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支论坛--水木罗汉人生研讨中心
干支 => 干支与人生 => 干支与人生 精品区 - Elite Topics => 主题发帖人为: 水木罗汉 于 2013-01-01 09:46:55
-
在2013年的第一天，我准备梳理占卜与政治的关系，以谢大家。
占卜与政治（一）
占卜，从来就和政治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
最早的人类领袖，是在医、卜、史三个方面最受氏族成员信服的人，只是后来部落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的的纠纷、战争频仍了，才不得不把能带领大家打赢战争的人奉为领袖。但就是如此，氏族部落中能医，能占卜吉凶，能讲述部落历史，并从历史经验中指导大家行动的人，依然是最受尊重的领袖。他们中有善于打仗者，也有不善或者因年迈而不能再带领大家冲锋陷阵者。从而使部落军事领袖，不再一定是能为成员治病，并知往预来的智慧者，但这样的人一定是部落领袖的顾问或军师。我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推命术揭秘》一书中，明确提出最早的世袭制度，起源于观天师，巫医和史家这样的职业，并非起源于部落领袖。只是后来，因部落领袖有了私心，才有了大禹不再让贤直接传位于启，从而开创了王朝世袭的滥觞。但可以肯定，禹的这一破天荒行动，没有掌管巫医卜筮者的帮助，是绝对成不了的。
所以，自从王朝世袭制度成为常理以后，占卜也就成了只能是皇家垄断的专利。这就是为什么周朝能保有800年江山世袭传承的重要原因，卜在官而不在民。当时就连士大夫也没有随意占卜的权利，更不要说普通百姓敢于公开随意进行卜筮活动。
王室东迁，诸侯坐大，僭越旧制，占卜者才进了诸侯之家。如此，中央掌管占卜的权威性也就逐渐下落，而这，也才有了占卜之书散落民间的可能。
因此，有历史学家将周王朝中央集权制破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占卜在民”——老百姓自己都能占卜了，谁还相信君权神授？是“卜筮在民”，让周王朝世袭传承的合法性遭到了普遍质疑。
如果我们从文化学术传播的角度去看，这又是大破统治者垄断的进步。若没有“卜筮在官”到“卜筮在民”的历史演变，作为周王室图书管理者的老子就无权为孔子说易，孔子也就永远无法为《易经》作传。
不过，我们今天能看到孔子作传的《易经》，却还得感谢最初在神州大地建立中央专制暴政的秦始皇。是他接受李斯建议，实行焚书坑儒时，明确下令有关农业和占卜的书不在焚烧之列。若从这一点去看，我又不得不说，秦始皇是比毛泽东更为开明的君主。因为毛泽东学习秦始皇在实行思想专制方面，做到了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他治理神州大地的岁月，占卜，也是犯法！
2013年1月1日星期二
-
周易是君子之学，帝王之术，圣人之道哇。
-
看不懂，类似于米国的枪。人尤其是平民对自己生命的把握。
-
不为将相，即为医卜！
-
占卜与政治（二）
在人生路上，人类的大多数都需要借助占卜来看清自己，确定方向，激励希望，坚定自己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就是处于社会顶层，已经是最高社会利益和权威的获得者，也概莫例外。
秦始皇在焚书坑儒的活动中，要保留占卜之书，后来出重金，让徐福带500童男童女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为其寻觅长生不老之药，就充分说明他对方术的倚重和信赖，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
在推翻秦王朝楚汉相争中取得胜利的刘邦，对占卜的信任则更早。
当刘邦和妻子吕氏还是一介草民，吕氏还必须带着两个儿女在田地干活时，路过的老人对她说：“夫人是天下难得的贵人”，“夫人之尊贵，会因为这个孩子”后，吕氏喜不自禁的心情自然难于言表。等迟到田间的刘邦到来，她就急不可耐地告诉了他。刘邦听妻子如此一说，马上转身急急追赶。竭尽全力追上已经走得很远的老人，让老人为自己面相。老人仔细端详后说：“先生贵不可言，刚才那位夫人和公子，都会因为先生而尊贵。”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一家人都必须朝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的时候，被一平日里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老人如此预言，这对刘邦，对吕氏，甚至对年幼的儿女，将是何等重大的人生激励和鼓舞。
也就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女子名叫薄姬。姿色出众，她的母亲请来当时已小有名气的术士许负，为女儿相面。许负看后大胆断言，薄姬将来会生下一个天子。
照此 薄姬的母亲把她许给了当时已经称魏王的魏豹。而魏豹得知相士许负说薄姬会生下一个天子，自然想到自己也当是天子命，才会顺理成章。于是在楚汉相争的时势格局下，魏豹脱离刘邦阵营，自立山头。结果被刘邦派韩信带兵将其灭掉。薄姬也被纳入汉宫为奴，成了一名织布女工。一天刘邦到织室巡视，看到薄姬相貌娇美，便将他纳入后宫。但薄姬并不是入了后宫就立刻得到刘邦的寝幸，在佳丽如云的后宫中薄姬平日里只能和相处得好的女伴闲聊度日。她们在闲聊中有这样一个约定：无论她们中的哪一个得到进身机会后，都不能忘了要相互提携。
后来要好的两位女伴都得到了刘邦的宠幸。她们不是在刘邦面前举荐薄姬，反是在刘邦面前带着讥讽的口吻讥诮贬低薄姬。
殊不知这意在贬低的讥诮，却激发了刘邦要一窥究竟的心态。薄姬等待已久的宠幸终于来了，聪明的薄姬在被宠幸的第一个晚上，向刘邦说出了极为聪明的话：“昨天夜里，我梦见苍龙钻进了我的肚子里”。刘邦听后自然大喜，对薄姬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啊，今晚我让你幻梦成真”。
一夜的寝幸，果然竟让薄姬怀孕。以后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刘恒。被刘邦封为代王，最后真接了汉位，这就是生性节俭的汉文帝。
2013年元月2日
-
占卜与政治（三）
有人会说刘邦一家和薄姬，是借助面相占卜的鼓励而实现了自己的一生，并非相术高明。但历史证明许负对薄姬相面的断语，绝非阿谀谄媚之辞，更不是偶然之巧合。
许负在汉文帝时代是很有名的术士，他曾对周亚夫说：“三年之内，先生会封侯，八年之后，将贵为将相，地位崇高无比。但是此后再过九年，先生将会饿死”。周亚夫对前面部分的预言自然高兴，对后面部分却很不为然——贵为将相者生命的结局，居然会饿死，天方夜谭！
斗转星移，天子从汉文帝传到了汉景帝，因儿子为自己营办葬器违制，被人告发，周亚夫被捕入狱，他居然在狱中绝食5日，最后吐血而死。
还有一个深受汉文帝宠爱的官至上大夫的蜀人邓通。汉文帝在得知相士说邓通将来也会穷困而死后，说：“邓通怎么就会饿死呢，我可以让他终身富有”。于是赐蜀地铜山一座给邓通，特许他可以采铜铸钱，希图以帝王权力来大破术士的预言。
汉文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也会招人否定，更不会想到否定自己权威的，竟是自己的接班人，景帝接位，邓通被人告发其私铸铜钱，于是邓通被抄家，就连汉景帝姐姐可怜邓通困穷而赠送的财物，也全被官府没收了去。邓通最终果是寄人篱下，穷困而死。
我在这里不是要表扬相术的伟大，而是说明“相由心生”的确有道理。高明的相士，不是只看其形，而是观其形，洞其心。心者，心性也。就以邓通来说，其人自身并无本事。他之所以能取得汉文帝的宠幸，全在于他善于揣摩、讨好最高权力者的喜好而已。汉文帝身上生了脓疮，并非太医的邓通，不是用手为其挤脓，而是用嘴吸吮。所以深得文帝宠幸，经常到他的府中喝酒游戏，自然赏赐也丰。但这种靠依附权势来的福禄，怎能持久？
现在再说这个宠幸邓通的汉文帝，其实就是薄姬被刘邦寝幸后生的儿子。叫刘恒，被封为代王。
刘邦死后，汉惠帝继位。公元前188年汉惠帝病死，吕后以立幼儿为帝来实现自己临朝弄权，吕后死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发动政变，诛杀吕氏后人，大臣们认为年轻的幼帝并非汉惠帝的儿子，应废，决定在刘邦后代中另外挑选贤良之人。在几个待选人中，淮南王和齐王的年龄太小，他们母系的亲戚平日里为人恶毒，口碑不好，代王的母亲薄姬处事恭俭贤良，而代王本身也已成人，并以仁孝闻名天下，为避免重蹈母后专权之祸，大臣们一致公推代王。但是，当公元前180年九月的一天，使者赶到代国，清代王到长安去做皇帝时，心态处于惊弓之鸟的刘恒，担心自己去京城非但皇帝做不成，反成政变大臣刀下之鬼。自己手下的谋士有主张去的，也有主张静观其变的，意见分歧，和母亲商量，也举棋不定，于是只有求问于占。龟占卦兆得大横，占辞为：“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至此刘恒仍疑惑不解地问道：“我已是代王，怎么兆辞又说我为王？”，占卜者解释说：“这里所说的天王，指的就是天子。”
如此，刘恒还是叫自己的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然后才带着宋昌、张武等人前往长安，由众位大臣拥立为帝，他就是开启汉初奉行老子无为而治理念、让民得以休养生息，使汉初经济能迅速得到恢复发展，从而被史家称为”文景之治“的汉文帝。
