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仙岭回到海口，由于学校有老师来电话问询，有求于我，于是对我的学生提出了20号回川。我这一说，学生立即照办。不仅立即给我订了20号返回四川的机票，还隆重地请我进了一次大餐。而提出这一聚会的，则是一位高层官员。当他带领全家进入包间，主动和我握手时，我既感到了此人的气宇轩昂，也感到了此人会福寿绵延。
这不能不说到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沿于中医“望、闻、问、切”的面相学，以及当代发展起来的行为心理学。读过曾国藩《冰鉴》的人，则更能从中领会善易者只需望其形，观其颜，审其神，闻其声，察其行，感其手，则可不占而知其内的识人之妙。
我们之间的见面礼是：他送我的是烟，茶，酒。我送他的是A4纸一张。我说我不吸烟，他说那你就拿去送人吧，然后看了我的纸，欣然一笑，折叠收藏。
若在其他场合，宾主入席，他定然是尊位不让，而今天，我却居了至尊之位，他和我的学生陪侍两旁。喝着他拿来的西凤酒，吃的是特大的鲍鱼和雪花牛肉。他为我介绍了这雪花牛肉的故事。这种牛本为澳大利亚定为国牛的特产。其特殊处，是肥肉在瘦肉中间呈雪花状分布。肉质细腻嫩滑，而不油。这原本是澳大利亚不准出口的。后来由于和日本的关系发展特好，澳大利亚遂送了雪花牛的胚胎给日本天皇。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吃到产于海南的雪花牛肉，，则归功于一个实业家的巧智多谋，以及不惧失败的多次努力。他说，这雪花牛肉，到了餐厅，一两就会卖我们1——200多元。
我一边浅尝着酒，吃他代夹的菜，听着介绍，一边心中在想——
我以前在课堂上常对莘莘学子讲做老师的乐与悲：悲的是，始终长不大——即使是教了父亲，再教父亲的儿子，甚至再教父亲的孙子，在他们口中始终都是“老师”，绝对不会一如英文来一个“grand”前缀；乐的是，见人高一等——无论他职有多高，官有多大，财有多厚，见了面，又都得叫“老师”。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见过趾高气扬之官，一夜暴富而不仁之人。比如在北京，我就见过身为省部级高官却心怀奸诈之徒；在上海，也有自以为天下了不起的暴富。不过大凡这些在我面前耍牌子的人，我也亲见了他们的没落和衰退。
在这里，我不由得要感谢我们学校曾经善于政治投机的书记。记得前苏联刚刚解体时，他在全校作电视报告。一边痛斥戈尔巴乔夫是共产主义的最大叛徒，一边咳嗽擤鼻涕的样子，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那时的他，真是堂上一呼，阶下百喏。我曾亲见小车司机对他的毕恭毕敬，惟命是从。但我也亲见他退休后在前校门拦住小车要求用车时，还是那个小车司机，却对他说：
——对不起，书记，校长要我马上去接人。
于是不顾他的唠叨，一踩油门，甩他而去。
看到此情此景，我原本对他的那种不屑，立即又化为无可名状的悲悯。并由此，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我退休以后，绝不能步他后尘。只能人求我，我，绝不做无端求人之事。
他在退休前，享尽唯我独尊之福，现在却需慢慢品尝由此带来之苦（他最后死于恶症）。由此，让我更加警醒，时时告诫自己，为人常栽花，绝不多栽刺。
——回到眼前，我身旁的高官，在他的系统，是屈指可数的优秀者。他的优秀，就在于能放下架子，和我这个平头百姓交友。我喜欢他，并不是我有求于他，而是我们俩，都有不卑不抗之秉性。
从海口回四川的机票还十分紧张，我的学生先是订晚上9点的票，结果最后给我买到的是晚上十点四十分的机票。为此，还特别给我联系了到机场接我的人。
我决定20日回乐山，也是考虑过干支的。这天甲戌。对我来说是辰戌相冲的日子。应当能走成。但是，当我到机场拿了登机牌，交了旅行箱，进入候机大厅，又到机场书店去逛了一圈出来，却得知因天气原因，航班取消。
我和同一航班之人，复被拉回海口，安排住进一家四星级酒店。在两人间里，结识了一个为金矿做工程开采的供职于军队的工程师。从他那里我又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们两人也一起共睹了国人在遇到危难时公共道德素质欠缺的种种不文明象。
在我，虽然没能在20号晚上回到四川，但却高兴自己又睡了一个准时入梦的觉。第二天11点前就登了机，而飞机为等指挥塔发令上跑道，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在座位上平静地看报，吃午餐。然后才被飞机带上蓝天——天空真的很蓝很蓝。
我很惊奇自己，能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地坐了三个多小时。细想着干支的神奇：若我的学生能买到晚上9点前登机的票，我自然就飞回了四川。过了9点，甲戌日的最后一个时辰就成了乙亥。而这亥，正好合绊了我的驿马。甲戌日的第二天为乙亥。这样，我即使是上了飞机，也要在机舱里等待，直到午时。若再往深处想，我更深信，定能十分安全而又惬意地回家。。。。。。
2011年3月26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