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题: 2021年6月21日(辛丑年 甲午月 庚子巳)  (阅读 2080 次)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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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1日(辛丑年 甲午月 庚子日)
出生年或者出生日为马(午)的朋友,今天易遭遇突发意外事件,望沉着应对,冷静处之,慎防肢体有损。

今天出生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与父母关系不和,心肾不交,心绪不宁。与父母关系不睦,中年人生不稳定。暗中被小人陷害,密告,诉讼等灾。
今天出生在不同时辰宝宝的人生差异:
1,出生在丙子时的宝宝,无论男女,容易首鼠两端,人生方向易动摇,缺乏坚守。男女都有婚姻不顺。
2,出生在丁丑时的宝宝,无论男女,责任观念强,信用卓著,上下和睦,子必显荣,虽多有婚姻不顺,女命最终能获美满姻缘。
3,出生在戊寅时的宝宝,无论男女,吉兆,能逃灾祸,得平安,万一遭遇不测,亦有人代之,但不能从事副业,否则必有招致损失之虑。
4,出生在己卯时的宝宝,无论男女,凶兆,谋事难遇良机,疾病、劳苦、金钱匮乏,忧愁接踵而至,男命母妻关系不睦,或者因其中一方久病而忧愁。
5,出生在庚辰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劳苦损失,枉费心力,万事不顺,居无定所,工作更无固定岗位。
6,出生在辛巳时的宝宝,无论男女,虽能发达,但与部属不和,诸多不如意,并有免职,疾病,破财之灾,女命有被丈夫凌虐之苦。
7,出生在壬午时的宝宝,无论男女,操行端正,安分守纪,获众人信任,福力日增,女命则配佳婿,家庭可获幸福。
8,出生在癸未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只能从事一业,否则会出现本业成功,副业失败,或者副业成功,本业失败。或者长辈之失败,累致自己也跟着破灭。
9,出生在甲申时的宝宝,无论男女,不吉。父飘零,难开运,甚至客死异乡。与父不睦,或父有疾病。自己若要继承祖业必有纷争。男命要防色情风波。
10,出生在乙酉时的宝宝,无论男女,有追求物欲享受之癖好,父亲不是早亡,就是事业衰微。
11,出生在丙戌时的宝宝,无论男女,有行商异乡,旅游各地,苦乐尽尝,易抗上而遭灾。女命凶。
12,出生在丁亥时的宝宝,无论男女,信用卓著,上下和睦,子必贤孝,乃发达之兆,女命克获美满姻缘。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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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2021年6月21日(辛丑年 甲午月 庚子巳)
« 回复 #1 于: 2021-06-20 20:39:56 »
对于71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那场战争,2021版本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仍然称之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于那场战争的意义,《简史》说:“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而事实是,中国被联合国定为侵略国,中国从此受到经济 和技术制裁,错过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

中国成为朝鲜战争的唯一“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简史》这一段描述完全复制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20年10月23日在纪念中国军队入朝作战70周年讲话中的言辞。

2020年10月23日,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军队入朝作战7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
2020年10月23日,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军队入朝作战7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
距离1950年10月25日中共出兵朝鲜半岛作战已经71年了,有关当年战争的很多资料已经解密,但是,中共却依然一次次重复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谎言。今年中国电影的暑期黄金档期,有两部为中共建党一百周年重点献礼电影“狙击手”与“长津湖”也将以这场战争为主题,重复着“抗美援朝”的论调。

中共党史在高歌“抗美援朝”“伟大胜利”时,并没有提到中共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数倍于对手的伤亡。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人死亡人数高达19万7,653人,伤员38万多人。美国对中国方面的统计数据更高。

相比之下,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2020年7月29日公布的美国重大战争中的伤亡人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3万6,574人,伤员10万3,284人。美军的统计数字也得到中国学者们的认可。

关于这场战争对于全世界的意义和结果,中共没有告诉中国民众的还有,在这场战争里,中共中央政府曾被联合国认定为“侵略者”, 还是唯一的“侵略者”,并受到了相应的制裁。

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44票赞成、7票反对和9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提案,该提案“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直接援助与协助侵略朝鲜之人,并针对在那里(朝鲜)的联合国军采取敌对行动,该政府实际上已在朝鲜从事侵略”。

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个名为“应付朝鲜侵略事件之其他办法”的决议,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北朝鲜实施禁运。该决议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北朝鲜当局统治地域实行禁运军械、弹药、军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之运输器材以及可用以制造军械、弹药军用品之物资。”

在此后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被排除在西方世界(大部分发达国家)之外,只能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中国也由此丧失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直到1970年代,中美建交,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才开始有了起色。

