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4日（己亥年 乙亥月 乙亥日）

[水木罗汉]

2019年12月4日（己亥年 乙亥月 乙亥日）
出生年或者出生日为蛇、属猪的朋友，今天易有心脑血管或膀胱泌尿系统出现不适，甚至容易无名发火。望注意克制，冷静处之。

六十组干支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干支历的十二个时辰：
子时：23点—凌晨1点
丑时：凌晨1点—3点
寅时：凌晨3点—5点
卯时：凌晨5点—7点
辰时：7点—9点
巳时：9点—11点
午时：11点—13点
未时：13点—15点
申时：15点—17点
酉时：17点—19点
戌时：19点—21点
亥时：21点—23点
己亥年干支历（阳历转干支历）：
立春2月4日，丙寅月始；
惊蛰3月5日，丁卯月始；
清明4月5日，戊辰月始；
立夏5月6日，己巳月始；
芒种6月6日，庚午月始；
小暑7月7日，辛未月始；
立秋8月7日，壬申月始；
白露9月8日，癸酉月始；
寒露10月8日，甲戌戌月始；
立冬11月7日，乙亥月始；
大雪12月7日，丙子月始
小寒1月6日，丁丑月始。

[水木罗汉]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一名前员工蒙冤入狱事件这两天引发中国舆论广泛关注，使华为突遇一场公关危机。
或与李洪元举报其部门业务造假有关
华为公司前员工李洪元因一笔3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6­万新元）的离职赔偿款被起诉敲诈勒索，羁押251天后，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李洪元事件曝光后，《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澎湃新闻以及各大网络媒体昨天纷纷跟进报道，称李洪元蒙冤与其曾举报所在部门业务造假有关，华为公司有关人员有构陷李洪元之嫌。多数网民希望华为公司尽快给李洪元事件一个说法。
南都网昨天引述华为内部人士说，公司法务部门正开会讨论李洪元事件，将会处理这一问题。办理李洪元案件的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也表示正在了解处理此事。
分析：华为应尽快说明止损
分析人士认为，这两天恰逢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加拿大扣押一周年，在孟晚舟事件上，中国舆论毫无疑问站在华为一边。但李洪元事件让华为公司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关危机，华为应该尽快说明情况，以免形象受损。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李洪元于2005年10月入职华为，2018年1月离职。李洪元因离职补偿金额与公司意见不一，双方商谈同意给李洪元补发33万1576.73元离职补偿。2018年3月8日，该笔款项扣除税费后由华为部门秘书的个人银行账户转款30万4742.98元到李洪元账户，交易摘要为“离职经济补偿”。
深圳市公安局2018年12月16日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李洪元刑事拘留，经检察院批准，李洪元于2019年1月22日被深圳市公安局逮捕。公安方面认定，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期间，李洪元以向华为公司上级审计、稽查部门举报其部门主管在部门业务上存在违规操作的行为进行要挟，从其部门主管处勒索30万元。
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深圳市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不起诉李洪元。
李洪元2019年8月23日无罪释放，期间他被羁押了251天。11月25日，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又出具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对李洪元予以国家赔偿。
澎湃新闻昨天发表评论说，舆论对大企业离职员工的关注反映出，人性的维度正在变得重要起来。一家大企业是否真的有担当，不仅体现在云端的愿景、宏伟的抱负，更体现在如何对待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假如一家企业残酷地对待自家员工，如何相信它会公平诚实地对待合作伙伴和消费者？

[水木罗汉]