2013年元月3日
-
占卜与政治（四）
有学者在写占卜史时，将史料中的“卜者”和“日者”混为一谈，甚至说“那些专门为人占卜的人，称为”日者“”。其实，只要细心研读《史记》，就会发现《史记》中分《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就足以说明，这种分写，就是按不同的占卜方法所进行的分类。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断，一般认为根据出生年月日时进行占卜预测的方法，始于李虚中的说法，也只能是就其已具有固定程序规则而言，用时间进行预测最早的滥觞，当在汉初就有。比如当时在长安算命一条街摆摊卖卜的司马季主，让贾谊和宋忠听得云山雾罩、不知东西南北，忘了自己身在何处的内容，就不是龟卜兆文，而是日月星辰，天文地理，和阴阳吉凶，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史记》看到，当时盛行的占卜方法，已经多种。比如，有一次汉武帝就召来一群术士，要大家为确定一个是否适宜迎娶妇人的日子。对同一个日子，结果就出现了“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盛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讼不决”的情状。
上面种种，还漏掉了图谶之学。具有预言性质的图谶之学，始于西汉晚期，由于中兴汉朝的光武帝刘秀，十分笃信而在东汉颇为盛行。以致东汉末年的造反者利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图谶言辞相号召，造反有理顿成燎原之势，由于起义军一律包扎黄色头巾以示顺天地之意，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遂被史家称为“黄巾起义”。
而这图谶之说，则多为人刻意伪造。当年陈胜吴广因连天大雨，不能如期赶到长城戌边，在造反死不造反也死的情况下，就是用到市场买一条大鱼，在鱼腹中塞进一条事前写好“陈胜王”三字的白绢，然后拿回驻地当众剖腹，以示揭竿而起，陈胜当王，乃是天意。自认为江山铁打的秦王朝，竟然就在如此低劣伪造的谎言号召下，顷刻倒塌。
由一介武夫而君临天下的宋太祖赵匡胤，深知一图一谶的厉害。所以他登基后立即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查禁天下谶书，私藏图谶之书者，死罪。大臣赵普执行一段时间后反映，天下百姓藏书者实在太多，根本无法禁绝。能够制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既然可以“杯酒释兵权”，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会想到更好的做法，他要赵普以订正善本的名义，把天下的图谶之书都搜集起来，予以校对订正，将善本收藏宫中，然后改篡善本内容，印刷大量伪书，放到市面大量流行，时间一久，百姓自然真伪难辨。所以，写到此，我要提醒大家，各位手中拿到的《推背图》，是不是就是刘基和袁天罡当初留下的真本，还得好好考虑。
公元976年十月，宋太祖赵匡胤突然去世，弟弟赵光义继位，是为太宗。应当说继位之初，该马上处理的事千头万绪，但他在十一月就下令，要各州县将本地通晓天文地理术数文化的人，全部递送到京城，藏匿不报者，死罪。集中到京城之后，技能精湛的留下来，到灵台供职，技能不合格的，全部黥刺发配到荒岛上去。到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十月，更下令把天文、卜相等书籍列为禁书，敢于私下学习的臣民，一律斩杀。
2013年元月4日
-
占卜与政治（五）
赵氏王朝如此打压占卜，充分暴露了统治者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内心。不过让我们又看到了一条规律，就是罗贯中说的“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将这句话揭示的规律，运用到政治的开放与封闭上，自会发现，仍有“闭久必开，开久必关”的特点。以占卜为例，在周王朝以前，是占卜在官——只有少数人懂，只允许个别人玩。东周以后，占卜流向诸侯，流向士大夫、普及民间，汉初长安城中就有占卜一条街，历经两汉，中经隋唐五代再到宋。宋是从神州大地出现五代十国的国家大分裂、人口大迁徙后出现的政治再一统。这是分久必合的再演，统治者自然也会把长期散于民间的占卜通过行政命令强行再垄断。这说明，只要中国存在不是彻底民选的政府，在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上，就始终难以跳出分与合，开与闭，松与严，放与禁的怪圈循环。
但是，无论统治者对占卜采取什么态度，都只能说明，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占卜都十分信赖，对占卜产生的能量，更是十二万分地敬仰和恐惧！
《资治通鉴》记载，被史家称颂的贞观年间，太白星竟然几次出现在白天，当时的太史据此断定是：女主昌。民间也开始流传一份《秘记》，内说：“唐三世以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话传到唐太宗李世民那里，他赶紧问李淳风：“《秘记》的说法可信吗？”李淳风在太宗贞观年间，先后担任过太常博士、太史丞、太史令等职务。《新唐书·李淳风列传》说他饱览群书，精通历算。“于占侯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也就是说，当时和他同样懂占卜预测的人，都认为他们的占断准确率，赶不上李淳风，以致认为李淳风达到的境界，不是通过学习而是鬼神相助才达到的，恰好他的父亲李播，在当时又确是有名的道士。
太史令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校定历法。李淳风在这方面的精湛水准，可用下面一个实例说明。他曾经断定某一天会出现日食，且是不吉之兆。唐太宗问他：“若到时候没有出现日食，你何以自处？”
李淳风说：“若到期没有出现日食，陛下可以杀死我。”
到了那一天，李世民亲自出来观看天象，而天上红日当头，云淡风轻，一切正常。李世民转身对李淳风说：赶快回家去和妻儿道别吧。
李淳风并不惊慌，在墙上刻了一道横纹，对李世民说：“现在为时尚早，等到日影移到这个位置，日食必定出现”。而随后发生的一切，和李淳风的预言，果然相符。
还有一次，天空突发刮起一阵南风。唐太宗问身边的李淳风和张率。两人同时卜算后，李淳风断定南方五里之外，有人在悲伤哭泣；张率则断言是南方有人在奏乐。忧伤与喜悦，截然相背。唐太宗立即派人骑马去南方查验究竟，差人回来禀报：南方正有一队哭丧的行人，不过送葬的队伍中确有乐队奏乐。
所以，在听到《秘记》传言后，唐太宗自然会私下急问李淳风，而李淳风的回答则比《秘记》传言更清晰：“臣仰观天象，查遍历数，发现那个女子已经进入皇宫，还是陛下的亲属，而且就在陛下的身边。从种种迹象来判断，三十年之内，这个女子将主宰天下，皇室的子孙，也将被她杀戮殆尽”。
唐太宗急了，立即问：“若现在就把可疑的人全部杀死，是否可以铲除祸害？”
李淳风反对滥杀无辜。说：“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三十年后，这位女皇年纪大了，性情会变得仁慈一些，祸害或者不会有想象的那么大。一切全是天数，皇上滥杀，万一漏了那个女子，杀掉多少人都于事无补。即使侥幸杀掉了那个女子，以后也会冒出一个更年轻更歹毒的女子来，我担心到时皇家子孙更会无一幸免”。
根据史实对照，女皇当权的时间，比李淳风断言的时间，晚了10年，是在四十年后。但若是把武则天代高宗御批奏折的时间算上，那李淳风的预言，应当说还是相当准确的了。
但是，我们从历史记载中，还看到了唐太宗对李淳风和《秘记》依然持有怀疑。唐太宗很难相信在男权社会下，一个宫中弱女会有如此大的能耐。所以，他把自己的怀疑范围按自己的想法进行了“合理”的推演。正是在这种“合理”的推演下，对李世民忠心不二的李君羡，惨遭杀害。
李君羡虽然是一员武将，但却十分爱学习。李世明曾说：“如果部将全都象李君羡那样，那么所有的敌军都不足惧了”。李君羡以卓越战功做过武侯中郎将、兰州都督，左监门卫将军，还被封为武连县公。
一次宫中宴会席间行酒令，要求每一个人说出自己的乳名。行到李君羡时，李君羡报出了自己的乳名：“五娘子”。立即引出在座文武百官前仰后合的哄堂大笑。就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哄笑声中，唐太宗却顿感肉跳心惊：“五娘子岂不就是武娘子？！”外表从谏如流的唐太宗在此时来了一个大胆而合乎常理的推演：“五”就是“武”的谐音啊！但他却不露声色地和李君羡开着玩笑说：“五娘子？哪里来的女子，如此勇健啊！”但在行动上，立即把李君羡从长安调出，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去担任刺史。
公元648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的七月甲申日，太白星再次在白日出现。五十多岁的唐太宗，对自己江山社稷是否能万世长存而不改姓，自然更增担心。恰好此时有人弹劾李君羡，说他与妖人交往，图谋不轨（也许这也是唐太宗刻意的安排），于是唐太宗“名正言顺”地杀了忠于自己的李君羡。
上天总会作弄人。后来为李君羡一家平反的人，正是当权后的武媚娘武则天！
2013年元月5日
-
教授学富五车，坐等看续！期待...