美国长岛大学历史教授夏亚峰在早前的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如果不是抗美援朝,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消灭了三万多美国大兵,那么中美关系很可能在50年代初就会缓和,会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就是说,中美的对抗不会一直到70年代才出现解冻。”

中共党史没有说的是,朝鲜战争后,由于亚洲国家对中国“军威”的担忧,美国得以在亚洲建立了一个遏制中国的盟友圈。

美国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斯图克(William Stueck)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战争之前,美国在东亚大陆上没有任何驻军,而现在,美军却一直驻扎在朝鲜半岛,而且有可能无限期地存在下来。此外,美国与韩国、日本、菲律宾、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结成了联盟,可能不久的将来还会与台湾结盟,就形成了对中国的海上遏制线,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圈至今对中国形成制约。斯图克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最大胜利可能是中国由此在东北边境得到一个“缓冲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中国由此失去“统一”台湾的机会

对一心一意想着“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而言,中共更大的损失可能是丢掉了唯一可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机会。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被推迟。“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决定。

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杜鲁门政府的考量是,如果中共在内战中取得最终的胜利,不排除与中共政府建立关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主任傅瑞珍(Carla Freeman)告诉美国之音:“杜鲁门政府的实际评估是如果美国不接触中国大陆,也就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那么毛领导的中国就会导向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说,最根本的结论是,也就是杜鲁门早在1950年1月所指明的,那就是美国应该与毛领导的中国接触,继续支持当时已经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最终将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声明说,美国对台湾或其他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的意图,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中国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的意见。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发表关于美国在太平洋防线的讲话。根据艾奇逊的讲话,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又称艾奇逊防线)包括阿留申、日本、冲绳和菲律宾,形成一条弧线列岛。台湾和朝鲜半岛不在“艾奇逊防线”之内。

杜鲁门政府的这一立场一直到1950年6月27日,北朝鲜入侵韩国后,才发生了变化。杜鲁门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同时以 “台湾海峡中立化”、“台湾地位未定”为名,宣布派驻菲律宾的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1950年6月27日的杜鲁门总统(中),这一天,他下令向韩国派遣美军。
1950年6月27日的杜鲁门总统(中),这一天,他下令向韩国派遣美军。
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教授裴斗虎(Gregg Brazinksy)说:“从美中关系角度来说,朝鲜战争改变了一切。首先,台湾因为它的地缘战略位置,马上对美国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当然,中国的参战使得美中和解的希望彻底破灭。”

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图克说,杜鲁门政府认定金日成的行动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支持,担心共产主义进一步在亚洲的扩张。在此之前,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已经让美国担忧。

不过,斯图克说,从台湾的角度来说,台湾是朝鲜战争最明显的赢家,因为这场战争,台湾得以最终脱离共产主义的圈子。

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入侵韩国

在中共重复着“抗美援朝”叙事的同时,对朝鲜战争是如何爆发的,中共在战争之前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要么含混其词,要么只字不提。

关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最新版的《简史》说:“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简史》并没有据实说出北朝鲜军队首先发起攻击入侵韩国的真相,虽然这比中共原来所说的“南朝鲜入侵”已有很大改变。

事实上,朝鲜半岛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建立了两个国家。韩国于1948年8月15日在朝鲜半岛南部正式建国;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半岛北部立国。

习近平在为纪念中国军队入朝作战70周年发表的讲话也延续了同样的叙事方法。他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实际的情况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对美国支持的李承晚领导的南方发起了突然袭击,目的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朝鲜半岛。

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显示,金日成的入侵行动事先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首肯,甚至可以说是苏、朝共同策划并准备了那场战争。

早在1949年6月到1950年初,金日成一直在游说斯大林,允许他对韩国发动军事进攻。由于怀疑朝鲜的军事能力,并担心苏联被卷入更大的战争,斯大林一开始拒绝了金日成的要求,也不愿意向朝鲜提供进攻型武器。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的1月底的时候,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资料照片:在首尔一家韩战展览馆,游人走过战时三名共产党领袖金日成、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像。(2010年5月21日)
资料照片:在首尔一家韩战展览馆,游人走过战时三名共产党领袖金日成、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像。(2010年5月21日)
斯大林所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应该指的是:1949年6月,美国从韩国撤军;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关于美国在太平洋防线的讲话。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贝文·亚历山大( Bevin Alexander)告诉美国之音说,艾奇逊的讲话让斯大林对金日成的提议进行了新的评估。

亚历山大说: “这几乎可以肯定是斯大林后来作出那个决定的原因……因为美国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国不打算捍卫韩国。斯大林认为可以给朝鲜独裁者金日成提供进攻性武器来攻打韩国。”

