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徐迟跳楼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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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忆徐迟  作者谢冕
徐迟，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作家，代表作有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祁连山下》，翻译作品《瓦尔登湖》等。

1914年10月15日，徐迟出生于浙江小镇南浔。在徐迟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刊发北大教授谢冕撰写的回忆文章，以表缅怀。

——编者

今年，是著名诗人、翻译家、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百年诞辰。

我认识徐迟是在北大上学时，我是大三的普通学生，他是全国诗歌第一刊的副主编，而且是大诗人，他跑到北大学生宿舍找我。那是冬天，很厚的呢大衣，进屋时呵着寒气。他受《诗刊》主编臧克家先生之托，要我联合几位同学集体写一本中国新诗史。1958年，那时国内还没有一本这样的书。当时全国上下敢想敢干，《诗刊》也好，我们也好，都是充满了“大跃进”的情结，“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终于写出了后来叫做“新诗发展概况”的书稿。此书记载了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更记载了徐迟对我们的信任和爱心——他成为我们几个人后来学术的启蒙人，他引领我们走上诗歌、文学研究的道路。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因为时局的原因，我们无一例外地被驱使着做各种各样与专业无关的事。那时刚毕业的我被下放京西斋堂，徐迟他们也是漂泊无定。《诗刊》停刊了，我们无法见面，就靠通信往来。那时我在百花山下，虽然孤寂沉闷，但那里的青山秀水和四季花时倒可聊慰寂寞。我在给徐迟的信中经常写些此地风光。在我，是借以忘却内心的落寞，不想因而引发了诗人的文思；在他，也许客观上因此释放了禁锢年代久违了的诗情。徐迟给我的回信中经常离开我们的话题，发挥着他美文的擅长。记得清楚的有一次，他在恣意抒情之后特别在括弧中写下：“这段文字若单独发表便是极美的散文”（大意）。

我保存了这一时期他给我的二十多封书信，它是我的珍藏，被安放在最安全隐秘的地方。但是不幸，它却无法逃脱那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史无前例”。“文革”中我被列入另册，徐迟也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当然不是心中）。那时我白天被学生轮流批斗，批斗之外的时间，和几个“同案”被安排在北大大锅炉房烧锅炉（冬季供暖）。时间是一分一秒地难挨，恐惧是一分一秒地逼近。那个疯狂的年代什么疯狂的事都可能发生。我个人的安危已无暇计及，倒是徐迟的那一批书信令我寝食难安。我怕无端的文祸令早已身陷危境的徐迟雪上加霜。我下了狠心，在一个寂静的夜晚焚烧了这一批书信。

我一生几乎没有太多的恐惧，无论是在一个海岛战后的夜间单人值哨，还是任何让人后怕的艰危境遇，我都未曾畏惧过。倒是那个年代，那些无时无地不作宣告破门而入的抄家，使从来不知害怕的我日夜如临深渊。我知道，徐迟写给我的那些信函，因为它们保留了人间最美好的情感，一定为那个年月所不容。我一生也极少为自己的行事后悔过，然而，那一个夜晚，在我居所的楼后，因为怯弱，我却做了最不愿做的事——焚稿，这是有生以来的一个“唯一”。正因这个“唯一”，使我始终愧对自己，也愧对我敬爱的先生。忆及此事，总有锥心之痛。以至于在他去世之后，我痛悔交加，始终临纸不能书一字。

在“革命”的年代，始终穿西装的人很少，徐迟先生是一个例外。他平时总是西装革履，正式场合打领带，一派西化的装束。徐迟美丰仪，是极有风度的。他那时担任《诗刊》副主编，经常“被下乡”，记得“大跃进”时还到过怀来的南水泉，写过诗，也写过文。我不知道在乡下他会穿什么衣服。徐迟精通英文，但他是无师自通，是“自学成才”。他告诉我，英文是靠读字典读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他曾在燕京大学“蹭”过课，在冰心先生的课堂，那时冰心上的是写作课。冰心还布置了作业，徐迟说，他编了一期文学副刊，得到冰心的表扬。

不知是在燕大，还是在什么地方，他认识了金克木，他们成了好友。那时金先生未婚，徐迟告诉金克木，他家乡浙江南浔出美女，何不到南浔找个妻子？一个假期，他们果然携手游了南浔。我认识金先生，但无缘拜识金师母，也不好意思向金先生求证师母到底是哪里人。徐迟的夫人陈松先生，我在武汉见过。温文娟秀，是典型的江南女子。那日拜望徐迟，他夫人亲手调制了江南甜点款待我。徐迟在武汉的家我只去过一次，是他离开《诗刊》之后的事。

但在北京，我先后住过的蔚秀园和畅春园的家，却是他经常到的。每次到京，他总住在交道口伍修权的府邸。伍修权的夫人是徐迟的姐姐，这位当年的总参谋长是他的姐夫。每次徐迟在交道口住下后，就会屈驾到寒舍来。有时有事，有时无事。我敢说，那时在北京，我的家是徐迟来的最多的地方。前些日子见到周明，他告诉我，徐迟写蔡希陶的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是在我家定下的篇名。

每次来北大，徐迟都是自己挤公共汽车。那时北京没有出租车（即使有，一般人也坐不起），来过北京的人都知道，从交道口到北大，是一条非常漫长而艰难的“长途”。但徐迟每次都是挤公共汽车来。他很得意地说，我是在武汉锻炼过的，我还怕挤车吗？他来了之后，素琰总是一碗阳春面款待他。这碗阳春面他吃得香。以后每次来，他总向素琰讨阳春面吃。尽管那时我们还不至于请不起吃别的，但他最爱的还是这碗阳春面。

“文革”结束之后，徐迟迸发了创作的激情，除了诗和散文，他还写文艺短论，这些诗文也都专注于为社会和文艺的现代化吁呼。他对于我那时的诗歌主张是赞同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文革”结束，他一直关心着我的诗歌活动。我在诗歌的现代精神的提倡方面一直得到他的热情肯定与支持。徐迟是杨炼的舅姥爷，就是说，杨炼的奶奶是徐迟的大姐，那时杨炼已开始写诗，徐迟让杨炼送作品给我看。这样，杨炼成为我比较早认识的朦胧诗人。与此同时，他以充沛的热情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一篇《哥德巴赫猜想》使他享誉文坛。他在他人看来枯燥的天书般的数学方程中发现并注入了诗意和想象。这里是他阅读陈景润“猜想”的方程式后发出的感叹：

“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篇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些数学的公式也是一种世界语言。学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法。它是在太阳系、银河系、河外系和宇宙的秘密，原子、电子、粒子、层子的奥妙中产生的。”（《哥德巴赫猜想》）

其实，在“文革”前，他在“虚构”的长篇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中，已经用激情的想象把诗歌引进了叙述作品。徐迟为了书写的自由空间，在《祁连山下》中有意隐去了原型常书鸿的姓名。我们从这篇充满诗情的文字中，不仅读到了历史、时代，还有绘画、音乐和地质，而且读到了诗。画家的抱负、爱情，他的献身艺术的精神成为他的抒情的主题。

在中国作家中，徐迟是富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学者型的作家。八十年代他呼唤中国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了他的科学精神和环境保护意识。他写了数学家陈景润之后，接着写植物学家蔡希陶，就是出于这种对绿色的关怀。为了采访蔡希陶，周明陪他到过西双版纳。蔡希陶的热带植物园在勐腊县的葫芦岛上，罗梭江拥抱着那块绿翡翠般的岛屿。从勐仑镇再往前走，不用几公里便是老挝了。徐迟那时有惊人的精力，他为了采访那些科学家，再远再难都拦不住他的脚步。他把诗歌的灵感和想象力融汇于自然科学的王国中。在伟大的新的文艺复兴中，他想的不光是文艺的再生，而是以科学精神荡涤现代迷信。他想的比别人更远，更前卫。

徐迟先生出身名门，他的三位姐姐都是江南名媛。徐迟告诉我，他要以三位姐姐的故事写一部长篇。因为我们久不联系，不知这计划是否完成了。但他的学习电脑我是知道的，他八十岁开始用电脑写作，在他那一辈作家中他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人们告诉我，学会电脑之后，他自己动手录入他的全部作品。我为他高兴。本来就有些耳背的他，此时听力已严重下降。人们还告诉我，由于听力下降，他已久不会见客人，每天只是闭门以电脑写作。我十分怀念他，但我也不忍心打扰他。我只是在心中记挂着他。不论生活发生了什么，不论他在何方，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永远现代的，永远年轻的，他是永远充满活力的一棵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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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之子深情回忆：

　　伍修权将军和诗人徐迟

　　1948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一位身着西装的地下工作者带着徐迟三姐徐和的一封亲笔信，出现在上海徐家，徐和在这封信中告诉家人，她在大连，已经结婚，并请家人关照初次来沪的这位地下工作者。正是这一次，徐家的长子徐迟得知自己亲爱的三姐已嫁给了当时身为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的将军——伍修权。

　　从此，新中国的一代儒将与著名文学家的徐迟便有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交往。



　　在伍修权百年诞辰之际，昨日，徐迟次子徐建向记者深情回忆了伍老与父亲徐迟交往的一些零星记忆。

　　伍修权、徐和

　　在东北结为连理

　　“父亲家中有三女二男姐弟五人，‘文革’后只剩下了父亲和他的三姐徐和，因此，姐弟俩特别亲，往来频繁。父亲每次去北京，经常应姑姑之邀住进伍老和姑姑的家中。”

　　徐建介绍，徐迟与伍修权将军的交往在我们晚辈后代面前谈的并不多，他们在一起的活动多是从后来一些父亲和亲友留下的资料中得知的。

　　徐迟的父亲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体育教育家，1907年日本大森体育学校专攻体育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体育专门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并亲自出任校长。子女中唯一继承了父亲体育事业的，只有徐迟的三姐徐和一人。这位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两江女子体操学校的高才生，曾在天津的南开附中、香港的圣保罗女校、上海的中西女塾等当过老师。抗战时期，她从上海来到战时重庆，徐迟看姐姐对当时的国内形势所知不多，便介绍她到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学校教书。徐和很快适应了环境，并接受了新的思想。后来，徐和从上海到了北平，又来到大连，在那里加入了党组织。也在是在那里，遇见了伍修权将军。

　　解放后，徐和跟随到外交部工作的伍修权来到北京，在外交部西欧司工作。徐迟这才见到了姐夫伍修权。

　　在徐迟眼里，姐夫是位“实际、朴实、敦厚的人”

　　多年的交往，在文学家徐迟的眼中，伍修权“是一个实际、朴实、敦厚的人”。徐迟曾著文评价伍修权：“为人直率，性格平和，从来没有见他生过一次气。”

　　一个是革命家、外交家、军事家，一个是文学家、诗人，一个致力于国家事务，一个忙于文学创作，平常活跃在不同的领域里，但徐迟和伍修权又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和割舍不断的联系。

　　早年伍修权留学前苏联，精通俄语，徐迟曾翻译了《瓦尔登湖》，两位都是博学多才的翻译家。伍修权将军出生在武汉，并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而徐迟后来来到武汉工作，并在这里写出了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以想见，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徐迟还曾写道，在北京三姐家暂住的日子里，伍老和前妻所生四女一男，加上伍老和三姐的女儿，六个孩子都成了家。家里经常开饭便一大桌子人联袂入座，谈起话来海阔天空。伍老听得高兴，也加入讨论。徐迟发现，姐夫还是一个“通达的，有知识的开放型的人。”

　　晚年陪徐迟姐弟南浔探亲

　　徐建谈到，关于父亲和姑父两位老人的交往，他们都未曾跟晚辈们多言，而今一位将军和一位诗人交往的那些佳话也随两位老人的离去永成遗憾。但为徐建等晚辈留下想像空间的是，晚年伍修权曾陪同徐和、徐迟姐弟俩回徐家的祖籍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探亲，并留下珍贵的合影。徐和与伍修权结合时，伍修权将军的子女尚在幼年，是徐和把这些孩子拉扯成人，伍修权看重与徐和的夫妻情份，及与徐家的情谊。

　　本报记者 刁世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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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从南浔到石花
——见证中国报告文学最高大奖的接力与传承

