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7日（辛丑年 甲午月 丙午日）

[水木罗汉]

2021年6月27日（辛丑年 甲午月 丙午日）
出生年或者出生日为鼠（子）的朋友，为马（午）的朋友，今天易遭遇突发意外事件，望冷静对待，慎重处之，慎防水火之灾，注意克制，不要发火。
今天出生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待人有礼，热情奔放，人生态度积极。容易出现心脏疾病，大脑神经昏厥等显象。易有辛劳人生，与人合作事业双方皆无成效，独营方佳。男女婚姻多不顺遂。
今天出生在不同时辰宝宝的人生差异：
1.出生在戊子时的宝宝，无论男女，操行端正，安分守纪，获众人信任，福力日增，女命必配佳婿，家庭幸福。
2.出生在己丑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痼疾短命之兆，生涯劳碌不绝，即使富贵亦不长久。还有子女早丧之厄。
3，出生在庚寅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能得小利，但劳苦不绝，且易受他人拖累而受损失，不得父爱，反与叔伯投机。
4.出生在辛卯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贪图物欲享受之癖好。但志愿难达，与人竞争易招祸，且有母亲和配偶关系不睦。
5，出生在壬辰时的宝宝，无论男女，平静安稳之命，但不能经商，否则会多成败。女命婚姻不顺。
6，出生在癸巳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性端庄严谨，具首领之器，可继承祖产，甚至继承他姓之象。女命为良妇，配贤婿，有助夫齐家之功，但稍有凌夫之嫌。
7，出生在甲午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易有心脏疾病，思想业难于集中，三心二意。作事优柔寡断，不能与人合作事业，否则刷个南方皆无成效，男女婚姻多不顺遂。
8.出生在乙未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一生不可能只从事一业，必有职业转换。有名败利破，百事挫折之凶兆，且与母亲意见相左。
9，出生在丙申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亦因父亲或情人之故，在营业上发生纷扰，且有疾病及色情之灾。
10，出生在丁酉时的宝宝，无论男女，被诈欺，破财，或为亲友事而烦恼。男命克妻。
11，出生在戊戌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大富之兆，福禄丰厚，共同事业可获大利，一生无盗难，但不能考公务员走仕途人生。否则任内是非多多。
12，出生在己亥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终身心里苦，对人有恩亦无功，且遭人非议，毁谤，甚至冤狱，含冤莫白，夫妻别离，

[水木罗汉]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从什么时候就比较大彻大悟了？是不是因为59年庐山会议把你开除党籍了，文化大革命你又在秦城监狱里头呆着，所以就想明白了。他回答说，不是，是平反复出以后，1979年到美国来，一下飞机，彻底醒悟了——共产党的这条路线已经完全错误了。

讲述人：李南央｜李锐的女儿
李锐，1917年生，中共元老，毛泽东前秘书，先后三次受整肃，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1950年代，李锐在有关是否应当兴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御前辩论”中力陈建坝的弊端和危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旋即被收纳为毛的秘书。在1959年中共领导层在庐山召开的会议上，李锐表示支持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在经济上的瞎指挥，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整肃。

毛泽东拒绝接受彭德怀的批评，将彭与彭的支持者打成“反党集团”予以撤职和迫害，坚持他的已经造成灾难的经济政策，最后导致几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被饿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依据当时其本人在会议期间的笔记写成，成为中共党史上罕见的当事人基于当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高层残酷斗争的第一手详细历史记录。

1937年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李锐以地下活动人士的身份加入中共，1939年抵达延安。他后来回忆：“我二十二岁进延安，二十八岁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应当讲对我这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李南央称，她从小很少跟父亲在一起，跟父亲不亲；只是后来随着她自己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以及李锐的思想转变，他们父女关系才越来越亲密，她成为父亲生前最信任的人。最后，李锐把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非常有价值的个人生平档案资料都交托给李南央，并由她转赠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那里的资料对所有的研究者开放。

李南央在这里主要讲述了李锐在延安的经历，其经历显示中共在其党内斗争中诬告和有系统地、大规模地使用酷刑是它的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在延安经历了诬告和酷刑之后，李锐并没有因此而觉醒。李南央说，李锐的彻底觉醒是在他102岁生命最后的时期。

在他们进延安之前，共产党只有四、五万的党员，是一个非常小的党，但是到了延安以后，因为大批知识青年的涌入，在大后方也有很多知识青年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就一下子从四、五万扩展到四、五十万，一下就壮大了很多。他是在共产党里的新生血液和新生力量。

进到延安以后，他一下就感受到了这种不平等。但是他说，他是接受的，因为那些老红军经历长征的艰难困苦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一个老红军跟他讲过，长征途中，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把路边死掉的人的胳膊砍下来，一边咬一边走。 他对他们有一种崇拜的心情，所以他对等级制度并不反感。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一种很平等的意识——本来皇帝就是皇帝，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怎么能跟皇帝比呢？ 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毛泽东来讲话，他也去听了。他说，毛泽东针对丁玲啊、王实味等人对延安等级制度的不满大讲一气。他（毛泽东）说，我就是点两根蜡了 ，我就是穿斜纹布，我就穿吊口袋。