-
占卜与政治（六）
武则天对李氏子孙的毫不手软，我个人认为并非源自她生性歹毒。而是当时的情势所逼。试想想，唐太宗驾崩之后，武则天就和其他宫中女子，遭遇不是殉葬就削发为尼的悲惨命运，情何以堪。幸得高宗念旧，才得以回宫。不幸这高宗有先天头痛病，媚娘凭借自己才干得以代批御旨。在这个不得不代夫捉笔的过程中，一方面历练了自己处理政事的能力，另一方面自然会得罪众多男儿身的大臣。想当初，自己还仅仅是太宗侍读，在太宗问及国家大事时，偶有建言，就被大臣恨得咬牙切齿，现在若自己再不及时培植亲信，抓权在手，一旦高宗驾崩，其下场定更加悲惨。如果说，她掌权后的一些过度杀戮，除了情势所迫外，还包含着对封建男权意识的报复，也自在情理之中。
话说回来，最早看出李氏王朝将被武则天取代的，李淳风并不是第一人，而是李淳风的师傅，祖籍四川成都的袁天罡。
据《新唐书。方技》载，袁天罡初仕隋末，为盐官令，官政空暇，以相术为雅谈。
还在武则天蹒跚学步的时候，袁天罡被请到武家看相。他说武则天母亲之相，“当生贵子”；看了武元庆、武元爽，则断他们将来可以官居三品，尽孝保家；看到武则天的姐姐，则说她命中大贵，但不利夫君。
当看到年幼而又形神爽朗、一身男孩打扮的武则天时，袁天罡眼睛为之一亮，要保姆将其放下来牵着走几步，以观步态。武则天被牵着在床前走了几步后，抬眼仰视着他。袁天罡大惊，说道：“龙睛凤颈，贵人之极，可成天子”。
幸亏唐太宗要在身边查找未来的女皇时，袁天罡不在身边，李淳风又无相人之术，否则，唐朝历史又是另番模样。不过有人据此怀疑袁天罡是否果有如此高明的相人技术。而且，若李淳风和袁天罡果真是师徒关系，那么师徒之间，就没有一点相术方面的传授和点拨？更何况，袁天罡的相人术之精准，相武氏一家，绝非其孤证。他还和杜淹、王殪、韦挺交游，并一一给他们看相。他说杜淹“兰台、学堂全且博，将以文章显”(兰台，又名“金匮”、一名‘仙库”，指左鼻胞。即鼻翼，学堂，指耳门前的部位，主聪明才智)，说王硅“法令成，天地相临，不十年官五品”(法令，鼻翼两旁至口边的纵纹)，说韦挺“面如虎。当以武处官”。这三人看来都可位居高官，但袁天罡警告说：“然三君久皆得谴，吾且见之。”果然，后来杜淹为学士，王琏为太子中允，韦挺为左卫率。唐高祖武德年间，这三人都因犯罪，被流放到嵩山，又见到袁天罡。天罡安慰他们说：“你们最终还会有富贵的日子。杜淹官至三品，但长寿就不敢说了；王、韦二位也是官至三品，只是居官比杜淹迟些，寿命却比杜淹要长，但晚景凄凉”。袁天罡的预言，后来都一一应验。 他还给窦轨看过相，说窦“君伏犀贯玉枕，辅角完起，十年且显，主功其在梁、益间邪”(伏犀贯玉枕，又谓伏犀插脑，指鼻上伏犀骨隆起直贯发际)，窦后果然为益州行台仆射；但天罡又说他“赤胍干睦，方语而浮赤入大宅，公为将必多杀，愿自戒”。没多久，窦轨就以杀人获罪免官。天罡又对他说：“公毋忧。右辅泽而动，不久必还。”(右辅，指右额)果然，窦轨不久又复了官，当上了都督。
而且，贞观初，袁天罡还“受唐太宗召见，太宗对其技艺大加赞赏，谓胜于汉代严君平，天罡巧于应对：“彼不逢时，臣固胜之。”太宗喜其逢迎，厚赏有加”。
也就是说，唐太宗在急于要找到夺李氏江山的人时，应当想到袁天罡。所以，我在这里对史书的记载，不得不有所怀疑。一是怀疑袁天罡和李淳风是师徒关系之说。二是怀疑袁天罡的相术水平，是否果真有如此神准。若果有如此神准，那么，他们两人就是在有意保护武媚娘的性命。这种对未来的有意隐晦，当以他们合作完成的《推背图》为最。真是所谓的“天命不可违”，还是术者的故弄玄虚？姑且存疑
不过，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点：一，古之相士当有很高的慧眼。这慧眼，能通过皮毛、肌肤、外形直达骨骼。《增广》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当是对常人所言，具有慧眼的相士，确能通过相人相面而知心。相术中的一句名言就是“相由心生”。
上面的叙述还告诉我们，人的面相、手相是流动的，变化的。人没有一成不变的相。面分三停，上停好者，初运好。中停好者，中年运不错，下停好者，晚运佳。
袁天罡当初看到武则天时，武则天还只能蹒跚举步。他不仅面其相，还看了她行走的步态。用现代话说，已属于行为心理学的范畴。这足以说明，一个人能否担当大任，的确可从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上，一窥全豹。
2013年元月6日
-
占卜与政治（七）
我们现在熟练运用的干支预测，实际其源头当是星象学。目前，星象学在西方十分盛行。在中国因有在星象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更容易学习、更便于推演的八字论命，星象学反而对许多以八字论命者来说，成了陌生的东西。前面说到的李淳风对女皇的预言，他就不是根据武则天出生时间的干支组合，而是源于他对天象的观察。一个异常的天象——太白星在白天出现，引发了李淳风对世间人事的思考。
唐代，天文家已经把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辰星，称为“五星”（或者叫叫做“五纬”），而且认定它们和太阳、月亮一样，对地球生命，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又把“五星”和日、月统称为“七政”。（“政”字的组合会意，就是一个人手持木棒使别人别物站直站正不能越线的意思）。
然后，古人再将五星和五行对应：岁星属木，荧惑属火，镇星属土，太白属金，辰星属水。这也就是它们今天的名字，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它们和地球一样，都是太阳系里的行星。
古代天文学家通过观察认为：“五星辅佐日月，斡旋五气，如六官分职而治，号令天下，利害安危由斯而出”。“七政”，也就是太阳、月亮和五星运行的相对位置，具有常态的周期性，也就是说太阳系行星运动，具有相对稳定的位移规律。这就是古人说的“七政各有其位”的意思。若发生异常，自然会引发地球的气候异常，预示灾难也就可能随时发生。
在远古时代，观天象的任务，由“重”和“黎”两氏世袭掌管，随后才改由司马家族世袭掌管（我否认人类世袭制度最早起于帝王的史实依据，也在于此；司马迁犯汉武帝龙颜，汉武帝处以宫刑而不削职；司马迁遭如此凌辱而不弃命的原因，也都在此）。
太史监或者太局，这样由政府设立的天文机构，也随之出现。太史令的官阶为正三品。太史令的首要职责，就是观察、记录天象变化。观察重点包括，日食、日变、月变、月食、孛彗、星变等等。对此，《新唐书·天文志》有详细记载。
比如前面提到的太白星出现在白天，就是金星运行异常的表现。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太白星昼见，当时太史令的结论是“兵起，臣强”。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五、六月间，太白昼见的现象频繁出现，七八月间同样如此，而这一时期，正是玄武门政变前后皇室兄弟相残，唐高祖被迫把皇位让给了儿子李世民。
又比如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八月甲子日，太白星袭月。当时太史令的判断是：“太白，兵象。月，大臣休”。结果是三十天后，唐睿宗把皇位让给儿子李隆基，宫廷斗争的演绎进程，与玄武门之变，大体相似。
如此，《新唐书·天文志》说：”太白者，上公。经天者，阴乘阳也”，“阳，君道也”。可对应世间人事的范围并不是只有“女主昌”一种，由阴乘阳，而推出“女主昌”结论，我认为李淳风当还利用了其他未曾明言的依据，否则他根本不可能进而断言，此女已经进入了宫中。
李淳风根据天象变异所作出的预言，的确要比同行高出许多。如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三月，日赤无光，李淳风的判断是“日变色，有军急……其君无德，其臣乱国……日无光，主病……“。到了五月，唐太宗驾崩，时年53岁。
除了太白星运行轨道变异，会对世间人事产生影响外，其他五星也有如此能量。《新唐书·天文志》记载，岁星主饥荒，主大臣；荧惑主旱灾，主死亡忧伤；镇星主福。辰星主廷尉……
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荧惑犯五诸侯。当时担任太史令职务的是尚献甫。他观察到这种天象后，立即向武则天奏报：“我命属金，五诸侯与太史令的官职相应，荧惑属火，火克金，臣很快将死”。武则天听后立即想出一个办法，不让他再担任太史令，改派他去管水务。这样，属金的他，生水克火，对应火的荧惑，不就犯不了尚献甫了吗？
上天可没给武则天这个面子，自命有日月之明、能令牡丹在冬日盛开的她，这一次没能救得了商献甫的命。当年秋天，尚献甫果真死了。
已到晚年的武则天，选择严善思继任太史令。到长安四年（公元704年）《新唐书·天文志》记载：“荧惑入月及镇星，犯天关”。严思善认定如此天象，是“有乱臣伏罪，以下谋上之变”。第二年，被武则天宠信的张易之、张宗昌被诛，唐中宗李显重新登上皇位，恢复唐朝国号。
2013年元月7日
-
占卜与政治（八）