　　中国报告文学大奖的由来与徐迟的文学地位　　
　　中国报告文学走过百年的成长道路之后，已在众多文艺品种中脱颖而出，并早已超越其他兄妹文体由附庸而成蔚然大国——在当今中国文学的百花园里，报告文学无疑是一丛最为瑰丽最为抢眼的花束。报告文学以自身独有的快捷反映生活并直接干预生活的特殊功能，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起到了其它文体无法与之比肩的独特作用。特别是它所具有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特点，也由于它具有同时受到作家与新闻记者亲睐的独特优势，客观上为新一轮报告文学热潮的再度兴起创造了条件。为了激励更多的优秀的作家投身报告文学创作，在中国作家协会创设了“鲁迅文学奖”、“茅盾长篇小说奖”之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创设的“徐迟报告文学奖”应运而生。并于2002年、2004年分别在徐迟家乡浙江省湖州市政府和南浔区政府资助下成功地承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
　　报告文学新文体既已诞生百年，却为何以“徐迟”冠名？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但凡冠名者，必是此种文体创作的集大成者。创设全国报告文学大奖，以“徐迟”冠名自然顺理成章。在中国文学史上，徐迟应该是与“鲁郭茅、巴老曹”同时代并横跨现当代的重要作家。而且他接触新文化并致力于新文学事业的年代与几位巨匠也相差不远，文坛公认的文化巨匠郭沫若先生1918年（26岁）开始写第一篇小说、第一首诗；被誉为政治家与文学家完美结合的“五四”前驱和文坛主将茅盾先生，在29岁时（1925年）才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巴金先生则是1927年（23岁）开始写第一篇小说；老舍先生也是1924年（25岁）开始写小说；曹禺是1926年（16岁）发表处女作；徐迟则是17岁开始写诗，18岁时（1932年）在《燕大月刊》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开演之前》，22岁出版了第一本集子《二十岁人》。
　   徐迟有着过人的才情，兼诗人、散文家、音乐家、翻译家于一身。他自幼英文底子就很好，还自修过希腊文，若不是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批评部分文化人“言必称希腊”，他是打算把希腊语言学到底，然后去研究伟大的希腊文化。后来毛主席的批评传到重庆，对毛主席的崇拜使徐迟停止了对希腊文的学习。上海的施蛰存被认为是倡导新感觉派小说的先驱，这新感觉派实际就是西方现代派。而徐迟很早就开始了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活动，19岁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徐迟就译出了美国诗人维琪.林德赛的长诗《圣达菲之旅程》，发表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上。后来他又翻译过赛珍珠的《两妇人》、并最早翻译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战争》（后人译的叫《告别了，武器》）、长篇传记《托尔斯泰传》、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梭罗的《瓦尔登湖》（现在中学课文用的仍是徐迟的译本）、安娜.赛格斯的小说《第七个十字架》、荷马的《伊里亚特》、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巴尔玛宫闱秘史》（另一译名《巴尔玛修道院》）。他还写过西方音乐史，、出版过研究西方歌剧和作曲史的《歌剧素描》、《世界之名音乐家》及《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等音乐普及著作。此外徐迟还写过不少小说。，抗战时期写出了《三大都会的毁灭》（在《辛报》刊发），还发表过小说《儿子》和《战争》，出版过反映抗战生活的小说《武装的农村》，另外还写了不少直面抗日战争斗争生活的纪实作品。如《在前方——不朽的一夜》、还写过《太湖游击队》、《南浔浩劫实写》等特写——其实在当时报告文体与特写限界尚不十分明显时，徐迟也曾把它们视为自己早期的报告文学。他的才情得到同时代文学界大家的尊敬，他曾与戴望舒等人一起创办过《新诗月刊》，在香港时与戴望舒、冯亦代等编过《星座》、《顶点》和英文版《中国作家》杂志，与诗人袁水拍、艾青、音乐家马思聪、画家叶浅予、黄苗子、电影家夏衍等交情甚笃。并与郁风、夏衍、叶灵风、戴望舒、叶浅予、黄苗子等创办过《耕耘》杂志。
　　徐迟是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型作家，在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诗的诞生—— 一个美学的尝试》、《红楼梦艺术论》、《现代化和现代派》等理论著作在当时的文艺界都很有影响。
　　徐迟出生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徐一冰1905年东渡日本，进大森体操学校专攻体育，立志体育救国。1907年回国后就与朋友一起在上海老西门创办中国第一所体操学校，自任校长；1909年又创办中国最早的体育刊物《体育界》，同年又主编《体育杂志》并撰写文章。1914年6月，民国政府教育部给徐一冰颁发“教思无穷”匾额，并授予一等文虎章和嘉禾章。徐一冰主持中国体操学校15年，毕业学生千余人。后来又变卖全部家产在家乡南浔办起了收养教育贫苦儿童的贫儿院。在徐迟纪念馆里，我怀着敬仰之心隔着玻璃框一字一字抄录下了徐迟的父亲徐一冰变卖家产时的公告——

徐一冰出卖家产布告

　　出卖家产
　　创办贫儿教养院
　　货真价实均有价目
　　大善士速来购买
　　实际上的钱买物豪无损失
　　暗当中成人之美大可积德
　　（一）各种细软冬夏衣服
　　（二）各式新式西洋衣服
　　（三）各种金银首饰
　　（四）各种家用细品
　　（五）各种古旧书籍字画
　　（六）各种体操运动器具
　　敬告善士： 
　　一冰创办这件事体  人家一定说是很奇怪的  唉这却也怪不得别人的疑心   但是诸位要晓得一冰近十多年来  到底做些什么呢  说起来很是可怜  一冰自从在镇上开办养蒙学塾起头  到现在办这教育事业  已经足足有十二年了  这十二年当中问问自己  所做的事体呢  总算对得起自己良心  倘然讲到对于社会上的事业  实在微不足道  造就人才却也不少   然而仔细考察起来  也不过养成一般享权利人才   真真能够为社会上尽义务的实在少得很  旧年春天又到北京一次  农商部派了一个差使  在农商部做了个监学  官场事体  更勿是一冰做得来的   回到南边来   一般朋友多说一冰做官了  发了财了 
　　哈哈  诸君想想看   一冰岂是这样人么  唉一个人混在世界上  但知有己不知有人   本来是不可以的   况且我们读过圣贤的书  受过父母师长的教训  就是自己一家的布衣粗食  也可敷衍过去  趁此机会  勿做做社会上实在的事业  就没有时候了  故而创办这个贫儿院   是一冰夫妻二人真真良心上做的事业  这种用不着的东西变卖几个铜钿教养教养贫儿  岂勿是好事么  诸位善士来买这种东西  亦是一件好事  比之耗费两字是大大不同的  将来这贫儿院倘然能够发达  这创始的大功德   岂不多是诸位的么 
　　地点：南浔大街德懋弄电报局隔壁本宅出卖
　　 时间  新历二月十一二三日（即旧历正月初八九十）三天
　　吴兴县 徐一冰谨启

