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题: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阅读 5910 次)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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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于: 2017-08-24 17:36:17 »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兼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一)
昨天有个学生给我发来一则易中天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英才论坛所作的一段赢得听众满堂掌声满堂喝彩的讲演录音。录音不长,我听了几遍,总觉得易中天先生只是说了一段单口相声,并非真正一如他所说的在科大讲坛必须讲有严格事实依据和严密逻辑分析的话题。
易中天先生讲的的确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中国人有没有宗教信仰,他首先对什么是宗教信仰下了他自认为严格的定义。原话为:“宗教就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以及生活方式。宗教的核心是信仰。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坚定不移的相信”。他反复强调两次之后,遂坚定不移地说:中国人特别是汉民族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从整个演讲的内容来看,也的确贯穿了中国人特别是汉民族是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的。因为易中天先生认定凡信仰都应该是对超自然超世俗的坚定不移的相信。
易中天先生虽然是很优秀的演讲家,但的确不是很好的语言逻辑学家。首先他在演讲中就犯了逻辑概念的错误。就语言逻辑来说,信仰是个大概念,宗教信仰,则是属于对信仰一词内涵的分类概念。基于易中天先生犯了以小逻辑代替大逻辑的错误,易中天先生在演讲中对“信仰”一词所下的定义就十分狭隘而偏颇。
《辞海》是这样定义“信仰”一词的:“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见《辞海》第247页)。若再深一步查“信仰”一词的来源,则《辞源》第211页上有这样的文字:“信服尊敬”。还特引了两个出处:法苑珠林九四綺语引习报颂:“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唐译华严经十四:“人天等类同信仰”。
我不想再在语言定义逻辑上做再多的说明。易中天先生在科技大学的自认为严谨的演讲中已然犯了逻辑颠倒的错误。
正因为犯了如此不该犯的语言逻辑错误,易中天先生所作出的关于汉民族没有宗教信仰甚至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的观点,在他个人看来,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因为在他看来汉民族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他在演讲中说: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
易中天先生以讲三国而闻名四海。他在演讲中也说要用5到8年时间,写出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如此,我们即使不把易中天先生定为语言学家,逻辑学家,至少也该定位为中华史学家和中华宗教信仰研究家。
我虽然是学历史出身的,但我的历史学功底与誓言要写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中天先生比,显然相去十万八千里。所以我不敢和易中天先生讨论中华历史任何一个学术问题,在这里只能弱弱地提出一些任何史学家无法抹去的历史现象供中天先生思考:
第一,如果说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那么源于印度的佛教何以能传入中土,并在隋唐五代时期得到空前发展。更有学者说,因为有了中国,才使得在本土没落的印度佛教至今仍引人入胜。我要问的是,佛教在中国的信众,是汉人还是异族?
第二,全世界都知道道教为中华历史文化所独创,是地地道道的本土文化。我要问易中天先生,在神州大地上信奉道教的是汉人还是异族?
第三,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源于德国。这个主义如今在世界只作为一种历史学术现象研究着了,但在中国,仍然有近一亿共产党员宣誓要奉行不悖。这些党员绝大多数都是汉人啊!?
易中天先生只有拿出确凿证据证明几千年来中国宗教史的践行者和谱写者,全是异类异族;当今中国共产党人全为域外移民,才能证明自己关于汉民族没有宗教、甚至没有信仰的观点,方为经得起严格科学和实践检验的真理。
我无意和易中天先生较劲,只因其演讲是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英才论坛,台下听众自然是汉民族的当代精英。如此精英讲,如此精英听,所以,若是仅作为先生个人的单口相声节目,娱乐精英,我无可厚非。然而,让我慨叹的却因为他不是……
(未完待续)
                            2017年8月24日星期四(岁在丁酉  戊申 癸未 辛酉)
« 最后编辑时间: 2017-08-24 20:13:23 作者 水木罗汉 »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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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回复 #1 于: 2017-08-24 21:46:29 »
混得出名的人很多都名不符实,但这个世界就是很怪,这些人往往名利双收。捧之追之者俞多,所以策划,运作,宣传就特别重要。明星十之八九都如此。组织说不让老实人吃亏,可老实人不吃亏,谁吃亏呢?

