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易经》研究之得失
我曾经在郭沫若百年诞辰时，写过一篇《郭沫若与<易经>研究及其他》一文。郭沫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积极参加者，为我们留下了自属于他的革命历史文化足迹。他不仅对当时年轻一代的爱国情怀给予了无限鼓舞，其在甲骨文研究、古史研究，甚至诗歌、戏剧等方面，都影响激励了整整两代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我的治学方向，偏重于古文字和古史，所以我在这方面受其影响也就尤深。郭沫若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他的宏文巨著为证，这里仅就他在《易经》研究方面的得失，作一简述。
郭沫若对《易经》作研究始于1928年。作为叛逆型的革命者参加大革命失败后不得不逃亡日本，作为批判型学者的他，自然很快又燃烧起了治学的欲望。他说：“到了七月底，离开祖国已经快半年，我的写作的欲望动了，我感受着一种迫切的冲动，想把小时候背得滚瓜烂熟的《易经》来作一番研究。”于是花了6个铜板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经》，费了六天的功夫，便写成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后来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篇。在1935年3月又写成《<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到了1966年3月，又和李镜池就有关《易经》的问题通过信。他在通信中回顾自己写的《周易的制作时代》时说：“虽然颇有可商兑的地方，但我的看法在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现在总括起来看郭沫若研究《易经》的诸多结论，多与传统主流学术观点相背：
第一，关于八卦符号“一”、“_ _”含义的认定
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说:“八卦的根柢，我们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象男根，分为_ _以象女阴，所以由此而演绎出男女、父母、阴阳、天地的观念”。
这篇文字作于1928年，其时的郭沫若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正深，所以对八卦卦符作出这样的认定，与出土文物之间的事实背离，也就不足为奇。
第二，否定文王重卦说
他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指出：“所谓文王把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再系以卦辞爻辞的说法，不用说完全是后人的附会。”其立论依据是文王本人还在亲自看牛牧马，种田打谷，属于半开化民族的酋长。关于这一论点，笔者已做了详实的商榷。
第三，否定孔子与《易》有关
对于这一成说，郭沫若是以否定“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入手的。以及质疑为什么《论语》一书中没有看到更多孔子与学生关于《易》的教学对话。他甚至进一步作出孔子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读过《易》的结论。
第四，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易》的作者是馯臂子弓
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分析，认定《周易》,很有可能是一个经历了人生大灾大难的南人馯臂子弓为北人编写的占卜范本，并由此提出《周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结论，我认为是完全正确，也是完全经得起历史文物检验的。
我认为，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所作的《易经》研究，是深受了文献资料和时空环境的限制的成品。文献资料有限，受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的影响，以及西方弗洛伊德学说的感染至深，再加上生计所迫，很难让他能有胡适那样的条件，做深入细致的考据研判和思考。当然，一切外因都要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而郭沫若正好是一个叛逆型性格气质很浓的人,所以他的学术研究偏向了疑古派，偏向了当时盛行的弗洛伊德学说思维方法。
今天的学者有了比郭沫若更为优越的研究条件，所以，我们不能对郭沫若在研究《易经》以及古史方面的臆测和失误予以苛求。不仅如此，根据我对他的研究，认为更要学习他在进行科学研究中高举批判的旗帜和饱满的独立思考精神。正因为如此，他在古文字和古史方面的研究，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可喜的成就。比如他对让八卦符号系统更具活力的干支符号的考释研究，就是绝对的精品，就连郭沫若本人也认为是论证左右逢源的杰作。所以在纪念郭沫若《释干支》一文发表65周年之际，我特写了《应重视郭沫若对地域文化的科学审视》，陈述了以下观点：“由于干支荷载信息之丰，从而要想破除《易经》的神秘，首先得弄清干支并破除它的神秘，否则《易经》的研究，就很难披幽索微。更为慨叹的是，通过他对干支符号的精细考释，从而为我们展示出远古时代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类，神州大地的本土文化，早在轩辕氏时代，就与地中海文明有着令人惊叹神奇的文化交流。”
2017年1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