　　至今，徐一冰变卖家产办贫儿教育和体育教育的善举仍镌刻在南浔人心里，镇上徐一冰游泳池就是纪念徐一冰而建。家产的变卖后来使徐家一贫如洗，以致于徐迟大学期间不得不中途休学。
　　徐迟从小受进步思想教育，较早接触革命理论，对马恩的著作进行过认真的研读，具有很强的民族责任感，“九一八事变”时17岁的徐迟在东吴大学读书，得知马占山在东北树起抗日大旗他便决心投笔从戎，参加上海学生组织的“援马团”北上，要到马占山部队当兵打鬼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迟经历了三年流亡生活，从上海、香港、桂林而重庆。1940年以香港《星报》特派记者身份赴昆仑关战役前线采访，写战地特写。经历战争洗礼的诗人“心灵开始觉醒”，1940年发表《和现代派告别》，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到重庆后因为英语很好曾任英国、西班牙驻华使馆翻译。在长期文学生涯中，徐迟积极追随共产党，积极参加中华全国抗敌文艺协会的活动。年轻的徐迟在上海、香港、和重庆都很活跃，在香港时曾和萧红、许地山等筹划了文艺界纪念鲁迅的隆重集会，并以他出色的朗诵天才使集会达到高潮。他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重庆时，听说周恩来生病住院，他多次到医院去看望陪伴，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与中共重要人物“南北两乔”（北乔指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南乔指重庆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乔冠华）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徐迟与周恩来有着很不一般的交情，当时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在重庆生病住院，秘密住在歌乐山中央医院，夏衍把这消息透露给徐迟后，徐迟不顾自己在国统区的安危，每天去医院看望并陪伴孤寂的周恩来，并与之讨论诗歌美学问题，周恩来不仅成为徐迟论文《诗的诞生》的第一位读者，还将自己对诗的认识方面的有关论点提供徐迟参考，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当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时，徐迟心情十分激动，连夜写出了一首《毛泽东颂》，不顾个人安危就送到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在重庆特务多如牛毛的环境下，徐迟如此狂热追随毛泽东并敢于公开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行为是要冒生命风险的。这件事也最好不过地表露了徐迟真诚直率的文人性格。在拜谒徐迟纪念馆时，我站在风雪中用冻僵了的手把这首诗抄了下来，因为这首草就的诗作很少有人看到，特照录于此，让人们增加对徐迟的了解：
　　毛泽东，毛泽东，我一生的光荣，是能够给你颂扬，金鸡样高亢嘹亮，你的名字霹雳样，惊骇法西斯鬼魂。你的名声江河样，奔流南北城乡。你的名声仙乐样，吹得人心温暖，你的名声飓风样，扫荡噬人的魍魉。你的名声喇叭样，唤起人民解放自己，你的名声布谷样，呼唤人民耕得深。假抗战用美国武器，真抗战用小米步枪。你的名声神话样，也像女娲炼石补青天，这里的人民流眼泪，侮辱和死亡在忍受；这里的土地满目凄凉，粪蛆爬在黄金上。这里的人民在期待你，前来展示你的力量，都知道你把戈壁荒原，化为天堂乐园。你来了，开口第一句：照顾人民利益。你的旗帜上写得分明，两个大字：“和平”。我们歌唱你，毛主席，冰天雪地里歌唱春季。春季里百花齐开放，我们要用一切芬芳，用清冽的，浓密的，馥郁的，河流的，森林的和山峰的清香，喷在你的名声上，你是我们的唯一的希望。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这首诗在艺术上显然不能代表徐迟的水平。但我们决不可以单纯的用艺术的眼光来读它，而应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它。这首诗只是一首即兴之作，是徐迟在听到毛主席来重庆后激动心情的表达。但却把他对毛泽东的赞美和崇敬以及民族对毛泽东的希望表露得十分清楚。毛主席十分赏识徐迟，在接见重庆文化人之后又单独接见了作家徐迟和音乐家马思聪。并且在徐迟珍藏的一本册页上为徐迟题写了“诗言志”三个字，后面龙飞凤舞地签上了毛泽东的名字。徐迟是得到毛泽东亲笔题字的唯一作家，这殊荣曾使整个文艺界羡慕不已。后来徐迟把毛主席题字的册页展示给郭沫若看，郭沫若一看大声叫好，诗人激情也迸发出来，以敬仰羡慕之情在毛主席题词后面题上了他自己应和毛主席《沁园春.雪》的一首新词：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泛敏，无器民滔。岂等伟风，还殊易水，气势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传声鹦鹉翻娇，又软摆扬州闲话腰。道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饿贼群骚，叹尔能言不能飞。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天大雾，无损晴朝。
　　《沁园春》再用润之原韵，录奉。迟兄大雅指正。
　　这首词的上阕是批评王芸生在《大公报》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的社论，下阕批的是国民党文人易君左，此公以《扬州闲话》闻名于世，诬称解放区革命运动为“黄巾起义”。郭沫若当时在重庆已居文坛领袖地位，他对徐迟是十分看重的。徐迟的直率使他与郭沫若之间也发生了一段微妙的插曲。郭沫若剧本《屈原》在重庆上演，轰动一时。而徐迟却给郭去信，说剧中屈原放逐后的激情道白与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的台词有些雷同。重庆的文艺界为之哗然，郭沫若专门撰文在《新华日报》作了答辩，公开承认《屈原》第三幕台词确实与《李尔王》有些相似，“相似得令我自己都感觉着有点惊奇。但我很惭愧，像这《李尔王》， 我却是第一次才阅读的”。作为文坛领袖，郭沫若是大度的，他在作了分辩说明之后，感情上并没有丝毫与徐迟有任何裂痕。还将徐迟的质疑文章附在自己答辩文章后面一并发表在新华日报上。郭沫若表现出的大文豪风度让徐迟很受感动，俩人关系因此更为融洽。郭沫若创办文学季刊《中原》时要物色执行编辑，夏衍和乔冠华推荐徐迟，郭沫若欣然同意。在重庆，当时主持文艺期刊的都是中国文坛泰斗级人物，如茅盾主编《文艺阵地》、老舍主编《抗战文艺》、而巴金则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主编。徐迟能在郭老手下主持一个大型物刊，足以说明他当时在陪都重庆文坛的地位。有人质疑：徐迟既已与党的重要领导人和文艺界领袖们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后来没能进入全国文艺领导层呢？个中因素很多，在了解徐迟的生平轨迹之后，或许也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徐迟在抗战胜利后，没有及时去解放区，而是按董必武、乔冠华的意思回到家乡南浔做迎接解放的工作。甚至也可以说，徐迟本人无心政治，他所做一切皆出于诗人心性，担着性命干系歌颂毛泽东、看望周恩来都出于他内心对党的领袖的敬仰，从来也未想到要从革命中获取什么资本，这使他在本来已接近党的最高领导层时，却做出了以教师的身份回家乡南浔做实实在在的地下工的作的选择。在后来南浔的解放中，徐迟的工作确是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组织群众维护地方治安，防范国民党溃兵的劫掠，保护古镇文物和公共设施，准备粮食迎接大军渡江。最后他亲自徒步到湖州去与解放大军接头。“多么美丽的早晨啊！路边都开满了各种野花，我一路走着，一边儿采撷它们，直到手上有了一大把光辉灿烂的，五彩缤纷的，鲜丽的花束。这是我准备好了，要献给我遇见的第一个解放军的。”（江南小镇——徐迟自传）徐迟的一生是文学的一生，文学的两大重要元素——浪漫与激情一直与他终生相伴，这也正是他能一直写出如火激情好文章的能源所在，也是他政治上始终没有处于领袖地位的原由。
　　家乡南浔解放后，徐迟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因为他英文很好，被组织分配到国际新闻局工作，在乔冠华手下编辑出版对外宣传新中国形象的《人民中国》，他的任务类似记者。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徐迟作为《人民中国》记者两次到朝鲜战场采访，写了《平壤被炸目击记》、《走过那被蹂躏的土地》等战地通讯。
　　后来的任务是报道国家重点基本建设。几年里，徐迟到鞍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工地、包头钢铁厂工地，满腔激情地奔走在新中国的建设工地上。一篇又一篇饱蘸着新生活激情、洋溢着时代气息的诗歌、通讯、报告文学，从他笔底奔腾而出，奉献给读者。如《在高炉上》、《汽车厂速写》、《汉水桥头》、《某地质勘探队纪事》、《三门峡通讯》、《石队长》、《在桥墩上》、《武钢之晨》、《入峡记》和《庆功宴》等，都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徐迟写的又快又多又好，热爱新生活是他创作不绝的原动力。他说：“现在，像童话中的人物，寻求一杯生活的泉水一样，我仿佛已尝到这种泉水，就在它的源头。生活的泉水是多么甘冽啊!”（《庆功宴》后记）。
　　徐迟在不断推出热情磅礴的工地通讯和报告文学的同时，也不断发表激情澎湃的诗篇。云南归来写的《美丽、神奇、丰富》(诗集)和1956年出版的诗歌选集《战争、和平、进步》，都是当时中国诗坛上的重要作品。1956年，徐迟又与郭小川、臧克家、沙鸥等人商量创办《诗刊》，得到中宣部批准后于1957年1月创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18首诗词，而诗刊主编由著名诗人臧克家担任，徐迟和严辰任副主编，在担任《诗刊》副主编期间，他热情培养新人，努力推动全国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做了大量工作。1959年出版的文艺评论集《诗与生活》，集中体现了他这方面的成果。《诗刊》当时在文艺界有很高的威望，连艾青、袁水拍等著名诗人也只屈居编委之位，徐迟却能以副主编身份主持编务，由此可见当时徐迟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然而徐迟的气质毕竟是诗人，是作家，他脑子里并没有文坛地位这样的意识和俗念。1960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后，得知国家要建长江三峡大坝，中央也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徐迟激动不已，毫不犹豫地辞去了《诗刊》的副主编职务，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所在的武汉落户。而这一去竟再没有回到京城。不过这一时期他也确实写出不少与长江有关的作品，如特写《鱼的神话》、报告文学《踏遍青山人未老》、散文《直薄峨嵋金顶记》、《三峡试笔》和《长江组歌》等宏丽的诗篇。如果不是历史发生巨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满怀激情和理想深入长江的徐迟一定会写出让世人震惊的伟大作品来。 
　　
　　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飓风
　　
   令徐迟没有料到的是十年文革的来临。社会历史发生重大逆转，政治生活发生巨变，这巨变将作家的一切理想甚至人生轨道全部改变。从徐迟的著述年表上我们可以看出，从1959到1977年，创作激情如火的徐迟却没有写出任何作品。而这个时期恰恰是作家年富力强的时期，按
　　人生规律是应该出大作品的时期，可是作家只能和当时的许多中国作家一样选择沉默。
    历史几乎扼杀了一个旷代的天才——如果不是一个偶然因素，也许这位作家就此会永远销声匿迹。如同没有印度次大陆与亚洲大陆的碰撞就不会有珠峰的高度一样，如果不是历史给了徐迟这个偶然机遇，中国的报告文学也必将没有今天的高度，也许至今仍会以一种边缘夹缝之地位尴尬存在着。然而历史终究还是给了徐迟最后的机会。
　　 文革结束时，1914年出生的徐迟已到了退休年龄，在从干校回机关时，文联机关已在为他办理离休手续了。当时的安排是给一笔钱让他在老家浙江省南浔镇买房子回乡养老。正当作家心灰意冷地作着回乡准备时，历史性的机遇来临了。1977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一上任就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着手抓科学和教育，并和方毅商量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人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顶尖级文学期刊的编辑到底比别人敏感，周明等几位青年编辑在讨论选题。中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很振奋人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肯定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周明就想，能不能找个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来写一写？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的故事。一个传言是，美国有一个代表团来，见到我国领导人就问陈景润，领导人就让人找，结果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说这个人是个“怪人”，是走“白专”道路的。但是，周明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在国际数学界是一个大难题，他在国内没有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下，把论文偷偷寄到国外发表了，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重视。大家就提出，写写这样的科学家多好啊。当时，叶剑英还题写过一首《攻关》的诗，陈景润能把这个难题攻下来，是很了不起的。
    把陈景润这个选题确定下来以后，编辑部又开始考虑请哪个作家来写比较好。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迟。因为他是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并且是作家中写知识分子的第一人。1964年，他就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知识分子题材报告文学，他刚写出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也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来刊发于当年10月号）。因为那时的作家写工农兵的比较多，写知识分子的比较少，所以大家就想到了他，周明刚好认识徐迟，就开始和徐迟联系。