我父亲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心胸狭窄呀，我们无非就是批评批评嘛，也没有要怎么样，你反而这么激烈地反驳回来，这么大肆地宣扬自己就是要特殊。这点他非常反感。

他后来一直说，他受刑受得是最轻的。他是五天五夜不许睡觉，不许眨眼睛。他说，他熬过来了，但是关到保安处的另一个人是15天15夜不许睡觉，而且是把人绑在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捆起来。你知道他说还有什么吗？有老虎凳。其实厉害的不是他们保安处，是党校。党校是社会部康生直接领导的。它是把人关在一起，让你们自己和自己斗，可以斗到把耳朵都咬掉。他说那个地方就完全没有章法，是非常厉害的。
李锐和女儿李南央摄于1978年
李锐和女儿李南央摄于1978年
后来我问过他，我说都给你关了一年多，你觉得这个是胡来，完全是胡来，你怎么不想想这个共产党不对劲呐，后来又跟着它一块儿往前面走啊？他说，因为很快就开七届一中全会了，那个时候抗战也很快就要胜利了，当时李富春做的报告给他非常大的鼓舞，大家团结起来，向着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前进。 我觉得还是受那种思潮的影响：在整个大的革命洪流里，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受点委屈，受点迫害是无所谓的，这是一种必然的牺牲。还是置于骨髓的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这一套，个人更是无所谓的，特别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人就是螺丝钉嘛，他不是有人性的东西。

【编注：晚年的李锐曾对延安整风有过深刻反思。他说：“所谓整风，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整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没有成为‘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来说，延安整风运动当然是成功的，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尤其知识分子，思想都被‘改造’了，阶级性、党性，消灭了一切人性，党员都变成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只是李锐挨整的开始。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上，他因为批评当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被打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劳动。文革期间因为批评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被投入秦城监狱八年，直至1975年获释，1979年平反复出。】

他后来自己对这一段的回忆说，那时候已经不涉及对这个党，对毛泽东还有崇拜的成分在里头，但我觉得他对党，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他的日记和上诉材料里都反映得非常清楚。他想说：我本质上是要革命，我是党里的忠诚的战士，我对这个党，对毛泽东没有二心；我犯了错误，我诚心诚意地承认我犯了错误，我是要改正错误，我还是希望党能够启用我。我觉得他并不是很明确地认识到这个党已经真的是不能要了，真的是一个反人性、反人民、反国家的这样一个党。可能是当时整个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是非常的高压的，人其实没有很多自由的思考空间。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六四日记 （香港明报照片）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六四日记 （香港明报照片）
我觉得后来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彻底地回过头去反思、去思考那还应该是六四了。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党了。他觉得共产党走到这一步就已经完了，走到头了。

六四以后让他接手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他就接触到了很多他进延安之前的资料。因为共产党的级别是很森严的，他一个做工程的水利电力部的人是接触不到这些共产党的组织方面资料的。而他又是进了延安以后的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之前中央苏区的事情，红军在进延安之前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这一部分的历史档案资料使他非常的震撼。还有就是当时邓颖超看着、守着，一定要把周恩来生前的很多东西销毁，这是经过他的手。在销毁之前，他看到了周恩来的很多批示，他觉得比“四人帮”还“四人帮”，那对他也是非常大的震动，认识到从党的根儿上，一开始就不对，我觉得跟他接触到的大量的史料有非常大关系。

【编注：李锐在《李锐口述往事》中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对自己人的整肃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苏区的肃反、打AB 团等，共杀了十万人，直到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各根据地的反托派，小的无数，真是太可怕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结论。”】

李锐口述往事
李锐口述往事
我问过我父亲，你从什么时候就比较大彻大悟了？是不是因为59年庐山会议把你给开除（党籍）以后，文化大革命你又在秦城监狱里头呆着，所以就想明白了。他说不是。他说是他平反复出以后，1979年，我记得应该是5月份到美国来。一下飞机，他一下明白了。他看到美国那种富足，老百姓那种自由，脸上那种很随意、很坦然的样子，大家都很平和的氛围。他对超市、大街上的汽车、高速公路也都特别有兴趣。因为他过去只去过苏联，苏联那时候其实很贫穷。但是他到了美国一看，原来是这个样子。他不知道西方世界已经这样富足了。他说是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瞬间，他彻底醒悟了：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国度。当时一下就觉悟过来了——共产党的这条路线已经完全错误了。

他最后彻底的醒悟就是习近平要修宪要连任，这个老头子就彻底绝望了。因为习近平迈出了这一步，那他彻底看明白了。

【编注：2019年2月，李锐去世，享年102岁。中国历史学者、《李锐口述往事》的编纂者之一丁东写道：“李锐先生早年满腔热情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晚年对革命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民族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

[水木罗汉]

紫阳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他的早年实际上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紫阳他本身怎么走过来的，我真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紫阳有两件事情大彻大悟。

一件事情，他说，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彻大悟。很多人都讲同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大彻大悟。紫阳怎么说文化大革命大彻大悟呢？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当广东省委书记，人家斗我斗得很凶，而且斗得不讲道理，为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我们斗别人也斗得很凶，也斗得不讲道理。

