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5日（辛丑年 庚子月 丁未日）

[水木罗汉]

2021年12月25日（辛丑年 庚子月 丁未日）
出生年或者出生日为牛（丑）的朋友，今天易脾胃不和，情绪低落，状态不佳，精神不爽，忘放下莫名忧思，出门散心去。

今天出生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心细如发，善于理财。对配偶付出的爱必配后对自己的付出多。配偶易与父母不睦。喜欢恩泽施予下，所费虽多，但从商可获巨利，得偿不足，女命必配佳婿，克尽妇道，恩爱鸳鸯，羡煞人间。
今天出生在不同时辰宝宝的人生差异：
1，出生在庚子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不可能一婚到头。必有波折。与子女关系也不太和谐。
2，出生在辛丑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生涯顺遂，多利多益，乃大富之兆，若能得父亲或情人之助，更渐发达，为官，宦途亨通，经商，业务繁荣。
3，出生在壬寅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为官从政之志向，在职场中与领导关系也成做到自然和谐。可成就伟业，实现名利双收。
4，出生在癸卯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行商异乡，旅游各地，苦乐尽尝，易抗上而遭灾，女命更作凶论。
5，出生在甲辰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名败利破，百事挫折之凶兆，且常常与母亲意见相左。
6，出生在乙巳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辛劳不绝，合作事业双方皆无成效，独营方好。男女婚姻多不顺遂。
7，出生在丙午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家事、婚事不顺，为兄弟亲友劳苦不绝，女命则会为丈夫品行不端而烦恼。
8，出生在丁未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创业之财，万事顺利，食禄丰厚。
9，出生在戊申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他人破败，反可成全自己之利，男命能得妻助。
10，出生在己酉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大富之兆，得财帛，上下亲爱，艳福佳，凡事进取有功，女命得贤孝子嗣。
11，出生在庚戌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他人失败，损失，反为自己得利。外表似衰微，内实充足，但毕竟浮沉转变多，家运不吉。
12，出生在辛亥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能得父爱，众人之帮，诸事发达，本人责任心也很强。但容易招小人暗中陷害，密告，诉讼等灾。

[水木罗汉]

六、中国共产党特别狡猾，把全世界的人都给忽悠了
40年前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文学概论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本上面有一重要的规律我至今不忘：“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是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完全成为了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大家行为的准则。我觉得非常对。

关于房地产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习近平的思想观点都已经成为大家的思想，别以为你是反对共产党习近平的，很反革命，天天批判他们，就不是他们的思想了，其实恰恰用他们的思想在说这个事情，你们自己完全意识不到。比如说，大家一说中国的房地产，就是说钱、买不起房，房地产占中国经济的40％，中国房地产不行了，将来中国经济就崩溃。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经济问题。今天（12月22日）新浪网上还有炒房客在河北燕郊大败的新闻，习近平说“房住不炒”：这不是都在说一个观点一种思想吗？其实夸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称李克强是“李中堂”，也是中了共产党的圈套。

房地产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打倒了共产党，没有钱大家也能住上房，现在不打倒共产党，住上新房子、好房子和商品房的也不都是因为钱。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最大的破坏是把中国人完全改造了。中国人已经完全不是中国人了。40年前北师大老师还说过一段话：“中国人的概念不是表面的，不是说黄皮肤黑眼睛就是中国人。是共同的思想和价值观。中国人的共同思想是什么呢？是孔子的思想。”所以没有孔子的思想就不是中国人。但是现在还有几个中国人具有孔子的思想呢？孔子最基本的思想是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比如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

比如前些日子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刊登反对习近平的报道，说北京一对年轻的男女，确定了恋爱关系，同居了几年，但是决定以后也永远不要孩子。男的父亲是河南的农民，确认了这件事之后，拿出自己爸爸的照片，跪在地上，用鞋底子抽自己的嘴巴！这就是不能父为子纲的结果，孩子不听父亲的，家族断子绝孙。中国现在生育率大大下降，一个原因也是女人不听男人的，现在中国人都习惯了，所以有”气（妻）管炎”的谑称。女人不愿意生孩子，怕累怕脏，怕自己不漂亮。母乳喂养在中国基本上绝迹了，特别是在城市，喂奶的话，女人就没办法戴乳罩，保持大姑娘一样的身材。当着人解开上衣喂孩子奶，也不美。就是有母乳喂养室，也不行，奶孩子必然影响身材。所以中国就要走向衰亡和灭亡了！

回过来还说住房，一个人有没有住房，往往是自己有没有起码的智商，或者是自己的父母有没有起码的智商。这就是孔子五常的第四个字：智。

1967年1月，我们家4口人我妈二姐三姐和我从河北涿县农村回到北京市通县，之前红卫兵把我们轰到了农村，落实毛泽东搞“红色城市”的蓝图。街道还是由初中文化的红卫兵掌管着，那时候中国的中学高中很少，基本上初中毕业就工作或者种地。红卫兵不给我们家分配住房，当时轰走了很多黑五类，县城里的空房子很多。我母亲最后就带着我和我三姐睡在了公安局派出所对面的路边上。1月份，正下着鹅毛大雪。晚上8点多，好心人叫开了派出所所长的办公室，告诉了所长，所长大概是受过伤的转业军人，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我们都称他“大小眼儿”。他披着衣服出来，看见我们这个样子，说：“在这里睡觉，不就冻死了？”我妈说：“没钱住店，红卫兵不给我们房子。”所长说：“你们今天先进大车店住一宿，不用花房钱，明天我让红卫兵给你们房子。”第二天他果真给房管局的红卫兵打了电话，红卫兵就给了我们房子，我们就可以不返回农村了。

1969年我父亲著名国画家郭笃民从济南采石场回到涿县西河村老家，因为苏联要打中国，采石场的领导怕他们这些右派趁机里应外合，就遣散了他们。每个人给二三百元的安家费，摘掉了右派帽子。50多岁了，再让他们干重体力的采石头运石头也没有多大的油水了。我父亲回到农村，租房子住，钱花得很快，又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每天下地干活回来还要自己做饭，每个星期要出义务工。挨批斗也是家常便饭。他就觉得自己很苦，受不了，就偷偷跑到通县，叫我妈和我回农村老家，给他做饭。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上户口，街道天天要轰我们走。我母亲说自己有肺病，儿子才12岁，回到农村没有劳动力。街道积极分子就是今天的维稳大军没有办法。现在我爸爸主动来找我们，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走了。


我妈就骂我爸爸：农民都有自己的房子，都有自留地种菜种粮食，吃不了还可以卖钱花。攒了钱给儿子娶媳妇。你把我们娘俩叫回去，没有自己的房子，租房住，没有自留地，将来就没办法给儿子娶媳妇，将来就断子绝孙了！