     周明说明了人民文学的意思，徐迟一听十分兴奋，说单位正在动员他退休，他准备回浙江湖州南浔镇看房子，如果要他做这个事，就必须跟单位打招呼。周明说可以借调他出来，这使徐迟喜出望外——10年被夺去创作权利，现在终于能写东西了。周明要安排徐迟住招待所，徐迟说不用破费，他有亲戚在北京就住亲戚家（徐迟这里说的亲戚指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将军，伍修权是徐迟的三姐夫）。两天后，63岁的徐迟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很快投入工作，在周明陪同下到科学院数学所去找陈景润。
　　当时文革遗风尚存，科学院一位女同志对前来采访的徐迟和周明说：我们科学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你们干嘛不写他们呢？她说陈景润在我们这儿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人，你们写出来以后，不怕社会上来指责你们吗？有好几位熟人也劝他们放弃写这个是非之人，何必找这个麻烦呢！
　　周明找了当时在科学院当家的领导方毅，并得到了方毅的支持，他正在邓小平指示下筹备全国科学大会。写陈景润的事终于确定了。
   于是，当天晚上，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周明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的家，讲述了他们与陈景润接触的所见所闻所感。张光年听了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明年１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就这么定了。”
    徐迟见到陈景润后十分投缘，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被称为“怪人”的中年数学家。这个一心钻研业务的数学家在徐迟眼里是个科学奇人。陈景润的经历和精神深深感动了他。面对陈景润，徐迟动情地悄声对周明说：“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徐迟投入了紧张的采访。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同学和同事。有说他好的，也有对他有看法的，还有对他嗤之以鼻的。在数学研究所，徐迟什么意见都听什么意见都记。包括那些不学无术靠斗争吃饭极力贬低陈景润的人的污蔑言论。这些后来都成为《哥德巴赫猜想》中反讽意味的精彩篇章。随着对陈景润生存状态的了解，徐迟心中波澜起伏，彻夜难眠。他没有想到陈景润的贡献在令世界震惊的情况下，自身的处境却是那样艰难。陈景润一生都想远离政治运动，可是政治运动却从来不肯放过他，他一生唯一愿望是能安安静静地搞数学研究，可身边的环境却一刻也不肯让他宁静。这样热心为祖国科学献身的优秀知识分子、这个到达世界数学成就巅峰的科学家在现实中是那样凄惨无助，他蜷缩在六平方米的锅炉房，以几麻袋的数学演算手稿为伴。被国际数学界誉为“陈氏定理”的发明者却被当成“白专典型”、“白痴”， 挨打、跳楼、被专政，每天遭受冷嘲热讽和白眼，惊弓之鸟般活在人们歧视的目光里，时间久了连陈景润都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并设法同数学所领导一起到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6平方米的锅炉房去体验感受。终于，作家的真诚取得了陈景润的信任，徐迟和陈景润成了好朋友。
　　他从陈景润对政治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和紧张联想到自己在“五七”干校的生活，不同的年龄、共同的磨难使徐迟心头升腾起一种以解救天下知识分子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来，一种蛰伏已久的冲动在心中开始萌动。
　　徐迟是个学者型作家，对于数学、地质学、植物学、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光学、物理学、地球物理学、高能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但为了写好陈景润，他不得不重新钻研数学。徐迟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书学论》、《数论导引》等。读不懂，他就向数学家请教。为了全面了解陈景润的情况，徐迟还特意访问了数学家吴文俊、王元、杨乐、张广厚和《数学学报》的负责人等，并阅读了他们的一些学术论文。
    压抑了十多年的激情如江河决堤般迸发了！60多岁的徐迟走进了陈景润的心灵、也走进了数学的神奇世界。扭曲人格的强烈反差，现实环境本身的残酷，使徐迟的才华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激情在胸中奔涌，怒火在心中燃烧，对陈景润的同情、敬慕、不平、为中国科学家的骄傲，知识份子的自怜、愤慨、感叹、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这些都化为奇妙的文字，从作家的笔端奔涌而出、汇成一泻千里之势。
　　枯燥的数学，被作家点化为繁星璀璨的天空、万木葱茏的大地；说的是数学家的故事，揭示的却是整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荒唐现实环境中却开放出奇异的科学之花！徐迟把数学王冠上的明珠描绘成“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山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
　　整部作品辞采华丽典雅，恣肆放达，而对于文革的正面否定与讥讽则辛辣得入木三分让人拍手称快。在1977年的背景下，在有较大影响的文学作品中，正面触及“文革”的当首推《哥德巴赫猜想》了。作家勇敢地发出全国人民否定“文革”的第一声呐喊，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胆魄。
　　徐迟终于完成了他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１９７８年１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这篇奇文。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这篇报告文学会在中国社会产生那么强烈的反响：
　　巨石击水——激起滔天波浪；
　　石破天惊——举世为之瞩目；
　　惊世骇俗——全国为之震撼！
　　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紧接着《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以及各省、市主要大报争相转载、中央和各省地方电台争相转播《哥德巴赫猜想》……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特殊作品写出来的特殊人物也就产生了特殊的效应。数学家陈景润和作家徐迟一时都成为举国上下甚至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对于《哥德巴赫猜想》的主人公，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广泛久远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他影响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激发了以后几代人为科学事业献身的民族精神，而更大的意义还在于推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进步。
　　对于《哥德巴赫猜想》的作家徐迟，这部作品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也将徐迟的整个文学生涯照亮，使他毫无愧色地站上了“鲁郭茅、巴老曹”之后的中国文学制高点上。在艺术上为中国报告文学创造了不朽经典，并催生了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热潮的到来。而报告文学特殊的功能还赋予了他更深远的社会意义，那就是他的《哥德巴赫猜想》成为了预示中国科学春天来临的第一束报春花，作家徐迟也成为迎接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第一位鼓手。
　　《哥德巴赫猜想》的诞生，陈景润的出现，使人们犹如在沙漠中看见了一片绿洲，在干旱龟裂的土地上发现了一泓清泉，他们在陈景润身上找到了失落了太久的理想。人们犹如在黑暗里发现了一只燃烧的火把，陈景润激发了他们潜伏多年的对科学的热烈渴盼和追求。这篇报告文学在经过１０年动乱的中国，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意义。
　　《哥德巴赫猜想》成为一阵飓风，愈刮愈烈，不仅席卷中国大地，而且飘洋过海，在西半球引起关注。英国路透社发表评论文章：有一名中国数学家，在, 中国已被提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报纸上对陈景润的报道，将使西方电影明星和政治家感到妒忌……关于陈景润的报告，不仅可以使人了解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情味是什么，而且展示了中国的科学在文化革命时代以后的大转变。
　　    《哥德巴赫猜想》也将陈景润卷入旋风之中。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哥德巴赫猜想》的这天，陈景润在天津。他是应天津市科协的邀请前来做报告的，作完报告准备中午回北京，走到一家邮局前，见里面人头攒动，许多人在争相购买当天的报纸。他们想挤过去看个究竟，这才知道大家争相一睹为快的是《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赶快从人群里退出来，一边走一边连声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信件像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来，每天都有几百封、近千封写着“陈景润同志亲收”的信件送到陈景润手里。他们向他表达着心中的崇拜和敬仰，诉说着学习科学的渴望。
    也有人拿着登有《哥德巴赫猜想》的报纸，千里迢迢来北京找陈景润，要做他的学生。
　　邀请陈景润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还有全国各地寄给陈景润的堆积如山的信件等着他拆看……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魏文帝一千多年前对文章的评价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上得到了最形象的印证。这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骄傲！也是中国作家的骄傲！与其他兄妹文种相比稍逊风骚的中国报告文学终于因势崛起，并承担了推助时代进步的重任，也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新纪元！
　　
　　接过徐迟奖缘于偶然，却也是石花企业文化理念的必然
　　
　　当媒体上突然曝出湖北石花酒业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联合主办徐迟全国报告文学大奖的消息后，好些人感到意外、感到惊讶。一方是正在崛起的中部酿酒企业，一方是国家级文学权威组织，怎么会突然牵手联姻共同主办全国性文学大奖？这项影响深远的文企联姻其间到底有些怎样的经历或曰故事？不少人在打听，希望能了解其中一些背景或曰“隐秘”。而一些不明就里的朋友见我参与其中做些打杂事务，便想当然地把这事与我联系起来，以为是我游说的结果。事情其实远非一些朋友想象的那样简单。一项静态投资将超过六百万的文化项目，按照石花酒业股份制以后实行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不经企业董事会讨论批准是谁也决定不了的。客观地说，从表层现象看，这次文企合作的成功确有机缘的因素，但往深处剖析却是石花企业一贯经营理念的必然选择。
　　这件事的起因，缘于湖北省作家协会和北京报告文学杂志社在襄樊举行反映新农村的报告文学《汾清河的儿女们》研讨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溪鹏应邀出席。傅溪鹏既是一位资深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创建者和当家人，他一直以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振兴为己任，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创作，耗费了许多心血。而在中央新闻机构和国家机关工作40多年的丰富阅历使他炼就了一双识人的慧眼。
　　在研讨会期间他感受到了襄樊市委市政府对文学的支持和襄樊企业对文化建设意识的重视。特别是看到报告文学在当地社会的影响，他想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创设的徐迟全国报告文学奖，已经成功举办了二届。第一届由湖州市政府出资主办，第二届则是由徐迟正宗的家乡南浔区政府（南浔古镇已升为县级区）出资主办，二届大奖十分成功，影响空前。这项大奖已成为继鲁迅文学奖、茅盾长篇小说奖之后的又一全国性重要文学奖项，在全国文学界已有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作家已在询问第三届何时启动，可是湖州那边政府的人事更替使他们短时间内无暇顾及评奖事宜了。而主动申请承办的城市又有好几个，正处在洽谈选择阶段，强烈的事业心使傅会长十分看重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价值，文学界一直将徐迟全国报告文学大奖喻为体育赛事中的足球世界杯——他相信这份宝贵的文化资源一定会被人珍视，他已在为徐迟报告文学奖寻找新的更为合适的合作伙伴。而襄樊之行使傅溪鹏脑子里火花一闪，经过一番慎重思考他心中突然暗自作出一个此前连想都未曾想过的决定——打算把主办第三届徐迟全国报告文学大奖这个机会给予襄樊。他甚至想到了对各界的解释，徐迟在湖北工作36年，由湖北的知名企业把徐迟奖接回湖北也在情理之中！在临开车几分钟的时间里，傅会长把这个将载入文学史册的重要任务托付于我。于是我将傅会长的意向写成文字请总经理办公室转给石花酒业董事会。     