我觉得在很多领导干部当中是没有这个想法的。紫阳讲，人家为什么斗得那么凶，斗得那么不讲道理，斗得我很委屈？他说，我们自己斗人家那么凶，那么不讲道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想法，但是在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嘴巴里说出来，我听了以后非常惊讶。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在一次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鲍彤曾说：胡耀邦的反思是平凡冤假错案，这非常了不起，但是紫阳的反思是彻底的。赵紫阳说：“我们党的基本理论有问题，我们党的斗争哲学是错误的。”他从根上看到了党的路线、党的工作方法一贯是左的错误，这就是他大彻大悟的基础。

鲍彤还说，很多文革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很多老干部认为造反派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他们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迫害。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是造反派的罪恶。 赵紫阳说：“不对，斗老干部的造反派也是受害者，全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都变成兽性了，这还不是受害者？最后毛泽东的老婆也成了受害者，变成了反革命。弄到最后，他自己（毛泽东）也是受害者。他怎么是受害者？因为他变成了反革命家属。全中国人，当时10亿人，包括毛泽东，都是受害者，都是党的理论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是根据党的理论造反的。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从党的基本理论上解决起。”这是紫阳文革后的大彻大悟，他找到了根源。

赵紫阳的老部下、《炎黄春秋》杂志前社长杜导正也曾撰文说：“紫阳说过，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赵紫阳并不消极”，但是文革十年让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

再一次大彻大悟，我想是他下台以后，关在屋子里面，看这个世界，读一点书，想一点问题。他想了一个事情，我们不是共产党吗？我们共产党不是要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改造一下自己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想法。但是呢，在很多领导人里面，大概活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这两个问题。紫阳考虑这两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考虑，这是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紫阳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种，怎么说呢，农业要弄上去，怎样做？农民自主权。经济要弄上去，紫阳说企业自主权。电影要谁来审查？由观众去审查，由观众去评论。案件应该怎么办？紫阳说，由检察官去侦查，由法院去判案。碰到了社会矛盾怎么办？应该由社会群体来协商对话。我看紫阳碰到问题就是这样的解决——公民的权利，人民的主动。从毛泽东以来一贯的一个想法就是任何问题由党领导，由党决定，听党命令，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紫阳说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主体是人，是这个社会的公民。

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习仲勋说中国就是要立一个法来保护不同意见，使我肃然起敬，我认为这抓住了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看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也心情愉快了，也没有恐惧了，政府言路也开通了，民情也能上达了，领导也不会昏头昏脑了，我看中国政治就清明了。一句话，只要能够保护不同意见，中国一切问题通通解决。所以我对习仲勋老人是钦佩的。我觉得他这一句话，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比人家千言万语还好。

我看建党百年的第一件事，应该说向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如果敲锣打鼓，说我杀了多少人，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我想习仲勋同志是大概不会高兴的，不会赞成的。我想一想如果习仲勋老先生现在还活着，他一定会说，要忏悔，要改正，要从此不再杀人。

[水木罗汉]

说到家庭出身的影响，尤其是像我这种所谓“关管杀”，那就是比一般的更严厉。这个“杀”就是你父母是被杀害的、被处死的，当然就是”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种。你越来越感觉到在社会中受排挤，被边缘化，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跟我们同代人相比，少那么一份狂热。

我的父亲出生于河南农家，后来考上公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之后当过县的警察局长、县长和禁烟的督导专员等等。在1948年的冬天，他加入了国民党的部队，而这个部队在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夏天宣布“起义”。因此我父亲也就成了“起义人员”，成了解放军的一个官员。可是到了1950年的镇反运动，父亲就被当成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在1952年4月被遣返原籍。两个月之后就执行了死刑。

胡平父母摄于1939年
胡平父母摄于1939年
毛泽东发动镇反，乍一看上去，好像是靠武装、武力取胜的政权要清除旧的政敌。这个在改朝换代中都是司空见惯的。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镇反名义上，你看中共公开发布的文件上，它说它要镇压的是那些杀人放火、投毒、打游击、散布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言论、现行反革命活动，是镇压这些人。但实际上它镇压的是那些早就放弃了反抗，而且被当局承诺，不追究、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的

讲述人：胡平｜学者、时政评论人士
胡平，1947年生，成长时期恰逢大讲阶级斗争和阶级成分的毛泽东时代，因家庭成分不好（父亲被中共政权镇压处死）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只能自学。上山下乡期间，为了争取回城权利，砍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得以办理”残退”回城。在毛泽东死后和取消大学考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举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文革”后中国首届研究生之一。

在北大学习期间，胡平1980年参加了该校首次、也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第一次开放竞争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并成功当选。竞选期间，他以“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作为竞选主题。在此之前，他发表的长文《论言论自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影响在中国延续至今。