又给他买了10斤白面赶紧让他连夜走了。他当晚是在北京火车站的椅子上睡了一夜。

我们1973年恢复了北京市户口，1979年胡耀邦改正右派，因为我父亲的家属都在北京，他就回到了北京安排工作。不然他就只能在涿县工作，养老了。那时候，涿县到北京主要靠火车，很不方便。北京经常举办画展，他回到北京，生活更幸福，艺术提高也有条件。我后来念了北师大夜大，进了中国青年报，就分到了房子，2005年年底就花52万元买了111平方米两室两厅两卫的新楼房，就和习近平的干将陈一新的亲信郑琳等人做邻居，这套房子现在价值800万元。这些都是从52年前的那个晚上我母亲数落一顿我父亲，赶紧让他回涿县开始的。你说，现在的房地产是只是经济问题吗？

共产党这个名词里面有一个产字，前面加了“共”；房地产也有一个“产”。它一夺权，就抢走了中国的所有财产和地皮，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市民不得买卖。这些就是规定了中国房地产的大局，和发展方向。现在的一切事情早在1949年就确定了！

习近平现在没钱了，希望赶紧到台湾这么确定一下。

我母亲虽然智商极高，但是我也不比她低。1985年中国青年报群众工作部要调我去当记者。我母亲反对：报馆有什么意思？

当时我在北京市煤气公司行政科当锅炉工。因为公司副经理，全国劳模成了贪污犯，但是不敢全部私吞受贿的钱，就交给了公司一部分。我们每个普通职工每个月也能领上一二十元。那时候月工资是40元，所以这就是一笔大钱。我母亲和我老婆的意见是领完这拨钱再去中国青年报。我想报社哪里会等着我？就毅然决然去了报社。没多久，贪污犯被抓了，钱也没有了。

90年代，中国青年报瞎折腾，自己主动向党靠拢，不向人民靠拢，取消了群众工作部。我们就失业了，自己在单位找工作，找不到，就自己调走。中国青年报一直就这样混蛋，自己改革机构，却要下岗的人自己想办法。负责安排工作的副总编辑是周志春。他岳父就是攻打金门失败，死了1万解放军的叶飞将军。他老婆是国家外贸部的处长，1985年就因为贪污，被判刑。但是报社照样提拔了周志春。周志春整我：有人告你，所以我不能安排你工作，你先等着。这样让我闲了几个月。我特别痛苦，我老婆还说我：不会说话，不会来事儿，得罪人了。


 
我甚至自虐，自己抽自己嘴巴，痛哭。

我为老百姓说话，当然欺负老百姓的干部就要告我。比如报社那条胡同西头是东直门中医院，有个大夫叫刘亨达，。大学毕业后去了西部的原子弹试验基地。50岁了，可以回北京了，正好这个医院的副院长是他同学，就回来了。带着两个孩子和老婆。没有房子，就住在单身宿舍。老婆是另外一个单位的，睡办公室。找到我们部门告状，副主任高建国派我去采访，我找他们院长理论，最后给他解决了住房，但是院长心里别扭，还是到报社告了我一状。几年后，刘亨达的房子换了，赶上住房改革，在西三旗买了单位原来分给他的新房。2015年，他还打电话联系我，请我吃了一顿饭。但是听说我也被单位打击了，就有些不耐烦了，我就是这么倒霉。应该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不告诉他。

我后来就在毕熙东的体育部上了班，算”帮忙”。他一直是这样无法无天。中国青年报也有这个氛围。我在那里当版面编辑，出版副刊休闲娱乐。但是毕熙东把我的编辑费拿走一半，说：”我的人还没事情干，把活给你了，他们闲着呢，就不能把钱都给你。”实际上是体育部的人都不愿意干活，因为毕熙东老是挑毛病，有毛病他骂；没有毛病，特别好，就抢了他的风头，他更要骂。大家怎么着都不行，索性就躺平。我是没办法，躺平了就得调走。走了就没了工龄，就分不上房子了。所以我就坚持，忍。1997年，我40岁，终于住进了二居室楼房。此前我一家三口都是住在东直门外西香河园胡同6号，报社的平房院里。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子。我女儿都上小学六年级了。

这套房子今天还是我前妻和女儿住，我给了她们，离婚协议中写得很明确，但是每个月报社还要扣我200元房租。不过这样的房子，在四环路和五环路之间，地铁边上，市场价，租金是5000元。我前妻退休金是3000多元。没了这个房子，她就要上河北省找房子住。这就是我的智商带给她的幸福。每年好几千元的物业费和供暖费也要我出。他们那点收入就够吃饭的。孩子也只养活一个（外孙子）。

1999年，毕熙东又让我下岗了，我找毕熙东说不通，他也在金兴路武装部的宿舍楼住，3号门。401。我就让我老婆去找他们夫妻说情。还买了礼物。但是我老婆一个小时候后回来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成。毕熙东没有答应她的要求，也不正经回答。说了几句就进了书房。毕熙东的老婆拿出一个不走的坏的手表，表盘是镀金的，邓小平的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图案，深圳出的，纪念邓小平的。那意思是没饭吃把这个破手表卖了，能换几块钱。

其实我老婆要是撒泼打滚，毕熙东也没辙，就得给我写上岗的条子，交给人事处就算完了。也就没有今天的事儿了。但是她没有这个脑子和智商。去年说起这件事，她还说：这是你的事情，和我没关系。（那时候我们也没有离婚）。但是今天她还住着那个房子，没钱花了，就花那套新房子的租金。我来美国了，这套房就租出去了。9000元左右，不过这两年降了。

她母亲单位分房不要，嫌远，其实就在三环路附近，这套房子能值2000万元。她们是姐仨，她是老大。要是分遗产，每个人能分600万元。后来教育局给她母亲18万元，也拿在手里不买房，现在就成了废纸。她都不管。她爸爸是1949年从河北老革命根据地出来的，参加了解放军，1949年转成了公安局警察。但是1968年被下放到山西煤矿挖煤，大概犯了错误。她们娘俩对我保密。死活不说。2006年岳母死后，这个老革命死攥着18万元，他小女儿还夸他说”比猴还精”。这样，上千万的人民币又没有了。现在这二位都去世了，三个姐妹和三个孙儿孙女什么遗产也没有继承。没房子。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水木罗汉]

