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自己”被认为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话题。 纵览中外学者有关人学研究的辩论，一如哲学领域长期出现的“唯物”与“唯心”之争那样，都是一如“瞎子摸象”那样，基于自身并未把握整体的各执一端。因此有学者慨叹，对于人的自我认识，也许只能永远处于苏格拉底的“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状态中。
马克思提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针对他那个时代西方科学家对人的研究，只考虑到人的动物性一面，从而致力人和一般动物应如何区分的研究。所以，才有了我在文字开头所说的那一幕。马克思提出人与一般动物之间的区分，就在于人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反映的社会属性。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矫枉必须过正”。马克思对“人”所下的定义，正是对那个时代只看到人的生物属性而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的一种“矫枉过正”。也就是对他那个商品经济时代刚刚从“整体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学理念的一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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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对自身的认识也有所不同。
在生产力十分低下，也就是在原始社会和农耕社会时期，作为个体的人，无论从安全和生存还是发展的需要出发，都对群体有很大的依赖。 与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哲学宇宙观是“天人合一”(中国)，《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是不二一元论(印度)，梵与我同一，“他就是你的自我，是内部的控制者，不朽者”(《广林奥义书》)。从人学观看，在中国，个人是一个“依存者”(张东荪)，没有“个人”观念(梁漱溟)；在西方，也曾有过“我们不属于自己”，“个人是城邦一部分”(亚里士多德)的人学理念，将人这一关系性存在置位于社群共同体，或定位于一个能主宰一切的统治者，对于人对人依赖关系的肯定与认同是当时人学观的核心。
建立在这种人的生存状态和人学理念之上的道德教育其基本取向就是整体主义。道德和道德教育所要维护的是没有个体独立性的、存在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中的整体性，维护体现这种整体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与一切行为规范，它所要反对和抑制的是个人对这种整体主义的反叛和破坏。道德教育对每个个体来说，它所要建构的是一种以服从、驯服、恪守本分为特征的整体主义人格，它所要消解的是那种以自主、自尊、个性自由为特性的独立性人格，这种教育也必定是在人对人的约束、强制灌输中进行。
在中国，也许我们至今尚未能完全走出这种整体主义的道德教育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