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31日（己亥年 丙子月 壬寅日）

[水木罗汉]

2019年12月31日（己亥年 丙子月 壬寅日）
出生年或者出生日为猴、为虎的朋友，今天易有外出、旅行、出差等事。望注意交通安全，防肢体有损。


六十组干支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干支历的十二个时辰：
子时：23点—凌晨1点
丑时：凌晨1点—3点
寅时：凌晨3点—5点
卯时：凌晨5点—7点
辰时：7点—9点
巳时：9点—11点
午时：11点—13点
未时：13点—15点
申时：15点—17点
酉时：17点—19点
戌时：19点—21点
亥时：21点—23点
己亥年干支历（阳历转干支历）：
立春2月4日，丙寅月始；
惊蛰3月5日，丁卯月始；
清明4月5日，戊辰月始；
立夏5月6日，己巳月始；
芒种6月6日，庚午月始；
小暑7月7日，辛未月始；
立秋8月7日，壬申月始；
白露9月8日，癸酉月始；
寒露10月8日，甲戌戌月始；
立冬11月7日，乙亥月始；
大雪12月7日，丙子月始
小寒1月6日，丁丑月始。

[水木罗汉]

秦始皇陵园发现大型陪葬墓 出现金骆驼
时间:2019-12-31 08:0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中国聚焦
秦始皇陵园大型陪葬墓中出现的金骆驼（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刚刚公布了一项最新考古成果，考古人员在秦陵在秦陵外城西侧的陵区对一座编号为一号墓葬（QLCM1）的中字形墓葬进


秦始皇陵园大型陪葬墓中出现的金骆驼（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刚刚公布了一项最新考古成果，考古人员在秦陵在秦陵外城西侧的陵区对一座编号为一号墓葬（QLCM1）的“中字形”墓葬进行了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综合《西安晚报》、陕西广播电视台“第一新闻”报道，从2011年开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秦陵外城西侧的陵区展开详细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勘探和复探面积约50余万平，发现古代墓葬20多座，墓葬陪葬坑14座。其中有九座大型墓葬，东侧四座为中字形，靠近秦始皇帝陵；西侧五座为甲字形，距秦陵稍远。东西排为一列，整齐有序，应该是经过人为有意规划、布置而成。
考古人员分析，该墓葬群时代也应该是同一时期，最东侧的一座中字形墓葬东距秦陵外城仅100多米，说明墓主人与秦始皇的关系非常密切，疑是秦始皇帝陵园西侧一组大型陪葬墓，初步认为时代约在战国晚—汉。为了明确秦陵西侧这一批墓葬的内涵、性质与年代，摸清楚这批墓葬与秦始皇帝陵的关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其中的一号墓葬（QLCM1）进行发掘。
一号墓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外城西侧约440米处，平面呈“中”字形，坐南面北，由南、北墓道与墓室三部分组成。根据墓道坡度复原，全长约100米，总面积约1900平方米。棺椁位于墓室正中偏南，四周环绕回廊，外侧为边箱，放置大量陶器、铜器、玉器及少量金银器、铁器等。中心棺椁还在进一步的清理当中。
墓室东侧边箱，放置大量陶器与铜器。陶器破损严重，可见器形有茧形壶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墓葬也出图目前中国国内缩减最早的单体金骆驼。
这座金骆驼是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单体金骆驼。这些出土器物不仅为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前，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秦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秦始皇帝陵陵西一号墓是目前发现秦代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好的大型墓葬，填补了秦代高等级墓葬考古的空白，是秦始皇帝陵考古的又一重大收获。
秦始皇陵陵西墓葬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有助于对秦代高等级贵族的丧葬制度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秦始皇陵乃至中国古代陵墓规划和陵墓制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为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关键性依据，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血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从封国走向帝国的考古资料证明。

[水木罗汉]