三年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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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回复 #2 于: 2017-08-25 00:28:02 »
论坛播不了视频,只能发视频链接:
https://v.qq.com/x/page/b0393s3mcac.html
这场演讲完整视频在:
https://v.qq.com/x/page/x0317f3ydt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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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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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回复 #3 于: 2017-08-25 08:42:56 »
谢谢三年君,我看了完整版。应当说,整个演讲也有很多内容是对的,只是在逻辑思维上,可能因为过于跳跃而出错。我会在接下来写的文字里,指出他的历史逻辑的错误在哪里.。

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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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回复 #4 于: 2017-08-25 11:10:31 »
我虽然是学历史出身的,但我的历史学功底与誓言要写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中天先生比,显然相去十万八千里。

如果后面有团队,应该也问题不大。通常越出名的,往往更多是起到普及常识,未必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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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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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回复 #5 于: 2017-08-25 11:51:55 »
非常担忧文言文阅读能力会越来越被弱化,那么对于前人的精粹传承,希望不要有遗憾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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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回复 #6 于: 2017-08-25 14:09:36 »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兼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二)
谢谢三年书生君,把易中天先生在中科大演讲的完整版放到了我第一部分文字的下方。我也认认真真地戴着耳麦听了一遍,并做了一些欲与中天先生进一步讨论的要点笔记。
细细咀嚼中天先生的整个演讲,确实还油然生出惺惺惜惺惺的情愫。比如他说中学时代是文理并举,理科好于文科,这一点让我有同感,同时也更加羡慕他遇到了好时代。又比如他对“祖”字,特别是对“且”字的解读。和我在上个世纪末的古文字研究结论也十分一致。(见我写的《请注意郭沫若对“且”字的解释》)。
这里说的是人类始祖从对女性生殖器崇拜转化为对男性生殖器崇拜,以及促使这种转变的历史动因是什么。易中天先生恰好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上没有讲清楚。仅以男人是财富的创造者和图腾崇拜几句带过。恰好证明中天先生对人类历史如此重大转折的历史逻辑,还没真正搞清楚。因为若果真如此,那么现今生活在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枯湖周边的摩梭族人,就没有理由还一直保持着母性当权的社会风俗。
这样明显的历史逻辑缺陷,应当说明中天先生对先民最初的生存状态,还未做深入查考。尽管中天先生看到了人类有过男女混交,从而让新一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阶段,但却忘了(但愿是忘了)告诉听众,不仅男女混交,而且还是同一血缘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混交,甚至母子性交关系的依然残留。这就是已成史学定论的同姓通婚的族内婚时代。我写过一篇《试论“妾”在商代的社会地位》一文,这篇文字的主旨就在于说明被我们视为賤称的“妾”,其实在商代的社会地位比“妻”要高。个中原因,就在于商民族通行的还是族内婚。而那时的“妻”则是从外族抢劫来的女子。这抢来的女俘,既然是战利品,自然也就成了胜利者专有的性奴。成了男人绝不允许别人轻易染指的私有财产。在商代“妾”是同族兄弟姐妹成亲,“妻”是从外族抢来的女俘,其在商族的社会地位自然要比“妾”低。但是由“妾”生的子女,认同谁是父亲,确有困难;由“妻”生的子女,对父亲的认同,就十分简单。再经过时间的推移,发现由“妾”生的子女,易夭寿短;由“妻”生的子女,健康且寿。先民于是总结出了“同族通婚,其殖不繁”,于是逐渐定规,禁止族内婚,实行族外婚。而这种转变的历史契机,在中国则以武王伐纣灭商为标志。明显的历史现象就是,从周王朝开始,妻的社会地位胜过了“妾”的社会地位。因为昔日商族的女子,又反过来成了周人的女俘和性奴。如果不明白这样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演变,简单的说是图腾崇拜的原因,中华民族就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并且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宗教信仰上分道扬镳,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世界所有民族都有过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经历。至于世界其他民族是如何实现这个转变、完成这个过渡,显然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主题。
也正因为周人灭商之后,其大量的妻子都是通过征服来的,由此产生男女夫妻关系,就绝无平等可言。根据我对商王朝历史的肤浅研究,以其都城的多变,确认商人当以游牧为主业(郭沫若更认定商人有可能是从西域一路游牧进入中土的外族)。而在渭水两岸活动的周人,则当以农耕为主。农耕文明在家族关系上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西式婚礼由神职人员代表上帝主持,且要众亲友认可,以示男女双方乃平等自愿之结合。中式婚礼则要先拜天地后拜祖宗再拜父母,而且按照儒家奉行的周礼,规定女子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就又让我们回到汉民族和西方民族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性这个话题上来了。
(未完待续)
                                2017年8月25日星期五(丁酉 戊申 癸未 戊午)