毛泽东事先了解金日成统一朝鲜的企图

根据苏联解密的资料,斯大林在给金日成开“绿灯”的同时,又要求金日成必须征得“中国同志的同意”。1950年5月13日,拿到斯大林“令箭”的金日成来到北京通知中共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斯大林已经批准了他的计划。毛泽东第二天在得到斯大林的确认后,同意先搁置“统一”台湾的计划,帮助金日成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

史料也显示,毛泽东虽然事先不知道苏联和朝鲜已经就发动这场战争达成了默契,但是对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的意图,他是知道的。金日成在向莫斯科寻求帮助的时候,也多次寻求毛泽东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金日成的做法应该是受到了中共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启发。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提议是支持的,只是觉得当时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他甚至答应等中国完成统一后,帮助朝鲜实现统一。

毛泽东了解金日成的企图的 另一个证据是,在金日成的要求下,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即1950年3月到4月间,中国将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的精锐师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这支部队后来成为金日成进攻韩国的主力。

正在积极为“统一”台湾备战的毛泽东最后为什么会选择同意金日成的行动?分析家们认为,他应该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苏联解密的资料显示,在朝鲜战争前,中国和朝鲜的每一项活动,斯大林都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中国也急需苏联在经济、技术和武器装备上的支持。

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专家,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认为,将中国拉进朝鲜战争,显示了斯大林的缜密。因为斯大林知道,如果美国将来出兵支援韩国,金日成顶不住时,苏联是不能出面的,只能靠中国。

但是,也有人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把中国拉进朝鲜战争,是试图用中国的参战来改变全球力量平衡,让美国陷入远东战争的泥潭,无暇顾及欧洲。另一方面,如若中国失败,朝鲜半岛被美国控制,苏联则可以名正言顺再次进驻中国的东北。因为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让苏联失去了曾经在中国东北的权力。

乔治亚大学的斯图克告诉美国之音,如果没有斯大林提供武器,毛泽东提供兵力,金日成是不可能发动朝鲜战争的。

他说:“中国人和苏联应该为金日成的行动负责,虽然是金日成首先去找他们寻求他们的许可。金日成非常想让朝鲜半岛归于自己的统治,但是没有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他不可能发动进攻。”

获得苏联和中国帮助的金日成势如破竹,三天内打下了韩国的首都汉城,并在战争爆发后仅一个多月就占领了朝鲜半岛95%以上的领土。南韩军队不得不退守南部的釜山防御圈。韩国军队的这番表现令后世的许多中国人难以相信中共最初对朝鲜战争的描述,即韩国是入侵的一方。

朝鲜半岛的战局只是在1950年9月15日,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在韩国仁川登陆后才发生了逆转。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建联合国军,给予韩国军事援助。7月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正式建立。

美国没有意图侵略中国

对于中国为什么入朝参战,中共一直以来叙述的出发点都是“抵制侵略”。中共说,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半岛的同时“入侵台湾”,“把战火烧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 所以不得不“抗美援朝”。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军队入朝参战70周年的讲话中还特别强调,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

然而,对于当时的美国,敌人并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美国在介入朝鲜战争之初,就确定了“有限战争”的原则。杜鲁门政府也一直在努力避免在朝鲜战场上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发生冲突。

为了纪念中国军队入朝参战70周年而制作的宣传片《为了和平》用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份1950年6月27日白宫声明来证明美国对台湾企图。宣传片高光凸显了杜鲁门的一句话:“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但是,却有意忽略杜鲁门紧接着的第二句话,“作为这个行动的必然结果,我也呼吁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所有针对中国大陆的海上或空中的行动,第七舰队将确保其得到执行。”

根据解密的美国军方文件,1950年6月3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函东京远东司令部明确表示,第七舰队的任务是“捍卫台湾,阻止中共对台湾的袭击和侵略,同时确保台湾的国民党不会利用台湾作为基地对中国大陆发动袭击。”

1950年6月3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第七舰队派驻台湾海峡使命的文件
1950年6月3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第七舰队派驻台湾海峡使命的文件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说,杜鲁门政府从没有想着入侵中国。杜鲁门用第七舰队“隔离”台湾的举措,一方面是为了让台湾免遭朝鲜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美国国会内部保护台湾的呼声而采取的政治举措。

亚历山大说,“通过‘隔离’, 中立台湾,他(杜鲁门)将使台湾更加安全。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侵略国民党占领的台湾,同时,台湾也将无法返回并攻击中国的沿海地区。就是这个意思。”

杜鲁门当时还表示,一旦朝鲜恢复和平,第七舰队就会撤离。亚历山大说,理论上说,这是个中立的举措,但是,不可避免地被红色中国解读为“挑衅”行动。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图克也认为,声称美国有意图攻打台湾,是中共的故意误导。

