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整理电脑，偶然发现这篇旧稿，或能让没有在集权政治、计划经济下生活过的朋友作为饮茶时的小点一品，故发于此。
9月16日晚上我到北京，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次。当丁丁和她的朋友把我送到虹桥机场、当飞机修复好电子导航系统，再次滑向跑道并冲向夜空，我有幸又在靠近舷窗的座位上，欣赏到夜上海向我炫耀的诱人的魅力。把她和我到北京上空俯瞰到的夜景相比，上海，还真的算得上是晚会上穿着巴黎时装的魅力四射的明星。
请我到北京的朋友，头上已有十分令人称羡的桂冠。但是却还没有派司机到机场接我的权力或者能力。因此，我就在深夜坐在机场巴士之上，看着车窗外北京子夜时分有异于上海的景色：节日喧嚣，此时沉默、挂着毛泽东标准像的天安门，在周遭高楼环立的映衬下，似乎变得矮了的人民大会堂和革命英雄纪念碑，夜色虽浓，“中国共产党万岁”依然以其方正不苟的字体，严肃而又冷静地在红墙上昭示着来往的车辆和行人，。。。。。我的脑海中自然浮起了早已沉淀很深的、第一次到北京的久远记忆。
那是中国共产党要在素以地大物博闻名于世的神州土地上，以自己绝对的权力，用政治统领经济，发誓只用15年时间就要超英赶美，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并向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共产主义大步迈进的时代；另一方面又是老百姓上街购物，必须要带粮票、布票、油票、糖果票，甚至购买一块豆腐也要凭票的时代。我是那个时代的“当代大学生”。虽然我一直崇拜共产主义理想，并在红旗下宣誓要为其奋斗终身，但那时那刻的我，更渴望一日三餐能够吃饱。
我作为那个时代的“当代大学生”，只能从作为小学教师、月薪38块5毛的母亲那里每月得到5块钱的零用。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对这五块钱做了如下的计划安排：订了两种杂志：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问题〉。就这样，我还剩下了每周可以在学校的礼堂买一张丙票看一场电影的钱。当然，若星期天要到春熙路新华书店去看看新书，就需要走路了，虽然那时坐一站路的公交车只需2分钱。
正是饥饿的现实，让我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了存留起来准备进行历史研究的《红旗》、《共产主义问题》杂志，再到学校的建设工地上拣了几次包装水泥的纸袋去卖。筹够了用学生证可以享受半价的到北京的火车票。
这次是我做学生以来的第一次不假离校，选择北京，并不是因为我在北京有什么亲友可靠，只是我从戴红领巾的时候起，就憧憬着神圣的天安门，具有历史厚度的故宫和折射着帝王内心世界的颐和园。但当时对我更为重要的是，在全国人民都要凭票才能在餐馆吃到饭食的时候，在北京，却可以不要粮票就能吃到香喷喷的大米饭，雪白雪白的馍，以及像黄金一样灿烂、令人垂涎不已的窝窝头。
那是初夏时光，当我走出北京火车站，坐在公交车上听着票务员报站的地道的北京腔时，我明白要在北京打工的想法错了。因为那时的北京正在搞轰轰烈烈的城市公社化运动。我一个没有北京户籍的外地人，是休想在北京当上一个搬运工的。我，在公安的眼里，只能是一个值得怀疑的盲流。
当我在天桥附近找到一个澡堂住下来的时候，我的身上还有10块钱。我当时想，既然在北京难以安身，何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去做一个汉语教师。我那个时候，向往的是莫斯科的红场、乌克兰克利米亚半岛的阳光、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蓝色多瑙河，波兰的华沙进行曲。。。。。。当我想入非非地走入东交民巷后，才又发现那站在各国大使馆门前的中国警察，早已切断了我这个普通公民可以自由进入使馆的权利。就这样，我在波兰大使馆门前徘徊踟蹰了几分钟之后，就快快地离开了这个戒备森严的地方。
接下来，我还是去景仰了天安门，看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军事博物馆，穿过天安门城楼去游了故宫，走过颐和园的石舫，初夏的阳光虽然灿烂，湖边的垂柳也绿色青青，力求有一个灿烂人生的我，心却越来越沉。
当时的天桥，是我吃盖浇饭，看杂耍，想出路的地方。我在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把我的学生证和校徽寄回了学校，并在信中说明我这样做，只是想证明我没有把这些东西用来在社会上进行欺骗活动。在中山公园的长椅上，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等把身上的钱用光之后，我就到派出所去自称是小偷，因为偷一个大干部而受到教育，现在主动来投案自首。
一个星期的晚上，我果然就这样去了朝阳门派出所，也就是因为那样的说法，从而进了收容所。满以为最多得个收容劳教，只要自己表现好，一年半载，就可以在北京就业，也就可以吃饱饭，并通过劳动获得工资，给妈妈寄钱回家了。
在收容所里我体会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没有被子，晚上只能和衣而卧在光光的木地板上。每日两餐，是一个足有半斤重的金色窝窝头，加一块盐味十足的咸萝卜。接受审讯的时候，审讯人员的几次盘问，我就露出了马脚。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偷，我说什么地方我都偷，问我偷了些什么，我说什么都偷，再问我是怎样偷的，我的回答，让他立刻明白我根本不是小偷。我也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当代大学生。他最后对我说，等着吧，我们会通知你的学校来接你回去。就这样，我企图以接受劳教为代价留在北京的愿望落空了。5月4号，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和学校保卫处的干部，借此机会在五月一号前就赶来了北京，看了天安门热闹的庆祝活动，游玩了故宫之后，才来收容所把我接回了四川。
就因为这样，我被关进了成都市第一监狱，最后，以“企图投敌叛国”的罪名，被判管制两年，并送劳动教养。在法庭宣判时，我申辩说，我根本没有投敌叛国。审判员说：对呀，我们也没有说你投敌叛国呀，请注意我们用了“企图”二字，也就是说你只是想而没有行动呀？最后说，你不签字也可以，我们把你送回监狱，从此就象泡菜那样，把你泡在监狱里，你能经得着泡吗？。。。。。
就这样，我被送到汶山铁矿去劳教了。但在里面主要是协助管教干部管理被收容劳教的人——多数都是因为饥饿而偷盗的人。到国庆节前夕，我得了水肿病。得到了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治疗和照顾。使我这个一度在死亡线上徘徊的人，活了过来。
1962年我被解除了劳教，被遣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改造。当我和母亲团聚，深入到农村以后，才知道，我竟然还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在矿山劳教的时候，每日吃的不管是细粮还是粗粮。每月总有35斤。作为教师的母亲，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贫下中农，却在这两年中，有好多时间，根本见不到一颗真正的粮食。常常吃的是麦麸，谷糠，瓜菜。饿死了很多人。我所在的生产队，就是因为死的人过了三分之一。从而达到人均土地两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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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历史为己任的我，能在多少年后，再来北京。面对天安门城楼标准的毛泽东像，面对红墙上方正端严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自然会比一般的年轻人，想得更多更多——
在我身上出现了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我是不可能在监狱、在劳教队躲避全国人民三年瓜菜代的苦难。或许，也很可能也没有第二次来北京的人生了。
福兮，祸兮？。。。。。。
2006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