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易经——干支（2）

[水木罗汉]

                         一
我用这样一个标题，是想表明，八卦、易经和干支，在中华文明史上发生的时间顺序。
这里说的八卦和干支，确指为两种符号系统。因为单从符号发生学的角度看，干支符号，早在殷墟甲骨中就有完整的发现。但从把干支符号系统用作预测，又的的确确是在干支历和阴阳五行学说十分成熟之后。
《周易》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386爻的爻辞；《传》包括《篆》上下、《象》上下、《文言》、《序辞》、《序卦》、《说卦》、《杂卦》十篇，也被叫做《十翼》（何以叫做“翼”——辅佐也，助经腾飞之意也）。如此，我们就看清楚了，《周易》属于经的部分其实是很简单的，而所谓《传》的部分，则是为了属于《经》的部分，能够更好地代代流传而作的讲解或阐释。
由这里我们就更可以发现有趣的历史现象。为什么从古到今研究《周易》的派别会有象数、义理、甚至心学之分，著述会达3000多种，因为，从汉武帝开始，就有一个行政规定，凡是定为《经》的，就是不可置疑，不可刊改，就是说即使是在抄写、印刷中出现一个失误，也会被认为是擅自篡改经文而给予严厉定罪。如此，历朝历代的教授、学者，就只能在《传》上做文章，于是才有了不是“我注周易，就是周易注我”的反复出现。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经》的部分自然被打上封建迷信的东东而给予彻底否定，那《传》的部分，也就自然被定义为封建迷信之糟粕。更因为主流政治定马克思主义为不可更改一字的革命圣经，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也就成了高于一切的人类思想成果。即使改革开放了三十年，在学术界，依然要怯怯地说《周易》的辩证法，是“朴素”的。也就是向主流政治说明，“朴素”者原始也，绝对不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也。在这样一种奴颜婢膝的心态下，对《周易》的研究，也就只能落入在主流政治规定的范围内，不是我注易经就是易经注我的老套。我在另外的地方说得更直白，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易经研究，能有个人创见者甚少，多数都是为了拉虎皮做大旗，为评职称而炒陈饭。也正因为如此，在学术界，更形成了一种怪现象：只是少数人互相吹捧，让多数人看不懂的才是莫测高深的学术。也只有这种人才能成为权威专家。大家在网络上看到的一切光怪陆离现象，在学术界同样可以看到：这些人既靠易经这本书获得专家学者头衔而取得社会高位，又对易经是一本教人如何趋吉避凶的教材而讳莫如深。实在不能回避的时候，就干脆说八卦预测是不科学的封建迷信。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既得主流政治欢喜，也保自己永享厚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山东大学的易学研究中心，前些年试图在“易经与实用”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因此还请我去做了版主。我在做版主期间，还一再告诫大家，山大易学研究中心能开设这一板块，实属不易，应当感谢刘大钧先生的努力争取。所以希望发帖，严格限制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切不可让人认为是我罗汉在此摆摊算命。另一方面，我还要对这一研究泼污水的帖子进行心平气和地据理分辨。大家想想，西方科学研究是以实验室为依据。那么心理学研究，难道也是以实验室为依据，命学研究，人学研究，也要关在象牙塔里，在密闭的实验室里进行我问我心的研究，才是学术才是科学吗？但就是如此一如大实话的事实和道理，也不为所容。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的易学与实用板块，也就进入了“正在进行数据维护中，不久将重新开放”的长期尴尬状态中。

                               2011年1月3日星期一

[水木罗汉]