多年来，胡平以学者和时政评论人士的身份活跃于中文媒体。喜爱他文章的读者说，他的文章言简意赅又通俗易懂，行文典雅又逻辑严密。他善于以平易又犀利的语言论说时政，论说中共政权的行状。例如，他说，中共先是打着共产的名义剥夺中国人的私人财产，化私为公，然后再打着改革的名义将本属于公众的财产划入自家人名下，化公为私，天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伤天害理的事情让中共一党全干了。

胡平对中共（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还有一个被广泛注意的论点，这就是：中共政权跟中国历朝历代王朝都不一样，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只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大开杀戒，但在夺得天下之后就不再大规模杀戮，但中共政权则是在夺取政权时大开杀戒，夺取政权之后杀人更凶。中共领袖毛泽东被广泛认为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杀人最多的一个独裁者，他的大部分受害者是在他掌权之后遇害的。

遇害者包括胡平的父亲。在中共统治下，遇害者不仅仅是自己遇害还不算完，其家属、子孙、亲属也要受到迫害或歧视。胡平以及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后代正是因为中共的这一政策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和其他权利。

国民党前朝人员。其中还有相当一批像我父亲这样的“起义人员”。 当年我父亲他们随军“起义”，当时共产党就向他们宣布了“既往不咎”的政策，还说“起义光荣”，给每个起义人员发了证书。那就写得很清楚，“起义光荣，既往不咎”。在他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之后呢，我们家那个时候还被当成军属。院子门口还挂了个小木牌，写着“光荣军属”。

1984年河南许昌人民法院跟我们家联系，宣布给我父亲平反。许昌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面就写道：“按照党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确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研究决定撤销我院原判决，为其回复名誉，仍以起义人员对待。 ”

所以荒谬就荒谬在这个地方，你把人家给杀了，后来你觉得既往不咎，你给人家平反。你原来就说的是既往不咎嘛，你怎么凭白无故地就把人给杀了呢？我母亲每谈到这一点，非常愤怒，永远也忘不了。因为当她得知我父亲遇害的消息的时候，那张起义光荣的证书还在我们家里搁着呢。

当时我母亲非常悲愤，痛不欲生。她已经做了安排，把我、我姐姐、我两岁的妹妹分别送给三个亲戚，然后就打算回到河南老家投井自杀。可是后来想来想去，这三个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了，不能再没有母亲，所以坚持活下来，抚养我们成人。在我们整个童年，因为母亲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这些事情，我们自己的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完全是无知嘛。母亲把外面这些残酷全部都遮住了。

50年代的时候，当局还不是那么重视家庭出身。到60年代之后，才越来越重视所谓的家庭出身。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很简单：我们这一代和红二代是同龄人，我们同时都面临着要考大学，要升学，要就业等等。而他们红二代的父辈就发现，他们的孩子在这方面的竞争中并没有优势，所以他们就特别强调家庭背景。这一条不但把我们”黑五类”打倒在地，也使中间成分的人，那些知识分子啊，把他们也打入二等人，从而给自己的孩子留下更好的机会。这是后来他们很多老干部回忆录中写得清清楚楚的。

1962年初中二年级的胡平
1962年初中二年级的胡平
我感受到家庭背景的歧视，第一就是在申请加入共青团的时候，公认为我是表现最好的，可就因为家庭出身给我搁下来，要继续考验；然后就是考高中，我考试的成绩在全市是名列前茅，可是成都市那几个重点中学一个都不收我。那次就使我强烈地感到不公平。到了文革那就不用说了，就像那副对联说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学校也在红卫兵主持之下，开了三天半的所谓阶级路线辩论会，其中有三天就是在批判我。

说到家庭出身的影响，尤其是像我这种所谓“关管杀”，那就是比一般的更严厉。这个“杀”就是你父母是被杀害的、被处死的，当然就是”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种。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学校的教导主任都告诉我，像你这种情况，以你的成绩全国没有一个大学你考不上。但以你这个家庭出身，全国没有一个大学会收你。

你越来越感觉到在社会中受排挤，被边缘化，因此尽管当时在理念上，我自认为还是相信共产党那套理论，包括认为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等等，但是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跟我们同代人相比呢，少那么一份狂热。后来我看到遇罗克的文章，感到高度的共鸣，自己办了小报，转载了遇罗克的文章。后来不久，中央文革小组居然宣布遇罗克的文章是”大毒草”。当时我就感到非常不服气啊，遇罗克的文章写的这么透彻，理讲得这么清楚，怎么你说人家是”大毒草”呢？那个时候也是我对文革怀疑的一个开始。

在文化革命初期，我也像其他同学一样，也去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啊，批评校长啊。也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怎么怎么不对。但是当这些老师，这些校长被关进牛棚，备受折磨的时候，当时我就对这种残酷非常的不满。我对那些打着所谓思想教育，打着所谓思想改造这种堂皇的旗号，而实际上是很残酷的政治迫害很难接受。就算思想不对，你去批评嘛，你给教育嘛，你凭什么整人家，而且整得这么残酷。我最初的反动思想是从这儿来的，再加上积累以后，看到更多更多的事情，想到更多更多的事情，到了70年我就觉得，我们真是生活在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不要说和什么自由民主的国家相比，就是和中国历史上相比，那都是最残酷最糟糕的一个时代。