大陆的房地产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它和民生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能影响世界经济，但是海外的媒体其实是不能准确掌握实情的，它们一般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方面发布的信息了解情况，而共产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骗，它公布的信息几乎都是造假的，建立在虚假信息上的议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文昭说在得不到官方准确真实的信息数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做出判断，反而比较可靠（大意）。我很同意这种观点。我是北京市市民，在中国大陆在北京生活了60年。我在体制内，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团中央系统的中国青年报工作了34年——1985至2017年。而且中国青年报分给我一套房，它作为开发商建造宿舍楼的时候我又买了一套房。我也了解我一些亲戚的住房情况，他们都是老北京，所以我敢保证我对北京房地产的真实情况是很了解的，这种情况与外界包括海内外华人，华人自媒体，北京人之外的中国人了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一，1997年住房改革之前在北京市有城市户口，有住房的人，现在几乎都有商品房或者住房。
中国是1997年开始房改的，在此之前如果你是北京市的市民，有住房，有单位，一般来说你现在都住上了商品房。楼房。

那时候北京市市民如果是有正式工作的，单位会分房。中国青年报1996年12月分给我一套两居室。这套房是在朝阳区望京花家地金兴路。是朝阳区武装部（负责征兵和民兵训练的政府部门，也是军事单位）开发的宿舍楼，我们报社的党委书记任照联系，报社买了一栋楼，48套房。

9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就瞎折腾，取消了我们群众工作部，我就没事干了。报社让自己找部门接收，这就很麻烦，因为谁也不愿意要人，人多了奖金就少了，每个部门的奖金是固定的，工作可以掺水，人越少越好。我就受尽了磨难，但是我死活不想调走，因为单位分房都是按照本单位的工龄，一旦离开，去了新的单位，分房就没有希望了。我们报的评论员马少华，原来是一家报社的，考上了研究生，就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分房资格。毕业后来到我们报社。但是后来又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这样始终也没有分到房子。后来是自己买的房子。所以我硬是忍着屈辱过了好几年，终于得到了一套房的回报。居住面积60平方米，建筑面积近80平方米。

我一个小姨子在丽都饭店的幼儿园当老师，这个饭店是中国与新加坡合资的，对外饭店，好像是四星级。职工待遇比较好，她才20多岁，还是个普通的职工，都分到了一个小两居。塔楼。地点在望京南面，机场路边上。现在看位置也很不错。也是四环路外侧的边上。


妻子的大妹妹是校办工厂的职工，而且那个学校只是西单宏庙小学，丈母娘在那里当老师，所以学校是不可能分给她房子的。再说，这个校办厂1997年之后就承包给外人了，每个月给她几百元，不让她上班了。她丈夫是街道办事处下设的集体企业，针织厂，也很早就下岗了，什么工作都干过，包括出租车司机。他们家是哥儿仨，他父母有一间平房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面的胡同里，给了他，结婚后住在那里，2000年后，夫妻俩咬牙在东郊，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他们是一个女儿，等于以后也不用着急了。因为一般都是男方负责解决住房。

我二姐夫在北京市公用局煤气研究所工作，也分了一套二居室。三姐夫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当工人，实验室的，也在学校附近分了一个二居室。大姐夫是北京花丝镶嵌厂工人，大姐也是，夫妻俩1980年代就分了二居室。但是那个二居室是旧的户型，没有门厅，只有过道。

我二舅在银行工作，而且是1949年之前就在银行，那时候肯定是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傅作义起义，北京和平解放，他们属于政府，所以算起义人员。90年代中期之前，他在西城区金果胡同住平房，之后银行分房，他搬到了丰台区的蒲黄榆，三居室。不过那时候的楼房面积都比较小。没有电梯。后来他的第四个女儿在附近给她买了一个大三居，一层，有院子，可以种菜，不必爬楼，近似别墅，那套小三居就归了这个女儿，但是那三个姐姐很不满意。


这个女儿叫王欣，在银行工作，因为我二舅比较聪明，我大舅在银行的工作也是他给找的。小女儿的工作自然也尽量找银行的，她男人也是银行的。后来，2015年前后，他们的女儿我二舅的外孙女，大学刚毕业就结婚了，22岁，因为男方的父母也是银行的。这小两口也进了银行，一家子都是银行的，而且公公还是个小干部。王欣的大伯子就是她男人的哥哥了不起，是中信银行国安足球俱乐部也就是北京国安队的负责人，所以就有势力。他弟弟的女儿结婚都很排场，家里很有钱。我二舅那年也快90岁了，跟我吹牛：“我那外孙女家里别说有多少住房，太多了，不用说了，只说每个月交的物业费就很可观。”那个年月银行的工资很高，银行干部掌握着贷款的权力，那时候贷款非常紧俏，各企业都需要贷款，所以银行的人就很有势力，有势力就有钱，就有房。人家也机灵，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就结婚，甭问，孩子也少生不了。捷足先登。共产党的天下，许多事情根本没有公平性，就看谁脑子好使，见便宜就赶紧捡。现在不想生孩子的才是傻瓜！


 
但是我岳母比起他们就傻多了。她家2001年之前一直住私房，文革之前就开始住了，文革中共产党要求房主把房子交给国家，房管局管理。90年代，北京市的私房都要退给房主，但是因为岳母的单位没有房子，就拖着。1998年前后，最后一次分房，单位给了她一套在三环路附近的学院路的楼房，但是她嫌远，不要。她虽然订了报纸，北京日报，但是几乎不看，也不了解这国家已经取消了福利分房，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妻子那时候跟我交流也少，因为我被中国青年报打成待岗职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一般，我也没心情经常去岳母家，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知道的时候木已成舟。2001年前后，她退还了私房，西城区教育局给她18万元，这笔钱当时够交一个首付的。但是老两口也不买房，小女儿又买了一套房，就把丽都饭店分给她的房子借给父母住。他们就更不买了。存着这笔钱，吃利息。小女儿还夸她爸爸：“死攥着这笔钱，比猴还精。”但是共产党滥发钞票，房价飞涨，几年之后，18万元就连一个卫生间也买不起了。

北京人为什么基本上都会有住房呢，主要是商品房呢？这与共产党的政策有关。共产党一方面绝对不尊重人权，特别是不承认私有财产，后来承认了，但是不承认土地的私有权，这是最大的财产。地球只有那么大，中国的版图只会缩小不会扩大，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首都，地皮就更加珍贵。另一方面共产党又有点尊重人权，就是保证老百姓的起码待遇，这具体到房地产，就是拆迁补偿。过去北京都是平房，最高的居民楼也就是6层，10层的楼全北京只有一两座。这样的房子容积率很低，开发商拆掉平房，盖起20层的高楼，就可以赚大钱。那时候房子不愁卖，将来肯定赚钱，现在没钱，银行会给贷款，所以政府、开发商对拆迁户是保障补偿的。补偿是三张方式：住房补偿，新楼房、货币补偿；货币加住房补偿。

如果你家现在住房面积多，人口少，就可以多给房子，多给钱；如果人口多，住房面积小，就多给住房，保证每个人有一定的面积，但是就绝对不给钱了，甚至拆迁户自己要再交点钱。