 二
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主流政治不喜欢对《周易》的实用研究进行公开讨论。这，是由我们国情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需要决定的。
从历史传统看，自从有汉以来，以儒家学说为国之主流文化。儒学的二号人物孟子，就说过“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这就是愚民政策，精英政治的由来。也就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当代，民主政治尚不可骤行的理论依据。
从目前的国情看，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一直标榜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强权政治推动下证明并不科学；邓小平力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却又导致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60年的种种决策失误，严重的贪污腐败，造成泛滥成灾的精神污染，都让当政者深感座基不稳，竭力掩盖自己的过失，尽可能不让广大民众知道事实真相，捂住盖子就成了最后的稻草——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维稳的经费比国防军费还要高的原因。既然如此，能够预测事物发展走向，甚至连秦始皇他妈偷人的皇室绝对隐私，也能被揭露无遗的预测术，能向大众公开，能让人人掌握、人人知晓吗？比如，我在预测实践中，就预测出毛泽东在与杨开慧结为连理之前还有一次婚姻。徐向前也是不止如一般报道的那样，还在山东工作时期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见《人学启蒙》下部《突破传统》“细说毛泽东”、“军中孙武徐向前”）。如果说在孔孟时代，现代资讯传播的手段还远远落后的情况下，孟子都要统治者实行“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那么在资讯传播手段已达如此先进快捷的今天，再让这不留情面的预测术广为普及，那不是让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的一个个，都成了可见肺肝的玻璃人？
现在我们回到标题上来，在西周以前，包括《周易》在内的一切强有力占卜手段，都是被统治者垄断了的。这就是史书记载的“卜筮在官”而不在民。这也是有诸多原因的：
第一．是历史发展的原因。在文字尚未发明的时代，每一代人所积累的生存斗争的经验，只能靠口口相传，才能成为下一代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财富。因此，我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推命术揭秘》一书中明确提出，历史上最早世袭的职业，不是帝王，而是主管观天察地、农事、卜筮和行医以及记录部落历史的史官。越是古老，这几种职业越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史书记载的古代“巫史”不分家。因为与部落生存直接攸关的知识，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只能是口口相传，而且要幼儿学，方能得以成材成器。而最能幼儿学起，口口相传的，自然就是父传子，子传孙啦。我的这一立论，有司马迁著的《史记》为证。
第二．从东周开始，诸侯割据。每一个诸侯身边都需要一个懂得占卜的人。诸侯之下有大夫，他们中也不乏企图谋权篡位者，比如韩、魏、赵三家就分了晋。所以大夫们的身边也需要懂得占卜的人。正是这样一个分权的过程，使得原本被“天子”一家垄断的预测术，逐渐出现了从“卜筮在官”散落到“卜筮在民”的历史演变。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才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出现可以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从这里，更让我们悟出了，中国文化的再度繁荣，也必须是在分权制而不是集权制的背景下。
正因为有了“卜筮在民”，才有了教授人们占卜的多种版本（教材）的出现。也正因为有了范例和解说多岐的版本，才有了孔子为之作传的《周易》出现。尽管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易经，依然是不统一的。最为简单的说，就是到西汉，易经仍有今古文之别。是打破今古文壁垒，遍注群经的郑玄，以《费氏易》为底本写成《周易注》，而后《费氏易》逐渐成为《周易》一书唯一传世的“定本”。
有人一看到“卜筮”二字，就马上和迷信联系起来。这不怪大家，而是多年来主流政治误导的结果。因为主流政治只强调了“卜筮”被某些人无意或有意将其迷信化的一面（正如任何宗教绝不是迷信，但却往往“被迷信”一样），而忽略或者有意掩盖了人类进行“卜筮”活动的本质需求——“决疑”。
我们从历史记载到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人类只有在自己对某一事情，某一举措，拿不定主意，无法决定取舍、进退，疑惑难解之时，才求助于“卜筮”——统治者是这样，普通老百姓更是这样。远的不说，就以当年张学良对自己一个姓杨的副手，是杀还是留为例，在其反复思虑，难下决心之时，才用抛银元看正反以定杀机。这样的决疑方法，在当今的体育运动中更是广泛运用：
第一．   谁先发球，不是用抽签的方法就是用猜有无的方法来决定。这，虽然不科学，但却很公平。
第二．   当两个乒乓球运动员，难分伯仲的时候，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不管用三打二胜的方式决定还是用五打三胜的方式决定。我们也可以说这方式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科学，但却让双方都觉得很合理。
不管是张学良也好，还是体育运动规则也好。你能因为他们暂时采取了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科学的手段决疑，就是迷信吗？而且还要加一顶封建的帽子。
最后再举一个主流政治也惯用的决疑方式：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设为单数而不是双数。目前我们中国人的政治大事最后是由9常委来决定的。为了防止在某一问题上久议不决。自会采取举手表决。为了防止一半对一半难分伯仲的尴尬，政治局常委只设九人，就成了最佳组合。你能说这是为了决疑而做的最为科学的选择。若不是最科学的，是不是就要打上迷信甚至封建迷信的烙印？
                         2011年1月3日星期一

[翎无敌]

受教第一课，继续期待罗老的大作~~~

[唵嘛呢叭咪吽]

已读！^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