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如何走向未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物质意义上的经济指标，例如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比较容易规定；同时，人们对物质目标的追求也具有自我的动力，因为这符合人性的自私要求。不过，在任何一个社会，人是主体，在追求经济等目标时，必须考虑到人。
人们常说，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其思想能走多远。也可以说，人的思想能走多远，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能走多远。尽管这并不是说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思想，但社会必须具有一个有思想的文化中产，引领社会的进步，否则物质意义上的进步不见得会导向整体社会的进步，说不定还会走向灾难，例如非理性地追求单向面的发展，追求各种“乌托邦”等。
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无论是积极面的还是消极面的，已经有很多学者加以论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描述和分析了新教伦理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而企业家群体就是新教伦理的文化载体。相反，美国经济学家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理论》，直陈当时奢侈文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代经济学家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讲述了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贫困和低度发展制约人的道德水准，但反过来也一样，人的道德水准也会制约经济发展。
人们也不难在发达社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富裕与人的关系。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的变化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人的文化无法提高，经济就很难再上台阶。经济发展靠消费和技术创造。就消费来说，人的吃、穿、行是有限度的，而文化消费是无限度的。技术创造更是文化中产的产物。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时代，没有文化想象力，技术创造变得极其困难。一句话，富裕社会依赖富裕的文化人格。今天，西方社会的主体是文化中产群体。一些研究发现，尽管西方社会经历了全球化和各种经济困难，但高端技术和高端资本并没有流失。这是西方并没有如人们所想象的快速衰落的原因。文化中产便是高端技术和高端资本的载体。
文化中产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样的参照意义呢？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从贫穷大国转型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即使人均国民所得也接近1万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过大规模的扶贫，自改革开放以来，已促成近8亿人告别绝对贫困的状态。也就是说，物质生活意义上的中产（或物质中产）已经不少。
文化贫穷致公共道德感缺失
很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质中产群体，在文化上仍然是“无产”，甚至是“流氓无产”。即使是最富裕的群体，也很难说在文化上已经逃避了“无产”的格局。问题在于，在“文化无产”的格局下，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型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物质中产如何通过深度文化消费，来逃避今天的奢侈消费？如何通过培养文化中产来培养一个健康的消费社会？所有这些都关乎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甚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文化贫穷，赤裸裸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国所说的“不文明现象”，不仅发生在社会底层，更发生在富人群体。在高档住宅小区不难观察到，很多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中产或超越中产，但文化生活仍然具有贫穷、甚至流氓的特点。他们不理性，不守法，贪图于一些小利益和小便宜。小区内没有一点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内部可能富丽堂皇，出了门则是脏乱差。自己房子已经足够宽敞，却竭力侵占公共空间。没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产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产的产物。
缺失文化中产使得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拉美化，社会在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人们高度情绪化，缺少理性。这种情况体现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上。穷人仇富人，富人也仇穷人。一个见不得人家好，老想着如何搞再分配，抢夺财富；一个对穷人没有任何同情心，信仰“钱能办事”，无法无天。富人群体遭到底层群体的仇视，并不难理解。
缺失文化中产也体现在官员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上。官员的权力腐败，也和文化的贫困有关。民众希望官员是多么的道德高尚，靠喝西北风就能为人民提供服务；而各级领导也不得不实行低工资政策，无论是因为民众的压力，还是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官员需要道德高尚并没有错，但在低工资政策下依靠官员的道德高尚来治理国家并不可靠，甚至很不可靠。官员也是人，也需要利益导向，不过官员的确是公众人物，他们的利益需要有节制。“低工资”就走向了人们所说的“潜规则”，即腐败；而腐败导致民众的怨恨，加剧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幻想、空想、假想也都是文化贫困的产物，因为文化的贫困导致人们不知道如何理性地思考，没有兴趣和能力做理性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乌托邦都是幻想、空想和假想的产物。这和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近代乌托邦有天壤之别。包括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所谓乌托邦，其实都建立在有限的社会实验之上，只是到了可复制（或者推广）阶段，才出现乌托邦的概念。没有现实可行性的理想是空想，只有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才是理想。