北京城基本上拆掉了80%，除了中南海附近、故宫附近拆得少点，别处基本上拆光了。有的地方甚至拆了两遍！我最近托我在北京的家人买衣服，我让她们到望京北部、五环路外侧边上的欧尚超市和台湾人开的迪卡侬体育商店去购买。这两个超市1997年之前还是麦子地，但是2021年家人就告诉我这两个超市都已经拆了。那就是要盖更高的楼！因为拆迁，老百姓就获得了住房，也可以留在原地，面积少些，甚至要自己添钱。也可以面积大，得到一些拆迁款，那样的话，就要往很远的地方搬。许多人就选择了远方。所以北京市内，原来的老北京人基本上没有了，民俗文化完全被破坏了。最典型的是大栅栏、前门附近的商业区、老住宅区，完全拆除重建，完全变了模样，即是所谓的修旧如旧，也是完全变了样，我曾经去过，想回忆从前的时光，很失望。基本上都是外地人了，卖的商品完全不对了。外地的食品却非要说是北京小吃。

[水木罗汉]

最近为了反击世界民主峰会，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说中国是“全过程民主”。其实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完全不懂。打死他他也不懂。民主这个事儿，学问太大了。海外的华人包括自媒体，对民主也不是很懂，对美国也不是很了解。
这里我要提到30年前我买的第二本美国原版的英文书，当然我买的原版英文书很多，但是这是关于美国甚至世界的历史、地理非常好的一本书，好得、深刻得你完全想不到。比如它专门讲美国的道路。它有一句话我没齿不忘：“最初是谁修建的美国的道路？是大型的动物，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创造了开辟了美国最初的道路。”作者是指北美野牛之类的动物。欧洲人没有到达北美大陆之前，大草原上生活着上千万的野牛。随着季节的变换，它们每年都要长途跋涉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必然用自己的四个蹄子走出了最初的高速路。说得太好了！

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教育我们：（人的）劳动创造了历史，那么共产党又是最好的领导人，共产主义制度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是最好的民主，所以我们就要打倒美帝国主义，一心一意跟党走，最后统一全世界。马克思有一句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是美国人潜意识里认为：动物和人类一起创造了世界，所以凭什么都得听中国共产党的？

这本书是美国加州1947年，大概，出版的美国中学生课本。图文并茂，非常精美。纸张也特别好，印刷也特别好。今天也很新。但是我没有带到美国来，留在了北京。

其实中国人都被共产党洗了脑，包括海外自媒体，海外网站，以为美国是50个州组成的。其实美国是50个国家组成的。叫“美利坚合众国”。U是什么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全面的意思。所以各类学科齐全的学校，叫大学，U字开头。S，是国家。不是州和省。这本书就是加利福尼亚国出版的。为什么美国最初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总统？就是因为是13个国家，不是一个国家！

这件事跟北京的住房建设有关系。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统治和北京的商品房开发。这本书说到了美国首都的确立，非常详细，至少非常到位。建国之初是在费城建立了首都。但是有些殖民地也就是国家也就是今天我们被共产党洗了脑称作“州”的，有意见，觉得它与南北方的距离不对等，就很容易有偏向，也就是不民主呗。所以后来选定了距离南北方对等的一个地方建立了首都，而且不归任何一个州管辖。这个地方就是哥伦比亚特区。就是华盛顿！它是纯粹的政治首都，这样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开国家的会议，没有什么老百姓，也不会影响老百姓的的生活。这不就是民主吗？200多年前！从城市选址、建设上保证了民主。乐玉成和习近平，以及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懂吗？所以他们就是一个狗屁！华人自媒体也不懂啊。

1972年，林彪已经死了。国民经济已经崩溃，没办法，毛泽东又让邓小平出来当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我在文革中被轰回了河北省涿县老家，1967年年初回到北京，但是一直上不了小学。直到1971年才上了小学，直接上六年级。

这时候我们学的是文革中编的新课本，是北京市自己编的。全国都乱了，许多地方没有政府，也就不可能编纂全国统一的课本。课本还有常识，里面包括地理历史。说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京是纯粹的消费型城市，但是解放后新中国建立了很多工厂，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是工农业全面发展的城市。那时候卖的搪瓷脸盆，图案就是麦田和工厂冒着浓烟的大烟筒！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美好的北京市。

所以北京市那时候建设了很多工厂，污染很严重。当然比起后来算不了什么。北京那时候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自行车和木船摆渡。1974年我二姐在家中上吊，只有我在家，救了她，天亮后，我骑车去顺义找我妈。当时她在顺义潮白河林场给我大姐看孩子。我骑车先到西集，坐木船摆渡过了潮白河，再往李遂林场造林点儿骑。大风六七级，把我刮倒无数次。

六七十年代，北京长安街及其他主要马路，上下班高峰都是骑车人，人挨人，非常壮观。据说朱镕基对温家宝大力发展私家车很不满。确实，因为推广私家车和房地产，北京的街道马路完全变了模样。中国青年报所在的海运仓胡同附近，有几个清朝的大粮仓。报社挨着东面的城墙，二姐夫家就在附近，叫“弓匠营胡同”。一看就知道是古代做弓箭的手艺人住的地方。几个大粮仓是储存运河运来的粮食的地方。现在完全没有了。中国青年报、团中央、中国青年旅行社相互勾结，让中青旅这家上市公司的20层办公楼杵在了这里。报社对面是一个王府，但是解放后就被解放军占了，逐渐拆没了，代之以解放军总参谋部招待所。对外号称京东宾馆。每年3月，全国人大开会，住满代表，警车把守，如临大敌，绝对禁止访民接近。这就是乐玉成说的“全过程民主”！总参招待所的饭店对外营业，我们报社的记者编辑经常去哪里吃饭。我也去过很多次。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首都的模样，大概是三种模式。一种是英国伦敦那样的，因为英国一直保留了皇权，是王国，所以至今还有王国，还有戴着大皮帽子的皇家卫兵站岗，那顶大皮帽子每年都要给英国人民带来很多外汇。一种是法国那样的，因为发生了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王权，建立了共和国，而且拿破仑发动了多次战争，曾经称霸欧洲，震撼俄罗斯。所以它的首都应该与路易十四时代有所不同。但是都不会有太大的破坏。英国是海岛，希特勒始终也没有登陆英伦三岛。巴黎因为贝当元帅的投降，避免了战火的毁坏。1945年，盟军攻打法国的时候，守卫巴黎的德军将军，为了保护古城巴黎，拒绝执行希特勒炸毁巴黎的命令，主动投降，也保护了巴黎。第三种是美国，建国之初，是在平地上建立首都，一切从新开始，从零开始，什么也没有破坏，两次世界大战，战火都没有烧到本土，也完全没有破坏城市。当然独立战争中，英国曾经占领了首都，火烧了总统府。但是那已经是200多年前的事情了。以后的就再也没有遭到过破坏。就是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但是美国当时也没有选择轰炸首都，为了保护古建筑，有意避开了东京。这是什么样的胸怀！