郑永年：民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结构改革？
时间:2019-12-31 08:02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郑永年专栏 从数字上说，民营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是牢不可破。人们经常以5、6、7、8、9来形容民营企业的显赫位置，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郑永年专栏
从数字上说，民营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是牢不可破。人们经常以“5、6、7、8、9”来形容民营企业的显赫位置，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民营经济的企业数量占90%以上。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营企业如何健康发展显得更加重要。
无论是美国（和西方）所要求的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还是中国努力推行的结构性改革，民营企业都是重中之重。正因为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量”，中国政府近来花大力气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就民营企业的发展多次发表谈话或讲话。
国务院多次发文，出台各种举措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包括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升级；保护产权必须坚定不移，对侵权行为依法惩处，对错案冤案有错必纠，等等。
但所有这些巨大的努力，并没有反映在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实际生存环境上，或者说并没有给民营企业一种对未来的确定感。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所面临的压力似乎越来越大，不仅来自国际层面（贸易战），更来自内部环境的变化（意识形态、“国进民退”、法治、财产和生命安全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民营企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直接表现在民营企业家的行为上。
从经验来看，今天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中国仍然是最稳定的国家；尽管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但相较于所有其他国家仍然维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而且中国正成为最大的内部消费市场。照理说，民营企业应该着眼于内部的发展，实际上则不然。很多民营企业不仅没有很大的意愿来扩大内部投资，反而在收缩；一些企业家趁政府“PPP改革”（公私合伙制）的机会，顺手把公司“交给”了国家，把自己变成食利阶层；也有很多企业家因为对内发展没有足够的信心，而千方百计、不计成本地“外逃”到海外。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从表象来看，原因也不少。政府的很多政策很难落实，甚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变形而导致相反效果。例如“竞争中立”就只是一个漂亮的政策口号，很难执行。“PPP改革”也是一个例子。这一改革的初心是好的，是为了纾解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金融压力，但执行效果并不好。在一些情况下，这一改革成为民营企业抛掉自身包袱的一种手段。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困难（例如产业的升级），企业家受自身的局限，感觉发展到了顶点，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包袱“交给”了政府。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一改革成为国有企业（资本）“吞并”民营企业的有效手段。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公私合作”很难说可行，因为“公”和“私”运营逻辑是不同的。公和私如何可能形成“伙伴关系”？公的逻辑是控制，而私的逻辑是盈利。所谓的“国进民退”也经常表现出很吊诡的现象。
从一些发达省份（如广东和浙江）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发展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所占空间并不那么大，民营企业实际上仍然在发展，但人们还是感觉到“国进民退”的趋势。在一些原来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省份（例如东北）来看，“国”并没有“进”，但“民”也没有“进”。更多的地方表现为“民”的确“退”了，但“国”也没有“进”。
中国经济结构是什么？
所有这些矛盾现象需要人们的思考，如果对这些矛盾理不出一个逻辑，就很难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人们讨论结构性改革已经很多年，但迄今为止谁也不清楚中国的结构是什么？或者说，在中国，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还是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根据西方的“结构”定义来理解中国的“结构”，结果各级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上述种种矛盾实属必然。
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什么？简单地说，从汉朝到当代，除了几个很短的历史阶段（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改革和毛泽东改革）外，中国基本上呈现出一个三层资本的结构，即顶层的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底层的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以及一个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互动的中间层。只要这三层资本出现均衡和平衡状态，经济发展就会是稳定和可持续的；一旦这三层资本出现严重的失衡状态，无论是国家资本占据绝对优势，还是国家资本的大幅度衰退，都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从三层资本结构来理解今天中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不无参照意义。
第一层是国有资本。国有资本承担着民营资本所不能承担、没有能力承担的经济责任，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的投资、应付经济周期引起的危机和其他因为环境突变所导致的危机、“平准经济”和补充“市场失败”等。所有这些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不可或缺。
不过，这里涉及几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空间分布。除了少数省份两者的分布比较合理外，大多数省份国有企业占据的空间仍然过多。那些分布比较合理的省份，往往呈现出“国强民也强”的局面。多数省份（尤其是东北）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了过多、过大的空间，民营资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既难以进入，更难以生存；结果国有资本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好，导致了“国弱民弱”。如果这些省份的国有企业不能让渡更多的空间给民营企业，这种双弱的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国有资本去哪里？现在提出国有企业“管资本”的思路。这个思路的核心在于，不管国有资本去哪里，只要资本在增值就可以了。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今天的国有企业犹如美国华尔街的风投资本，哪里有利可图就去哪里。据说这是学习新加坡国有资本管理模式。这里既有误读新加坡模式的成分，也有“描红”（照抄照搬）的成分。新加坡模式的精神是国有企业也要市场化，国有企业必须是盈利的；即使是那些承担社会功能的国有企业如水电、医院等也须引入市场机制，来实现分配和提供服务的效率。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国企的确应该大力学习新加坡模式。
不过，新加坡和中国国情不同。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能够在一个产业体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抓住几个重要、附加值高的环节即可。中国则不同，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大量的完整产业体系。国有资本须考量的不仅仅是盈利问题，更须考量产业体系建设。如果容许国有资本扮演风投角色，悲剧将不可避免，不仅会减弱产业建设方面的角色，而且会与民争利，导致国有和民营失衡，最后破坏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需要非西方定义结构性改革
第二层，中间层的国有与民营的“混合经济”。这里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需要各自的空间，还是大家合作共享空间？体现在今天改革政策中的无疑是后一种思路。必须指出的是，近代以来这种思路（例如“官督商办”）不仅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好结果，而且导致了巨大的腐败。
诚如上面所讨论的“PPP改革”，如果真的落实了，无非会产生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不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就是国有企业吞并民营企业。这两种情况其实已经在发生。在一些情况下，“公私合作”变成国有资产的“民营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民营资本的“国有化”。今天，很多官员都在提倡政府在面对国企和民企时要“竞争中立”；实际上，除非是自欺欺人，竞争中立仅仅是乌托邦，完全没有可能实现。政府如何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做到中立呢？这完全是西方逻辑的简单套用，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就会有另外的改革思路，那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合作。在一些领域，例如自然垄断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强大社会功能的服务领域（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领域，国有企业理应占据主导地位，而那些竞争性领域和民生经济领域，民营企业理应占据主导地位。在确定了这些领域（分工）之后，就可以在一个领域引入多个甚至无数个企业，防止垄断的出现，促成企业之间的竞争，保持经济体的开放性。只有当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竞争时，只有在民营企业之间出现竞争时，政府才谈得上“竞争中立”。
第三层，中小型企业。这里有两个结构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提到的空间问题。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仍然缺少投资的空间。新空间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国有企业让渡更多自己不作为、也很难作为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第二个问题是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天经地义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没有任何动机为中小型企业服务。如果通过行政或政治方式迫使它们服务中小型企业，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可持续。在很多年里，这些银行在服务中小型企业方面只是象征性的。
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因此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即设立大量意在服务中小型企业的中小型银行（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现在人们只盯着美国的华尔街，这是对美国经济的误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华尔街所引发，但促成美国经济复苏的并不是华尔街，而是美国大量的中小型银行，甚至是社区银行。
在中国，中小型企业因为不能从正式金融管道得到金融支持，只好转向非正式管道（包括影子银行、P2P网络借贷、地下钱庄等）。这些非正式金融机构往往处于无政府状态，容易酿成巨大的危机，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维持今天的金融结构，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困难。
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或整个西方）对中国经济提出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对于西方的要求，中国绝对做不到。例如，中国哪有全盘私有化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根据西方所定义的结构性改革（或从前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中国经济的命运必然是悲催的。自苏东计划经济解体以来，已经有太多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无须再去重复失败。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确需要结构性改革，但绝非西方所定义的结构性改革。现在人们顺着西方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来看中国问题，这本身已经成为中国进行有效经济改革的一个巨大阻碍。如果这样下去，改革最终只会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并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人们预期的进步不仅不可能，反而会出现巨大的倒退。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是搞清楚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一句话，中国需要懂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水木罗汉]