« 最后编辑时间: 2017-08-25 14:14:25 作者 水木罗汉 »

三年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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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回复 #7 于: 2017-08-25 23:16:44 »
干支学得好的,我相信也是平面几何学得好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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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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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回复 #8 于: 2017-08-26 12:36:04 »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兼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三)
只要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就得承认有三千五百年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大多数政治气候下,统治阶级都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的历史依据是:
第一,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教,是在西汉时期就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据可以查考的文献记载,公元前二年,也就是西汉王朝的元寿元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派遣使臣伊存到达长安,博士弟子秦景宪从伊存学浮屠经。从此以后,佛教就逐渐流传开来。到东汉,因汉明帝梦见神人,后知是佛,遂派蔡愔到大月氏求佛经。其结果就是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汉桓帝在位时,干脆在宫中建立了黄老浮屠祠。我特别写出这个事实,是想让大家知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是中国主流意识、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汉桓帝在信奉佛教的同时,也信奉黄老道教。这样中国人成了易中天先生批评的什么都信即什么都不信的根子在哪里,毋须笔者累言,读者就该自明了吧?(顺便举个题外的事例:《白鹿原》里写到的女子从小就要硬性地包小脚这个陋习,其实也是从宫廷内女人为了争宠有意做的自残,因为得到皇帝欣赏从而大行其道,再流入社会让民间大效)。
第二,前面说汉桓帝把黄老和佛教一起供奉。黄老就是道教的发端。东汉中后期由三张(张道陵、张衡、张鲁)为代表的原始道教,到晋王朝时期,道教开始从民间向贵族化发展。南方以葛洪为代表写出了《抱朴子》。北方则以寇谦之为代表,对原始道教进行大力改造,加进统治阶级喜欢的政治道德教条,比如“不得叛逆君王”,“于君不可不忠”,“勿怨贫苦”等等。于是北魏皇帝拓跋燾以寇谦之为国师,使他辅佐国政。这又说明中国的宗教往往是因统治者提倡并使其成为政治附庸的工具。
第三,打开隋唐历史,自会发现此时更是各种宗教在神州大地恣意传播的时期。唐朝皇帝姓李,道教自然成了皇家的上宾。唐高宗在六六六年(乾封元年)下令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教人画老子像颁于天下,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还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当时两京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庙,道观也很多,长安有三十所,全国有一千九百余所,道士一万五千余人。今日大家去峨眉山,看到的所有佛教庙宇,其前身都是道观。武则天为了打压李氏贵族,大力扶持佛教,甚至今天大家看到的号称世界第一大佛的乐山大佛的修建,前后用了近百年的时间,不仅有海通和尚不辞辛劳的化缘,还有地方官员施尽浑身解数、用自己的薪俸大力支持,就连武则天也捐出了自己的脂粉钱。从而让佛教势力最大,影响最深。随后唐武宗为了打击极度膨胀的佛教,听从道教的话下令灭佛,到唐宣宗又下令扶植佛教……我把这些史实简略写出,无非是想告诉大家,在中国历史上宗教的兴衰,无不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息息相关。
第四,虽然唐王朝时期由于宫廷内斗,让社会反复上演了激烈的佛、道之争。但也没有规定民间必须信什么和不信什么。中国历代王朝大多数情况下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就以元王朝为例。从成吉思汗起,蒙古族信奉的就是萨满教,在成为大中华的统治民族后,他们从未要禁止国人信奉其他宗教,他们的政策是,但只要不危及其统治,对所有宗教都采取保护和利用的态度。因此,在元王朝,不仅有佛教、道教,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摩尼教,婆罗门教,就连犹太教也都随着西域人的东来而遍及沿海和内地各城市。在元帝国大都,更是各派宗教礼拜场所林立。奇怪的是,当时最盛行的既不是萨满教,也不是佛教或者道教,而是由佛教传入西藏后与原有的本教相互影响、融合形成的喇嘛教。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宗教都因统治阶级的提倡而盛行,但是民间的信众却也有各自独立的选择的权利。
第五,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的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就成了知识分子的必读经典。经过三千五百年的历史延续,自然会在民族文化中积淀出十分厚重的儒家思想,也就自然会出现对此深信不疑,身体力行的践行者。据此,西方学者有人将儒家思想又称为儒教,或者孔教。孔子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教主。
从上面对三千五百年中国历史上宗教现象的简略扫描,自然会得出:
1.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宗教信仰十分自由的国土。反观西方国家,他们在很长时间却并非如此。
2.正因为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民间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也就应该是不足为怪的历史必然。
易中天先生在演讲中有两句精辟的断语: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我在前面已经论证“信仰”这个词的概念外延大于“宗教信仰”这个词概念外延。因此,我在这一部分的史实陈述,是肯定中天先生的断语正确呢,还是证明中天先生的断语实属荒谬!?请各位自评。