而中国共产党自己对中国的破坏，对古都北京的破坏，相当于使用原子弹把故宫和中南海之外的地方炸了几遍！这就是不民主。这就是“全过程民主”！

因为使用拆迁政策发展房地产，所以几乎能拆的地方都拆了。所以被拆迁的市民，当然也就住上了新房。所以元朝时留下的胡同就都没有了。胡同是蒙古语，不是汉语，意思是街道。后来共产党党中央为了保护自己，避免枪手在高楼上架上狙击枪暗杀躲在中南海里面的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们，才下令故宫和中南海周围一两千米不得建设高楼。

美国人特别重视保护耕地，一直都在问自己“那么粮食怎么办”。比习近平早了200多年，一直都是这样问。所以美国的居民区一般都是建在丘陵上，宝贵的山沟留给商业区。平原给农民留着。所以美国的粮食养活了无数的人，包括中国人，非洲人。

美国人10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而且让普通老百姓都有钱买车，所以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所以美国的城市，主要是一百年来兴起的新城市都不大，都用高速路连接起来，城市人口就不多，就不必盲目扩张。高速路也不收费。老城区是建设停车楼，尽量不破坏原来的建筑。所以美国的城市没有任何的破坏。古树到处都有。很多。

但是中国不行，北京不行。通县不行。我们通县的城墙没了，鼓楼没了。鼓楼拍摄过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伪军出城门的那一幕。鼓楼的大门演了一回城门，可以想见多么雄伟。1000多年前的燃灯塔，过去被北京花丝镶嵌厂包围了很多年。京杭大运河经过通县流到北京，过去成了臭河沟。现在成了水泥钢筋的伪文物。

中国人对高速路的概念比美国落后了100多年。美国的高速路出口就像树杈一样，很自然就出去了。要是新司机，不敢使用里面的道，很容易就不自愿地开了出去。中国的高速路都是使用十字路口，非常不自然，很容易堵车。没有任何高速路经过北京城区，一般都是四环路出城区。所以北京城的住宅楼大都挤在五环路里面，很拥挤，也很紧缺，现在自媒体认为中国的房价会大降，但是北京绝对不会，因为太稀少了。

四，北京的房价非常高，那么谁能买得起？
现在的海外华人自媒体一般都是赞扬至少肯定江泽民胡锦涛的闷声发大财，猛烈批评习近平的“总加速”。就是说许多事情都是习近平搞坏了，包括房地产。但是我认为，至少住房改革和房地产从一开始就被共产党搞坏了。


 
所谓的一开始，不是1997年开始实行住房改革的时候，而是从共产党使用共产主义学说占领中国开始。这个理论一结合住房改革，就必然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共产主义学说，是取消私有制，只允许公有制存在。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按需分配”。而住房改革绝对是很私有化的东西，二者不可调和。为什么一开始，2010年之前商品房没有遇到大的困难呢，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呢？这是因为共产党承认了土地也就是旧房子的使用权，已经住在旧房子里的人拿这个权利换成了新房子，程序就是拆迁补偿政策。开发商用这个政策的红利，低成本招揽其他买主，价格就很低，所以就能把房子卖出去。地方政府后来直接接手拆迁，拿走了这个红利，然后把土地拍卖给开发商。这时候房产开发已经变了性质，变成了政府拿走利润的大头，开发商只能得到一点小利，但是却承担了开发的巨大成本，包括巨额的债务（贷款）。这条路越往下走，开发商就越困难，恒大就是这样。

开发商为了生存，必须要抬高房价，不然就会亏损。结果是房价越来越高。

北京的房价就是如此。2005年之前，是5000元一平方米，甚至更低。2000年的时候只有1000多元一平方米。这个阶段老百姓努把劲儿还能买得起。我那时候还是待岗工资，每个月1700元。而且《青年体育报》已经在9月份关张了，年底我买房子的时候，月收入只有1700元。其实还差几十元，不到1700元。

我也已经离了婚，只是自己承担贷款。我要贷款36万元，还款期限是16年。每个月还本付息是2600元。根本无法生活。按照政策，共产党成立了贷款担保中心，单位给这个中心开工资收入证明，中心再给银行开有能力偿还贷款的保证。如果买主违约，银行先是从担保中心那里取得赔偿。然后再一起起诉买主。

中国青年报人事处副处长苏尚云为我开出了月工资4700元的证明。他先问我还款计划，然后根据这个给我算出了虚假的月工资。当时报社3座住宅楼，330多套房子，但是报社报名购买的职工只有300人。报社为了及时卖完房子，最大限度地卖出房子，鼓励苏尚云这样干。

后来我住上房子后，为了讨薪，故意不还房贷，欠了两年。我是想让银行起诉担保中心，担保中心再起诉报社虚开月工资证明，最后报社只能赔付欠我的工资。但是，银行后来直接起诉我，不起诉担保中心，我不还房贷，法院就拘留我。我只能还了这两年的房贷，以后再接着还。明年我才能还完所有的房贷。中国的法院根本不按照法律办事！不过我通过这样的办法，利用共产党滥发钞票，通货膨胀，我还是大大减轻了负担。2007年我上班之后，月工资就真的到了4000多元，甚至更多，所以就能在吃上饭的情况下按月还房贷了。我又欠供暖费和物业费，欠了几年，这段时间通货继续大幅度膨胀，我的工资也涨了一些，我甚至在2010年6月，买了一辆轿车。第二年1月1日就实行买车摇号了。就不能随便买车了。

我买了房子之后的几年，北京的房价被炒了起来，2007年就达到了4万多元。报社的宿舍楼还剩下30多套房子没有卖，许多没买房的人吵着要买，包括总编辑、党组书记、社长陈小川。90多人报名，报社实行竞价，房价涨到10300元，淘汰了60人，陈小川买了唯一的一套大三居。他还和报社的人讲：“我大脑进水了，5000多的时候不买，1万多了才买。亏大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住房政策连司局级干部、全国政协委员、经常参加中宣部会议的陈小川也看不懂。他是贪污腐化，有钱，贵了也能买，但是普通老百姓就买不起了。我出国那年，2017年，北京的房价，我家附近的，已经涨到了11万元以上。其实现在也不会降很多。写到此处的时候，我特意上了一下新浪网，查了查我家附近的房价，仍然是7万多元，一套房子至少110平方米，价格至少800万元。老百姓谁能买得起？

所以现在在北京买房的都是贪官、经商者、外国人，港台人，企业，甚至上市公司。前两年就有这样一件事：一个上市公司，亏损严重，但是在北京卖了两套房，获得了几千万元的现金，就把账目做平了，股价就上去了。