更可悲的是，这些“无产文化”已经变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变成了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文化已经没有了传统底层文化的朴素与善良，所呈现的是精致的恶。这里要强调的是，衡量文化中产的标准绝非教育水平，并不是说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文化。文化和教育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在今天无产文化环境主导下，出现了一种情况，即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自私和利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行为。
文化中产与原创的关系
中产文化和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关联呢？正如在西方，人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但这里只想讨论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少有原创性的思想和技术？如果把缺少原创性思想和技术置于这些年中国一直在讨论的“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中，就比较容易理解对经济的影响。简单地说，原创属于供给侧，缺少了原创，就等于没有来自供给侧的动力。
为什么缺少原创？这个问题可以有无数的答案，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鲜有人能够“仰望星空”。
就技术而言，人们对利益都非常敏感，有了技术马上可以应用。近来美国诬蔑中国偷美国的技术，实际上中国是美国技术最大的应用市场。一些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是过度夸张了；确切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组装基地。在西方技术扩散到中国的过程中，往往是山寨版充斥市场，往往不能尊重人家的知识产权。
这个情况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发生过，例如美国、德国等后发展中国家早期也学英国、日本学美欧、韩国学日本等。问题是，这些国家很快走过了学习阶段，进入原创性阶段。但在中国，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原创性的东西缺乏兴趣，更缺乏能力，结果既处处受制于人，也始终停留在附加值低端的产品。直到这两年中美发生贸易战，很多人才发现自己和美国的差异还是那么巨大，而且在很多方面难以逾越。
今天，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最终目标，就是把中国的产业定位在产业链和附加值的低端，只要中国的技术不挑战美国、不超越美国，美国还是世界的老大。当然，中国越来越多人现在意识到原创技术的重要性，下决心进行大投入搞研发。愿望是一回事，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即使现在急起直追，也需要很多时日。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文化中产的情况下，现在的局面是否可以坚持下去，仍然是未知数。
文化无产更表现在社会科学上。一句话，文化无产导致了话语权的缺失，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多学者只扮演了西方知识买办的角色，忙于贩卖知识。尽管中国有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转型，西方想方设法理解中国，但中国学者就是提供不了有效的知识。西方对中国从西方进口的知识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很熟悉，更因为这些知识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
文化无产未能生产新知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学，中国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量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过，平心而论，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财物力，有多少原创性的研究？自毛泽东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各方所努力的，但到现在为止，什么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呢？
知识界未能生产能够解释中国的知识体系，很多人把原因归诸于政治和管理体制。政治环境和管理体制自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人们认为，缺少有效知识只是没有言论自由所致，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中国历史上集权的时候，并没有阻碍知识界的知识生产，而分权甚至国家权力解体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新的思想。如果知识界不能反思自己在知识生产方面的兴趣、能力、方法论等问题，外在环境再好，也无助于有效知识的生产。
例如，上世纪80、90年代大家都抱怨知识界太穷，不能集中精力来做学问。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条件的改善是否有助于知识的生产？一个荒唐的现实是，钱越多，知识界就越腐败。从前钱不多的时候，大家还可以专心做些学问；现在钱太多了，大家就转向用各种方法抢钱。这么一来，学问自然要荒废了。
实际上，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知识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为了争名气或争金钱，纷纷加入抢流量的队伍。一些学校甚至公然用流量来衡量学者的业绩。知识阶层一味地庸俗化，只是为了取悦大众。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培养一个文化中产阶层，在文化中产的基础上，培养一批文化贵族。当然，这里所说的贵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贵族，而是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一个能够有时间、有兴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体。唯有这样，经济才会有希望，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提“四个现代化”，后来又加上制度等现代化，但就是遗忘了人的现代化。文化中产无疑是人的现代化的主题，就是要培养富裕的人格。没有富裕的人格，国家很难走向富裕和维持富裕。要培养文化中产，就要从精英做起。西方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亚洲社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精英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权力、拥有财富、拥有知识，更重要的是，精英必须具有责任感和担当。一旦社会的精英失去担当和责任感，再好的社会也会出现问题，当代西方的民粹主义就是这种局面。其他社会如此，中国也如此。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水木罗汉]