我小的时候，在道观里看到过以打卦方式进行的占卜。我所看到的是用竹根的粗大部分，一剖两半做成的打卦工具，占卜时，先向神灵祷告，明确陈述自己所求之事，希望神灵给于可与不可，对于不对，行与不行、利与不利的回答。这种方法，在民间颇为盛行。所用的工具也多样，有用蚌壳的，花生壳的。葫芦对剖的，甚至有用一双鞋的。总之，凡是成对向空中掷出落地能分正反，阴阳的就行。比如用蚌壳抛掷打卦，就只能出现三种情况：两半蚌壳皆向上，则定为“阳卦”；两半蚌壳皆朴地，则定为“阴卦”；两半蚌壳一向上一向下，则是“胜卦”。一般以得胜卦为好，阳卦不利，阴卦有灾。用这种占卜方法决疑，和用龟卜、筮占方法比起来，应当说简单多了。而如此简单的方法，确又符合《易经》“悔吝生乎动”以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事物衍生原理，所以，这种方法在道观中常见，其用于占卜的历史也十分古老。
《石林燕语》记载，当年赵匡胤在军中还是一名小卒时，就曾酒后跑到南京高辛庙，用这种方法为自己的未来进行占卜。他当时是这样向神灵祷告的：
第一步，先向神灵从低到高地报出军中职位。
第二步，每报一次军中职位，就打一次卦。若是“胜卦”则表示自己将来就会升到该种军职。很奇怪，赵匡胤从军中最低的小校报起，一直报到最高的节度使，打出的卦不是全阴就是全阳，就是不出一阴一阳的胜卦。这样的结果，自然让赵匡胤十分迷惑和窝火。因为神灵这样的回答，也有三种可能：一是自己在军中永远长不大；二是自己根本就不该从军；三是自己将来应是做比节度使还要大的官。而比节度使还大的官，只能是皇帝了。就赵匡胤的脾性看，愤懑的心情自然会促使他往高处想，于是冲口而出：“难道我会成为天子？”说也奇怪，这次果然抛出了一上一下的“胜卦”。
关于这事，北宋词人晏殊曾经做过南京留守，到高辛庙游览，还为此在墙上题诗一首：
炎宋肇英主，初九方潜鳞。
尝因耆蔡占，来决天地屯。
庚庚大横兆，聲咳如有闻。
用这种方法打卦决疑。在宋代叫“杯珓”。说其古老，还可用晚唐诗人贯休写的《咏竹根珓子》诗作证。
出处惭林薮，才微幸一阳。
不缘怀片善，岂得近馨香。
节亦因人净，声从掷地彰。
但令筋力在，永愿报时昌。
贯休也是对天文历算占卜十分精通之人，这首诗，实际是贯休对自己身世和思想境界的自况：竹根出生卑微，才学粗浅，只缘心怀片善，才得以和神灵享用的香火粘在一起。但尽管如此，却守节自好，为人处事，铮然有声，只要本人筋骨仍健，愿永为世人报平安昌盛的好消息。
北宋时期金国完颜亮，在金熙宗在位时颇得重用，官至右丞相。但他却认为自己比金熙宗更有资格当皇帝。在这种心态驱使下，也和赵匡胤当初到高辛庙用“杯珓”占卜自己未来一样。到良乡料石岗（今天的北京地区）的一处神庙进行杯珓占卜。他的祝词是：“使吾有天命，当得吉卜”。他比赵匡胤来得直接，得的卦象也直接。一掷即得胜卦。神灵回应得如此之快，反倒使他怀疑起来，为确保神灵无误，他再次要神灵为其确认结果。说道：“果如所卜，他日当有报，否则毁尔祠宇！”。
再次掷出杯珓，还是胜卦。完颜亮的信心得到坚定。于是在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十二月的一天夜里，带着亲信闯入宫中，就寝殿中将金熙宗杀死。自己登基做了皇帝，改元天德。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他到良乡狩猎，顺道到料石乡神庙祭拜，封庙神为“灵应王”。
不过，完颜亮却是一个十分凶残之人。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完颜亮要亲率大军伐宋。皇太后徒单氏劝阻，完颜亮即将其和十几个宫女一起杀死焚烧，把骸骨丢入水中。
九月完颜亮起兵伐宋，十一月到瓜洲渡，完颜元宜等人发动兵变，将完颜亮杀死。这一年，完颜亮四十岁。
无独有偶，朱元璋当和尚时，也用打卦卜问面对乱世自己该怎么办。他设定的问事是：若得阳卦，证明神灵让他起事；若得胜卦，则是神灵要他继续隐居不动。然后掷卦于地，得出的却是阴卦。他再次祈求得到阳卦，好出去参加义军起事。得到的依然是阴卦。于是他对神灵说：
——莫不容予倡议否？若是，则复阴之。
将杯珓掷地，果得阴卦。算是得到了一个明确答复：不宜自己倡议起事。于是他再问神灵，现在是不是该躲起来，若是，就用阳卦来回复他。然而这次打卦，却有一个立而不倒。这，就不是我前面说的阴卦，也不是阳卦，更不是胜卦。说明朱元璋消极逃避的选择，神灵也不同意。于是他再度祈祷说，既不能消极逃避，那就选择晚些时候再起事。若神灵认可，即给阴卦显灵。
这次朱元璋得到了阴卦。他也就到濠城投奔了义军。
但也有学者对宋太祖在南京高辛庙打卦求问前程一说，深表怀疑。其理由是，若赵匡胤果真在高辛庙打过杯珓。那么高辛庙将因此而香火大盛。但史书记载，后来王安石希图用变卖寺庙房地产来增加财政收入时，买家对高辛庙却只愿出十千钱，当说明高辛庙香火极为不盛。
用杯珓打卦，简单易行。占卜问事者，可以自行操作。因此，在一些人的眼里，也就认定这是形同儿戏。宋代的魏野写的《咏竹杯珓子》五言诗，就十分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心态：
谁识破筠根，还同一气分。
吉凶终在我，翻覆漫劳君。
酒欲祈先酹，香临掷更焚。
吾尝学丘祷，懒把祝云云。
世间上什么人都有，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占卜深信不疑。难怪占卜者总要说：“心诚则灵“。好些人总认为这是一句搪塞之词，若我们深入思考下去，易本身就是将复杂归于简单，当一个人意念专一，神情贯注，所产生的信息能量，自然会在自己的举手投足间有充分的影响反映。既有“映”，也就必有“应”。
2013年元月8日
-
占卜与政治（九）
前面说到，宋初两个皇帝采取了收集天下谶纬书籍，以假图谶乱真图谶，严格管制精通天文地理卜筮之人的办法。这只能说明统治者对占卜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十分敬畏。
但统治者越是如此打压，民间对占卜的信任和研究就会越是活跃而隐秘。他们远离政治，远离闹市，“潜龙在渊”。在谶纬被严禁，被搅乱的情况下，另一种占卜术又在民间得到了蓬勃发展。这就是“六壬”。
《宋史·隐逸传》中有一个叫徐复的人，早年科举不利，考场失意后，潜心研究易学，对自己的命运做了一番仔细的推敲，知道自己不是从仕当官的料子，就专心研究起占卜来。苏轼的弟弟苏彻，在《龙川别志》中对徐复生平做了最为详尽的记载。其中讲到徐复最初是跟一僧人学习“六壬”。这位僧人曾经给一个在县衙里的一位差人起课算命，告诉差人将会死于闹市之中。差人自然要问为什么，僧人进一步对他说：今天夜里会有一位亲戚来到你家，亲戚坐下之后，外面的马圈里就会有一匹母马产小马驹。若产下的小马驹只有三条腿，那你就必死闹市无疑”。
后来发生的事情果如僧人所说。差人第二天一早就急急地去找僧人求解。僧人说他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唯一的建议就是赶紧离开此地远行，或可解灾。差人立即向官府辞职请求回乡务农，得到允准后急忙收拾行李，从水路回乡。他已经上船后，又突然想起还必须再回去一次，复又上岸。就在上岸过程中，被人推搡落水，丧了性命。
僧人的准确预言，让徐复惊服。于是恳请僧人收自己为徒，传授六壬起课方法。僧人如实教之，徐复反复推演，始终得不出象僧人那样精准的细节，徐复再向僧人请教，僧人答曰：虽然大家起课的规则方法都是一样，但推演之妙，确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
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徐复后来几日继续推演琢磨，终于也得出了差人必死的结论。但始终不明夜来亲戚，母马会产下只有三条腿小马驹的信息由何而出。这里，我们诚然可以说是僧人不肯进一步教他。但我们同样可以质疑，僧人怎么没能指明差人会被人推入水中而死的细节？——这里依然有一个模糊认定的边界理论，值得我们存疑和思考。
但徐复在宋仁宗时代推演六壬占卜事物，具有很高的的应验率，让他在社会上很有名，从而得到宋仁宗的召见，则是史书有载的事实。庆历年间，宋仁宗亲自接见徐复，向他询问天时与人事，他们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徐复）说：“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时，当《小过》也。刚失位而不中，其在强君德乎？”帝又问：“明年主何卦？”复曰：“《乾》卦用事。”说至九五尽而止。帝又问：“前年京师黑风，何所应？”复曰：“其应在内，豫王丧，其应也”。
宋仁宗还问了如何对待与已成心腹之患的辽国争战。徐复经过一番分析陈述，说只是大宋王朝眼前的一段凶运，会很快过去，不会有太大的妨碍。
宋仁宗很满意徐复的应答，要给徐复一个官职，徐复辞谢不受，最后赐给他一个“冲晦居士”的称号。
六壬，与遁甲、太乙并称“三式”。以六壬最为古老，从上面徐复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起于汉代京房。而京房的纳甲筮法，是把干支系统用于八卦预测之中。所以说六壬的理论基础依然是阴阳五行，与遁甲原理相通。《四库全书·《遁甲演义》提要》说：（仁宗时）壬遁之学最盛……而遁甲之学几废。究之遁通于壬，壬于人事为切，遁于天文为优”。