共产党这100年始终是罪行累累，就像《第三帝国兴亡》那本书有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恶难消”。我想这句话放在中共的身上也完全合适。共产党这种政权他的受害者之多之普遍，你在中国说不上有哪一个阶层的人没有受过它的害，包括共产党自己。所有共产党的老干部们，他们自己的经历都证明，他们在所谓革命成功之后，受的苦关的监狱，要远远超过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前。就这么荒唐。

文革期间，胡平（左二）和成都十九中同学合影
文革期间，胡平（左二）和成都十九中同学合影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杀的人远远超出了它在夺取政权之前战争时期杀的人。这是共产党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点，也是它最不能原谅的一个特点。所有过去的暴君无非是为了夺取政权杀死很多人，一旦政权夺下来了，杀人自然就减少了。共产党相反，共产党政权在夺了权之后杀的人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拿镇反运动来说，一场镇反运动所杀害的国民党人员之多，就超过了三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在战场上死的人。

毛泽东后来也讲啊，镇压反革命，我们杀了70万人，杀了100万人。你看匈牙利就是反革命杀得太少了。他就这么想的。这种杀人就所谓杀一儆百，杀鸡吓猴。你别看他杀的都是名义上过去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过职务的人。实际上他恐吓的是每一个人。你去当革命群众，去镇压反革命大会上喊口号，高呼人心大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你是感到恐惧的。昨天好好的，说杀就杀了，使每个人都感到很大的恐惧。

[水木罗汉]

我妈妈18岁就加入了中共，这个组织是她的一切。她始终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成这样。我一度也想使她理解，这个革命是错的。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已经不可能走出他们的思维。我只能说，这不是我的路。我的选择就是摒弃这一切。我拒绝接受你们的遗产。

李江琳50年代全家福
李江琳50年代全家福
我们家是真正的红色家庭。1948年我父母被编入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大队。南下工作大队就是往南方所谓“新解放区”派干部。每攻下一座城市，就留下一批干部。我父母就是这样被留在了江西。

我们是在一个大院子里长大的，南昌是怎么回事，南昌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完全不知道。 我们在家里甚至是不能说当地话的，我们必须说普通话。从小我们就知道我们和周围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父母这代人提及别人就是圈外的人，统统称为“老百姓”。这是他们在军队养成的习惯。一辈子都是这样，至今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是干部，其他人都是老百姓。我们交往的这些孩子们父母会给你过滤一下。老百姓的孩子，我们是跟他们没有交往的。

讲述者：李江琳 ｜作家、历史学者
李江琳，江西南昌人，生长在红色家庭，父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工作团成员，从东北南下至江西，中共建政后成为当地高级干部。童年时享受着革命家庭的特权，认为革命就是天经地义。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10岁的她被老师逼着和家庭划清界限。1968年她和二哥随母亲到农村，大哥上山下乡， “反党分子”的父亲发配劳改农场。一家人天各一方，再聚首已是70年代中期。

李江琳1982年获得复旦大学英文系学士，1988年获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1988年赴美留学，研读犹太人历史，2004年开始独立研究西藏历史，多次赴印度采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藏人流亡社区，在海外出版《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藏区秘行》等多部作品，后被中国当局禁止入境。

李江琳在采访中说，正是由于她成长的红色家庭所经历的巨大反差和震荡，让她这个曾经也是“傻乎乎的小姑娘”不得不去思考父辈打江山的意义所在。多年来的痛苦思考、文献收集，与历史见证者的对谈，不断冲刷着那个红色家庭在她身上的烙印，一步步使她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她曾说过，对中共历史的研究越彻底，她对这场所谓革命的否定也就越彻底。

我三岁的时候，进了我们当地最好的保育园，全托的。当然我们天然就是革命接班人。大饥荒的时候我是没有挨饿的，因为要确保我们这些孩子不挨饿，全都是省委高干的那些孩子们。小学也上的是我们当地数一数二最好的，其他人都是按照街道分，但是我去的学校是另外的。

我从小不是被妈妈带大的，是被保姆带大的，这是这一代共和国长子和长女们的共同点。父母们每天都在开会，每天都在学习。我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 “他们虽然没有离开，但是他们一直缺席”。 我有时候一个星期也看不到我父亲，早上我起床上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晚上还要开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他回来我已经睡着了。

我父亲的职务其实并不算特别高，在当地勉强达到高干级别吧。但是我后来才知道，他1940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他是在反右期间有一点抗上，拒绝在他们单位里打出5%的右派，大概跟这个有关，最后他就一直没有提上去。这是我很多年后听说的。我父亲从来没有讲过。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是他内在有一种傲骨，不提拔就不提拔，所以他在文革中也被整得很惨。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只有10岁。我对文革最初的记忆就是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然后说：“你爸被揪出来了，你要跟他划清界限。”我完全不能理解划清界限是什么意思。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是不再准我回家。我想我上哪儿去呢？