北京的平均工资很高，前两年达到7000多元，但是即使如此，一对年轻夫妇要是养育两个孩子，养车，每个月也难以剩下4000元。现在的年轻人，只会看手机，不像我这代人，有一些还是动手能力很强，起码自己会做饭，不必叫外卖，吃饭馆，很节省。所以年轻人很难攒下钱。就算每个月攒4000元，一年攒5万元。也要100年才能攒500万元，拿出首付的房款。所以，是真的买不起了。

[水木罗汉]

五，特权阶层买得起商品房，甚至不用花钱买
今天（12月18日）在新浪网上还能看到一篇转载的报道，说邻近北京的燕郊（这个地方距离通县很近，我小时候，大约是1970年，曾骑车去那里赶集，买大蒜），房价大跌，许多投机买房的人还不起房贷，房子被拍卖。这样的报道很多。但是我过去买的美国英文原版的《读者文摘》，有一期的格言栏目的一条格言是：“只说一半的事实，就是纯粹的谎言。”中国共产党就会这一招，所以中国的媒体都是谎言。所以这样的新闻也是谎言。

北京是有很多特权集团的：一个是党的机关，党中央的机关，北京市委的机关；政府机关，同样分为国家的和北京市的；这些就算公务员吧。然后是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其实分为两大块，一个是教育、学校、医院。一个是为共产党服务的单位，比如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新华社。许多人以为新华社归中宣部管，其实它是国务院直属的部长级单位。现在美国政府把新华社列为“政府代理人”，这就错了，新华社就是政府。香港在英国手中的时候，新华社香港分社就是中国派驻香港的政府机构，类似于大使馆。第三个是军队。北京是解放军的大本营，很多总部，总参，总政，海军，空军，武警，总装备部，总后勤部，现在又有了陆军总部。总政治部下辖八一体工大队，郑海霞王治郅刘玉栋等都是这里的人。

这些部门从1949年解放军占领北京，就开始了他们的房地产事业。党中央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占领了中南海，因为毛泽东不敢占故宫，怕自己镇不住，又走了李自成的老路。解放军占领了很多王府。共产党成立的八大学院，基本上都分布在西郊。那里清朝时期是皇家禁地，不允许汉族老百姓进入，解放军占领北京后，这些地方的建筑都被共产党占了，附属的土地当然也占了。有一块地方被陕北根据地迁过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占了，文革中，解放军二炮又占了，这之前，人民大学被疏散到了外地。后来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还给中国人民大学。

各单位也会利用自己的办公地点建设住宅。我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校园里就有很多教职工的宿舍楼。

共产党的干部，待遇是非常丰厚的。郑海霞虽然是一个篮球运动员，但是是师长甚至是军长级别的待遇。刘玉栋也是师长级别。王治郅军龄短，比他们低一点。他们的住房都是免费分的，一般是六居室。实行住房改革后，估计也就是象征性交一点钱，这个房子就归他们了。地点还非常好。是在西山脚下，风景秀丽。北京军区的体工大队也在那边，90年代我去这里采访过著名篮球运动员李玉林。他当时是大校，师级军官。现在的中国女篮教练许利民也是北京军区篮球队出来的。这样的单位都会开发自己的商品房，价格就会很便宜，因为他们是可以免费或者以很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得到土地的。


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杜涌涛是刘云山的亲信，杜涌涛的爸爸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领导，30多年前刘云山是内蒙古分社的记者。所以刘云山当了中宣部部长和政治局常委之后，就调杜涌涛去了国务院秘书一局，筹建中国政府网，国务院是给公寓的。杜涌涛本来在我们的湖光中街2号院买了一套大三居，150多平方米，70多万元。但是没住几天，就搬到公寓住了，这套如今价值1000多万元的房子就闲了下来。想必其他的国务院党中央的机关干部，也会有公寓。所以，我们报的记者很多去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部门。发行处处长狄多华去了国家网信办，法制编辑室主任郑琳去了中央政法委，现在是驻香港的文字打手，她和我住一个楼。来扬原来是特别报道部的，现在是港澳办的处长，在香港当差。十八大代表刘万永也在我们院子住。

我们这样的报纸地位并不高，比起人民日报差远了。上级规定，我们这样的报纸，处级以上干部不得超过编辑部干部的三分之一，估计现在也放宽了，人民日报是部级单位，小组长就是处级，部门主任是司局级。胡锡进就是一个部门主任，环球时报就是人民日报的一个中层部门，像他这样的干部人民日报很多。都会有很高的待遇，也就都有很多的住房。

即使是我们这样的级别并不高的党报，一般干部也有两套住房，级别高一些的比如正处级以上，就可能有三套房，而且不欠房贷。顶多是借过一点儿，但是早就还完了。报社也给创造这方面的条件。以前处级以上干部和工龄多一些的普通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都能分到房。2005年报社自己开发的湖光中街2号院三座宿舍楼向职工出售。大家都是有房的，只要是正式职工就可以买。我当时算待岗，我还担心不让我买，但是这个问题上我倒是过虑了。没在这上面卡我。

金兴路的48套房子，就是报社从朝阳区武装部手里买的，一半是分给处级干部和30多年社龄的老职工，都是三居室。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那是1997年的户型，那时候户型比较小，比较实用。厅也比较小。

后来这里的住户绝大多数买了湖光中街的房子，就都有了两套房甚至三套房。副总编辑唐为忠，第一个老婆是新华社了望杂志社的，小组长，就是处级了，那是90年代，唐为忠还只是普通编辑，老婆嫌他没出息，二人离婚。他申请分房，1997年和我一起分房，都在一个门住，我是402，他是202。后来他找了一个朝鲜族老婆，旅游公司的高管。他们在湖光中街买了一个大三居。一层，还是守着大门口。他向我解释说：“我在附近买了一个别墅，这个房子也不打算长住，所以就买这个了。”因为这个位置不好，他当时已经是总编室主任，正处级，而且按照惯例，这个职务的人不久就会提拔为副总编辑。果然，2009年他就是副总编辑了。他就跟我翻脸了，像别的领导一样欺压我了。但是2010年他搬走了，去住别墅，2011年就猝死了。52岁。是在去浙江宁波出差期间。他老婆赶过去办理丧事，很快就同意火化，没跟报社提出任何条件，报社上下都认为她识大局顾大体。来扬还号召为他8岁的儿子捐款。年轻的记者编辑都以为他只有一次婚姻，殊不知他大女儿都上大学了。朝鲜族老婆的意思是赶紧办完丧事，不让新华社大院的那娘俩知道，就省得来分房产。