从威权统治到多党选举:台湾实现民主转型的内外因素
华盛顿 — 
2020年1月11日台湾将举行第15届总统选举，民进党的现任总统蔡英文将与挑战者国民党的韩国瑜、亲民党的宋楚瑜一争高下。这是1996年台湾首度总统直选以来的第七次总统选举。在那之前，总统是由从中国大陆选出、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产生，这些终身不改选的代表被批评者称为“万年国代”。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在这一制度下连任四届总统直到1975年去世。




历史照片：蒋介石总统和夫人蒋宋美龄在台北的“双十节”集会上挥手致意。(1971年10月10日)


历史照片：蒋介石总统和夫人蒋宋美龄在台北的“双十节”集会上挥手致意。(1971年10月10日)

从威权统治到多党直选

从1949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宣布戒严实行一党统治，到1986年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正式成立，再到1996年总统普选完成民主化，台湾的政治转型过程历经许多重大改变。

政治分析人士说，启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受到内在因素和外来压力的影响。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75年继承总统职务，他在1987年解除了长期的戒严。这是台湾政治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蒋经国的接班人、台湾出生的李登辉正式开启了多党直选的民主化进程。




历史照片：蒋经国及其父亲蒋介石总司令在湖南（1941年11月29日）


历史照片：蒋经国及其父亲蒋介石总司令在湖南（1941年11月29日）

“对我来说，台湾民主转型是从解除戒严之后开始，”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副国安顾问叶望辉(Stephen Yates)说。