美国并不打算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拒绝了蒋介石参加朝鲜战争的提议。在朝鲜战争爆发伊始,蒋介石就主动提出可以出动3万3,000人的部队进入朝鲜作战,但是,杜鲁门权衡再三后,婉拒了这一提议。

中共强调自己是“正义担当”的第二个依据是,美国操控联合国军,跨越“三八线”;“要在朝鲜半岛扩大军事行动”;“ 中国乃至亚洲的和平面临严峻挑战。”

1950年9月,仁川大捷后,随着“联合国军”的节节胜利,麦克阿瑟确实放弃了把朝鲜军队赶出韩国的最初的目标,决定越过“三八线”,“摧毁朝鲜的武装部队”,将“共产主义逐出朝鲜半岛”。

麦克阿瑟的行动当然也得到了杜鲁门政府的同意,不过,美国政府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和苏联不卷入朝鲜战争。一旦中、苏同时介入,麦克阿瑟就不应在北朝鲜进行地面战斗,而应防守“三八线”,对北方继续实施轰炸。“联合国军”最终抵达了中朝边境。不过,即便是在这个时候,美国也没有打算攻击中国本土。

美国麦克阿瑟纪念馆负责任詹姆斯·佐贝尔(James Zobel)说,麦克阿瑟那句“圣诞节前就回家”的名言也表明了美国的态度。

佐贝尔说: “从我看来,没有入侵中国计划。你知道麦克阿瑟在(中朝)边境上说,我们在圣诞节前回家。意思是,他们不会在那里呆着。因为发表这一声明,他在媒体上大受抨击。但是,我认为,他更多的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 ”

纪念仁川登录56周年时,韩国韩战老兵在麦克阿瑟塑像下挥舞着参战的16国旗帜
纪念仁川登录56周年时,韩国韩战老兵在麦克阿瑟塑像下挥舞着参战的16国旗帜
这是麦克阿瑟在1950年11月25日对朝鲜战争前景的判断。他当时说,“你告诉孩子们,等他们到鸭绿江边时,我们就回家。我想确保他们可以吃上圣诞节大餐。”

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的后期确实建议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甚至建议让蒋介石出兵,并建议考虑动用原子弹轰炸中国目标。不过,杜鲁门政府没有采纳这些建议。事实上,后来麦克阿瑟被解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与杜鲁门的立场不一致。

美国不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想法也可以从美国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利(General Omar Bradley)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1951年5月15日,布莱德利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反对将战争延伸到中国。他说,如果将朝鲜战争扩大化,那将是,“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布莱德利在讲话中也指出,美国真正应该防范的敌人是苏联,而不是红色中国。 他的这段话后来总是被中国的一些人曲解为,他是指当时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是错误的,其实,他指的是指麦克阿瑟企图要挑起的“全面对华战争”是错误的。

乔治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斯图克解释说,美国没有意图征服中国还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当时的全球战略重心是欧洲,并非亚洲。美国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向欧洲盟友和世界证明美国是可以信赖的领导力量。

他说:“在1950年6月前,美国认为韩国是一个合法的国家,而且是美国通过联合国帮助创建了这个国家。现在这个国家受到了攻击,如果不干预的话,我们的敌人会变得更加大胆,而我们的朋友会担心我们的可信度。”

斯图克解释说,美国担心,如果美国不为追随自己的国家流血牺牲,这会有损北约在欧洲的合法性,因为毕竟美国对欧洲国家承诺,会为抵抗苏联的侵犯提供安全保障。

中国入朝参战是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投名状”

中国军队是在“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攻克朝鲜首都平壤后参战的。1950年10月19日晚,26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10月25日,中国军队在两水洞与“联合国军”遭遇,在那里,中国人赢得了第一场胜仗。 所以,这一天也被中国用作中国军队参与朝鲜战争的纪念日。

不过,后来解密的资料显示,即便是美国人到了鸭绿江边,毛泽东的大多数中共政治局的同事当时都反对出兵,认为美国不会危及中国的(中共的)安危,这其中就包括在大名鼎鼎的中共将军林彪。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毛泽东正是认定了美国不想扩大战争,才力排众议入朝参战的,因为他有更大的目标。

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曾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说,从朝鲜战争爆发,到中国真正入朝参战前,毛泽东至少三次提议让中国军队入朝。毛甚至建议,中国军队可以换上朝鲜人民军的服装进入朝鲜。

不过,毛泽东的建议一直遭到了斯大林的拦阻。后来,在金日成兵败平壤向中国援助时,斯大林也曾给过毛泽东一个选择,中国可以不参战,让金日成组建流亡政府。沈志华认为,斯大林这么做,应该是基于对毛泽东的不信任。中苏关系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后,苏联被迫撤出中国东北变得有些不太友好。