当时确实是太年幼了，就觉得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家庭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我的保姆，我从出生就被她养大的，被强行赶走。造反派认为这是剥削贫下中农，必须离开。再加上我父亲的工资被扣了，负担不起她的工资。我从10岁开始就承担了我们家全部的家务。后来我自己也经常被革命干部、其他造反派的孩子们打。学校很快就关了，所以我小学从来没有毕业过，我只读到四年级。

68年第一批下乡，我们就下乡了，我12岁的时候，我妈妈带着我我哥哥。我爸作为反党分子被送到一个劳改农场。我16岁的哥哥跟着其他知青去了另一个地方。我们一家人就这样被分成了三块儿。

我下乡公社的那个贫穷让我是非常震惊的。我根本是没有想到是这样。后来辗转去了好几个地方，我都是被批斗的。那些贫下中农的子女围成一圈，还有人专门监视我。那种反差特别大。我天生很张扬的个性在那时候被压制得非常厉害，动不动就被全校批斗，都成常事儿了。

李江琳文革前最后一张照片
李江琳文革前最后一张照片
让我产生真正怀疑的是林彪事件。这个事情让我如此震惊，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和理解。 那件事给我带来很深的恐惧感，我觉得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和所宣传的一切是不一样的。但是到底怎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

后来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直接冲击，一下把我冲醒了的一个事情呢，是我父母的一个好朋友的自杀。这个叔叔是个东北人，时不时会到我们家来。 他的性格也是有一点抗上，每次运动都挨整。他们自称是“老运动员”。后来好像是74年在批林批孔中，他又挨整，他就上吊自杀了。

我那时候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革命是为什么呢？这些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变，你们的生活也这么痛苦。像我父母那一代的人，第一代革命建政的人，在后来的运动中一次一次地被整。不管你们当年是怎么预想的，这个结果相差得如此之大，那么这次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认为对中国个这个革命就应该全盘否定的。你说谁得益了，对不对？这是我这样一个来自红色家庭的人，在经历了巨大反差和巨大的震荡后得出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思考的人，你是很难会避免这种比较。其实我当年也是一个傻乎乎的小姑娘，但是这种反差让你不得不去思考。

一家人再次聚首已是70年代中
一家人再次聚首已是70年代中
【1988年，李江琳来到美国留学，从打餐馆做起，她要离开家庭的祖荫，一步步走向自己。1999年，她在纽约中央公园聆听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演讲，也结识了当地的一些流亡藏人。她说，可能是某种缘分带领她进入西藏历史的研究。研究得越深，她对这场革命的否定就越彻底。】

首先我们要搞清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它派了一个人，维经斯基到中国来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成立，负责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建立共产党的工作。4月，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到北京，化名吴廷康，见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说服他们组建中国共产党。 】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它不是民众自发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是彻底的外国代理人。1921年6月《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就讲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直到延安时代，它都是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一个支部，是隶属共产国际的。它的所有重大决定、人事变化，还有所谓的长征，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这些现在都已经是公开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神秘。沈志华教授有几本书《中苏关系史纲》、《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等都有很详细的记录。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完全是一个宣传口径。它不是真的。我们必须还原历史。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人民的选择，是共产国际和那么一小部分人投靠了一个国外组织，对中国当时的政府进行了一次军事上的颠覆。在这个颠覆的过程中，造成了无数的生灵涂炭。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对我认知颠覆最大的应该是一连串的苏区镇反，对自己人的残杀，不仅是对敌人。这里面的例子就太多了：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对民众的镇压，毛泽东他们在江西打AB团对自己人的镇压，还有一些资料到现在还是秘密资料，有关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强行向民众征粮的过程中，对这些中农以上的人的残暴。48、49年他们进云南和四川征粮过程中的残酷也是引发当地暴动的原因之一。

你从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它推行所有的政策时候所用就方法——暴力，极其残酷的暴力，就是一路杀过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谁不服从就杀谁。从1959年的拉萨到1989年的北京，它是同样的手法。1959年拉萨事件后对藏人的大批关押，把藏人的精英几乎扫荡干净，对维吾尔人的方式也是同样的。这种对精英的控制从反右开始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要么收买，如果收买不了，不服的，就是找一个罪名抓起来枪毙。它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

我妈妈始终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成这样。我一度也想使她理解，这个革命是错的。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已经不可能走出他们的思维。你想想看，我妈妈18岁就加入了中共。他们进入了这个体制、这个系统之后，被系统地洗脑，洗得极其彻底。然后她发现，这个组织是她的一切，不止是物质来源，也是精神来源。当组织不给你一个指导、一个命令、一个纲领，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做。她现在已经90岁了，她一生没有任何其它思维的可能性。

我妈妈晚年的时候到美国来过，在我这里待了8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当然我也会给她看一些其他的东西。她会对有些东西有一些思考，但是这个思考是不能离开她这个格局的，后来我也完全理解。 但是我只能说，这不是我的路——你在你的时代里面，做出了对你可能是一个最佳选择；我在我的时代，我有权利，也应该做出我的选择。

我的选择就是摒弃这一切。我拒绝接受你们的遗产。

[水木罗汉]

你突然失去了阳光，失去了空间，失去了任何人际交流，就在一个三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盏灯陪着你。我认真看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通过绝杀斗争换来的《毛泽东选集》，在学习和痛苦的思考中间，从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