　　没有想到的是，北京抛出的金色绣球很快被石花酒业以一种令我和傅会长都深感意外的方式接了过来——在一个冬日的清晨，我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经过董事长曹远亮先生与董事会慎重研究，石花酒业愿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合作主办徐迟全国报告文学大奖。但同时石花酒业董事会也提出了一个想法：合作方式不仅局限于主办第三届徐迟全国报告文学奖，而是愿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建立长期的文企合作关系，由湖北石花酒业对中国报告文学事业提供长期支持——至少十年，把这个全国性重要文学奖项连续举办五届！并且阐述了湖北石花酒业董事会这样做的动因是出于企业公民的责任感，而资助这个项目有以下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报告文学作为文学轻骑兵能够快捷反映生活，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能起到直接的推助作用，所以愿意出资支持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的发展；二是借承办全国性文学大奖的机会提升石花酒业所在的襄樊市及谷城县在全国的知名度，认为这项活动将会赋予历史文化名城新的内涵；三是通过评奖、颁奖活动与高层次文学人物接触，有利于提升石花员工素质和石花企业自身的文化品位。并表示石花酒业无意通过这项活动谋求广告效应，石花企业除提供资金资助外，决不主导评奖方向、决不给评委会施加影响，并建议在组委会和评委会之外增设监察委员会，从机制上保障评奖过程的公开与公正，以评出真正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获奖作品来。唯一要求是希望能将颁奖仪式放在襄樊举行。
　　读者诸君应可以得出结论：石花酒业与徐迟报告文学奖结缘，看似偶然，但却是石花企业乐于承担社会责任、重视文化经营理念的一种必然。了解石花酒业成长历程的人士都知道，石花在湖北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百年品牌，“北有杏花，南有石花”的品牌在计划经济年代几乎无人不知。在遭遇了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之后，石花酒业开始把建设具有竞争力的优秀团队和培养企业核心品牌同时并举。将有限的赢利慷慨地用来资助公益活动、扶助文化事业。 
　　稍稍回顾一下：凡有影响的重大公益活动的赞助或发起莫不出自石花酒业。如2003、2004两年的“襄樊十大年度经济人物”评选；2006年的“十堰十大经济人物评选”；为重大社会题材电影《留守孩子》提供拍摄资金；为随州近二百名获得“教育创新奖”的优秀教师提供笔记本和台式电脑；支持“企业高管能力提升大讲坛”；“万人老年才艺展”；“全市十佳剧本评选”；资助湖北省运动会举办；“和谐社区才艺展演”；“十大经济新闻”；随州市普通话大赛；随州市十佳青年评选；慰问艾滋病孤儿；承办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晚会；就在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共办徐迟奖签约新闻发布会的前两天，石花酒业独家赞助了一项国际性的理论研讲讨活动——“中部崛起国际合作论坛暨中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交流会”。笔者曾在襄樊市《汉水》文学杂志理事会成立仪式上发言中说过：“石花酒业是一家承担了过多社会责任的企业，但凡有影响的公益和文化活动，背后必有石花酒业的身影…… ” 正是石花企业“三关”“四为”的企业文化为石花酒业赢得了人气，正是这种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优秀企业公民理念才使得石花酒业在湖北重新崛起。
　　而这次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携手合作主办徐迟全国报告文学大奖，尽管石花酒业表示只是企业一贯扶助文学的善举，并没有想到社会的回报，然而，“赠人玫瑰，手留遗香”，石花酒业的义举已受到全国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赏，这本身也是一种回报，因此我把今天的文企联姻解读为石花企业品牌升级战略的开始。   
　　2008年月1月4日，笔者接到石花酒业总经理办公室通知，要在1月6日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将合作协议草签下来。于是我只身前往北京，约请傅溪鹏会长洽谈。双方就细节认真商洽，石花酒业代表与傅会长商定：为了吸引更多作家参与报告文学创作，将获奖作品的奖金大幅提高：由原来每篇（部）1万—2万，提高到每篇（部）5万元！把获奖篇目扩大到五篇或六篇，另外增设10篇（部）提名奖，奖金1万元！ 并且提议把评选时间由三年一届改为两年一届。傅会长此时才真正感受到了石花酒业扶助文学事业的诚意。后来为图吉祥和完美，考虑到今年第三届评选的是2004、2005、2006、2007四年的作品，提议将第三届篇目增加到六篇（部），在十年合作基础上，将主办五届改为六届，期限从2008年到2018年！2008开始，2018年评完第八届！由此，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与湖北石花酒业联袂，完成了一个十分完美吉祥的设想——九十年代开始沉寂的中国报告文学必将因为石花酒业的援手重新振兴而再度走向辉煌。
　　
　　人文南浔有遗风——拜谒徐迟纪念馆
　　扶助文学评奖活动对于石花企业是一种文化理念的必然选择，而这扶助落到徐迟报告文学大奖上就有了机缘的成份。这种机缘无论对于石花或对于襄樊的文学来说，都是一种上天赐予的机遇，而具体到能够参与服务的我，更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我虽由小说改写报告文学已有20多年，但因为地处偏狭，无缘接触重大题材，更无缘参与全国性文学活动，一直以“小作家写小人物”给自己定位。此次徐迟奖移师湖北石花，作为襄樊作者，便有了亲眼目睹获奖名家风采、向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大家近距离学习的机会，自然感到无比的幸运。而我年轻时有幸亲耳聆听过徐迟几次创作辅导报告，这使我对徐迟十分崇拜，对他的文风十分喜爱，在中国报告文学作家里，我最爱读的也就是徐迟的科学家系列作品了，而且风闻徐迟家乡浙江南浔古镇文风很盛，并有民间人士自发投资修建了徐迟纪念馆。想到将来要协助做徐迟奖评选工作的具体事务，我更应了解一下徐迟的家乡。于是情绪激动之余，便有了将石花酒业将徐迟奖从南浔接回湖北并落户襄樊的这件大事写成一篇文章的想法。因为在我看来：徐迟报告文学奖毕竟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一件必将载入中国文学史册的盛事。这文章写出来也应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并且事先拟好了一个题目：《徐迟——从南浔到石花——记中国报告文学大奖的接力与传承》。
　　在我处理完手头琐事之后已是腊月十七了（公历已是2008年的1月24日），此时已是在外打工的游子们急切归家的时候，因往外走的人很少，也就没有意识到这已是进入春运的第二天了。此前襄樊已下了十多天雪，街道和城外原野到处是皑皑白雪。知道我要去南浔，朋友们都很惊愕——春运期间你凑啥热闹啊？说是江南水乡春天夏日才有情调，冰天雪地你去看什么？漫天飞雪也曾使我犹豫，但想到草签协议中约定春节后来襄樊举行正式协议签定仪式的约定，我必须赶在年前完成这次采访，而此刻我的心里涌动着一股久违的激情，仿佛回到当年的文学青年时代——冰雪怎能阻挡激情的燃烧！徐迟是我崇拜的一代宗师，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能为徐迟全国报告文学奖做点具体工作是一种光荣，是上天赐予我的机遇。怀着拜谒徐迟纪念馆的虔诚，于腊月十八赶到了上海。南浔离上海100公里，被称作上海人度假休闲的后花园，也就两小时的车程。平时旅行车20分钟一班，还有数不清的各式小巴和出租轿车，应是十分便利的。原想江南冬季不会有雪，没想到一到上海，半个中国都下起了暴雪。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轻易不出门的我，这次竟遇上了百年不遇的雪灾。听本地人说上海很少下雪，偶尔下场雪也因地温高没等落地就化为雾水了。而我遇到的这场雪让所有上海人都感到了意外甚至恐慌。开始是奇大的雪团漫天飞舞，再后来就是雪粒夹雪片密不透风的往地上倾倒堆积，且下得十分平稳，有条不紊，不慌不忙。白雪掩蔽了东方大都会的繁华，银色世界让人分辩不出楼的高低，认不出马路的界限。从天气预告中得知，浙江看样子想等雪停了再去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心冒雪赶往南浔，可是市内高架桥已封闭，路上大小车子挤挤挨挨一辆挨一辆，半天也不见动一下。看看出租车上里程表哗哗翻动，不大一会儿就翻了50元了。司机自己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主动说：“没办法啦，今天的车子不知堵到啥时候，你们另想办法吧，白烧钱不划算的。”只好返回住处。次日一早乘地铁赶到长途站，可是票窗都关着，只有一个窗口开着却是办理退票，站门口贴着市政府雪灾停运通知。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此时已是腊月二十，再晚去南浔就更不合适宜了。   
　　是上苍在有意为难我吗？是徐迟大师在考验我的虔诚之心吗？徐迟故里在吸引着我，徐迟文学精神在鼓舞着我。为了帮助石花酒业早日将徐迟奖接回湖北，我忽然心生一种“豁出去了”的情绪。对随行的妻说：“就是徒步走，我也赶去南浔！”正在此时一辆挂安徽牌照的黄牛出租车来揽生意说：“我可带你们去南浔，每人100元。”我查过，南浔的车票只有30元，可是看看漫天飞雪，便一咬牙掏出200元钱说：跟你走！
　　结果出租车绕了几条街把我们介绍给一辆正在揽客的空客，眼睁睁看着他只给了司机60元，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又下去揽客了。
　　司机用上海话嗫嗫地说，“一会儿赚了一百四，不过，能把你们交我车上也还算是讲信用了，也没办法的啦，这几天都不出车了。” 
　　十几分钟让人宰去一百多，心里不是滋味儿，但听司机说保证把我们安全送到南浔镇，又稍感安慰。
　　出了上海市区眼前便只能看见雪了。此时用鹅毛大雪来描绘已不形象了。密集的雪团砸在窗玻璃上，雨刮器已不起作用，积雪很快在窗玻璃下堆起来，司机隔会儿就要伸手到窗外扒一下雪，地上越积越厚，天上越下越大。整个杭嘉湖平原覆盖在皑皑白雪之下，天地一片苍茫。
　　大雪把国道与田野的界限消弥了，天和地的界限消弥了，司机开得十分小心，二小时的车程直捱了五个半小时。饥寒交困中终于到了南浔镇边。可是国道距古镇尚有三公里路，举目四望不辨方向，白色世界中，想像中的繁华南浔镇竟不知在何方。车上乘客四散而去很快消失在风雪中了，车上只剩下我们夫妻俩。倒是上海司机素质高，他宁肯耽误自己时间也不轻易把我们扔下。“你们已让人宰了一刀了，不能再让你挨宰，旅游区平时车多得很，等帮你找到出租车我们再走。”
　　好心的司机载着我们在往南浔的路口国道上开过来又转回去，终于远远看见一只“麻木”在摇晃，风雪中像一只熊慢慢在爬行。上海司机使劲朝“麻木”揿着喇叭，又把手伸出窗外使劲摇。那“麻木”终于明白了，于是慢慢摇了过来，开“麻木”的是一位大嫂。上海司机与她用吴越方言叽哩呱啦说了一番仿佛外语的话。只听那大嫂连连点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便对我们用普通话说：“我们南浔的旅游业很规范，不会乱收钱的，从国道到古镇平时10元今天还是10元，不涨价的。”这时我们的双腿早已麻木，两脚早已冻僵，饥肠辘辘，身上早没有了热量。便谢过了上海司机，硬撑着把双腿像杠子一样移进了四面透风的“摩的”车壳里。三轮“摩的”朝陌生的村镇开去，铁皮门啪啪地拍打着忽地拍掉了，我惊叫一声，大嫂停下把门又给安上。不记得摇晃了多久，终于停在一条街中央。仍是四顾茫然。风雪中无法选择，发现近旁有个“千翁宾馆”，忽然想起，北京傅会长曾说徐迟生前有个好朋友叫朱倍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在做老年公益事业。而这“千翁”似应与老年人有关，风雪中也不愿再到处选择比较，便朝这宾馆走去。
　　也许是上天看我来南浔经历了太多挫折而垂怜，也许是徐迟大师在天之灵的眷顾，打从进了南浔，一切就变得意想不到的“顺”——我不经意走进的竟正是我想要找的朱先生开的浙江久安公益事业有限公司属下的千翁宾馆！我一边掏身份证一边急不可耐地问：“徐迟纪念馆离这儿有多远？”服务小姐听我来找徐迟纪念馆，问朱倍得书记在何处，小姐便笑盈盈地说：“纪念馆就在旁边，书记就在上面办公室里，我马上打电话给你联系！”并主动把房价优惠了20％！
　　而更意想不到还是另一个“顺”：一住下，宾馆大堂经理就主动告诉我们：今晚9：30分，上海东方卫视要在“深度105——说旧闻”栏目播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节目——“徐迟与《歌德巴赫猜想》的诞生”——真让人喜出望外！晚上我早早等在电视机旁，一字不漏地听完了这个将近半小时的特别专题节目！听当时的人民文学编辑周明讲述了徐迟写作《哥德巴赫猜想》的背后故事和曲折经历，也为我写这篇长文增添了底气和信心。 
　　知我们还未吃午饭，待我们放下行囊服务员便带我们到一小饭馆，天下大雪又是下午三点，餐馆处于停业状态，那服务员便和老板娘叽哩呱啦说了几句，听出大意是湖北的远客，为徐迟纪念馆而来，是书记的客人等等。于是小馆老板娘便搜寻了一番，找出些碎肉或葱根剁碎煮出两碗面来。
　　吃了面顿时热乎起来，便被引去会客厅，宽敞的会客大厅坐着两三个人，一位身板挺拔硬朗的中年人先站了起来，从神色判别他一定就是我要找的朱倍得先生。
　　“这是我们书记！”，一位大个子干部介绍说。
　　我抢上前握住他——“哦，我一眼就猜出来您是朱书记！”对方笑着将我的手握得紧紧，“欢迎你！这么大雪天来南浔，肯定不是旅游来的。听说是来采访徐迟纪念馆的？精神难得呀！”铁道兵出身的朱倍得，直爽真诚，几句话就化解了素不相识的拘谨，免去了许多尴尬。然后打开大屏幕电视，“天津电视台刚寄来他们录制的南浔专题碟子，你先看看，对南浔有个印象。”
　　曾在全国十大魅力名镇展播时看过南浔的片断画面和简单介绍。而天津台的节目是秋天做的，画面上古镇南浔的江南水乡经典美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对南浔厚重历史的深层挖掘更增加了这座名镇的的韵味。这正好弥补了积雪遮蔽下无法一睹南浔芳容的遗憾。南浔是我国江南六大名镇之首。与周庄、乌镇、同里、甪直（甪—音：Lu）栖塘相比，南浔兼具了其他水镇所有特点。如纵横交错的河网湖汊，由水上廊桥木楼构成的水乡经典街市，但南浔却比它们多了厚重的历史和浓郁的书香文气。如临河粉墙黛瓦的明清房舍、毫不逊于苏州的精致园林（小莲庄）、江南第一藏书楼嘉叶堂等标志性建筑。建设部已于2000年11月6日申请将南浔等江南四大名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第四条称“与其它类似文化遗产的比较：南浔目前是我国保持水乡风貌最好，明清建筑群最完整，中西合璧特色最突出，私家园林最丰富，民俗风情最纯朴的水乡古镇。”
　　对于我这个风雪中的来访者，这些景观都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不是个旅游爱好者，我是通过徐迟的优美文学来了解南浔的，在徐迟眼里，南浔的美丽是举世无双的——徐迟在他的自传《江南小镇——我的文学生涯》中，把世上最美的词汇献给了这个古镇——一连用了66个“水晶晶”来形容他记忆中的古镇。如水晶晶的脚丫船、水晶晶的渔舟、水晶晶的水风车、水晶晶的寺院、水晶晶的宝塔、水晶晶的长街、水晶晶的绸缎庄、水晶晶的酒肆、水晶晶的九曲桥、水晶晶的雨巷……徐迟的眼里，南浔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是水晶晶的。 
　　在徐迟的记忆中，南浔的富甲天下也让人叹为观止。去过周庄的人都听过富豪沈万山的故事，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沈万山也是从南浔搬迁过去的。既便走了沈万山，南浔仍是富可敌国——19世纪末，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7000万两白银，而仅南浔四象的财富总和就有8000万两白银之巨，加上“八牛”（100万银）、“七十二金黄狗”（30万——50万银）的财产，由此可见，南浔“富可敌国”决非虚妄之说。
　　