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坚持出兵的一个原因是要以此争取斯大林的信任,并让斯大林相信中国可以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人。因为这一点,一些人认为,毛泽东为了进入社会主义阵营,把入朝作战当作了“投名状”。

沈志华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因为中国出兵朝鲜,从毛泽东来讲,他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要取得斯大林的信任。然后,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人,才有合法性,才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帮助,特别是对于中共刚刚取得的政权的稳定。”

在朝鲜战争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曾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但有分工。斯大林说:“欧洲的革命我们管,亚洲的革命中国管。”

沈志华说,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中国100多万军队到了朝鲜后,毛泽东就取得了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话语权。

在谈到朝鲜战争的意义时,中国官方会谈到朝鲜战争后苏联对中国工业(包括国防军工)建设的倾力支持。中国官媒说,中共最后出兵朝鲜,让斯大林感动的落泪,因为中国是在为“社会主义阵营作战”,所以决定支持中国的建设。

(美国之音记者林枫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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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2021年6月21日(辛丑年 甲午月 庚子巳)
« 回复 #2 于: 2021-06-20 20:46:01 »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百年建党日来临之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中国人“学好党史,不可虚无主义”,然而,这部党史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就充斥着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和扭曲。这些被掩盖和扭曲的真相就包括中共自己的生辰,被中共当作生日的中共一大召开真正的日子是1921年的7月23日。

在这里,美国之音只揭示2021年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后称《简史》)掩盖和扭曲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八九六四”、“文化大革命”、“反右”、“三年大饥荒”、“抗美援朝”、“抗日”和“长征”等。这些事件随着中国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些已经被重新认识,有些依然还在谎言的遮盖下,有的有可能被重新披上谎言。

对于1989年6月4日的那场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的长达50天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国共产党简史》称之为“政治风波”。《简史》将那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 “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对6月4日当天的屠杀,《简史》说,“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依靠人民”,“于6 月4 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简史》避而不谈的是中共的“果断措施”包括命令“人民军队”动用坦克和机枪,直接对抗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造成无辜民众严重伤亡,给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中国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事实。对于这场在中国之外的地方被称为“天安门大屠杀”的事件,中国政府非但从未对其罪行承担责任,进行赔偿,反而一直采取各种手段试图掩盖真相,强迫那些受害者和亲历者忘却这段历史。

32年前的今夜,中共动用“人民的军队”屠杀人民;32年后,与“六四”相关的人和事还继续遭受打压。在中国大陆,纪念“六四”的集体活动几乎绝迹,甚至死难者家属的私下祭奠活动也会遭到当局的监视和干预。在香港,这个曾是30年中中国唯一能公开举行集会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连续两年,纪念“六四”死难者的集会活动被禁止。最近,香港当局更以无牌经营迫使“六四纪念馆”关闭。

那一夜,中共动用机枪和坦克残杀人民

中国共产党从缔造之初就一直宣扬自己“始终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感情是“鱼水相依”和“血肉相连”,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然而,1989年6月4日凌晨,更准确地说,6月3日深夜起,中共命令军队调转枪口,直接对准了毫无装备和毫无防备的普通市民和学生。数百名,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倒在了“人民的军队”的枪口之下。

6月3日晚大约10时,中共当局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将强行清场,并强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从6月3日深夜10时起至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武装下,在北京城的大约190多个地段与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发生激烈冲突。

天安门民主抗议,解放军试图将这个女学生拉出抗议集会。
天安门民主抗议,解放军试图将这个女学生拉出抗议集会。
根据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吴仁华的研究,当年中共共调集了19支部队,差不多20万名军人,进驻北京实施“戒严”。这其中包括38军等14个陆军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天津警备区的坦克师等。

吴仁华当年亲历了中国军队对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全过程。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开坦克当街杀人。

他在2019年参与美国之音节目时说:“6月4日6点多钟,我与大约3000名的同学撤离到了西长安街的六部口。我们靠在路边行走,当时有三辆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的坦克发射军用毒气弹,导致北京商学院的一名19岁的女学生龚纪芳因为吸入过多毒气,造成呼吸系统糜烂,后来不幸死亡。 在那个地方,一辆编号106的坦克从后面冲入学生队伍,导致11名学生当场死亡,受伤者更多。”

吴仁华说,正是这段特殊经历促使他后来成为历史学者,专门研究“六四”问题,誓将真相告诉世人。他目前已经完成了三部关于“六四”屠杀真相的著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和《六四事件全程实录》。

