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题: 商道漫谈(二)  (阅读 6284 次)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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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道漫谈(二)
« 于: 2011-02-28 21:25:40 »
   当代中国商人,必须清除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给予的负面影响。
   整个人类在经历了田猎时期、农耕时期、工业时期之后,进入了商业时期。在商业时期,并不是说人类社会就不再田猎,不再农耕,不再进行工业生产活动了,而是说人类的这些生产活动,因商人的积极参与,而变得更加有效,更加合理,更加繁荣。
   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农耕时期,与中国统治阶级,长期在政治上压制商人,经济上压抑商业活动有关。把经商说成“舍本逐末”是统治阶级的一贯观点。其言下之意,无非是说商人不事生产,不但不创造价值,反而靠贱买贵卖牟取暴利。
其实,商人是人类出现劳动分工,工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地区经济出现差别与不平衡之后的社会群体。因此,商人的出现,应当是人类社会繁荣进步的标志。 让农民能把自己多余的农产品不烂在家里,卖上一个好价钱,从而换取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是商人;能让从事手工生产的劳动者,大工厂生产的产品流通天下而获利的,是商人;让封闭的社区,封闭的地域,封闭的国度,互通有无,相互联系,从而出现生产的合理分工和布局的,也是商人。因此,商人是让交换各方都能受益的中介和大使。从这个视野看,商人是人类生产活动更有成效的“组织”者。是商人使世界的生产配置趋于更合理,是商人调动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商人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科技进步的一切成果。因此,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商人的劳动是服务性的。社会学家,把当今社会称为服务型社会,其原因也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看一个国家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如何,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达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一直以“重义轻利”相标榜,以“重农轻商”为国策的中国文化。给进入商业时代的当代中国人带来的是思维扭曲,是无形而又沉重的包袱:在和人的交往中,特别是在进行正常的商业活动中,不是不敢大张旗鼓,坦坦荡荡地谈“利”,就是在“义”的掩盖下,偷偷摸摸地对“利”进行贪得无厌的攫取。
“利”,我们一眼就可看出祖先造这个字的本意:用“刀”割“禾”。这是民以食为天的典型思想反映。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成是人为了生存需要的利益诉求。因此,从根本生存利益诉求上看,商人对“利”的追求,是完全正当而无可厚非的。当然应该理直气壮。
“义”字的繁体字是“羊”和“我”的上下组合。我在上个世纪写的论文中,曾对这个字做过考证。“羊”指代的是美好的东西,“我”是古代的一种武器。因此,“义”是用武力捍卫美好的东西或事物。把这个初始含义进行引申,就有了这样的两面性:人类在对美好事物进行捍卫的同时,也开始了在美丽的伪装下进行掠夺。
因此,祖先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一方面,用“义”捍卫个人和部落的“利”;另一方面,也用“义”巧取豪夺他人或外部落的“利”。
因此传统道德教育我们不能“见利忘义”,因为“利”不仅仅是要靠“义”来保护捍卫。更需要用“义”来获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另一解)。
至于孔子说的“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当他听到他的学生冉求要到季孙氏手下去经商就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号召人要“舍生取义”等等,都是儒家为了迎合封建统治要求而对“义”、“利”关系的片面发挥。

中国社会在20世纪中期经历了这样一段独特的历史曲折:
我们国家在坚信公有制能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的前提下,强制推行公有制经济近30年,企图把中国直接从农业社会带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乐园。经过近30年的实验和折腾,再看日益繁荣的世界,“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沉舟”,“病树前头万木春”“奄奄一息”的“病树”,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我们自己时,我们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缓慢退到鼓励和发展私有制经济的轨道上来。这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提出了建设福利型国家的口号。就连同样和我们带着惨不忍睹战争创伤的小日本和德国,又都成了咄咄逼人的经济强国。
这样,当代中国商人的心理情绪又附加上了新的孽障:一方面不敢理直气壮地言“利”,惟恐国家再来一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把积攒的财富向宪法上写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转移就是这种心态的具体反映);另一方面,又不顾商业道德,以“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手段非法牟取短期暴利(这也是担心国家一夜之间会改变政策的心态表现)。
我是学历史的,知道当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原始积累时,还有一如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成为他们资本积累市场的话,中国当代商人的第一桶金,则再也没有这样的好事(我们的商人曾经把轻工业产品极度匮乏的俄罗斯当成自己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地方,但很快就被俄罗斯顶了回来。现在有人在说我们剥削非洲,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商人运去的鞋在那里遭到焚烧)。只能靠国内市场积累和原材料及轻工业品的出口换汇。这样,就必然会加剧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相对扩大。加上不法商人对商业道德的任意践踏,国人对商人根深蒂固的儒家观念定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得到了新的加强:出于对商人在特定历史时期迅速致富的妒羡,更加错误地认为“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昨天媒体报道,沪深股市已经疯狂,使它疯狂的原因就在于,13亿人口中已经有一亿人卷了进去。中国再一次进入全民炒股的状态。若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透视:这一亿股民中,有好多好多是梦想短期内得到一次翻身,挖到第一桶金的低收入群体。
虽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我们已经又走了30年。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的确比上个世纪生活得比较充实和富裕。但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却在日益加剧,而资本的原始积累也还没有根本结束。我们更要看到,国家已无法逆转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
因此,在社会经济体制变革大潮中挖到第一桶金的商人,该是静下来想一想,应有什么样的商业理念,建立什么样的商业秩序,才能永续经营,从而永续地获利下去。。。。



                                        2007.5.10.
«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2-28 22:00:22 作者 水木罗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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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商道漫谈(二)
« 回复 #1 于: 2011-03-01 17:39:34 »
摸索阶段的经济体制和尚不成熟的商业模式,必定会导致一部分胆大机灵的人,利用合法手段钻了政策空子,当下一批人继续用这种手段的时候,体制逐步完善,政策逐步到位,也就不太可能出现第一桶金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