                                 2017年8月25日星期五(丁酉 戊申 癸未 庚申)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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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回复 #9 于: 2017-08-27 11:08:55 »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兼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四)
不知各位注意到我在提到中华文古文明时,易中天先生讲的是三千七百年,而我在前面提的是三千五百年。各位若注意到了,就自然会问我为什么在时长上比易中天先生少了二百年。
我和中天先生不同,是因为我想到了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洪秀全。应该说,在洪秀全之前就已经有国人怀疑原有的宗教,特别是和政治紧密结合的儒教,是否是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最好的思想理论甚至值得国人真正不可质疑的信仰。不过我们的确可以将洪秀全作为一种否定儒家思想或者说儒教可以达天下为公社会梦的代表。他不仅砸孔子像,还自创拜上帝会,发展信众,并最终领导了一场夺下清王朝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革命。历史让人感叹唏嘘的则是,洪秀全靠对西方宗教的一知半解就能哄骗成千上万百姓抛头颅洒热血跟着闹革命,清王朝在政权岌岌可危时,也借助西方军队的枪炮,和由曾国蕃带领的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大家可以去读读这段历史,难道不认为如此奇葩的历史现象,不是对号称有悠久历史文化定力的民族的极大讽刺?洪秀全必须借助自己是上帝之子,才能号召信众,清人必须借助洋人军队洋人枪炮,才能挽救政权之危。佛祖何在?天师何在?圣人何在?历史告诉我们,原有的任何一种宗教和准宗教,都失去了号召人凝聚人的魅力,但我们又不能就此认定宗教无能,因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由一个对西方基督教并无深入了解的人创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拜上帝会发动的!
这样自会出现中国人有宗教信仰和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而这两种对立的看法都有足以撑场的历史依据。其实,象这样对立的观点,还可以举高喊反清复明口号,随后又被利用去打洋人的义和团为例来质疑,当他们在洋枪洋炮密集扫射下仍然赤膊上阵、前仆后继时,你能说他们对自己已是神灵保护、刀枪不入的不烂金身,有丝毫怀疑吗?
中天先生在演讲中强调了历史上的两次枪响: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随后的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历史冲击。但我认为中天先生既然是在讲中国人有没有宗教信仰甚至信仰时,更应该提到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的辛亥革命,所代表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治国理念的兴起;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要我们牢记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
想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背后更多的仁人义士,过雪山涉草地,吃草根树皮,疲惫交加走进陕北的红军,抛弃优越的家庭生活条件,原本是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学马列,读鲁迅;在大别山、长白山恶劣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日,正面战场上以血肉之躯抵抗装备精良的侵略者,还有那些在严刑拷打下也不出卖组织的人,他们是有信仰还是无信仰的人?
我是在新中国红旗下长大的,亲历了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亲身感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真的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我敢说,也只有他才无愧于这样的称号。有资格享有如此殊荣,这有他发动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证:在他的统帅之下,千百万红卫兵热泪盈眶地高举红宝书,挨家挨户地破四旧,真正彻底实现了从五四运动国人就高喊的“砸烂孔家店”口号。破四旧之彻底,史无前例。我当时想保留一部《康熙字典》,也只能用塑料布包了又包,然后深埋地里。我记得当时的我们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信不疑;对在他老人家领导下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深信不疑;对中国将担当起解放全人类的重任深信不疑。我想问中天先生,我们已经深信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教育子女和身边的人对最最最红的太阳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去理解”。
当时伟大的党要求我们,批判一切旧的封、资、修。文革十年,是中华民族对所有传统宗教、传统信仰的彻底决裂。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再是有宗教有信仰的民族。但是,在彻底破除之后,我们以比对宗教信仰更虔诚的态度,更顶礼膜拜党所伸张的伟大领袖的毛泽东思想。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华民族在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时,党依然让我们有信仰,而且一如党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的设计师,让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庆祝游行时情不自禁打出“小平,你好!”横幅的小平老乡,在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指引下,总是高瞻远瞩、先人一步的伟大的党,又不辞辛劳地带领我们建设起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可惜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我们让少数人钻了时代的空子,钻了党因从来没有搞过如此千秋大业而缺乏管控经验的空子,于是绝大多数国人在少数人带领下,又转而成了“权力至上”、“金钱万能”的教徒。穷怕了的一代在小富之后唯恐自己下一代受二遍罪吃二遍苦,开始两代人一起娇惯家中唯一的小皇帝(或者小公主),加上一些媒体刻意的推波助澜,又催生出了至今让好些父母头疼不已、以“享乐至上”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一族。还有更让人啼笑皆非的,就是十年文革红卫兵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拉倒砸烂的泥塑菩萨,也用发展宗教旅游以吸引外资的名义,让本已破败的寺庙更加宏伟更加辉煌,让泥塑的石刻的菩萨更加雄伟更加高大,自然也就会有一些人匆忙披上袈裟、穿上道袍,以传教为表,敛财为实。
