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晚上在三亚的“家”里，急切地在电脑里搜寻一个人昔日的资料。却意外发现了写于2007年的关于商业道德的旧稿。粗疏复读，觉得尚有一点门外谈商的味道，于是发上来供各位一笑。
我的祖父，年轻时是四川北部什邡县一家卖叶子烟店的学徒。长期从事把什邡叶子烟押运到四川南部犍为县的罗城镇（就是被加拿大游客发现的世界唯一船形布局的古镇）去卖。由于他的诚信和老实，客户们就劝他在罗城定居，并给他介绍了一个姓童的姑娘，因此他在罗城开了自己专销什邡烟叶的商铺。我的祖父也就从长途贩卖的“商”转变成了开店批发兼零售的“贾”。从此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天燮昌”也就成了远近有名的金字招牌。人们只要听说这烟是从“天燮昌”买的，就会无条件地翘着大拇指认可。这大概就是现在所说的“品牌效应”了吧。
我想，我之所以在高教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又和商业结下不解之缘，也许和我骨子里本来就流着商人的血有关吧。
我上大学，选的是历史专业。所以，对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一个历史的了解。
“耕读传家”——这是有名的甲骨文学者、我的大学老师徐中舒先生常常引以自豪的一句话。高度概括了农耕民族的社会人生价值观。
这种农耕社会的思维定势，是从周人开始的。由于被周人灭国后失去土地的商人，在逃亡途中不得不以转手买卖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因此，从一开始，“商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就处在了所有行业中的最底层。
这可能是事物演变的普遍规律。从全球看，最会做生意的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加上我们的商人，都是在亡国亡家之后，于逃亡、流浪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族群。
正是有这样的个人和整个民族的命运坠落。迫使他们不得不生发出绝处求生的强烈欲望，从而熬练出娴熟老道为人处事的商业技巧。
打开尘封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有“富可敌国”的商人。比如传为佳话的范蠡，就是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毅然带着西施泛舟而去，到山东大做生意，最后成了富有的楷模（“富比陶朱”整个成语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冬则资衣，夏则资皮”据说就是他总结出来的商业运作原则。统一六合的秦始皇，曾向一个叫“清”的寡妇借钱维持自己的政权。而吕不韦就更厉害了，甚至把赚取一个国家作为自己的商业目标，而且还真的就成功了。
但我们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最成功商人的最后结局：被自己亲儿子赐死在发配路上。
电视剧《乔家大院》是对农耕社会末期中国商人励精图治的集中表现。《大染坊》则是中国商人和外国资本进行智慧较量的样板。对这两部电视连续剧，我十分喜欢。因为当中有很多情节充分展现了中国商人的智慧。
中国商人，真正地扬眉吐气，也不过是从1978年以后才开始的。直到中国共产党宣布吸收私营企业老板入党，中国宪法羞答答地写上了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款。中国商人才真正取得了政治上的平等。这一切都是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取得越来越重要地位后才发生的改变。
但是，在民众普遍的思想和政治圈子里的规则中，仍然存在着歧视商人的潜意识——商人总是比一般人要“奸”的。这就是我们民族口头禅“无商不奸”的传承。这种轻视商人，防范商人的“警惕”意识，在某种情况，某些方面，还扩散到了国际市场，影响了全球消费者和商人对中国商人商业道德的评判。比如中国商人给俄罗斯消费者就留下了很难挽回的坏印象。我们在惊叹温州商人的坚苦卓绝创业精神的同时，对他们的弄虚作假，也会深恶痛绝地叹为观止。
我们回顾和纵览中国商人在国人中的历史记忆，当今在全球的商业形象，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我们自己该怎么做才能树立起属于我们自身，同时也是属于当今时代要求的商人形象。
我想，一个清晰的答案，已在各位心中。
2007年4月27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