叶望辉说：“在那个蒋经国过世、过渡领导人李登辉继任的早期阶段，我认为，在他担任总统的12年期间有一个显著的运动在进行，从走出戒严法阴影直到把台湾每一个公职都开放为民主直选，包括总统一职在内。”




资料照片：台湾总统李登辉和他的妻子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欧林演讲后回应掌声。(1995年6月9日)


资料照片：台湾总统李登辉和他的妻子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欧林演讲后回应掌声。(1995年6月9日)

叶望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知道在李登辉之前也有人对台湾民主有所贡献，在他之后也有别人做出根本性的贡献，不过对他来说，李登辉的任期是台湾民主过程最历史性和最关键性的改变。

1988年蒋经国过世后，时任副总统的李登辉继任总统并兼任国民党主席，任期内推动修宪，总统改为由公民直接选举。

1995年李登辉访美受到中国强烈抗议，但在中国试射导弹后的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普选中，李登辉仍然获胜。




资料照片：时任台湾总统陈水扁在台北总统府前发表双十节演说。(2004年10月10日)


资料照片：时任台湾总统陈水扁在台北总统府前发表双十节演说。(2004年10月10日)

李登辉的总统任期一直到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为止，在这一年，台湾以和平民主方式实现了政党轮替。

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国民党用选票恢复了执政党地位。

同年7月15日，在解除戒严21周年的一次纪念仪式上，马英九代表政府向当年“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和家人表示歉意。




资料照片：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与时任总统马英九在台北会面。（2016年3月30日）


资料照片：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与时任总统马英九在台北会面。（2016年3月30日）

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民进党再次执政。台湾实现第三次政党轮替，台湾有了亚洲首位没有家族政治渊源的民选女元首。

李登辉与多党民主

1980年代晚期曾在台湾传教的叶望辉认为，台湾能有民主化的今天，前总统李登辉功不可没。他对美国之音说，从1987年到2000年期间，台湾政治上发生包括台湾省政府组织冻结、国民大会终结、各种公职开放直选等政治转变，李登辉原本可以在2000年总统选举轻松连任，但是他选择不继续竞选，这显示他对建立台湾未来民主基础和有一个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承诺。




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2019年11月9日）


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2019年11月9日）

“我认为他理解到，如果他当选，那将是一种个人的选举，但他要的是一种对国家的支持以及对台湾人民认同感的选举。所以对我来说，李登辉的12年总统任期是台湾民主的新基础。”叶望辉说。

李登辉的批评者称他背叛了国民党，而支持者则赞誉他是“台湾民主之父”。1996年，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封面故事中称李登辉为“民主先生”。

蒋经国与解除戒严

不过也有许多人认为，台湾能够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必须归功于国民党的前总统蒋经国。

“我想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真正的源头，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他宣布解除戒严，1987年7月15号台湾就正式解除戒严。”台湾中山大学中山研究所政治学教授廖达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因为解除戒严，台湾才会有集会、结社、组党等各种自由，再加上解除报禁，因此“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是因为解除戒严以后全面开放，这才整个启动了台湾民主化的开端。”

不仅如此，廖达琪说，蒋经国对李登辉的重用显示了他的用心。

她说，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世由李登辉继任，延续了蒋经国的遗愿，“等于说启动了台湾的民主化，事实上。李登辉他常常讲，整个一个政坛的成长跟当领袖的方式，跟台湾整个改革的方向，都是来自蒋经国。”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中）在台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 2019年11月14日)
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中）在台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 2019年11月14日)

目前也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成员的廖达琪说，民进党能够在解除戒严之前成立而没有受到阻挠，也是因为蒋经国的决定。

她说：“当然，民进党在1986年就先成立了，那蒋经国也做了重要决定，民进党等于是偷跑，在1986年成立的时候，蒋经国也确立不抓，让民进党可以自由参选，然后壮大成今天这样的民进党。”

民主化的内外压力

然而，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Gerrit van der Wees)并不认同蒋经国推动民主化的说法。





台湾白色恐怖受害者向龙应台诉说他们的故事
 
 请同时参阅： 
台湾白色恐怖受害者向龙应台诉说他们的故事
 
曾经为营救台湾戒严下的政治犯在国际间奔走、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的韦杰里告诉美国之音，蒋经国最终同意让台湾走向自由化是迫于形势的压力。​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台湾历史讲师韦杰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2019年12月9日）
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台湾历史讲师韦杰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2019年12月9日）

“蒋经国的确在最终允许自由化的发生。我不认为他非常喜欢民主化，但他最后的确解除了戒严，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同时受到两股压力。”