还是英明伟大的党率先看到了当前国人信仰迷失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习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多次誓言要用“壮士断腕”的决心,“刮骨疗伤”的坚毅,从严治党,从严治国,试图力挽狂澜,再将被颠倒了的社会再颠倒过来。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要求党员要比任何宗教徒更加矢志不移地坚信和践行自己所奉行的主义。对党员来说,对党章党纲所规定的宗旨和要求,是不可能讨价还价的。最近习主席再次重申不允许党员有任何其他宗教信仰是铁的纪律。也就是说共产党人的信仰具有绝对的排他性。
在演讲会上,有人问中天先生的《历史的底牌》究竟是什么时,中天先生谦虚地说,正如科学实验数据没有出来之前是不可能写出科学报告那样,他也不知道最后的底牌是什么,但我凭借浅薄的历史知识,和对中天先生语言智慧的了解,已可断定中天先生誓言要用5到8年时间写出的36卷本,一定是专属于中天先生的《易中天中华史》。届时出版,我也定会象抢读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那样,争购之,抢读之,时习之。
                                  2017年8月26日星期六(丁酉 戊申 甲申)
(未完待续)
« 最后编辑时间: 2017-08-28 08:25:10 作者 水木罗汉 »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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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回复 #10 于: 2017-08-28 09:47:03 »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兼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五)
中天先生在演讲中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没有信仰,原因在于中国人是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
我要说,汉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都是务实的民族。而这务实精神,源于一本古老的《易经》传承。
《易经》,现在不仅普通老百姓很难读懂,就是一大批当代精英,也对其望而生畏,甚至由此产生误解,就连我们伟大的党,从建国之初,也只准许山东大学组织少数高知仅做义理研究,其实践应用部分,是绝对的禁区。
《易经》之所以能够流传,还在于极端仇恨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秦始皇,并不仇恨占卜。所以在他实行焚书坑儒时,凡是与占卜有关的典籍被都不属于被禁之列,作为占卜教科书的《易经》从而保留了下来。汉武帝起,《易经》更被列在五经博士的首位。从此,代代相传,《易经》对汉民族知识分子文化底蕴的影响,对三千五百年汉民族心理素质的塑造,对汉民族文化得以源远流长的作用,可以说,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我在各种场合,一再声言:《易经》并不神秘,《易经》更不主张迷信。《易经》是与百姓日常生活攸戚相关的实用书。从易中天先生在演讲中对“且”字初始含义的理解,证明他有很深的古文字功底。若把这种功底用到对《易经》的解读上来,相信一定会同意我对《易经》“不测为之神”的解读,特别是对“神”初始含义的解。
正因为《易经》虽用于预测实践,却不教人迷信的特点,因此,若有人将他和《圣经》、《可兰经》等同齐观,才真正犯了无类比附的错误。
若要说得更具体更明白的话,也就是说汉民族是多神论者,而非一神论者。就是生在当代的我,也会明白告诉大家,我是万物有灵信奉者。相信无论神秘的宇宙,还是地球上五彩纷呈的生命,都是各种因素各种能量合力作用变化的结果。这种由《易经》发明,历代知识分子传承的认识基色,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老百姓的务实态度和信仰多元。西方宗教和伊斯兰教,信仰的是唯一神,也正因为如此,这两种宗教才水火不容,他们的信徒,不仅在历史上互相征战不休,就是今天也依然是好些地区战乱不止的重要原因。
我是反对把任何思想、任何理念冠以“主义”而称之的人。因为我赞同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写下的一句话:任何真理朝前多走半步,就会成为谬误!所以,易中天先生把汉民族对生活对人生的务实态度定义为“实用主义”,就是对社会现象的批评过度。
在易中天先生的演讲中,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西方人因为有“超自然超世俗的宗教信仰”,所以他们的婚姻要由神父主持。更说,商人要虔诚地信奉上帝,死后上帝才允许他们升入天国。在中天先生的眼里,西方人信奉上帝是一种超世俗的契约精神体现。我则由此认定西方人信奉上帝是其务实精神的最佳体现。就以中天先生在演讲中所举的那个为儿子考大学担心自己拜错了神的例子来说。由于中国人的心中神有分工不同,那普通人端错了刀头,拜错了神的现象也就必然有之。这样中国的神,也就有了推卸责任的空间,甚至还有神权寻租的可能。西方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万能的上帝也无任何推卸责任的可能。如此,一个普通的西方人,只要一生紧跟上帝,按上帝启示做事,死后上帝就无权把他挡于天国门外。在中国则不行。即使你信奉了文殊,或者信奉了观音,是否能进入西天极乐世界,还得看玉皇大帝是否批准,还得看你是否真的拜好了八方诸神。所以,要说务实,要说利己,西方人才是最聪明的务实,最聪明的利己。而中国人不仅活着要应对要编织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网,就是求神拜佛,也要明白诸神的来历和相互关系,以及由此组成的神仙网(因此古典的干支命理学中,也就有了天罗地网一说)。大家看《西游记》里,凡是背后有某个菩萨某个神仙做背景的,尽管作恶多端,最后都没有一个被孙悟空打死的,就足以证明“关系”的重要。
不记得我国哪位伟人说过:有什么样的领袖,就会有什么样的群众;有什么样的群众,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如果说中天先生说的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那么我文章标题的“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是否也可以说生活在天罗地网中的“国人信仰迷失谁也无过”?!