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新中国是10月1号嘛，我是12月15号，名副其实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1961年少年时代的宋永毅（右二）和母亲、大哥、姐姐们
1961年少年时代的宋永毅（右二）和母亲、大哥、姐姐们
我的家庭用美国的标准来说呢，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在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南京路上有一个很小的旧货店。他本人并不拥有资产，是替投资的那些人管理这个店，就是一个管理人员，或者说是一个经理。但是在中国大陆就麻烦了。你虽然不是”黑五类”一类的打击对象，但是文化大革命划了“黑七类”，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也划在里面。那就说你的出身至少是灰色的，或者说是有点黑了。

这个家庭本身应该说是拥护共产党的，这一点从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我这个“毅”字是怎么来的呢？49年5月上海被中共占领以后，第一任市长是陈毅。据说在我出生前，陈毅到南京路去巡视，我父亲远远地看了看这个共产党的市长，觉得很不错，很帅，也有儒将风度，回来以后，就把我的名字定了。我是永字辈，就叫宋永毅。

讲述人：宋永毅 ｜文革史学者
宋永毅，1949年生于上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荣休教授，以研究文化大革命和共产中国的政治运动史著称，代表作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和《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

作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同龄人”，宋永毅从小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相信 “新中国救了劳苦大众”、 “毛泽东是我们的救星”。品学兼优的他是学校里的少先队大队主席，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上海中学。但很快，当局开始强调家庭出身、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山雨欲来。

在高干子弟云集的上海中学， “灰黑色”出身的（早逝的父亲被划为”资方代理人”），宋永毅成了班上高干子弟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迫害的对象。 但是即便如此，文革之初，他依然积极参加运动，是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 他日后回忆说，那真是一段“求做奴隶而不得”的岁月。因为出身不好，你就是想做党的奴隶，人家还不让你做呢。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反叛的思想，又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个以共产党眼中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呢？宋永毅说，应该是在文革期间隔离审查的五年半中。在那段失去阳光、失去自由、只有一盏孤灯陪伴的日子里，他认认真真地看了近百遍《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经过痛苦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对毛的思想体系产生了怀疑。说来讽刺，共产党的监狱、毛泽东的著作本来是要把他改造成新人，而他却因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反革命”。

我父亲在我5岁时候就因为中风过世了。后来我的家庭就像鲁迅小说里所写的， “从小康人家陷入困顿”。即便是这样一个中间的家庭，即便你是拥护共产党的，家庭出身在我的升学、学习过程中都给我造成极大的困惑和压力。

【编注：1963年宋永毅考入高干子弟云集的上海中学。尽管学习成绩优异，但因为并非红色家庭出身，他不能加入属于体制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更当不了团干部。尽管如此，文革之初，他依然积极投身运动，诚心诚意地跟着毛泽东走。】

毛泽东发动文革，那些高干子弟、“红五类”是他最要依靠的，是革命接班人嘛。那时候已经很讲阶级路线了，班上的高干子弟就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的家就被抄了，他们想抄出我的反动日记。实际上那个时候我的思想革命得很。看我的日记啊，觉得比雷锋还要雷锋。因为学习雷锋嘛，总是写那些豪言壮语，根本不是心里话。那段时间，应当说我参加运动还是很卖力的，说是毛泽东狂热的支持者一点不为过。

什么时候我对这个制度，对这个运动本身产生怀疑呢？大概是1967年的暑假左右，那时候学生都不上课了，但我们仍然每天到班上去，大家聚在一起学习，也有一些讨论。当然讨论也是很谨慎的，因为那个时候“公安六条”规定，你有任何言论都可以把你抓起来。那个时候图书馆关闭了，我们就去偷书。我们那派中间也有不少高干子弟。他们的父亲受了冲击以后对家里面那些内部书的管辖就松了。他们就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他们父母的书柜中把这些是带出来——“黄皮书”主要是西方文学的；“灰皮书”主要是西方政治的。

1966年冬在北京串联的宋永毅
1966年冬在北京串联的宋永毅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我看到毛泽东在文革中间所做的完全就是希特勒那一套，比如说希特勒有一个冲锋队，完全是依靠冲锋队打开局面。它那个啤酒馆政变，好多也是年轻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了。到68年毛泽东把红卫兵抛掉，用工宣队、军宣队把红卫兵整下去，就像希特勒最后依靠党卫军那样。这个民粹主义的对照对我的冲击非常之大。

【编注：文革期间，宋永毅两次参加反对文革派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期间和朋友在读书小组聚会时的谈话遭人举报，被说成是反动言论。1970年，在中共发动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打”指的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分别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宋永毅被送进封闭学习班、后来又被抓捕，隔离审查。从1971年到1976年的五年半里，他的全部世界就是一间三平方米的地下室。】

上海市有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因为张春桥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他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当然是毛泽东的亲信，后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炮打张春桥”的起因呢，讲起来很好笑，并不是张春桥是极左，青少年炮打他是反极左。青少年炮打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比他还要左。所以这个运动的发生是阴差阳错，但是人们总是在自己受迫害的期间开始思考，开始去想。