这两个压力，韦杰里说，一是来自台湾非国民党的“党外”人士的草根压力，在1979年发生“高雄事件“(或称“美丽岛”事件)后，许多被捕的党外人士亲属纷纷投入政治，呼吁民主、人权、开放和解除戒严；二是来自美国国会、特别是被称为国会“四大寇“或”四人帮”(Gang of Four)的四位国会议员对国民党政府的压力。




历史照片：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在国会山举行有关台湾戒严法、政治权利与人类自由的记者会之前与史蒂芬·索拉兹众议员交谈。(1982年5月20日)


历史照片：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在国会山举行有关台湾戒严法、政治权利与人类自由的记者会之前与史蒂芬·索拉兹众议员交谈。(1982年5月20日)

这四位国会议员是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参议员克莱本·佩尔(Claiborne Pell)、众议员吉姆·里奇(Jim Leach)与众议员史蒂芬·索拉兹(Stephen Solarz)，他们在台湾戒严时期经常在国会为台湾民主发声并批评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权的作为，索拉兹因而戏称他们是美国国会中支持台湾民主的“四人帮”。

对于民进党的成立，韦杰里说，国民党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只是因为外来压力让蒋经国无法动手。

“他们威胁要取缔民进党，也威胁要逮捕他们，但那个时候已经有足够的意识，尤其是在美国以及美国国会人士，包括肯尼迪、佩尔、里奇和索拉兹，他们发出强大声音支持民进党，所以当时蒋经国不可能再去逮捕他们。所以是因为对蒋经国的国际压力才真的对他能做什么有所影响，到最后他只好说，好吧，让它发生吧。”韦杰里说。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中国项目客座教授卜道维(David Brow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1970年代国民党受到反对运动的压力要求开放政治体制后在1980年代开始民主化，接着在李登辉时期发展成真正代表民意的选举制度，先从立法院开始，然后是1996年的总统直选。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教授卜道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2019年11月20日）
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教授卜道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2019年11月20日）

任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主管的卜道维说，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施行的制度“非常具争议性”，因此在民间压力和蒋经国本人领导的自下自上两种因素下，台湾开始走向民主。

他说：“在那之后，我认为你看到的是一个两党政治制度，这个制度让小党有一点点的生存空间，这也是1990年代末期台湾选举改革的设计。”

叶望辉认为，台湾内部因素是台湾民主化最重要的驱动力，李登辉继任总统后在台湾内部有许多政治力量支持这种民主转变，国民党政府也一直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美国国会不断有强烈动作要求台湾民主化，但当时中国内部发生的改变也给了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力。

叶望辉说，“坦白说，我认为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镇压让全世界受到震惊，我认为这对台湾内部带来刺激，他们说，我们要朝更大的民主化方向移动，才能显示出台湾的人民和政府与全世界看到的中国有多强烈的对比。”

台湾民主对中国的意义

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廖达琪说，虽然在台湾人自己眼中，台湾的民主有诸多缺点，但这条民主道路得到了许多渴望民主的中国大陆人的羡慕。




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成员、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教授廖达琪在马里兰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2019年12月7日）


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成员、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教授廖达琪在马里兰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2019年12月7日）

她说：“他们其实都对台湾的民主化，还有今天选举走到这个地步都充满了期待，觉得台湾这样的选举做出华人的一个模式、一个典范。虽然我们自己看，台湾选举里面常常抹黑啊、不好看，但是那种政权的和平转接，中国大陆的人士是非常赞佩的，也希望台湾继续好好的走下去，可以作为将来大陆民主改革的参考。我认为这个影响是一直潜在的，只是现在可能在言论的压制下，他们不在中国大陆的言论市场上可以清楚的冒出头，但是我知道在海外这些，尤其是民运人士，他们真是想要好好呵护中华民国的这种民主火苗。”

卜道维说，他在1980年代曾经看到中国有政治改变的迹象，在21世纪的前10年也看到一些，不过在习近平上台后，整个政治形势就朝反方向走了。




资料照片：参观台北国父纪念馆的中国大陆游客。(2010年7月10日)


资料照片：参观台北国父纪念馆的中国大陆游客。(2010年7月10日)

他说：“在习近平治下，这个国家—我不应该说国家，而是党，中国共产党，就朝更多由党中央控制的反方向急剧发展，对公民社会和异见作出更多的限制。”