[越千年]

徐迟先生在《江南小镇》中解析了南浔财富的源泉——满世界都知道湖州的丝绸，而位于江苏浙江交界的南浔镇正是湖丝的中心——南浔的辑里丝在1852年伦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丝业的兴盛、水运的便利成就了南浔的数百年的繁华。至今镇中仍有一条叫作丝行埭的街市让人想见当年的繁华。南浔丝业的兴盛得益于上海的开埠，外商的介入和丝业的出口使南浔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南浔的财富也促进了大上海的繁荣。上海的“大世界”、“百乐门”都是南浔富商的产业。不仅如此，南浔还与民国的历史有着密切的渊源。 孙中山的民国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浔富商张静江的支持，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时候，张静江不惜卖掉在法国的贸易公司为他提供起义所需的经费，而蒋介石能当上黄埔军校校长，也是得益于张静江的鼎力相助——据南浔民间传说，当时张静江为支持蒋的军校开销，曾从南浔的运河里摇出去十七船银元！所以南浔人在国民党里地位非比寻常，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就宣布南浔升级为市。南浔人有四个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静江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政冶会议主席。在新中国的历史中，南浔也是可圈可点的，在朱倍得先生修建的“文园”里有一个长长的南浔名人画廊，其中中共中央委员也是四位；还有八位中科院院士；三位部长（原国家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桂世镛、原国家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三位大学校长（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也包括南浔历史上的四十一位进士。据统计，小小南浔一镇，截止1995年获教授以上职称者达235人，其中不乏在科技和教育领域作出重大贡献者。一个小镇出这么多著名的教授，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些名人中，最受南浔人尊敬的当属著名文学家徐迟。徐迟和他的父亲徐一冰（教育家）、胞弟徐舜寿（我国第一代航空工业专家、第一代喷气式飞机的设计者）父子三人同时进入名人长廊。
　　关于南浔，因不是本文的主旨而不能谈得太多，因为南浔的历史已出版了好些很厚的典藉，在徐迟的《江南小镇》中也有较详尽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去南浔感受。本文只是想说说南浔浓重的文气——因为徐迟选择从文正是受到南浔的这种文气的影响。南浔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由富商而入仕，最后又大都由仕则归儒，并且滋养了尊文崇儒的风尚。
　　南浔文气之重也得益于周边的人文环境——也许江南水乡独有的灵秀特别适应文人生长吧，围绕着南浔的，形成了一个滋养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群的奇特文化圈——在徐迟的家乡不远的东北10公里是著名诗人柳亚子的故里；往南10多公里的乌镇是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故里；再往南30公里的海宁，则是王国维、徐志摩、金庸的故里；再往南是德清的俞平伯、富阳的郁达夫、绍兴的鲁迅、金华的艾青……
　　而今天的南浔人仍沿袭了南浔尊儒崇文的风尚，接待我的朱倍得就是一个广交天下文士的“当代孟尝君”，朱先生由铁道兵组织干事转业到南浔任镇副书记、镇长、党委书记直到开发区书记达十八年，与徐迟先生结成忘年交的亲密朋友。他对徐迟的作品与人品十分崇敬，尊徐迟为南浔人的骄傲。在开发区房子并不宽余的情况下，徐迟写长篇传记小说《江南小镇》时，朱倍得给徐迟专门腾出一层楼，不准人上去干扰。即使徐迟不在南浔了，这房子仍不让别人住，说是不想让人冲走了作家的文气。在计划经济年代，徐迟工资并不高，难以支付往来采访的费用。朱倍得就想方设法筹了5万元钱交给一家镇办企业经营，用所得利润每月给徐迟补助1000元差旅费。徐迟辞世后他又四处搜集徐迟著作、手稿、信函、图片，遍访徐迟生前亲朋好友，还派人到武昌复制了徐迟的书房，终于建成了今天的“徐迟纪念馆”，并安排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沈惠林女士专门负责接待各地参观者。今天的“徐迟纪念馆”已与“红军长征寻踪馆”、“吴寿谷艺术馆”、“南浔名人长廊”以及“文昌阁”等景观一起，成为南浔新的人文景观，并已被浙江省委省政府确认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位当代孟尝君以接待天下文人学士以乐事，除徐迟外，著名作家金庸、赵丽宏、傅通先、著名画家周令钊、陈若菊、音乐家孙慎、著名老艺术家黄宗英、黄宗江、郁风、张瑞芳、秦怡等曾先后来朱倍得的“中国第一老年城”观光、休闲……   
　　在去徐迟纪念馆的途中，我们趁便参观了朱倍得先生的老年城。只见住在公寓里的老人们并不为风雪所忧，他们相依相携，或在雪中寻找梅枝，或在长廊里相互拍照难得一见的江南雪景。看到这幸福情景，朱倍得夫人杨央花大姐伤感地说：“只可惜徐老没有看到这情景，我们还专给他留了最好的房子呢，要是他回家乡养老写作，一定会愉快的。”
　　徐迟先生生前十分关心朱倍得先生的老年人事业，在朱倍得辞掉书记职务兴办“浙江久安公益事业有限公司”之初，徐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祝辞：
　　“花好月圆人长寿是人生最大幸福。浙江久安公益事业有限公司的成立，将使美妙理想得以实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自将放出奇光异彩来！欢呼久安公司成立，祝贺它振振日上。祝贺江南水乡分外清健、富饶，老人快乐，幸福无涯！”
　　最有纪念意义的是，徐迟先生辞世前存在电脑里的最后一篇文章《家乡传来消息》，, 就是, 为朱倍得的老年公益事业写的。这篇稿子未及面世，作家便驾鹤西去，朱倍得把它贴在墙报上，后来这篇文字被一位来南浔参加笔会的编辑发现，后来作为“新发现的徐迟佚文”寄给人民日报。1998年2月13日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徐迟的这篇绝笔文章——《家乡传来消息》：
　　家乡传来的消息，一位卓有成效的经济开发区书记，在他离任之后，办起了一件蓄念已久的公益事业，是十分了不起的事业，在开展之中，现在说它还早一点。但是它需要研究，也应该说起一点儿来了。“使老有所安”，就是这样了不起的事业。这事可是千百年以来从未很好解决的难题。而这个朱书记明知其艰巨，却一鼓足气向它发动。我愿意写几句话，为他作宣扬。我诚心诚意地希望他的作为能传遍天涯海角，从此发扬光大，直到以后能够给寰宇人类，以真正的老人晚年的幸福生涯。我祝他成功。
　　老年的问题是全世界共同的难题。老年人一年一年的衰弱，直至再不能自己帮助自己，最后衰竭不起，不管他当年曾经是如何的英雄好汉，到老年也会手无缚鸡之力，以至连给自己穿一件衬衫都很困难。他的呼吸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唉声叹气的程度，但是人还不死，还要活下去，甚至能活相当长的时间，还千方百计，要作出点有利于世道人心的事来。有的是一两个器官坏掉，但是其它器官还没有坏，且很好。不能说, 他怪可怜，他实在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种情况我过去是不了解，老到八十初也不了解，最近一场病下来我了解了，不过我知道的还是很不透的，我过下去还会有更深的了解。
　　天下子女，无不孝敬父母。不过到老人得了老年痴呆症，孝顺父母也得不到反应时，再孝顺也没有用时，那就是很为难的情况了。也有残疾人，是治疗、教育、就业问题，自有残疾人协会，在进行着工作；还有神经病人，有弗洛伊德和荣格等精神分析学家和专门医院对付；又有传染病患者，划出专门的病, 区，有医生和专业人员处理。他们的问, 题列入国家计划，不用我们考虑了。
　　　　而老人问题，和这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几乎是所有国家，所有的家庭，都可能遇到，家家都有自己的经，是不用协会来管，国家也不管的。我国所特有的是敬老院了。很普遍，有办得很成功的，但即使是很成功的，大多数还不太理想。一般都是接纳身边没有子女的老人。我的印象中没有太大的喜悦感。
    人子之对于父母，或祖辈老人的，悉心照顾，心理学上的因素非常复杂也很困难。世界上的学问现在很多，新开辟的学科也无限量数，中国是有《孝经》这样的圣经的，就是没有“孝学”的这门科学。《孝经》不是科学，这门科学如能建立起来，是最大也最了不得的一个科学的高级学科。
　　　　朱书记的公司正在规划建筑物，, 但不知他对此事有哪些想法。我曾劝言不要场面太大。宁可小而精，举了蛇口的袁庚当年不要南头的一个半岛，只要蛇口的两平方公里，作为例子。他的公益中心一定要办得让老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丰满而愉快，堪为2 1 世纪的最新鲜的有活力的卓越创造。
　　我将继续地写下去，这算是开篇第一节。我在想许多道理，这是一个对老年人来说也真正, 非常奇妙的世界（1996年11月）。
 　　
　　遗憾的是，已成为老年人的徐迟没有“继续地写下去”，写完这“开篇第一节”之后他便过早地走了。值得留意的是，徐迟的辞世是在1996年底，而给中国报告文学带来巨大荣誉的《哥德巴赫猜想》的主人公陈景润也在这年3月19日病逝。这种巧合曾让许多人惊讶，但在笔者看来，这只是一个奇特的巧合。徐迟的辞世其实从这篇佚文中多少可以看出些端倪。徐迟不仅是个文学大师，同时也是个哲人。他对人生感悟有很多独到之处，其实这篇《家乡传来消息》文章的开篇就已把老年的艰难，把人生看得十分透彻而明亮了。看明白了便走了——这使得朱倍得先生十分伤感，朱先生对我说他从徐迟这篇关于老年人的文章中悟得很多启迪。他一定要把老年公益事业做下去。
　　 朱倍得说：“别人都劝我——要赚钱，做房产，可我不是为了钱，我要给中国老年人养老探出一条新路，为了徐迟的良好遗愿，亏本也要做下去！”目下他的老年城里设施十分完备，花园、医院、健身房、俱乐部、老年大学一应俱全。现已住满了来养老的各种老人，老人们在他营造的这个乐园里快乐地安享着晚年。除浙江省和中央各大主流媒体多次报道外，浙江省新闻办公室、省外事办、台湾事务办还联合主办了“连线浙江”——中外媒体采访，美联社、新泽西公众广播网、台湾中天、东森电视台、人民网、中国日报、千龙网、国际广播电台、新浪网等15家媒体对南浔中国老年城进行了深度报道。
　　终于，我在浙江久安公司沈惠林女士的引导下走近了徐迟纪念馆。
　　风雪中的纪念馆更显出庄重肃穆，徐迟大师的塑像在风雪中也显得更为凝重，栩栩如生的表情生动刻画出这位一直在思想着的文学巨匠的形象特征。我轻轻走近，轻轻拂去塑像上的积雪，鞠躬，静默，瞻仰。怀着崇敬走进徐迟的文学世界。
　　从纪念馆的布置可看出朱先生是极用心的，面积虽然不大，却条分细缕，严谨翔实。展区分为“追求光明的一生”；“十七年的下放生活”；“六十年创作生涯”；“对家乡的挚爱”四个部分，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徐迟各个时期的创作与生活情景。许多历史图片、文稿、实物、特别是, 毛泽东题词、郭沫若的补题等影印件都是首次面世，尤为珍贵。十卷本的《徐迟文集》（不包含翻译作品）伴随着朱倍得先生为他最新出版的50万字的《江南小镇——我的文学生涯》以及各种外文译本将大师的文学人生映得厚重而辉煌。馆中徐迟的照片都是沉思或仰望——他站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巅峰昂首远望，他是在思考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的未来吗？走进去时我诚惶诚恐，出来时却是羞愧难当——想想我等平庸之辈竟也常以作家自居，在大师目光的审视之下，我能算得上作家么？
　　我在南浔的时间——2008年1月27、28、29这几天，, 正是中, 国历史上遇到最大雪灾的时间，也是最冷的时间，可是朱倍得先生的热情却让我感到无比温暖。他带着我参加老年城的年饭，参加南浔的书法家展览开幕式，出席南浔文朋诗友的相互宴请，让我真实地感受到南浔尊儒崇文的文雅之风。据说南浔成立了浙江省唯一的镇级作家协会，会员们眼下虽尚未在全国崭露，但他们的勤奋和对文学的真诚使我相信，未来之南浔，无论经济怎样发展，民众怎样富裕，势必会将徐迟文学精神永远传承下去。在酒席宴上有南浔文友得知徐迟全国报告文学大奖接回湖北，很是怅然——友好的言谈中仍可听出潜台词：难道湖州无力承办徐迟奖了么？难道南浔人眼光竟不如人家石花古镇的酒业公司么？甚至于有朋友要求我与市委政府就此事慎重沟通一下。当我婉转告诉朋友们，这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决定，不牵涉两地官方，我还介绍了湖北石花酒业扶助文学事业的诚意和气度，介绍了徐迟奖金将成为国内文学最高的奖金等情况，并且如实告诉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已经与湖北石花酒业于1月6日在北京草签了协议，我只是按报告文学学会傅会长的要求为宣传徐迟奖作些文案工作时，席间便再无声音。但我却于无声中感觉出了惆怅与失落。于是我感慨地说：“徐迟先生出生南浔，是南浔的骄傲，徐迟先生半生工作在湖北，也是湖北文学的光荣，因此，徐迟既属于浙江，也属于湖北，从另一层面上，徐迟既不属于南浔，也不属于石花，徐迟应属于我们中国当代文学。”
　　这番话使我们找到了共同点，气氛重新活跃起来。朋友们纷纷举杯预祝以“石花杯”冠名的“徐迟全国报告文学大奖”获得圆满成功！并欢迎湖北与襄樊的文友们来南浔交流。
　　离开南浔时，大雪仍是下个不停，湖州至上海的公共班车仍是处于封停状态，朱先生真诚挽留我在南浔过年，但萍水相逢，不便叨扰，便坚辞作别。见苦留不住，朱先生体味我之归心，到吧台结账时，服务员退还了我全部的住房费，并奉送了朱倍得先生的馈赠物品：湖州产的床上用品、南浔产的野荸荠、香大头菜、酥糖等吃食以及介绍一些南浔的风情资料。一时我不知说什么才能表达谢忱之心，但我明白，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徐迟大师，铁道兵出身的朱书记是徐迟生前好友，他是把我当作一个文学人接待的——这也是南浔人文化古风的可贵延续。雪太大，朱倍得先生派了老年城的医疗车送我去国道。我紧紧与朱书记相拥，只说出一声“后会有期”，便匆匆辞别。路上朱书记还二次打电话问我到了哪里？道路是否通畅？殷殷之情至今忆起仍是让我唏嘘不止。
　　南浔之行我还有另一个收获——发现了石花酒业与湖州南浔的历史渊源——西楚霸王项羽追刘邦时贪恋石花美酒，与虞姬作彻夜欢饮而误了战机，石花酒业研发的旗帜产品被白酒行业誉为“中国第一高度”的“霸王醉”即是源出于此。而项羽就是湖州南浔一带的人，霸王起兵前后的许多活动都是在湖州进行的。项羽起兵反秦，所举之兵都是他在乌程的宾客及弟子和附近各县收得的，即所谓八千“江东子弟”。部队号“乌程兵”，南浔一带历史上称作乌程，就是今之湖州。可见石花酒业开发的‘霸王醉’旗帜产品也是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
　　历史的机缘让石花古镇之古酒与乌程之南浔发生了联系，使得石花酒业有幸主办徐迟全国报告文学大奖，这是石花的幸运，也是襄樊的光荣，“霸王醉”酒已有了霸王的雄风，再浸润了徐迟的儒雅文气，定会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酒，真正的人间佳酿，酒中极品。
　　
　　“石花杯”徐迟报告文学奖让全国读者充满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中国报告文学与湖北石花酒业的合作中间有着一种无法解读的机缘。从由报告文学研讨会发端到笔者在南浔的经历、直到新闻发布会日期的择定，整个进程都有着不少偶然与巧合。傅溪鹏副会长与石花酒业草签协议后商定于3月31日上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对全国媒体发布新闻。 没有想到，这个报告文学新闻发布会择定的时间竟与全世界关注的北京2008年奥运火炬进入北京会是同一时刻！     3月31日上午9时，在中国文学的圣殿——中国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学术厅，坐满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名人大腕——李瑛、袁鹰、王巨才、邓友梅、张炯、梁衡、张胜友、周明、程树榛、李炳银、何西来、阎纲、杨匡满、吴泰昌、鲁光、缪俊杰、袁厚春、崔道怡、王宗仁、石湾、白烨、何启治、吴秉杰、蒋元明、赵瑜、王颖、王宏甲、李鸣生、徐剑、田珍颖、刘茵、白描、萧立军、李朝全、杨晓升、李新峰、张丽、张帆、王勇强等著名作家与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作家杂志社、中国作家网、报告文学杂志社、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襄樊日报、襄樊晚报、襄樊电视台等二十多家新闻媒体记者济济一堂，共同欢庆中国文学界的盛事。当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溪鹏宣布：“今天上午将是中国文学界难忘的时刻，也是全中国人民难忘的时刻，因为就在我们‘石花杯’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新闻发布会开始的同时——此时此刻——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神圣火炬也同时进入了天安门广场！” 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湖北石花酒业董事长曹远亮先生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说：“今天，在春意盎然的北京，我们隆重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拉开 ‘石花杯’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大奖评选活动序幕，首先，我谨代表湖北石花酒业全体员工、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中国作协、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以及全国文学界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为中国的文明进步创造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中华民族崛起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精神财富。
　　湖北石花酒业是一家中国稀有的百年企业，从百年坚持酿酒、百年持续经营之中，‘石花’积淀形成‘关注民生，关爱消费者，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品牌内涵，我们愿意以自己的绵薄之力支持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愿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倡导和探索物质财富创造与精神财富创造和谐成长的良性机制。”
　　在热烈的掌声中，曹远亮董事长最后说：“我坚信，随着‘石花杯’徐迟报告文学大奖活动全面、健康和持续地推进，能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将会越来越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家队伍将会越来越大，报告文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将会越来越深远！在最后，我真诚邀请各位文学大师在今年的金秋十月能够莅临历史文化名城襄樊，您们的光临将使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大奖的颁奖仪式增添光辉，也将为我们百年酿酒企业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届时让我们共同品尝“中国第一高度”的‘霸王醉’美酒，共同领略中国报告文学大奖获奖作品的迷人风采！”
　　董事长曹远亮先生的话给予了文学界很大鼓舞，也让整个文学界充满期待。全国文学界翘首以盼，期待以“石花杯”冠名的中国报告文学精品的问世——期待金色秋天的到来。