澎湃新闻发评论批评华为就离职员工李洪元被拘251天事件拒绝道歉。（新华社）
针对华为离职员工李洪元被拘251天事件，澎湃新闻昨晚发表名为《拒不道歉的华为：没有同理心，让人害怕》的评论，称华为“没有道歉，不屑解释，不想沟通”，并提醒华为“再大的企业，也是由一个个劳动者组成的；再大的道德光环，也不能侵蚀一个公民的尊严和人身自由。”
根据李洪元自述，从2005年起他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旗下子公司工作了12年。2018年初第7次合同到期后，华为决定不再与其续约，双方商谈后确定，公司对其以“2N”的标准进行离职补偿，补偿总金额30万余元（人民币，5万8000新元）。
但拿到这笔补偿金的9个月后，李洪元被广东省深圳市公安机关刑拘、逮捕，最终在251天后被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决定不起诉而重获人身自由。
随后华为公司回应称尊重司法机关的决定，也支持李洪元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澎湃评论对此写道，“你告去啊！”大概可以用这4个字，来概括公众等了整整一天的、华为对李洪元案的回应：没有道歉，不屑解释，不想沟通，实力掉粉，居高临下。
昨晚华为针对前员工李洪元事件发布回应：“华为有权利，也有义务，并基于事实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向司法机关举报。”“我们尊重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决定。如果李洪元认为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起诉华为。”
总之，就是华为有权告，没有错，有事找警察！
的确，关押了李洪元251天的，是深圳司法机关。但是，深圳市司法机关已经通过国家赔偿的形式“认错”了。李洪元的《不起诉决定书》和《国家赔偿决定书》和判决书一样，属于生效的法律文书，其记载的内容属于“法律事实”：李洪元没有犯罪！他是清白的！但是，举报他，使他入狱的正是华为！
路上踩到别人一脚，还要说声对不起，因为华为的举报，导致一个公民丧失人身自由，长达251天，于情、于理就不应该说声道歉吗？非要等到对方起诉，才说这句人之常情的话吗？法律是底线，企业的价值观不应该挣扎在法律的底线上。狼性不应该吞噬人性。
平心而论，之前，很多人都在心里面暗暗给华为准备了一个“台阶”下：希望这是一场误会，希望华为的回应中能给出“反转”的信息，希望这是个别中层干部的僭越所为，希望他们不代表华为的价值观，希望任总能及时处理渎职的干部，能和李洪元“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真心希望华为干不出这样把离职员工推进大牢的事。
但是，华为的冷冰冰的回应打了所有人的脸：我就是有权举报！
要明白，华为的举报是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失实”的举报。甚至李洪元的《刑事赔偿决定书》也明确了：“向李洪元原工作单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函，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华为之大，以华为之强，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让一个员工的生活天翻地覆。但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狼性之外，还当有同理心和悲悯。企业有大的目标，员工更有小的尊严，不能为了大的目标而随便轻视个体的小尊严。此案对于华为不过是30万元的离职补偿（李洪元工作12年本有权要求签无期限合同，华为不续签，就要承担劳动法上的违约责任），对于员工却是251天的牢狱之灾，是和亲爷爷的生离死别，对家庭来说是天塌下来的大事情。
这两天里，海量的“花粉”都粉转黑了，是因为他们感觉华为变了：变成了一个让他们陌生的庞然怪物，变得失去人应有的同理心，变得蛮横霸道，甚至肆无忌惮。
既然，华为已经把皮球踢给了深圳司法机关，也希望深圳公安、检察机关能够站出来做出澄清：到底当初华为提供了怎样的举报材料，才让你们先后用了“职务侵占罪”和“敲诈勒索罪”两项罪名关押一个公民？这些举报材料中，有没有不实的成分？如果不实，华为工作人员是否构成了“诬告陷害罪”？
华为的巨轮轰隆隆碾过，却不屑向被压倒的小草说一声道歉！于是，所有小草都生气了。再大的企业，也是由一个个劳动者组成的；再大的道德光环，也不能侵蚀一个公民的尊严和人身自由。
该评论也引起许多网友共鸣，有网友留言将孟晚舟昨天公开信描述的加拿大一年时间的“恐惧和痛苦”与李洪元251天被刑拘的遭遇作对比，要求华为出面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