文革中的隔离审查，那个是非常绝望的。你想想看，你突然失去了阳光，你突然失去了空间，你突然失去了任何人际交流。你就在一个三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盏灯陪着你。我在里面也想过自杀，但是没办法，那个灯泡不是220伏的，是一个交流电的，电不死。在里面什么书报都不能看。我还是通过我的绝食斗争，我说：“我要学习马列主义，我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后来他才给了我《毛选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几本列宁的著作。这大概就是我这五年半间看得最多的东西了。我是认真看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在自己学习和痛苦的思考中间，从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

你比如，我们以前一直说是中共担任了抗日战场的主力，国民党的军队不是主力。你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你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所有关于军事的指示，避免正面和日军交战，然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国民党手里抢政权，你就发现中共根本就没有抗日。这个抗日战争，它完全就是扩大政权、扩大军队，以便打内战中能够夺取政权。

我坐牢五年半，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我还做了不少笔记，用厕所里面的手纸编了一本词典。然后呢，学出一个“反革命”。实际上不是我成了 “反革命” ，我是真的革命。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要搞的是反革命。

文革期间宋永毅在狱中用草纸写下的读书笔记
文革期间宋永毅在狱中用草纸写下的读书笔记
【编注：文革结束后，宋永毅获得平反，考上大学，1989年赴美留学。此后，他潜心研究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1999年在返回中国为筹建中的“文革数据库”收集资料时，当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为名将他逮捕。100多名西方学者写信声援，美国官方也参与斡旋。半年后，宋永毅终于平安回到美国。】

我的经历呢也是蛮有趣的，两次坐监狱都是因为文革，第一次那个五年半非常绝望。1999年到2000年被关到那半年，我好像冥冥之中有个感觉，觉得我会被放出去。那次坐牢应该说我们受受到任何虐待，那些看管我的国家安全人员后来都成了我的学生。

北京国家安全局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对文革的兴趣非常大，但是缺乏了解。他们觉得我对文革了解很多，所以晚上吃完饭以后，他们就聚着跟我说：“宋老师，你就给我们讲讲文革吧。”我就从毛泽东发动文革开始，一直讲到林彪事件，讲到粉碎四人帮。每天晚上聚一大堆人来听我讲这个课。

宋永毅和他编辑的115卷红卫兵资料
宋永毅和他编辑的115卷红卫兵资料
毛泽东是以政治运动治国。他的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给他统计了一下，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大概有50到60次。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绝对不是精确的统计，因为很多材料都是不公开的。我得出的结论是，从土地改革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因为中共的暴政，造成中国老百姓的死亡大概是5000万左右。

但是呢，老百姓总是对共产党抱有希望。你像58年到62年的大饥荒，那是死了3000万到4000万人啊！但是后来毛泽东做了一个不像样的检讨。他又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基层农村干部。搞了“四清”，发动农民去搞那些干部，把气给消了。没多久他又搞文革了。

政治运动的重复性和民众对它认识的循环这是我这些年研究下来非常深刻的体悟。现在习近平，他又重复毛泽东的那些东西，举个例子，毛泽东搞公私合营，他一下子就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产业全部给掠夺过去了。最近习近平搞的对那些民营企业的掠夺，讲来讲去还是毛泽东那些东西。只要你在中国共产党的框架内搞这些专制，你都逃不过毛泽东原来那些东西。

[水木罗汉]

中国考古人员在研究从中国东北发现的一种古人类头颅骨化石后认为，它可能会帮助科学家发现某种全新的古代人人种。

这个消息来自世界知名的科学刊物《科学新闻》杂志周五发出的一篇报道。报道说，这个头骨化石是1933年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发现的，不过直到最近才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研究团队称，这个古代人类头骨化石是已知的古代人类分支（如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中与我们现代人最接近的进化亲属。科学家们把这个人种命名为“龙人”，它生活在距今至少14万年之前的东亚地区。

研究团队由中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的专家组成。

该团队的英国科学家，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斯金格（Chris Stringer）说，“就过去百万年的化石而言，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重要的化石之一。”

斯金格表示：“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独立的人类分支，它不会演变成为我们所属的智人属类，而是代表的是一个在该地区进化了几十万年并最终灭绝的长期分离的谱系。”

考古学家根据研究推论模拟出“龙人”的复原图。（法新社提供）
考古学家根据研究推论模拟出“龙人”的复原图。（法新社提供）
学家们在描述这种头骨化石形状时说，这种“龙人”的头型要比我们今天人类头骨平均形状大得多，脑容量达到1420毫升，属于智人范围，眼眶形状大而方，眉毛浓密，口型较宽，牙齿比较大。但他的颧骨扁平而低矮，这让他比其他已灭绝的人类家族成员更像现代人。

有关报道说，这种哈尔滨颅骨最初是在1933年发现的，为了防止它在战争中受到损害，人们把把它埋在井里长达85年，最后有人在2018年把它从井里挖出来交到了中国河北地质大学教授季强手里，此后一直保存在这所大学地球科学 博物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