1989年,方政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大四学生,他就是吴仁华提到的“六部口惨案”中的伤者之一。那一天,他的双腿遭到了坦克的碾压。方政告诉美国之音,当时,他跟撤退的天安门广场学生走在西长安街,爆炸的浓烟中冲出坦克,他迅速把一个昏倒的女同学往路边护栏上推,自己却来不及躲避。

六四幸存者、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
六四幸存者、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
方政说:“把她往前一推,自己迫于坦克的压迫感,时间非常短,我就倒到地上,然后就感觉好像一个人 被挤压的感觉,我那时还有点意识,压到了。拖在地下,我整个人咚咚咚颠簸,震动,然后,咚,掉下来了。”

一直以来,中共避重就轻地强调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无人死亡,但事实上有不少人死在天安门广场。更多的人则死在广场之外,其中西长安街的木樨地、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和前门一带,以及东长安街的南池子据信是死亡人数和流血最多的地方。

1989年6月4日早晨6点25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则消息是这样写的:“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死亡的平民的遗体,摄于1989年6月4日,资料照片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死亡的平民的遗体,摄于1989年6月4日,资料照片
在新闻稿的最后,记者写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这则80秒的新闻据信是唯一一则披露“六四”事件以及痛斥中共当局行径的官方新闻。后来,这则新闻的作者被判刑入狱四年。

由“六四”死难者的母亲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在“六四”30周年时收集到202名罹难者的相关资料显示,罹难者中年龄最小的仅9岁,最大的66岁。这些人中有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有工人、司机、工程师、厨师、音乐家、复员军人、办公室工作人员等。有一个女儿在去看望丧偶不久、独自在家的母亲时在半路上被打死;一名学生在试图劝解对峙的军民双方时,被军官近距离开枪打死;有些在参加抢救伤员时中弹身亡;有些是在拍摄照片时被戒严士兵开枪打死。

“六四”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中共迄今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死难者名单和伤亡的人数,更谈不上赔偿。

中共公安部1990年7月10日在第五次呈交国务院的报告《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说,1989年全国暴乱和动乱期间共有931人死亡,两万两千多人受伤。北京的死亡人数为523人,其中北京学生57人,北京居民45人,外地学生171人,外地职工、居民和农民229人,另有身份不详者21人。

不过,这些数据与其他来源的统计数据有很大的差异。北京红十字会当时的统计大约2千600人死亡,伤者为3万人。后来,英国和美国的解密资料都认为有一万多人被杀。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对各戒严部队途经地点和北京各家医院的资料进行过搜索和整理后认为,北京红十字会的数据应该最为可信。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当年是《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的站长,他在2014年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六四”发生后,他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一家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邵德廉说:“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2004年,因在2003年披露萨斯实情而闻名的军医蒋彦永在向中国全国人大和中央政治局建议为1989年的六四运动正名的信中披露,6月3日当晚,他所在的北京301医院的急诊室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的两个小时中,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人,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在这封信里,他还提到,很多人被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开花弹”打伤。

在中共的叙事中,1989年学生运动是一场“反革命暴乱”,由于“暴徒”袭击军人,戒严部队不得不进行反击。历史学者吴仁华在研究了六四后中共的有关“共和国卫士”的宣传资料后,认定这是一个谎言,因为戒严部队开枪在前,民众“以暴制暴”在后。

他说:“总共15名戒严部队官兵死亡,其中只有7名因为民众暴力行为造成死亡。官方资料清楚显示了15名官兵的死亡原因、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特别时死亡时间,没有一个早于89年6月4号凌晨1点的。而戒严部队军人开枪是在6月3号晚上10点。我找到了第一个死亡民众是宋晓明,他6月3号10点左右在五棵松路口的人行道上中弹死亡。”

抗议学生和民众并不反党,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

关于“六四”的定性,中共《简史》说: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事实上,绝大部分抗议者,特别是学生,并不希望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也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相反,他们只是希望共产党进一步推进改革,改革弊端。

2014年王丹接受路透社采访。
2014年王丹接受路透社采访。
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在2010年曾经写过一篇“假如89民运成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八九年的学生从来没有提出取代共产党,我们自己上台的主张,而且不管八九民运最后如何发展,也根本不可能出现所谓学生领袖成为国家领导人这样的事情。”

另一位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在“六四”25周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年学生的抗议活动只是希望给中共施压,迫使中共作出良性选择。他说:“全世界所有的群众运动逻辑一样,就是要施加压力,所谓群众集结,就是希望把自己变成一种压力,我们希望向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希望对手,就是中国政府,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可以做出良性的选择,就这么简单。世界上的群众运动就是这样的逻辑。”

吾尔开希(摄于2015年)
吾尔开希(摄于2015年)
他还说,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每一步都给中共当局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他说,仅存海外的影音资料就可以说明当时学生的诉求绝没有要推翻中共,推翻政府的意图,而中国政府却调动正规军,用坦克用实弹对付手无寸铁和平表达意愿的民众和学生,这个事实无法掩盖,最终有人要为这个事件负责。