                    2017年8月27日星期日(丁酉 戊申 丙戌 癸巳)

« 最后编辑时间: 2017-08-28 15:24:06 作者 水木罗汉 »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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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回复 #11 于: 2017-08-29 09:39:03 »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兼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结语)
我已活八十春秋。童年时代,亲见了神州大地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让我看到了共产党人为建设新中国所做的种种努力。从1949到2017,68年时间,五星红旗始终在阳光下高高飘扬,我们从感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西方的马列主义开始,到产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思想,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理论”,随之有让共产党人始终接地气的江泽民“三个代表”,最后是指导社会合理平衡的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如今习近平主席更提出要在他的任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夢”。让我看到了有着二万五千里长征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怕跌倒、不怕失败,不怕内斗,不怕壮士扼腕,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旗帜,为中华民族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苦心积虑地思索着,探寻着,急于求成地践行着。
正如信仰,有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无神论信仰,金钱万能信仰,享乐至上信仰,实用主义信仰等等一样,梦也有一国之夢,地区之夢,家之夢和个人之夢。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由于国土之广,人口之繁,民族之多,我经过几十年对人和人的命运的深入细致的考察,发现老祖宗说的“人有人不同,花有百样红”确为真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用出生时间预测人的生命活动规律,就把人的差异细分到了51万4800种。这种由时空决定的个体差异,铁定了我们不能用一种人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代替所有人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模式,铁定了我们不能用一种信仰代替所有信仰,铁定了我们不能用一种夢代替所有夢。
既然今天中华民族已经走到了生活模式多元,思维模式多元,信仰多元,梦境多元的时代,如何让多元信仰在比较中求同存异,合理整合;让各种梦境在神州大地和谐共生,就成了对当代社会管理者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能经受这种考验带领中华民族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列的领袖,定然是名垂千古的伟大政治家;能经受这种考验带领中华民族率先建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和谐社会的政党,定然是永得民心的政党。
如此艰巨而又光荣的历史使命,历史必然地落在了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八千万共产党人身上。我渴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令国人自豪的、由崇高信仰指引实现的美好梦境,翩翩到来。
记得有一位老人在几千年前就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只要我们把“中庸”和“道法自然”作为一双“筷子”,把大国象烹小鲜那样玩于烤箱,又有何难?!
                               2017年8月28日星期一(丁酉 戊申 丁亥 乙巳)
                                   