既然苏彻能在自己的笔记中详细记载徐复六壬占卜神验之事，那么苏彻本人，自然也对六壬有深入的研究。其实，从汉武帝把《易经》立为众经之首，成为从仕者必读之书以来，学而优则仕的官僚队伍没有不研习《易经》，从而了解并钻研其在占卜方面的效用的。
六壬占卜在宋代的盛行，还可用下面一件史实说明。
《宋史·忠义传》中记载宋末担任代州安抚副使的史抗。他曾向朝廷建议雁门关当有重兵把守，惜未被采纳。在代州被金兵包围，形势严峻之际，史抗用六壬占卜出战争结局十分惨烈。连夜招来两个儿子。对他们说：
“金兵围城，外援难至。明日城池会被攻破，我会战死。你们也难逃厄运。现在你们回去，让妻儿家眷自尽，如此，他们不会受金人之辱，你们也可以尽力杀敌。”
两个儿子（史稽古，史稽哲）痛哭答应：“愿听父命”。
第二天，代州城果然被金兵攻破，父子三人拼命抵抗，希图突围而不果，全部战死。
试想，若金兵第二天不攻城，或者攻城未破，史抗将如何向两个儿子交代？这件事足以说明六壬的确可用以预测人事，而且史抗的六壬占卜水平定然不低。
六壬占卜之术，明清两朝士大夫研习的更多。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本朝谶纬之书皆有厉禁，惟奇门六壬之属，人间多习之。士大夫亦有笃好且奇验者。苦不得秘本真传，徒以影响推测耳。”而明代谢肇制在《五杂俎》中对六壬更是推崇备至。说：”六壬之术若精，天下无不可测之物”，进而认为，六壬可以取代所有的卜筮方法。
《海外恸哭记》中还记述了一个叫张煌言的，十分精通六壬。他在崇祯年间，考中举人。南明王朝时期被委任为兵部左侍郎，辗转江南，坚持抗清。当带兵驻扎在东溪岭的时候，他用六壬起课占卜形势。结果是四课空陷。张煌言惊异未消，清兵就已杀到。清朝初年，张煌言带残兵剩勇隐居在一处海岛之上。七月，他派人乘船出去买粮，结果买粮人迟迟未归。张煌言夜起六壬，课兆大凶。彻夜惊恐难眠。果然因为派出买粮的人被旧部劫持，查问出张煌言藏身之处，向清军请功。清军连夜偷袭，就在当夜将张煌言捉拿并押送杭州杀害。死时年仅四十五岁。
有学者根据史抗和张煌言的遭遇，认为如此精通六壬的他们，依然于大处不能救国，于小处不能全己，从而认定即使善于知往预来，又有何用。
其实，我们不能苛求任何一种占卜，占卜始终只是一种知往预来的工具，绝对不是可以置人死生的灵符。人的祸福死生，趋利避害，不能归因于工具本身，而应归因于人类自己。
2013年元月10日
-
罗教授写的真好。 ;D ;D ;D ;D ;D ;D ;D ;D ;D ;D。为什么奇门遁甲没涉及？
-
咯咯哒咯咯哒，母鸡抱窝还需要21天呢。
-
这位越小姐是自己是，还是代表是？！
-
啊，真有愧于这个称呼啊，会乱套的。不过，如果真是我，得22天也不行的。
-
罗老师写的真不错，就是易学对我这种没入门的感觉真的太枯燥，太难记了 :)
-
占卜与政治（十）
奇门遁甲，在古代往往用于军事、战争方面的占断。我在这里主要是讲占卜与仕途，与政治的联姻。更多是想揭示，历代统治者，其实最信占卜。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因琐事而求占卜，比起达官贵人遇大事而对占卜产生的依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在宋代还有一种如今少见的占卜术——扶乩，也进了深宫。
南宋皇帝宋光宗在二十四岁时就被父亲立为太子，一直到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父皇宋孝宗才举行内禅大礼，把皇位让给他。因此，宋光宗继位已经四十二岁。做太子等接班足足等了18年。
在如此漫长的等待中，内心的焦躁与惶恐，自是苦不堪言。特别是看到自己的父亲还春秋鼎盛的时候。最后，他想通过请仙告知自己究竟还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继承皇位，于是派人秘密找来一个被称作“陈仙”的人。宋光宗当时只穿着普通人衣服和此人打了一个照面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由太监们摆上香案，拿出供果美酒，燃香点烛，由陈仙在沙盘中扶箕提问。降仙用箕笔在沙盘上书写回答，写明某年某月某日，皇太子可以登上大位。太监把箕笔所写的文字端进去让赵淳过目。赵淳看过，吩咐太监好好款待陈仙，厚赐金帛，并要他守口如瓶，不得半点泄漏。
后来，宋光宗果然在预言的年月日登基即位。自然对陈仙的信任，也就无以复加。几年之后，光宗又心有疑难。再召陈仙进宫请仙。陈仙则说自己最近已经请仙失灵，不敢欺君罔上。宋光宗只好作罢。其实，很有可能陈仙已经看出光宗将会有病，但又不能直说，故此推诿。因为不到一年，光宗就病卧床塌。
扶乩所用的工具是箕帚、沙盘（或者灰盘），请的神是紫姑神。《梦溪笔谈》中多有记载，沈括在书中说：“近岁迎紫姑者极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余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为敌。然其灵异显著，无如王纶家者”。
这里说的王纶，是北宋的太常博士，在景佑年间，他家经常请紫姑神，结果紫姑神就附在他女儿身上，不走了。
王纶的女儿，自称是上帝后宫的宫女，诗文和书法都堪称一绝。她能书写几种字体，并且不是一般的篆书、隶书，而是藻笺篆，苗金篆等。她刊行于世的诗集也叫做《女仙集》。紫姑还善于弹奏凄美幽婉的古筝。不过说也奇怪，王纶家的千金出嫁为人妻母以后，也就再没有紫姑附身的灵异了。
苏轼的《东坡志林》，也曾记载他于绍圣元年（公元1131年）九月，在广州拜访崇德大师何德顺时，何德顺就说自己擅长请下一位诗才敏捷的女仙。这类说道，苏轼在京城也常听人说。而所写出来的诗句，绝非扶乩童女可以即兴吟出。所以苏轼也说：“神仙之道，真不可意度”。
紫姑神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成书的《异苑》。据载，紫姑原本为人小妾。遭到正室嫉恨，每天强迫她干又脏又累的劳动，专门负责打扫厕所和猪圈。紫姑不堪凌辱，于一年的正月十五日自尽。所以，刚开始请紫姑的仪式，都是在正月十五的夜里。先用木头刻出紫姑的形象，到厕所或者猪圈旁边，奉上酒果贡品，口中念祝：“子胥不在（你老公不在），曹夫人已行（大老婆也已外出），小姑可出”。所以，《梦溪笔谈》又将请紫姑叫做“厕神”。
后来请仙的时间和问事，越来越随意。而请下来的仙人也不再只是紫姑一人，各路神仙、名人，甚至冤魂怨鬼，都有可能降临，急求功名的士人，问考试，问佳对，闲暇无事的文人，找降仙下棋，吟诗赋对，不一而足，和降仙调侃，自讨其辱者，也多有记载。
我小的时候，旁观过扶乩请仙活动，更亲历过请碟仙的事。那是在乡下，吃过晚饭后，在堂前的廊檐下，大人们拿出一张画满各种图案的大纸（类似于现在下飞行棋的纸盘，但上面的图案文字并不规则）。和一个洁净的小碟。将小碟覆在纸上，叫我和另外一个童女，各用食指轻轻地放到覆碟之上。然后主持仪式活动的大人口中祝念一番，围在四周的人屏气静神，静候碟仙下来，我和另一个女孩无须用力，碟子自会在纸上移动。走到什么地方停下不动了，那个地方的文字就是碟仙给求问者的答案。
如此活动，我被参与过两次。当时顽童的我，有一次等了很长时间，都不见覆碟移动，我就悄悄地发了力，推着碟子走。有时候我不发力，碟子也依然会走。所以，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是我在发力呢，还是那个女童在发力，抑或真有碟仙下降。
2013年元月11日
-
如此活动，我被参与过两次。当时顽童的我，有一次等了很长时间，都不见覆碟移动，我就悄悄的发了力，推着碟子走。有时候我不发力，碟子也依然会走。所以，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是我在发力呢，还是那个女童在发力，抑或真有碟仙下降。
这点记载很有趣！
-
占卜与政治（十一）
利用出生时间的干支呈象，对人生进行预测，其实也有一个发端于民，成熟于士的过程。
我在很早以前就说过，中国的任何学术文思想，都是萌芽于民，活跃成熟于士，僵化于官的结局。比如我们看各种文体的命运：
诗经起源于民，后来被为官的知识分子搞得很成熟，最后由他们中的权势人物变成僵化无物的方块。于是民间出现赋体，文人一见欣喜若狂，将这种文体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被知识分子中的权势者搞成空有辞藻的浮夸体。民间遂又出现清新质朴的诗，李白将其玩得极为浪漫，杜甫将其玩到死板。有权势的知识分子定下五言格律、七言格律，富有生气的诗歌定格成了干瘪的豆腐干。宋代出现长短句的词以示反抗，刚刚被一群知识分子玩得如玉珠滚玉盘那样的有声有色，又被有权势的知识分子定出严格的填词规则搞死。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了自由放荡的草原风，民间复有出现极为口语化的小曲，关汉卿一类的知识分子，将其推向极致。随后依然被有权势的知识分子玩死。明清时期的小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也就是四大名著。而这四大名著中，有半数曾被严禁