1980年代,尽管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力,经历文革十年禁锢后,中国呈现出一派思想活跃、讨论开放之势。作为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基本上从1979年开始,每年都会举行游行,中共称之为“学潮”。

在“八九六四”之前,最大的一次学潮是在1986年年底,当时安徽的大学生发动大规模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国当局指控那次的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是要企图“否定社会主义”。

孟捷慕(James Mann)当时是《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分社的社长。他2020年告诉美国之音说,当年的学生是爱国的,是富有理想主义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希望限制共产党的权力。

他说:“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体现在为共产党的权力设定新的限制。这也被理解为是爱国主义。那些孩子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或是领导他们的知识分子是这么认为的。”

孟捷慕强调说,这些权力限制谈不上是真正拥抱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他说,“六四”时期,被视为中共党内改革派的重要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从来没有从民主选举的意义上来谈论民主。

胡耀邦1987年1月,因被中共保守派认为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被迫辞职。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7日,学生们发起对胡耀邦的悼念和示威活动。这被视为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开端。

孟捷慕说, “六四”首先是反贪腐、反裙带关系,反共产党当时的所作所为。学生,特别是普通民众,当时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是模糊的。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雕像也是在抗议的后期,1989年5月30日才竖立起来的。

在北大学生1989年4月17日提出七点请愿中,没有一点是关于“反党”或是“反社会主义”的。学生们要求重新评价当时刚刚去世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开收入;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等。

1989年4月27日,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前一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又称“四·二六社论”,将抗议活动定性为“反党动乱”后,北京十几万名学生上街示威,举行了“四·二七”大游行。在游行中,学生们打出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

1989年5月13日学生绝食抗议后也只是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正平等的对话;第二是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1989年5月4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代表时也说,学生上街游行并不想推翻中共政权。他说: “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因为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赵紫阳招致了中共当时实际上的领导人邓小平的不满。 “六四”后,赵紫阳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并遭到软禁。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武尔泽(Larry Wortzel)是美国驻华使馆助理陆军武官。他2014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当年拦截军车阻止解放均镇压学生的民众也是爱国和爱政府的,并没有“反党和反社会主义”。

1989年6月2日,武尔泽和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长城和西山调查当地村民拦下军车,阻止军人进城的情况。当时,武尔泽和同事拍下了军车照片,被解放军军官指责为窃密,并被要求交出胶卷。他说,他本以为与军队对抗的村民会帮助他和同事留下照片,结果,村民们与中国军队站在一起要求他们交出照片。

武尔泽说:“这是让我吃惊的,那些村民们说,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安全的话,那我们希望你们离开,但是,我们希望你们把胶片交给这位军官。最后,我们只好交出了。”

“人民”自始至终与学生站在一起

2021版的简史是这样解释6月4日的屠杀决定的。“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 月4 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事实上,“人民”并没有站在中共当局的一边,支持镇压。自始至终,人民群众是同情学生并与学生站在一起的。准确地说,这场抗议运动是学生首先发起的,后来获得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响应。1989年4月23日的北京《科技日报》在头版报道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

在这场持续了差不多50天的抗议活动中,教师、知识分子、记者、工人和其他平民等陆陆续续加入进来,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也先后举行了各类抗议活动。

《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多年后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在“四二七”大游行的那天,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冲过北京警察、武警以及军队的重重拦阻线,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夹道欢迎,站在学生游行队伍的两边,来表达完全支持的立场。

1989年5月13日,抗议学生发动绝食。当绝食学生濒危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学生抗议活动几乎变成了全民运动。北京的多家医院包括军队的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之中。

1989年5月16日,一名救护人员将一名绝食晕倒的北京大学生送出天安门广场。
1989年5月16日,一名救护人员将一名绝食晕倒的北京大学生送出天安门广场。
1989年5月16日,北京几十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同一天,在包括上海、南京、成都、西安等在内21个城市也发生了5000人以上的示威游行。在这一天,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在声明中签名的有中国著名的作家巴金、著名诗人艾青、著名学者季羡林等。

5月23日,北京又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加入队伍,喊出让当时的总理李鹏下台的口号。

从5月19日,中共宣布对北京实施戒严后,北京的市民、工人、干部和学生为阻止戒严部队进京,自发赶往各个交通要道,拦阻军人和军车。也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下武器,告诉他们“人民的军队不打人民”。

6月3日上午,在部队得到命令开往天安门广场时,戒严部队的军车在各个主要路口都受到了阻挡,民众在路口设置了重重路障。当晚,即便是官方一再要求北京市民留在家中,仍然有大批市民走上街头阻止部队行进,以保护广场上的学生。没有人相信军队会真正开枪。