但是，副总编辑在工作中去世，这是少有的，新闻界立即传开了，新华社的女处长怎么能不知道？所以不久后新华社的前妻派律师打官司，要走了金兴路1门202的二居室。现在是唐为忠女儿居住。即使如此，朝鲜族老婆还拥有别墅和大三居。


 
报社的印刷厂工人老王调到中国少年报广告部当干部。少年报在望京附近分给他一套房，2005年他老婆蒋志芳，我们报社的打字员，一度被聘为副处级干部，也买了湖光中街的房子，大三居，将近160平方米。和我一个楼。他们的女儿王菁学习很不好，只好去加拿大的野鸡大学念书。学了几年，回国度假，再去加拿大，野鸡大学的事情加拿大政府知道了，拒签。她去不了加拿大，就整天在家呆着。同一个楼的副社长宁光强的儿子小宁和她年纪相仿，更是不愿意上班，就是整天在家呆着。王菁就死追小宁，小宁半推半就，二人结了婚。很快就生了两个儿子。这是2015年之前的事情。人家都不用习近平号召生而二胎三胎。他们也没有赶上无条件生二胎的政策，是利用“如果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结婚后可以生二胎”的政策生的孩子。两边加起来至少是4套房，两个新楼房，大三居，两套旧房也是三居室，因为宁光强是副社长，报社给副社长分房就是三居室。也不用等着分房，只要提拔为副局级干部，立刻给房。报社有专门的房管处，每天不干别的，就管分房、修房的事情。

小夫妻俩早就躺平了，除了生俩儿子，什么也不干。两边4个老人，还包括一个配专车的副局级干部，总收入4万元以上。再出租两套三居室，又是两万元，6万元，怎么花得完？王菁去加拿大上野鸡大学，没少花钱，不然他们家的房子还会多。这样的家庭在我们院子里很多。所以我很不服气。一定要讨薪。

2007年我上班之后，工资4000多元，我还要讨薪，讨1999年至2005年9月欠我的工资，其实不止这些，我的小学同学王双起就质问我：“人家工人一个月才2000多元，你都4000多元了，凭什么你比人家多一倍？凭什么还讨薪？”连陈小川也承认我是高级知识分子，我1990年就获得了中级职称，我当然不能和普通的工人一个待遇。

报社是事业单位，有些地方“比照公务员管理”，也就是有些公务员那样的待遇。但是毕竟不是公务员。公务员这些年的收入不顾国情地向发达国家靠拢，所以特别高。住房也是一样，比如公寓制，无偿使用住房。美国华盛顿的公务员有公寓吗？就算有，起码他们也是小政府，公务员少。而且没有党的机关。党的机构是自己养活自己，另有工作另有收入。特朗普有公寓吗？有百岁工程吗？中国的中央就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是如此，地方政府也一样。最近自媒体展示了一个视频，揭露的是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市市政府机关公务员公寓小区的住房情况。封闭式管理的小区，房子豪华，配有重点学校，包括小学部中学部。现在入驻的人还不多。这个视频绝对是真实的。

现在因为房地产不景气，政府收入大大下降，公务员的待遇也会降低，但是贫穷和没进入过“体制内”限制了人们的想象，所以，即使有中国老百姓饿死了，中国政府、党的机关的干部们，待遇也不会有太大的下降。

[水木罗汉]

）对于首都，共产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最初是与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谈判，和平解放，毛泽东住进皇宫。之后在京城西部建立国家的一些部委办公楼，不单独建立政治首都。然后是文革中搞红色城市，把十数万个黑五类家庭轰到农村老家，边远地区，让他们死在那里，半死不活。只有我家这样的回来了，又上了户口。通县轰走又回来的几百户，最后只有十几户上了户口。其余都留在了农村，甚至死在那里。第四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让延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们强奸了不少北京的女知识青年。第五，“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拆了北京城的城墙和很多古建筑盖防空洞。在城墙地基下建设最早的豪华防空洞兼地铁，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地铁，1号线和环线。第六，大兴房地产，强制拆迁，拆了80%的元明清三代甚至金朝留下来近千年的古建筑和民居。第七，填埋了几乎所有的河湖，使北京成为极其缺水的城市，于是从外地包括河南河北内蒙古调水，南水北调，导致了河南等地的水灾，淹死无数人，至今都不拿出郑州大水灾的调查结果。共产党的罪恶罄竹难书！
共产党在治理国家方面非常幼稚，如果美国是大学生水平，中国共产党就是小学一年级。比如说美国200多年前就确定了建立一个单独的政治首都，现在纽约实际上是美国的经济首都，比如股市是设在那里吧？美国中央政府的很多政府机构是分散在各个州的。这样的好处是不受老百姓干扰，也不干扰老百姓。

但是中国就不行了。北京是首都，北京的老百姓就很受影响。比如这次建党10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是会场，所以大会前两三天就完全戒严了。天安门广场是市中心，这里戒严，对市民出行影响很大。天安门广场西侧是人民大会堂，每年3月全国两会要戒严。广场中央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稍靠南是毛泽东的纪念堂，这些都是戒备森严的地方。天安门是长安街的中心，东面是王府井，最繁华的商业区，但是过了王府井，警察便衣特务就很多了，其实便衣也不是特务，是武装警察，稍有怀疑就会马上抓起来。就算没有任何问题，老百姓一过了王府井就会被搜身检查。所以我虽然住在北京，出国前已经有10年没去过天安门广场了。现在半个城市都是在军警的时刻监控下。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戒严。

王府井附近就是北京市市政府，市委，市人大。这是过去，后来人大就挪了地方，在东边盖起了非常豪华壮丽的大楼。解放之初，老百姓就有一个顺口溜，“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其实共产党的税比国民党多，它都把财产抢过去了，当然就不用交税了。现在的税是世界上最多的。会议就更多了，所以中央的会议和北京的会议就会互相影响，因为中央政府和北京市市政府距离非常近，甚至交叉在一起。于是，党中央就指示北京市在东边的通州区建立北京市市政府“副中心”。政府部门迁过去很多，但是还是在市中心保留了一部分，所以叫“副中心”。但是无论如何，又占了大量的土地。通州在我小时候是个纯粹的农业县，所以我在通县插队，在通县种地，还在通县南部当民工，挖过河。就是给河道清淤。现在通县的农田可能基本上没有了。习近平最近还问：“粮田都被占了，那么粮食怎么办？”他应该问他自己，他自己就在破坏中国的粮食生产。

北京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系统非常庞大，家属也很多，事业单位也有几十万人，连带家属，人数就更多了。所以这些人的住房之外，可以买卖的商品房是非常少的，所以北京的房子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比美国的住房还贵。美国的房子即使100万美元一套，但是是带院子，产权永远归自己，中国的房子只有70年产权。其实地皮批下来那天就开始算时间了，假如5年后盖好房子，老百姓买了住进去，产权就只剩下65年了！现在习近平打算对这60几年产权收税，这叫：“棺材里伸手——死要钱！”