学术方面，更是如此。比如孔孟学说中的“民贵君轻”思想，统治者就会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强调下对上的服从，不强调上对下的义务。到了当代，被钦定为建国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也要被权势集团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阉割。就连曾经作为中宣部长的周扬，也因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声音忤逆了权势集团的利益而被严批。直到今天还未得到正式平反。
所以我说，无论从历史的视野还是从当今的现状，都是真正的“学术在民而不在官”。任何朝代的既得利益集团，都会对来源于民，把对民有利的学术研究活动纳入自己严加管控的范围，都要阉割其中对自己不利部分，然后再使其为我所用。
各种占卜手段的发展命运，也是如此。前面说了，统治者最希望占卜手段越来越精，所以士大夫玩占卜，就成了提升自己知人任事、经世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最有权势者则要求占卜，只需自己懂，或者懂的人为我服务就可。如有越界，甚至广为传播，普及大众，就会严惩不贷。
纵观中国发展得最为成熟、也最具生命力的占卜手段，当数八卦和干支两大系统。从发生的时间看，八卦占卜系统产生于有文字之前，干支预测系统产生于天文历法成熟之后。因此，从产生的时间看，八卦比干支古老，从可预测的范围和内容看，则干支比八卦更为深入、细腻和全面。
其实，当宋代的邵雍将八卦预测术从六爻发展到梅花、铁板神数境地时，就应说已把八卦的占卜功能推向了顶颠。而此时的干支预测术，则还处于向上发展的青春期。
有人考证，《李虚中命书》只是托李虚中之名，实出自宋人之手。还有一本由宋人徐子平所作的《珞璐子三命消息赋注》，确定了利用人的出生时间干支推命的基本方法、程序和理论框架。我说干支预测术比八卦占卜更成熟，就在于这个预测系统具有程序和过程的固定性，且和现代科学实验一样，有可重复性。而相比之下，大家熟悉的相卜、龟占、八卦，则有很多因人而异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更不具备可重复性。
正因为如此，干支预测，也就越来越受到权势集团的重视。宋代的大多数士大夫就相信八字命理，懂八字命理。出自宋人之手的《梁溪漫志·谭命》说：“近世士大夫多喜谭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绝者”。
宋神宗元丰年间，泉州有一个叫郭朏字景初的儒生，擅长推命。他就从八字的角度对当时的几位大臣，做过仕途推演。
比如宰相富弼的八字是：
甲辰
丙寅
乙巳
辛巳
大运：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
富弼在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出任宰相。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因母去世离职回家丁忧，而富弼已经快满六十岁。宋英宗时代担任枢密使。到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春天再次拜相，担任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此时王安石权势壮大，富弼与其不和，当年十月罢相，改任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亳州。待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后，富弼更是告老隐居洛阳，与邵雍交往甚密。活了八十多岁，一直到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才去世。
郭朏认为以后宋神宗召富弼为相，富弼不愿复出，是为了躲避“申、酉禄绝之运”。
我们现在来看富弼八字：原局年干甲木通根于月令地支寅，这本身就是能得长上信任提携的征兆。丁卯、戊辰两步大运，乙木身旺能胜财官，所以，自己确能科举早中。己巳大运，年干甲木被合，月令地支被三巳刑出。从而使自己的命局成了从食伤的格局。庚午、辛未大运，官星并透，食伤生财。所以，自己能成为三朝元老。壬申大运，月提遭遇天克地冲。的确是艰险丛生的十年。若富弼在这十年不退隐园林，和权势如日中天的王安石对抗，说不定最后的命运可能比苏轼更惨。过了壬申大运，进入癸酉，整个命局显示的是甲木更壮，寅支更稳。自然有一个逍遥自在的晚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富弼确是懂八字命理的。不过，即使不懂，由于与邵雍交往密切，想必也会及时从邵雍那里得到人生忠告。
2013年元月12日
-
占卜与政治（十二）
郭朏对王安石的八字也有过评说。
王安石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的十一月十二日辰时。
辛酉
庚子
辛未
丙辰
大运：己亥、戊戌、丁酉、丙申、乙未、甲午、癸巳、壬辰
王安石在第二次拜相之后，多次上疏称病，请求告隐，特别是在儿子死了以后，王安石的情绪更加低落，上疏言辞更加哀切。让宋神宗不得不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免去王安石宰相之职，让他出任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郭朏认为这是王安石为了躲避甲午大运的原因。此后王安石即在“安闲养性”中度过，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我们看，辛金日元坐于未支为临衰地，自身不旺。但是对应年支为临官，生于子月得长生。归于时支为临墓。以年柱管少年，月柱管青壮年，再结合大运看，王安石的前半生自是意气风发美少年。科举考试早得意，得皇上赏识、仕途通大、锐意进取的好时光。
这里还揭示一个有趣的显像：局中有土，金五行结伙而同泄于月支子水。但这子水得众印生，却无泄秀去处——整个命局缺木。木为辛金之财。由此我们自然找到了王安石为什么一生要为聚财辛劳了，他为扩大国家财源而变革，甚至提出变卖寺庙，做出不惜以财破印的事来。尽管如此，北宋的国库并不因此就有所丰盈。
公元1086年，王安石55岁。当在甲午大运中。从命理看，是月提逢天克地冲。自当去职之际。问题是，这种去职，不是宋神宗提出，而是王安石自己多次申请。所以，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在仕途上的急流勇退，对于懂命理的人来说，则自会认定是王安石深谙八字命理而刻意规避之举。
与王安石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叫苏颂的人。此人乃福建泉州人。出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二月二十二日巳时。干支历为：
庚申
己卯
甲辰
己巳
出生后三年又八个月零十天上大运：
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
苏颂在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六月，已经72岁时，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个人做宰相很认真，从而得罪了很多同僚，于是遭到小人攻击。到第二年的三月，苏颂就主动请辞。被转为观文殿大学士，随即出任扬州知府，再转到河南任职。苏颂没有赴任，以年事已高，请求告老还乡。
郭朏认为，苏颂辞去宰相职务，是为了躲避即将来临的丙戌大运。因为甲木日元以年干庚金为官星。丙戌大运的丙火会剋制庚金，不利仕途。所以早辞为妙。
其实，问题不在丙戌，而在乙酉大运的酉字冲了提纲。月令卯，乃是甲木寄托的根，是甲木阳刃。原局有年月申卯暗合。申金是庚金的禄，卯是甲木的刃，禄刃处于相对安静的状态，现在被酉金打破。酉金是庚金的刃，两刃相冲必会伤人。
当时还有一个精通四柱推命术的、叫葛好问，曾断言苏颂一生经历，将和另一个叫杜衍的官僚非常相似。在宋袁文著的《瓮牖闲评》中提到，苏颂曾在做南京留守的幕僚时，认识了杜衍，得杜衍赏识。杜衍在宋仁宗时代担任过枢密使，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九月，兼任宰相。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罢相。在宰相位子上坐了不到100天。杜衍死时80岁。苏颂在宰相的位子上比杜衍稍长一点，但也不到一年，死时82岁。
