的瓦房。整个院子呈凹形，即四川人说的撮箕口形。当中是堂屋，两边偏房各有数间，中间有小坝子。坝子四周有青翠葱茏的芭蕉、笔柏，屋后有茂密的竹林。一条水泥路直通门前，一看便知这条路是专为参观者而修的。在正屋大门的上房，悬有一个木匾，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邓小平旧居”。

[戊子]

楼主，邓小平的大运是否排错了？
你的排序：.....丁丑、庚寅、辛卯......
我觉的排序：.....丁丑、戊寅、己卯......

[水木罗汉]

啊啊。先生指出的甚是，我已改正，谢谢。

[小边边]

本帖最后由 migmig 于 2012-2-27 12:23 编辑


History can be a fickle and merciless judge. The view it will take of Deng Xiaoping, who died on February 19th at the age of 92, will depend on just when that view is being taken. In five years time it could well be harsh, and justly so. But in 15 years Mr. Deng may be seen as one of the greatest political leaders of the 20th century, a man who set under way the biggest improvement in the living standards and personal freedoms of the largest number of people in all of human history, as well as launching the most important shift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world has seen for a century or more. For the verdict on Mr. Deng will depend at least as much on what happens in China now as on what happened while this peppery old man was in charge.

历史可以是反复无常、冷酷无情的裁判。历史对2月19日离世、享年92岁的邓小平看法如何，则取决于何时来作评价。5年内历史对其评价将是严苛的，并且理所当然；而再过15年，邓则可被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之一。他改善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多人口的生活水平和个人自由，同时推进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所见到的一次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想要对邓小平盖棺定论需要了解这位有脾气的老人当权时中国发生过什么，至少需要了解中国当前正发生着什么。

Mr. Deng’s creative hands were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many Chinese, in Tiananmen Square and elsewhere. But there are two powerful, additional reasons why history’s judgment is so uncertain. The first is that Mr. Deng won the real power to change China so late in his life. Although this farmer’s son and Long Marcher lived through, and helped shape, almost a century of China’s tumultuous history, the part that he will be judged by began in 1978 when he was already 74 years old. That was the moment when, two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the Communist Party agreed to Mr. Deng’s proposals to begin experimenting on the country’s Stalinist economy with market tools: freer prices, the profit motive, increased competition and a new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r. Deng was to call it.

邓小平有创造力的双手上沾满了许多中国人的血——在天安门或在其他地方。不过为何历史判决如此不确定，则有两个有力的附加原因。首先，邓赢得改变中国的实际权力时已是暮年。尽管这位农民的儿子、参加过长征的人经历并帮着形成了几乎一个世纪中国混乱的历史，但邓将接受裁判则始于1978年，其时他已经74岁了。当时，毛泽东去世已有两年，共产党同意邓的建议，开始用市场工具对中国的斯大林式经济进行试验，所用的市场工具有：更为自由的价格、利润驱动、增加竞争以及对外开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如是说。

The result was extraordinary.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n has averaged about 9% a year, transforming China’s economy from basket-case to boomtown. A society that had become bitter and stultified took on new life as power, or at least some of it, was decentralized and workers were allowed to move around. A China that had been isolated since Mao’s revolution of 1949 suddenly rejoined the world. It had since multiplied its foreign trade tenfold to become the developing world’s biggest destina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ile China was closed, it was as if the economic map of Asia had a huge area blacked out. Once it had opened, and the region’s natural economic geography began to reassert itself, China grew in political influence too.

这样一来的效果是相当惊人的。中国从那时起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9%，经济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随着权力——或部分权力下放，工人们允许流动，过去近乎瘫痪的中国呈现新的面貌。一个自1949年毛泽东革命时跟世界隔离的中国重新融入了世界。自此，中国的外贸增加了10倍，已成为发展中国家里国外投资最大目标国。当中国闭关锁国时，亚洲的经济地图上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空白，当中国开启国门时，该地区的自然经济地理让世人刮目相看，政治影响力也在加强。

Yet this transformation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world, remains inevitably incomplete. And that brings in the second , potentially fatal, flaw of the Deng legacy. He has left behind no legitimate means for choosing a successor, beyond party fiat and cabal.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power is knowing when to let go. And the next hardest, at least in a dictatorship, is knowing whom to hand over to. Mr. Deng failed on both counts.