叶望辉认为，台湾民主对它的人民有自身的重要性。他说：“有些人把台湾海峡两边的人都看成是中国人，我不属于这些人，因为我不认为民主与族群划分有任何关联。在我看来，台湾是一个多族群民主。”

他表示，台湾各种原住民和归化公民，台湾的民主要比种族划分来得更多，这种经验是共产党的中国“极度难以接受的”。




在台湾新北市，一位母亲带着孩子经过一台电视，上面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发表讲话。(2019年1月2日)


在台湾新北市，一位母亲带着孩子经过一台电视，上面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发表讲话。(2019年1月2日)

“在习近平现在宣传的族群民族主义之下，他试图让族群划分比所有其他因素来得更为重要，不管中国人可能生活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所以我认为台湾的角色长期而言非常、非常重要，不过它自己的地位更为重要，它是中国大陆现有体制的一个反面模范，”叶望辉说。

民主脚步继续前进

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的公开演说中曾指出，“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资料照片：美国副总统彭斯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说。(2019年10月24日)


资料照片：美国副总统彭斯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说。(2019年10月24日)

走过这条民主道路的台湾能为其他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人民提供什么经验？

目前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担任台湾历史讲师韦杰里说，他告诉他的学生，从压迫独裁转变为自由的民主是有可能的，不过那需要许多人的努力，正如现在的香港一样。





美国副总统彭斯2019年10月24日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讲。这是完整视频，直播时的同声传译仅供参考。
 
 请同时参阅： 
美国副总统彭斯2019年美中关系演讲全文翻译
 
“它需要许多的奉献、需要许多的牺牲、需要许多人认为他们对现状不满意而有要朝那个方向走的视野。正如香港人民一样，他们对现状不满意，想要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个未来让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决定自己的前途，那对台湾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台湾真的是东亚的典范，因为在东亚地区，很少有国家经历这种类似的转变。韩国或许是一个，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韦杰里说。




2019年3月19日台北市长柯文哲与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助卿史墨克会面（台北市政府提供）


2019年3月19日台北市长柯文哲与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助卿史墨克会面（台北市政府提供）

即使台湾的民主可以作为东亚地区的典范，但这个相对于西方民主来说还算是非常年轻的民主还在持续演变。在卜道维看来，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成立的、以吸引中间选民为诉求的“台湾民众党”，就是台湾民主过程中一项“非常有意思和重要的事态发展”，这个新成立的小党是否能在这次立委选举中有亮眼的表现也值得注意。

至于其他民主体制的主要元素，包括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检察及司法体制和法庭的角色，卜道维认为，台湾在这些方面都要比20年前成熟许多，只是在他看来，台湾的媒体非常喧闹嘈杂而已，但这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如果你看看美国，100年前的美国媒体非常具有党派性，对以事实为基础的新闻报道不太有兴趣。我们的制度走过一条很长的道路，因此现在在美国，还是既有新闻机构谋求以事实为基础、告知性的新闻报道，也有大量以意见为基础的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广播、电视和社交媒体，它们对传扬意见和观点比较有兴趣，而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新闻报道。”卜道维说。

挑战与威胁

随着民主化的逐渐成熟，今日的台湾民主也并非没有挑战。

《台湾公报》前主编韦杰里认为，“对台湾民主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因为中国已经变得非常、非常擅于破坏台湾的民主，这是通过散布假信息、收买台湾的官员，以及邀请全台湾地方官员到中国，费用全包，所以他们非常积极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的软实力，但同时也以军机绕台演训，以及恐吓台湾不能做什么否则会采取行动对台湾加以威胁。所以中国本身是主要威胁。”





美国专家（左起法内尔、葛莱仪、何天睦)2019年12月4日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辩论中国是否在2035年无法与台湾达成统一协议时对台动武（美国之音锺辰芳拍摄）
 
请同时参阅： 
中国最迟2035年将武统台湾？美专家激辩
 
除了中国的外部威胁外，韦杰里认为，台湾还必须面对来自内部的挑战，那就是“台湾还有一些人基本上并不理解民主的真意”。

他说：“那些人认为只有我的办法才是唯一的办法。只有和中国一道才是最好的办法，但根本不是这样。我认为每一个人都了解，如果台湾想要维持自由民主，它必须建立自己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并且为自己的民主转型感到自豪。”

2020年的台湾总统及立委选举，结果不仅将影响台湾内部政策，它和之前三次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权转移一样，也将牵动台湾、中国与美国的三边互动，尤其在香港的反送中抗争后，台湾人民通过这次选举发出什么信号？人们正拭目以待。





脸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