北宋还有一个大官僚。叫王存。他做过开封知府，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宋哲宗继位后，六十五岁的王存，从尚书右丞，转尚书左丞。不久罢官，出放蔡州知府。他和苏颂一样选择隐退。据说是为了躲避命局中“沟绞杀亡神之灾”。这是干支推命术中的“神煞”。《珞碌子三命消息赋注》有：“狂横起于勾绞，祸败发于元亡”。勾绞杀的定义是：“岁命前三岁为勾，后三辰为绞。不可在元命日时二运之上。遇之者主飞灾横祸”。
王存出生于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正月十一日申时。
癸亥
甲寅
丙子
丙申
大运：癸丑、壬子、辛亥、庚戌、己酉、戊申、丁未、丙午
按前述定义，王存的八字，时柱地支申，就是岁命后三辰为绞的神煞。
其实，我们更应看到的是，王存六十五岁时，当在戊申大运中。原局时支申因日支子水阻隔，加上申子半三合水局羁绊，以及寅亥合，寅申是不可能对冲的。到戊申大运，这大运的申字就可以直接冲寅，破了寅亥之合。为丙火之源。被申冲，年支亥被申害，年干癸水被戊土合。这一切都是失去保护神，离官去职的严重信号。自己能主动提出规避因恋栈高官厚禄所带来的灾咎，很大程度上，自然与自己平日里对干支命理有深入研究相关。
所以，苏颂和王存，都是知命之后，能顺势而为，也就可安享晚年、长寿之人。
2013年1月13日
-
占卜与政治（十三）
对利用出生时间进行人事预测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就会被“四同”八字困惑。这在宋代就已经是士大夫遇到的普遍问题。
首先发现问题的，当追溯到东汉的王充，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墨子。墨子写过一篇《非命》。提出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就是长平之战，赵国军队被纸上谈兵的赵括错误指挥，投降秦国的四十万人全被活埋的事实，墨子就此提出质问：难道这些并非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都命中注定了要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到东汉的王充，也在《论衡》中提出了：“历阳之都，长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禄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祸大，命善禄盛不能却也”。不过，王充是对墨子《非命》观的辩驳。作为坚持“禄命说”的他。认定一个人先天的命要服从后天的运，而个人的运要服从小家的运；每个小家的运又当服从国之大运。我是赞成这个说法的。按此说法，我们就能顺理成章地解释为什么四同的八字，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其人生际遇会有很大的差异。
尽管如此，后人依然在如何看待四同八字的问题上大犯糊涂。比如清代《庸闲斋笔记》的作者就认为，普天之下八字相同的人数量很多，大家贫富贵贱多不相同，命理对此的解释，很难让人信服。所以说到底，命理之学不过是一种糊口的营生。进而大发慈悲地说“世之穷民游士，藉此以糊其口者，几千人矣，若明著其论，则将尽无告者而饥死之，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论可也”——如此看似慈悲为怀的说道，只能说明此人思考问题十分肤浅而已。
如何看待出生时间“四同”人的命运，认识最为错误、最为愚蠢，但也最愿用事实来验证的当数做了皇帝的朱元璋。《五杂俎》曾记载，他登基以后，就急忙派人到民间寻找与自己八字四同的人。最后在江阴还真找到一位。带到朱元璋面前一看、一问，才知是一个养了十三桶蜜蜂，靠卖蜂蜜为生的老头。朱元璋于是恍然大悟：我的治下有十三个布政司，他拥有十三个峰王——这也算是命运相同吧？
当然，朱元璋与养蜂人的命运相同处，还不仅此。他们之间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共同点：都出生于贫贱家庭，都有比较多的兄弟。朱元璋的父亲从泗州迁居濠州，一共生下了四个儿子，朱元璋属于最小的一个。
更有人认为，当时民间尚无钟表记时，就算是朱元璋与养蜂人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否真的同时，仍应值得怀疑。即使同一个时辰，也还有时辰刻数上的差异。毕竟一个时辰还有上中下三刻之分。
我个人认为，若在时辰上作直线式地去追究命运的差异性，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干支论命，本质上就是星象论命的延伸。而太阳、月亮、五星对地球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交叉辐射、复杂变动的能量覆盖。从年到月到日再到时的精确，已经把这种影响锁定到了一个极小的时空范围。而古人在发明干支五行纳音时就已注意到了时空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只要我们看“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炉中火……”的说法，就当明白，古人是认定，在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的两个时段里，都是金，都是火，它们在五行上，只有阴阳的不同，并无本质的差别。
还有，我在好多地方都一再强调，世上根本没有绝对真理，任何真理都仅具相对性。我们若在时柱基础上再立分柱，就完全有理由进一步立秒柱，立……，这样，就会让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向，成直线式的发展，如此直线下去，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真理朝前多走半步就成谬误”的泥坑。易经思维的伟大，就在于它让我们在模糊时不忘精确，在精确时不忘模糊。而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就在于能从精确与模糊中捕捉事物的本真。
那么八字四同而实际人生却有差异的现象，又该如何理解呢？古人也有另辟蹊径的探讨。
在清代与纪晓岚齐名的钱大昕，也是一个精通命理之人。他曾经为自己身边一个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做事勤勉的仆人推演过八字。结论是此人将来会立军功，且能因军功达到官阶三品。但是时间过了许久，奇迹并没有一如钱大昕推算的那样发生。于是他怀疑起自己的推命技术，是否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于是抄写了仆人的八字，寄给北京的钦天监。钦天监经过一番研究后，得出结论：造主八字是好，命运也尚可。可惜生活在南方，也就只能终身近贵。要是生活在北方，钱大昕的推论就能成立。而这个仆人，是钱大昕在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因父母相继去世，辞官归乡以后雇用的。而钱大昕的老家，正在南方嘉定。
2013年1月14日
-
占卜与政治（十四）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四同的八字，不管他们之间存在着何等的差异性，他们依然具有很多相同的共性。前面提到的朱元璋与养蜂人之间存在的共性，似乎还给人牵强附会之嫌。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例证。
《啸亭杂录》记载了这样一对八字四同的人：
一个是康熙十六子允禄的孙子永瑺，因为父亲弘普死得早，永瑺就直接继承了爷爷庄亲王的王位。担任过都统、侍卫内大臣，兼管过乐部和宗人府。由于没有儿子，死后由其侄子绵课承袭王位。
另一个是豫亲王多铎的后代如松。由于多尔衮没有儿子，死后由多铎的儿子多尔博承袭王位。后来多尔衮的王位被剥夺，多尔博仍然回到本宗。如松则是多尔博的四世孙，早年被封为辅国公，一生中担任过都统，左宗人，兵部尚书，右宗正等职务。
如松，先是被乾隆皇帝指定承袭了信郡王。他死后，乾隆又恢复了多尔衮的爵位，指定如松的儿子淳颖袭领睿亲王。这样，如松也就自然要被追封为睿亲王。
八字四同的如松和永瑺两人都具有大同小异的人生：一个是正宗的庄亲王，一个是白捡的睿亲王。两个人早年都同时被封为辅国公。都做过内廷侍卫，都掌管过宗人府。只是两人虽然同生却没能同死，如松比永瑺早死了十几年。