不过这种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变的不彻底依然难以避免。这就为邓小平的遗产带来第二个最可能的致命性缺点。除了党的授权或政治阴谋，邓没有留下选择继任者的合法方式。关于权力，最难的是知道何时放手，第二难的是——至少在专制制度下——该把权力交给谁。邓小平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失败了。

The first failure was clear on the night of June 3rd 1989, when Mr. Deng ordered the army to turn its guns on the protesters in Tiananmen Square who were demanding more freedom. For all his reforming ways, Mr. Deng would tolerate no challenge to party authority – or indeed to his own. The failure to choose a successor compounded his failure to make way.

第一个失败在1989年6月3日晚上就相当清楚了。当时邓小平下令军队对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更多自由的抗议者们开枪。尽管邓搞了许多改革，但他无法容忍对党的权威——或实际上他自己——的挑战。选择继任者的失败加剧了其移交权力的失败。

Officially, power has already passed on smoothly to a new team of leaders: Jiang Zemin, the Communist Party’s general secretary; Li Peng, the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 Zhu Rongji, occupant of most of the important economic jobs; and others. Mr. Jiang likes to present himself as first among equals in this collective leadership. Yet, after Mao died, the “Gang of Four”, who had taken more and more power in the Great Helmsman’s final years, were arrested within weeks. His designated successor, Hua Guofeng, lasted only two years. China is in many ways a more stable place now, but a power struggle may yet ensue.

官方意义上，权力已经平稳过渡到新一届领导团体：江泽民为共产党总书记，李鹏为保守总理，朱镕基负责所有重要经济工作，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江泽民喜欢表明自己是集体领导核心。在毛去世后，在伟大舵手晚年攫取越来越多权力的“四人帮”们在不到一星期内被捕。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维持了不到两年。从多方面看，中国更加稳定了，但是权力斗争可能依然会存在。

The tensions at the top have long been apparent. Although inflation has been brought under tighter control, action to solve many problems, particularly in the budget-draining state enterprises, seems to have been shelved. Instead of competing to carry forward reform, the nervous contenders for Deng’s mantle have been trying to outdo one another in shrill nationalist rhetoric, over China’s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ver the fate of Taiwan.

长期以来，高层紧张显而易见。尽管针对通胀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管控，解决许多问题——尤其是消耗预算的国有企业的行动被放在一边。觊觎邓小平权力的竞争者们不是去推动改革，而是接连不断地在对中国南海领土要求和台湾命运的民族主义华丽的辞藻上较劲。

A legacy of instability
不稳定的遗产

At one time, Mr. Deng thought he could avoid such elbowing among his heirs. After the anarch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unacies of the Gang of Four, he set out to replace rule by personal whim with the stable order of party law. Yet he scuppered his own plans for an orderly succession in 1987 by sacrificing the then party boss, Hu Yaobang, to placate conservatives angered by student unrest. Two years later Hu’s replacement, Zhao Ziyang, went the same way. When students occupied Tiananmen Square and cheekily called for greater party accountability, Mr. Zhao had the temerity to think that the party could afford to loosen up a little and listen. By toppling Mr. Zhao, Mr. Deng discredited those who followed and exposed his own reforms to conservative attack.

曾有段时间，邓小平认为自己可以避免来自继任者之间的挤兑。在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和四人帮的精神错乱之后，在统治中国问题上，他寻求用稳定的党法来取代个人心血来潮。尽管如此，为安抚被学生动荡激怒的保守派们，1987年，他让时任党总书记胡耀邦下台，把自己有序过渡的计划毁于一旦。两年后，接替胡耀邦的赵紫阳以同样的方式下台。当学生们占领天安门广场、无礼地要求更多的党内问责时，赵紫阳冒失地认为共产党应该放松一些、听听学生们的意见。通过打倒赵紫阳，邓小平让自己的追随者感到羞辱，其改革方案暴露在保守派的攻击之下。

For the time being, all China’s leaders pay lip-service to reform. But China is seething with jealousies and ambitions unleashed by Mr. Deng. The great economic strength of democracy, that people can depen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property rights, is entirely absent. In such a climate, history would be right to reserve its judgment.

一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对于改革都是嘴上说说。不过在邓小平解开绳索以后，中国社会充满了警惕和野心。民主带来巨大经济实力、人们能够依靠法律、拥有产权，都十分遥远。在这样的氛围下，历史保留其判断或许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