[越千年]

徐迟先生纪实
作者：刘益善  时间：2015-01-05    阅读：203 次    来源：www.haiyawenxue.com

　　徐迟先生1914年10月15生于浙江南浔，1996年12月13日逝于武汉，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我有幸与先生在同一单位供职多年，并有多次亲密相随聆听教诲的机遇，受益终生。这里挑选两件与先生有关的事情写出，以示纪念。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夜访创作室事件

　　我将这件事说成事件，是因为湖北文艺界在“文革”后期发生这样的事，确实是一件不小的事。我的日记记载，1976年5月29日晚上，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看望徐迟与黄声孝，我和沈毅参与接待。

　　朱洪霞原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夏邦银原为汉阳轧钢厂工人，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中央九届、十届中央委员;胡厚民原为武汉铸钢厂工人，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这三个当时的显赫人物，没与省文化局与省文艺创作室两级领导打招呼，夜访徐迟与黄声孝，是要干什么呢?

　　黄声孝是宜昌港务局的码头工人，也是著名的工人诗人。他写的“我是一个装卸工，万里长江显威风，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是名句，当时的革命样板戏《海港》中有两句唱词“装卸工，左手高举万担粮，右手托起千吨钢”，应是蹈袭他的诗句。徐迟在六十年代就亲自辅导过黄声孝写诗。黄声孝的文化水平不高，他的诗句有气魄有奇想，将这些如珍珠般的诗句用蚕豆大的字写在一张大纸上，得靠别人帮他用线串起来。1962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黄声孝的长篇叙事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这是徐迟与他一起谋篇布局，告诉他如何用诗句写人物，如何结构，如何抒情而写成的。长诗的封面题目，是徐迟亲自题写的。那是徐迟特有的书法，隽秀而柔韧。黄声孝在“文革”期间，被一些人利用，经常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诗歌，配合形势，颇有影响。其实黄声孝当时的许多诗歌，是编辑给他打电话，让黄声孝在电话里说几句，编辑就帮他写成了，重要的是借“工人诗人黄声笑”(“文革”中黄声孝曾更名黄声笑)这个名头。后来黄声孝调到长航创作组，住在汉口的长航招待所，那些要借用他名字来发挥战斗作用的报刊就更方便了，到招待所给他打个招呼，第二天报纸上就能见到“工人诗人黄声笑”的诗了。

　　“文革”开始后，文联作协遭到解散，人员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3年，在武昌紫阳路215号挂起了湖北省文艺创作室的牌子。创作室陆续从干校调回一些文艺干部，有《湖北文艺》编辑部，即“文革”前的《长江文艺》编辑部的;有音乐组，即“文革”前的音乐家协会;有美术组，即“文革”前的美术家协会;还有文学组，即文革前的专业作家。创作室相当于“文革”前的文联，但级别是县团级，隶属于省文化局领导。徐迟在“文革”开始后就全家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到他年届六十岁时，有关部门通知他退休，但后来他又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上班。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他高兴。

　　武昌紫阳路215号是个很小的院子，院子里有前后两幢楼，前幢楼两层，一正楼带两厢楼，呈U字形，办公;后幢楼三层，住人。徐迟到创作室报到后，在前幢楼一楼的右厢住两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小房子，单位还在二楼办公室边腾了一间屋给他做书房。徐迟回来时，除了老伴陈松外，小儿子徐健、小女儿徐音都回来了，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家的厨房在楼梯拐角处。

　　徐迟回到创作室时，分到文学组。文学组由沈毅负责，当党支部书记。文学组原来有作家碧野、辛雷、洪洋，现在又增加了徐迟。徐迟到了创作室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黄声孝把《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二部第三部写出来。徐迟看到了黄声孝被某些人利用，把他作为政治的工具，心里很不安。徐迟向创作室党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帮助工人作家同时也向工人作家学习，这无疑很适合当时的文艺方向。创作室党委很支持徐迟，同意了他的方案。于是黄声孝就从汉口长航招待所搬来了，住在前幢楼二楼右厢的一间客室里。我是1973年10月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湖北文艺》编辑部，当时住在二楼一间六平米的水管房里，紧邻徐迟的书房，离黄声孝住的客房也很近。徐迟辅导黄声孝修改长诗时，有时我也在场旁听，他很细心，肯定黄声孝的句子，告诉他如何打磨，如何围绕人物来抒情叙事。具体细致的辅导后，黄声孝房间的灯光有时彻夜不熄，他趴在稿纸上，精心地创造他的诗句。

　　1976年5月29日的那个晚上，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到创作室时，还不到九点。我当时正在斗室中看书，沈毅找到我，说朱洪霞等人来拜访徐迟与黄声孝，让我去门房那里提两瓶开水，到黄声孝住的客室去帮助招待。我提了开水进客室后，看到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坐在客室里的床沿上，徐迟与黄声孝坐在椅子上，沈毅洗杯子，我帮沈毅泡茶。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当时都是四十来岁，看上去也并不趾高气扬。他们在徐迟和黄声孝面前，倒也谦和平常，大约他们都是工人出身，心里还存有对文学的那份尊敬与热爱。朱洪霞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当工人时，就是个业余作者，写过不少诗。现在回忆，他们当时主要是问候徐迟与黄声孝，问了《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的创作情况，说了下文学要正面歌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并问徐迟与黄声孝在创作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告诉他们，他们愿意尽力帮助。徐迟当时回答说，没有困难，他和黄声孝一定会把长诗改好，歌颂工人阶级。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离开创作室时，大约是十点钟，他们在创作室呆了近一个小时。

　　朱洪霞等人夜访徐迟黄声孝，知道的人并不多，徐迟黄声孝也并没把这件事当做多大个事，那段时间，黄声孝还是改诗，徐迟有空就去黄声孝的客室或者到我的斗室里聊天，谈诗，谈读书。徐迟说，老黄的笔头这些年写坏了，大而空的东西太多，是被某些人引导坏了的。我以前就盯准他，要把他引上扎实的创作之道，你看现在，他变了。我一定要把他拉回来。当时我想，徐迟是在真心地帮助他。自从黄声孝搬到紫阳路215号后，那些想借用他的名字当工具的人，就很难得逞了。写什么东西，黄声孝会给徐迟说，徐迟往往就以要抓紧修改长诗为借口，不让黄声孝写那些配合政治事件的表态诗与战斗诗。　“文革”结束，全国各地都在清理“四人帮”及其在各地爪牙的反革命罪行。湖北的清理工作也在紧张进行，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也在清理之列。创作室党委与驻室工宣队曾找我谈话，询问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五月夜访创作室的情况。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谈了些什么?你们受了什么影响?我说，他们好像没谈什么，主要目的是看望徐迟和黄声孝，他们说要写文化大革命，写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我就这么实事求是地很简单地回答了他们。之后，创作室党委副书记徐寿基与工宣队程师傅又把徐迟、沈毅和我(黄声孝回宜昌去了)找到一起，还是谈朱洪霞等人来创作室的事情，我们几人说的情况是一样的。徐迟说，我们要实事求是，他们没谈的，我们不能编造，他们说了的，我们也不会隐瞒。最后商讨的结果是要写一篇揭发材料，与“四人帮”联系起来。徐迟和沈毅要我写，我是年轻人，又是工农兵大学生出身，他们觉得由我来批判比较合适。当天晚上，我到徐迟的书房找徐迟，问这材料怎么写?徐迟说，很好写。就说“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鼓吹写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就是要打倒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阴谋，朱洪霞他们夜访创作室，也鼓吹写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秉承了“四人帮”的衣钵，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决不答应。我从徐迟书房出来回到斗室，连夜写了篇材料交上去，第三天即11月10日，湖北省文化局系统在湖北剧场召开全系统批判大会，领导要我上台代表创作室发言，我就照稿子念了一遍。现在看来，我在徐迟指导下的揭发是苍白无力的，实际上就是口号，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第四天，即11月11日，创作室机关召开批判大会，我写了篇稿子，在会上又发了一通言。我这天的日记写着：“两天发了两个言，昨天的发言稿被文化局的一个什么人拿去了，今天的发言稿做急用的包装纸。”现在想不起来那是做了什么包装纸。

　　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徐迟对我在这件事情的处置方法是满意的，我也得到了他的指导。

　　这件事带来的唯一后遗症是，1976年，创作室评选我为湖北省文化局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报到省文化局之后，没有被通过，原因就是朱洪霞等三人夜访创作室时，我在场。

　　若干年过去，朱洪霞、夏邦银在服完了刑期后，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有关部门安排好他们的生活问题。而胡厚民则在服刑期间去世了。

　　《哥德巴赫猜想》前后

　　作为大作家的徐迟，在文艺圈子里无疑受人尊敬，人人知晓，但在社会各行各业人群中，他们平时不接触文学，却不知徐迟是何等人也。徐迟成为那个时候国人尽知的人物或说大师，是在1978年之后。1978年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徐迟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随即各地方的大小报纸纷纷转载。一时间，凡能读书读报的人，无人不说陈景润，无人不议1+1那数学上的皇冠，无人不知有个大作家叫徐迟。徐迟火了，徐迟热了，徐迟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奇迹。徐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关注，也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与敬仰，机关团体，大中小学校纷纷请徐迟做报告，报纸杂志找徐迟约稿，出版社争着出徐迟的书，一些科研部门请徐迟去写他们的科学家。徐迟忙坏了，徐迟招架不了，徐迟坐飞机在各大城市飞来飞去，徐迟做报告，听众挤爆礼堂。

　　可是徐迟在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前，在文艺圈虽说受到尊敬，但在非文艺圈、在社会上，甚至在官场，他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呢?