当时官方的新闻媒体对六四清场的报道,大部分内容也是同情学生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6月4日当日负责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

军队中对戒严也有不同的声音。被调集到北京参与戒严的38军军长徐勤先率先抗命,徐勤先后来被军事法庭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不幸的是,被剥夺了领导权的38军,后来成了戒严部队中杀人最多的两支队伍中的一支。另一支是空降兵第15军,解放军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李晓明曾是中国解放军39军116师的一名中尉,也是第一位站出来的“六四”戒严军官。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李晓明奉命跟随部队从辽宁前往北京负责戒严任务。不过,他说,由于他所在师师长许峰的消极抗命,他们部队在比戒严令所要求的时间晚了整整一天才于6月5日早上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李晓明后来回忆,军队中一些人对戒严的抵抗,早就开始了。在政府颁布戒严令时,有些军官因为不想参加戒严任务或反对强硬对付民众而“在队中表现不好”,令上级把他提前送返原驻地。更有人公开反对戒严并在军中宣传,虽然人数比较少。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部队早在5月22日就抵达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记得上级对所有士兵传达过非常明确的指令:“谁要是开第一枪,谁就要对历史负责。”他说,6月3日他所属的军车队以缓速行驶,每当遇到群众堵路就主动停车甚至后退,还得到群众掌声。

六四戒严部队中消极抗命的还有第28军军长何燕然何政委张明春,后来两人都被降级调职。

即便是中共的最高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对是否戒严的态度也是不同的。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提出调用军队,“在北京实施戒严,坚决制止动乱”的提议后,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后来,邓小平不得不召集顾问委员会,戒严提议才得以通过。

戴晴也是1989年天安门学潮的亲历者,六四镇压后曾入狱近一年。她2014年6月4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的《“备忘”六四》说,邓小平的戒严令在从赢得民心、党心和军心上来说,当时遭遇了三个“当头棒”。她说,第一个是《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之后的“四二七”大游行;第二个是在他明确提出要戒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表态,居然多数拒绝紧跟;第三个:王牌军军长(徐勤先)抗命!

“六四”后的镇压和清算持续至今

中共对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和民众的镇压并没有随着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的结束而结束。“六四”之后,当局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和清查,一直延续到1990。在某种意义上,六四的余波一直影响到现在。

1989年6月12日开始,中共当局首先宣布通缉支持学生诉求的,被中共视为“主要煽动者”的方励之夫妇。后来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李录等21名学运领袖、工人抗议领袖韩东方以及知识分子代表严家其、包遵信等多人也遭到通缉。这些人后来陆续流亡到了海外。

“六四”之后的二十天,也就是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确认免职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的职务。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被逮捕,鲍彤是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狱的最高级别官员。

相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承受了中共最严厉镇压的是被中共称为“六四暴徒”的一群人。这些“六四抗暴者”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他们中多为普通市民。

他们中的有的人被很快枪决,有的人被判处了极其严重的刑期。比如,学运领袖王丹被判刑四年,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画像投掷鸡蛋的鲁德成被判处入狱16年。

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提到,北京市在“六四”后共抓捕了1千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

用《中共简史》中的话来说,“六四”事件促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冷静地思考过去、现实和未来”。

这样的思考自然不会包括公布真相,承担责任和进行赔偿。相反,中共还一直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抹杀有关“六四”的记忆。“六四”屠杀至今仍是中国互联网审查最严密的主题之一;六四死难者家属的悼念活动也会遭到当局的骚扰。这一两年,在香港和澳门的悼念活动也遭到了禁止。中共似乎也达到了目的,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对三十年多年前北京遭到血腥镇压的民主运动几乎一无所知。

这样的思考还包括强化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更加敌视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六四”拦腰截断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进程。民主、群众示威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红线。中共同时还加大了对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的控制。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在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纪念,在美国之音电视谈话节目中说,中共还从“六四”事件获得了两个政治遗产。“一是开启了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二是就是坚决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思维,就是底线思维。”

资料照:在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20周年之际,数万人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死难者。(2009年6月4日)
资料照:在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20周年之际,数万人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死难者。(2009年6月4日)
这样的“暴力维稳”和“底线思维”在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变本加厉。在香港,中共实施《国安法》,一步步打压香港的自由;30年来一直在香港举办的全球最大规模六四纪念活动也被视为禁止。这个月早些时候,香港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四人因去年未经批准参与纪念“六四”集会被法院判处4至10个月有期徒刑。

在新疆,中共对上百万维族人任意拘押,在西藏,中共压制西藏人民的文化和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