我们单位的处级以上干部有很多的钱，很多的房产，就不用说了，就是地位很低的工人，也是难以想象的富足。报社的工人分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比如阅览室的工作人员王宁，是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国家根本不承认学历，文革中的高中生很多连汉语拼音也不会，那时候不上课，没课本，上学就是开大批判会。但是王宁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她继承了两套房，报社的房她分了买了各一套，一共4套房。至少价值3000万元吧？工人50岁退休，这前后她就因为久坐，便秘，得了大肠癌，晚期，住院治疗花钱不少。她儿子就找到报社人事处，希望报社给点困难补助，因为公费医疗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副局级以上干部是百分之百，普通工人不行。报社人事处的回答是：“没钱？卖一套房子就有钱了！”没给困难补助。她很快就死了。

现在她儿子是最富裕的，好像她也离婚了，她儿子一个人有4套房，一套房子的租金就是近万元，3万元房租，怎么花呀？李克强净说中国有几亿人平均收入不到1000元，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他们”的收入是多少钱。

我还没有具体介绍过2005年我们报社卖房的价格，均价是5000元。但是二居室有8种户型。面积不一样大，楼层不一样，价格也就不一样。1号楼和2号楼都是一层4户，两部电梯。这是非常豪华的。一般的居民楼不可能这样。杜涌涛的2号楼只有14层，我们1号楼是21层，83户。门厅占了一个户型的空间。这两栋楼的住户少，电梯运力很充裕。上下楼自然方便。这两栋楼都是两个大三居像两只手，把二居室抱在怀里。二居室都是两个卫生间，面积都在110平方米。

3号楼属于贫民楼，22层。8个户型，小三居和一居室各一套，还有6个二居室，大部分都是一个卫生间。一居室20多万元，三居室60多万元。毕熙东买的是1层的小三居。当时是为了遛狗方便，但是歪打正着，现在半身不遂了，这样的身体还是住1层方便。二居室只有40多万元。我买的大二居是52万元。一层和顶层最便宜，从下往上，每加一层每平方米加300元。所以我买的是二层，基本上最便宜。王宁虽然是一个工人，也比我待岗挣钱多，应该是一直都是4000多元，所以买个二居室不费劲，何况她有出租房子的房租。

报社的人真有傻的，不买，把名额让给别人，比如李伟让给了非正式的工作人员李昂，李昂买了一个大三居。搞了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女朋友，很漂亮。那女的后来还跑了。他爸爸说那女的坑了他儿子不少钱。这钱不少就是中国青年报的，也就是习近平的！李昂本来住在西城区，把那边父母的房子卖了，买了这栋楼的，那是2006年以后，房价也不太贵。根据政策，只要再补交一点钱，经济适用房就可以当商品房买卖。我们那个房子叫“经济适用房”。在利税上享受优待。共产党的政策，外人哪里搞得懂？后来李昂也不在报社干了，还买了一栋别墅搬走了。中国青年报就是这样糟践习近平的党中央直属机关财产的，习近平太老实了，不知道中国青年报领导有多坏！多能败家！

因为毕熙东欺压我很多年，我一直忍气吞声，许多人就以为我很傻。体育部记者尹家和，跟毕熙东是“担儿挑的关系”，就是他老婆和毕熙东的老婆是姐妹关系。青年体育报成立后，尹家和把好朋友、报社印刷厂电工赵维君介绍给毕熙东当专车司机。赵维君后来和尹家和的关系也不好了，本来尹家和特别懒，不愿意当文字记者，就借着青年体育报的机会当了摄影记者。但是赵维君在毕熙东的庇护下也兼职体育记者。把尹家和的外快抢走不少。尹家和他老婆是天安门地区的邮局局长，后来看不上他，离了婚。1998年毕熙东给尹家和买了一辆车，用体育部小金库的钱。尹家和晚上老来报社占便宜打国际长途，一次回家出车祸，左转弯，让货车直接撞到司机座位一侧，差点死了，抢救花了报社很多钱，腮帮子换了一块有机玻璃——骨头没了。

卖房子之前他老嚷嚷：“好房子没用，我有钱买好车。”卖房子那天大家到会议室挑房，按照工龄多少职务高低排队，我的分数比较低，排在下午挑房，我还是中午到的，但是上午挑房速度快，分房委员会就很随意，临时改变时间，取消了中午休息，所以下午选房的，排在我后面的尹家和等人都在我到之前就挑完了。


 
我知道自己分数低，就预先计划买1号楼的2层，二居室。这种房子，价格高，50多万，比其他的二居室贵，我又选了2层的，窗前有树，光照不足，也便宜。这样别人不会选这个户型。报社发愁卖不出去，因为报名买房的人比房子少30多。为了杜绝有的人恶作剧，就让大家都先交5万元押金，买了，这钱就算购房款；选完房，又说不买了，这钱就没收了。

大家都是先在6楼的礼堂等着，轮到自己选房的时候，再去小会议室挑房子。我去小会议室的路上，尹家和突然跳出来拦住我，说：“你把你的名额让我买了吧。”我觉得很可笑，很荒唐，虽然我是被压迫者，不能发火，但是也没理他，直接走了过去。进去发现我想要的202还在，就买了下来。

原来，尹家和之前只买了一个一居室，20多万，觉得很好，但是别人一说，也觉得自己亏了，但是不能再反悔，就想起了我这个傻瓜。但是我没有让他如愿。因为出过车祸，有机玻璃的腮帮子，就要抗血栓，吃药，减少剧烈活动。本来他是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毕业，少年体校练过铅球，但是买房子不会买，还得了严重的糖尿病，现在估计生命也垂危了。

收发室的张春兰，老公是外交部住非洲某国的外交人员，她还去过非洲探亲。这次卖房子，觉得自己不需要，把名额给了自己的亲妹妹。后来报社卖完了所有的房子，觉得没有买这个房子的职工太亏了，就每人补助了一笔钱，好像是10万元。张春兰自然没有，但是她妹妹也不给她。她更想把房子收回去，但是她妹妹也坚决不同意。所以最后姐俩的关系还特别不好了。

我们报特别报道部的主任吴湘韩，也是十八大代表刘万永的上级，10年前在编辑部会议上提出报道中国房地产不平等的现状，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团中央委员陈小川对他说：“你去湖光中街2号院数一数有多少个窗户晚上不亮灯（就是没人住，闲着），就知道这种情况是多么普遍了。我们自己都是这样，何况别的地方？”吴湘韩也在这个院子住。听了他的话，就不再提此事了。所以，中国的事情都是在过滤之后才报道的，外人根本就不知道一点儿真相！海外自媒体全是瞎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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