　　1984年10月，湖北省新闻出版系统在黄石海观山宾馆举行全省新闻行业的记者编辑职称培训考试，通过考试者即可参加职称评定。参加培训的报刊社人员有一两百人，其中有不少年龄较大且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为了获得一个正高副高的职称，也屈尊参加培训学习。我当时和一批同事也参加了培训。11月2日中午，黄石市委市政府举办宴会，招待全省各地前来参加培训的人员。会务组给每人发一张宴会券，粉红色的纸印成扑克牌般大小，参宴者凭券入席。我那段时间真没好好学习，写了一二十首诗，与黄石文学界的朋友李声高、龚去浮、胡海波等经常聚会，喝酒谈诗。反正考个七十分，通过资格绝无问题。这天刚好胡海波到宾馆找我聊天，谈到凭券参加宴会的事，胡海波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绘声绘色。胡海波当时说这个故事可能是见景而生回忆，随便说说而已。但我听后却哭笑不得，久久无语，而且终生难忘。

[越千年]

大约是1977年七、八月间，徐迟一个人到了黄石，也住在海观山宾馆。徐迟喜欢往下面跑，不愿久呆在城市里，他说下面有新鲜空气，有新鲜事物，可认识新的朋友，听到新的故事。徐迟到黄石，时任黄石市文艺创作室主任的李北桂一手接待，胡海波参与陪同。李北桂1949年参加革命，写了黄石市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贼狼滩》，曾得过徐迟的教诲，后来担任过黄石市文联主席、市委宣传部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北桂和胡海波对徐迟尊崇有加，安排徐迟到大冶钢厂参观，走访华新水泥厂和源华煤矿，考察汉冶萍旧址，踏勘古铜矿遗址铜绿山。

　　那段时间，海观山宾馆正在开一个黄石市的科技大会，那天会议闭幕，中午举办宴会。李北桂是会议参与者，离不开身，就让胡海波陪同徐迟，黄石市创作室司机小张开车，去铜绿山看遗址，并叮嘱他们中午赶到宾馆参加科技大会的宴会。

　　但是李北桂没想到那天中午参加宴会要凭券，当会务组工作人员把他和小张的宴会券给他时，他才想到俆迟和胡海波中午要回宾馆吃饭，而且他对他们说过是参加宴会的。李北桂当即就给发宴会券的工作人员说了情况，工作人员说这券是按名单人头发的，你想多要就去找会务组长，并告诉他会务组长的房间号。这李北桂平时不求人的，身上那种文人的清高是免不了的。但为了徐迟，他决定去求人了。

　　李北桂找到会务组长，对会务组长说省里来了位老作家，正好住在海观山宾馆，能不能给两张宴会券，请老作家和陪同人员一起参加宴会。

　　那会务组长是市委或市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对李北桂也熟，但对文人一贯看不起，不就写点小说诗歌的么?凭什么那样清高不愿理人。呵，今天你求到我了，老子就不给券，看你怎么样?那会务组长脸上皮笑肉不笑地对李北桂说：李主任，按说两张宴会券，小事一桩，但我不能给你。如果我给了你两张，张三也来要两张，李四也来要两张，那不就乱套了么?这参加宴会的人员名单，是市委领导圈的，我没权力决定。要不你去找找书记，他在某号房间，让他批准吧!　会务组长给李北桂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李北桂气得无话可说，扭头就离开了会务组长的房间，心里骂一句狗东西。他决定不就此罢休，找书记就找书记，不信就弄不来两张宴会券。

　　李北桂找到书记的房间，敲了敲门就进去了。书记正在看科技大会的闭幕词讲稿，待会他要在会上念的。书记从讲稿上抬起头，问：北桂同志，有事么?

　　李北桂说了老作家徐迟来黄石深入生活，住在海观山宾馆，书记能否抽时间见一见，中午顺便让老作家参加宴会，也算是书记对我们创作室工作的支持。

　　书记站起身，在房间里走动了一下，问：这徐迟是什么人，写过些什么作品?

　　李北桂说：徐迟在四十年代就有名了，解放后写诗写小说写报告文学，代表作有《美丽·神奇·丰富》、《祁连山下》、《一桥飞架南北》等，在国内享有名望。“文革”中下放、进“五七”干校，才“解放”不久，正在搜集材料写新的作品。

　　李北桂一口气将徐迟做了介绍，生怕书记不了解。

　　书记在房间里又走动了几步，皱了下眉头说：北桂同志，我看就算了吧，这科技会闭幕忙，我对这位作家也不了解，我就不见了，你接待一下就行了，好么?

　　李北桂只好从书记的房间里出来，气得直哼哼。十一点半钟，司机小张开着车把徐迟和胡海波送回宾馆。胡海波陪着徐迟在房间说话，小张到李北桂的房间说：这徐迟老头了不得。他的风度、谈吐、学识的渊博都令小张这个小青年折服了。李北桂不听小张说徐迟，只说让他中午到外面找个好酒店请徐迟吃饭。小张问：不是一起参加宴会么?李北桂摇了摇头，把上午做的努力碰的钉子说给小张听。小张一听，大骂这些狗东西，有眼不识泰山，说：李主任，你先去陪陪徐老，将我的宴会券给我，我一定给你弄回两张券来。注意，我不回来你们不要出房间，你们去吃饭会晚一点。

　　小张从李北桂手上取了一张宴会券，没等李北桂说什么，就匆匆走了。李北桂只好到徐迟的房间，和胡海波一起陪徐迟说话。小张果然在半小时后来到徐迟的房间，交给李北桂两张粉红色的扑克牌大小的纸券，说，这是徐老和胡老师的宴会券，你们快去吧，现在人不多。

　　胡海波的故事讲到这里，才开始给我揭谜底。原来小张拿了自己的宴会券后，找了一张人不熟的桌子坐下来，把券往桌上一放。别的人也学他样把券放到桌上，他就把大家的券收到一堆，在收的时候他故意把券散落在地上。他赶忙蹲下捡宴会券，顺势把两张券塞进了他的凉鞋里。服务员每桌收宴会券，手里抓了一大把，收到小张这桌时，小张主动把一卷宴会券交给服务员。那服务员连说谢谢，哪里还去数哩。小张在半个小时内吃完饭，推说有事先走，赶到房间给徐迟和胡海波送他藏在凉鞋里的两张宴会券。

　　半年之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隆重发表。黄石的书记想结识一下这位著名作家。便打电话给市文艺创作室的李北桂，要李北桂把徐迟请到黄石来，他要亲自作陪。李北桂只能答应，他能说徐迟半年前来黄石他当书记的不愿见的事么?李北桂一直没请徐迟到黄石，书记后来再问，李北桂就说徐迟太忙，安排不过来。书记只好遗憾了。

　　徐迟一生宠辱不惊，得意不忘形，失意不自弃，在他生前，我有多次机会可对他讲黄石宴会的故事，但我终究没说，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

[越千年]

生：                     

甲寅                     
甲戌                     
甲戌                     
甲戌                     
9岁运：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

1923年乙亥运
1927丁卯年在南浔中学念书。读到了早期白话诗人徐玉诺的诗集《将来之花园》。这年秋天，第一次去了上海。
1928戊辰年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念书。在该校的一个油画展上，第一次见到新月派诗人徐志摩。
1931辛未年9月，由东吴大学附中升入东吴大学。“九一八”事变发生，12月参加学校爱国学生“援马团”北上，拟出关抗日。滞留北平。
1932辛未/壬申年1月，入燕京大学借读。在5月号《燕大月刊》发表散文处女作《开演之前》，同时写出一些短诗。
1933年丙子运
1933癸酉年5月4日收到《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一封退稿信。6月，到上海见到施蛰存。8月，回到燕大继续学习。在12月号《现代》发表译诗《圣达飞之旅程》。
1934甲戌年在《矛盾》、《时代画报》、《妇人画报》等发表诗和散文。与施蛰存周围的现代派作家多有交往。
1936丙子年夏天，作为男傧相参加诗人戴望舒的婚礼。9月，和诗人路易士一起协助戴望舒创办《新诗》。10月，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11月，音乐散文集《歌剧素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丙子年元旦之日 丙子年庚子月戊子日，和陈松在上海结婚。上半年写作《世界之名音乐家》及《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9月，写作警世幻想小说《三大都市的毁灭》。
1938戊寅年2月，写作中篇小说《武装的农村》。5月，和戴望舒一家流亡香港。在香港结识袁水拍和冯亦代。
1939己卯年结识《时事晚报》主笔、国际述评家乔冠华。听袁水拍谈马克思主义。
1940己卯年1月11日己卯年丁丑月癸丑日，读恩格斯的书豁然开朗，自称为“觉醒日”。2月，赴昆仑关抗战前线采访。
1941辛巳年10月，在桂林白虹书店出版诗集《最强音》。
1942壬午年11月，在桂林《诗创作》发表长诗《一代一代又一代》。
1943年丁丑运
1943癸未年2月，在桂林雅典书屋出版雪莱诗歌选译《明天》。7月，在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荷马史诗《依利阿德选译》。任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季刊执行编辑。
1944甲申年1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译作《托尔斯泰传》（第一部：青年时期）。7月，在美学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散文集》（第一册）。11月，出版散文集《美文集》。
1945乙酉年翻译《巴黎的陷落》、《解放是荣耀的》、《我轰炸东京》等。9月。与马思聪一起受到毛泽东接见，并获得“诗言志”的题词。11月，发表小说《狂欢之夜》。
1946丙戌年10月，在南浔中学担任教导主任。在上海新群出版社出版小说集《狂欢之夜》。
1947丁亥年翻译司汤达小说《巴马修道院》。
1949己丑年3月，在上（文章转载自: http://www.gerenjianli.com/Mingren/01/ 请保留此标记）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译作《华尔腾》（后改译名《瓦尔登湖》）。4月，创作诗歌《江南》。与南浔同仁维持地方治安，促成小镇和平解放，并率学生出镇迎接解放军。8月，到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编辑。
1953年戊寅运
1956丙申年6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8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战争，和平，进步》。
1957丁酉年4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美丽，神奇，丰富》。7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特写集《庆功宴》。
1958戊戌年7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共和国的歌》。
1959己亥年11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评论集《诗与生活》。
1961辛丑年离开北京，举家迁入武汉，到长江水利工地深入生活。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63年己卯运
1965乙巳年创作中篇小说《牡丹》，未及发表。“文革”到来。
1966丙午年“文革”中住进“牛棚”，被剥夺写作的权利，创作中断。十年后得到平反，恢复专业创作。
1973年庚辰运
1977丁巳年10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报告文学《地质之光》。
1978丁巳/戊午年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3月，相继发表《在湍流的涡漩中》、《生命之树常绿》等。4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
1979己未年9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徐迟散文选集》。
1980庚申年5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革”期间偷偷写出的文论《红楼梦艺术论》。
1981辛酉年2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文论集《文艺和现代化》。
1982壬戌年8月，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修订本《瓦尔登湖》。
1983年辛巳运
1983癸亥年4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传》（全译本）。
1984甲子年7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报告文学集《结晶》。
1985乙丑年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单独建制后，任该会名誉主席。
1986丙寅年12月，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散文集》。
1989己巳年开始用电脑写作长篇自传《江南小镇》。
1990庚午年开始编辑多卷本《徐迟文集》。
1991辛未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游记《美国，一个秋天的旅行》。
1992壬申年4月，访问希腊雅典。回国后开始重新翻译荷马史诗《依利亚特》。
1993年壬午运
1993癸酉年3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江南小镇》，4月，《徐迟文集》前4卷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乙亥年开始写作《江南小镇》续集。7月，在上海书店出版报告文学集《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
1996丙子年6月《江南小镇》续集部分章节在《江南》发表。12月12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