« 最后编辑时间: 2017-08-29 11:42:43 作者 水木罗汉 »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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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国人信仰迷失谁之过
« 回复 #12 于: 2017-09-01 11:50:12 »
论脱贫攻坚最难事 汪洋:解决精神匮乏比脱贫难
中国消除贫困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的答案有些出人意料。他前天表示,脱贫攻坚千难万难,最难的是有一些贫困群众“不怕穷”,“宁可守着穷摊子,也不愿干出新生活”。


据澎湃新闻报道,汪洋在回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询问时说,要承诺在未来的三年时间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安于现状的问题,拍胸脯、打包票,那是吹牛。

近两年来,中共高层动员全党积极投入“脱贫攻坚战”。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5年11月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以实现中共对全民的“庄严承诺”。

据官方统计,2013年至2016年,中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年均减少1391万人。

截至2016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335万人,其中贫困人口规模在300万人以上的省份还有六个,分别是贵州、云南、河南、湖南、广西和四川。现在距离2020年脱贫目标还有不到四年时间,平均每年还需要减少贫困人口近1100万人。

也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的汪洋前天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专题询问。常委会委员陈光国在会上提问道,在当前脱贫攻坚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中,哪些是最难解决的?怎样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以确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

汪洋回答,对于什么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各地千差万别,情况不一,见仁见智,但就全国总体而言,他个人认为,解决精神匮乏比解决物质匮乏难,解决千百年来形成的落后观念和习俗比解决贫穷难。

汪洋列举了国家统计局近期对云南八个市州贫困村的调查数据,他说:“59.5%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表示满意,35.2%表示一般,只有5.3%的表示不满意。”“贫困程度这么深,满意度还非常高,‘不怕穷’、安于现状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贫困群众,对易地搬迁,怕难以适应新环境;对发展产业,怕学不会新技术;对外出务工,怕早九晚五的约束。怕这怕那,就是不怕‘穷’,宁可守着穷摊子,也不愿干出新生活。”

62岁的汪洋出身共青团系统,曾受到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赏识,担任过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也是中共十七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认为是今年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后晋升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

对于如何有效解决扶贫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汪洋认为,最根本、最重要的举措仍然是充分发挥中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依靠中共领导下的组织体系、动员能力和干部队伍。“过去我们就是依靠政治和制度优势才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扶贫业绩的,现在这仍然是我们解决当前面临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法宝。”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8月29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中坦承,今后几年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原因包括贫困人口总量大,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因病致贫占比高,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比率从2015年的42%上升到2016年的44%,医疗支出负担重,要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不过汪洋前天表示,尽管不能承诺三年内根本解决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实现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既定目标。扶贫工作既不能提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急于求成,降低标准,中国有信心在2020年打赢这场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