再有出生在江苏山阴的汉人汪廷珍，与满族大臣成书的八字也是四同。汪廷珍在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中进士，做过翰林编修，到嘉庆年间，担任过侍读学士、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汪廷珍考中进士的时候，成书只是一个举人，但在在官阶上，汪廷珍官阶六品时，成书为五品，成书做四品官时，汪廷珍官居三品。最后，成书终止于礼部侍郎的职位上。但是，两人的相貌惊人地相似，各自父母去世的时间也十分接近。
明清两代习研八字命理，可以说是蔚然成风。因此才有了对命理与实际人生的穷追不舍，万民英也才有了编撰《三命通会》的雄心和社会条件。
万民英（1521——1603），字汝豪，号育吾，其先祖为江夏人。明永乐年间，祖父万义由御史贬为戍大宁都司卫，居易州城内，万民英于明嘉靖二十八年中举，二十九年中进士，先后任河南道监察御史、福建兵备参议等职。
后因直言得罪权贵，由此遭陷害，借机扶母灵柩回故里，从此远离仕途，隐居三十多年。他建乡学，收弟子，热衷慈善与教育，李时新等二十几名弟子都有所建树。每年都搭粥棚救济四方百姓。编著有《易经会解》、《三命会通》、《星学大成》、《兰台妙选》、《阴符经》、《相字心经》刊行于世。另有《道德经解》、《宗教易简录》、《言志漫稿》、《菊花谱》等著作收藏于家。卒于明万历癸卯年，享年82岁，
历史学者有一个共识，满族之所以能入主中原，就在于他们能全盘接受汉族文化。因此，有的学者又站在汉族的立场，以阿Q似的口吻说汉民族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任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最终都会被同化。如此言论，直到今天仍然被主流媒体冠以“专家曰”，对全民进行说教。
满族统治者虚心向汉人学习，接受汉族文化，自然也表现在对八字命理的学习和研究上。他们不但自己学，还要求自己的亲信大臣也要晓命理。甚至把八字命理作为窥探大臣内心、掌控大臣动态的工具。
比如，在年羹尧的一份《奏未见罗瞎子片》的奏折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臣年羹尧再奏：臣陛辞之日，奉旨令到京着罗瞎子推算，钦此。臣到京后，闻之此人在京招摇，且现今抱病，臣是以未见伊。理合附奏。非臣敢于违旨也。臣不胜战栗之至。康熙六十年六月初九日具。
康熙看了奏折之后，御批道：“此人原有不老诚，但占得还算他好”。这就说明，康熙在这之前找过罗瞎子推人渌命。而且认定他的水平不错。
乾隆是康熙皇帝隔代指定的未来皇位接班人。从种种历史资料看，也是康熙通过八字推命决定的。清宫档案中完整地记载着乾隆的八字：
辛卯
丁酉
庚午
丙子
大运：丙申、乙未、甲午、癸巳、壬辰、辛卯、庚寅、己丑
清宫中为弘历推命的时间，在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面对康熙皇帝的垂询，命师非但不会坦陈利弊。反倒是阿谀奉承之辞一大堆：“子、午、卯、酉成大格，文武经邦，为人聪秀，作事能为”。“此命富贵天然，……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别的不用问。”
《请粺类抄》还记载，乾隆后来微服南巡，遇到一个姓刘的术士。此人自称操习此业已经有三十多年，精通命理，堪称神算。乾隆于是报出自己的生辰让他算算。排出八字，姓刘的术士当即脸色大变，感叹良久，对乾隆说：“看先生八字，富贵之极。即无乘乾驭宇之鸿福，亦当肩莽腰玉。我有缘与先生相遇，也是神奇”。刘术士还概叹说：“我也曾排过自己的八字，命中当有小贵。享两千石的官禄。可惜一直操此贱业”。乾隆听在心里，回宫以后，出于既叹服刘术士的神奇，也想显示一下作为皇帝的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他期盼已久的小贵。赏了刘术士一个知府的官职，年薪正是二千石。
我们看：
第一，庚金坐支午火，午中丁火为庚金正官。说明日元庚金能得助自己成材的贤妻。
第二。八月庚金得令，自然喜火炼，月干丁火近贴日主，通根于日。得卯木支撑、官星乘旺，又是庚金所喜。当然是大贵之象。
第三。但是，天干丙丁俱透，官杀混杂，乾隆多次微服私访、三下江南，能放下身架，与民间女子打得火热。也与这官杀混杂有关。子午卯酉，遍地桃花，生性风流。地支四冲，一生用兵不断，征战不断，出行不断。家族内部不和，都与这四冲有关。
第四。桃花主聪明，子午卯酉两两对冲。说明日主神经的确敏锐。但同时也主庚金日元好大喜功，什么事情都想显露一下自己。且家族内部必然不和。自身待人，也多傲慢无礼，且用情不专。
2013年元月15日
-
占卜与政治（十五）
就在给十一岁弘历推命那一年的十一月（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其第四个儿子雍亲王继位，这就是雍正皇朝的开始。雍正比其乃父更相信干支论命。并且自己常常向大臣索要八字，进行研究。对自己儿子弘历的八字，当然会下工夫仔细琢磨。登基不久，就在雍正元年（公元1722年）册立弘历为皇太子。并把他的名字封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里。
雍正研究亲信大臣的八字，可以说成了他政治活动中的重要部分。他在鄂尔泰的一道奏折上批道：“你好吗？将你的八字随便写来朕览”。这里的“随便”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给与不给、什么时候给、怎么给，都随你的意思，这里的“便”，是作“就”字讲，而是把你的八字随下次奏折一并呈上的意思。在他看了鄂尔泰的八字后，又批道：“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痊愈矣！”——说得多好，查看你（鄂尔泰）的八字，不是看你是否忠心。而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多病，所以才想通过八字看看你的身体究竟如何。现在清楚了，你原来还是一个命中注定长寿之人，我时刻为你担心的心病也就全好了——鄂尔泰看到皇帝的如此回复，能不深深感动而为之肝脑涂地么？
不过，雍正在这方面的确做得很好。当在浙江供职的李卫，为他秘查暗访累得吐血时，雍正也在李卫的一道密折中批道：“将你八字随便写来朕看”。
雍正究竟是从关爱大臣出发研究八字，还是另有用心，或两者用心兼而有之，我们从他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六月，给李卫一道密折里的御批可以看出端倪：“将李灿、秦炌二人八字写来朕看，随便问来，不可令知朕意”。这里的“随便”，则有了要李卫在不引起对方怀疑的情况下，索得两人八字，随下一次奏折上报。所以还特别叮嘱一句，能让两人知道是皇帝要看。雍正的用心，在后面的事实得到证实，就是要挑选李卫职位的接任人。到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李卫离职进京，其浙江总督一职，就是由李灿代理。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被派去讨伐青海时，曾提名岳钟琪参赞军事（参谋长）。雍正也向年羹尧要了岳种琪的八字。后来岳种琪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就被任命为甘肃提督兼甘肃巡抚。年羹尧被解除兵权后，岳种琪被任命为川陕总督。从《雍正实录》中可以看到，这期间，雍正还向岳种琪要了冯允中、张元佐、王刚等人的八字看。而这些人，都是带兵在外镇守一方之人，由此，可以明白雍正为何对军队将领如此关心。
至于朝中大臣，则有如此一则趣事。励庭议，在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就中了进士，到雍正继位时，已经是为官23年的老臣。再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开始担任刑部尚书，以后一直没有升迁。励庭仪相信星命之学，自己的家里养有算命先生的事，不知怎么被雍正知道了。在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的一天，雍正突然召见励庭仪，直接问他：“听说先生家里养有算命先生，先生有没有让他推算过，什么时候可以升迁大学士？”励庭仪被这突然劈头的一问，吓得心惊肉跳，赶紧谢罪。雍正则说：“此事有命，朕也不能做主。”——这句看似公正无偏的话，不得不让人奇怪、深思。
不幸，翻过年，也就是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励庭仪得了一种怪病，小腹炽热，滚烫灼人，甚至可以将放到小腹上降温的生鸡蛋，很快烤熟。励庭仪当然很快死了。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雍正的确看到了励庭仪很快就会得如此怪病而亡，所以即使提了大学士也无用呢？
不过从另外的史料，可以看出，雍正对满、汉大臣的信任与防范，依然是内外有别的。
他在对年羹尧的谕旨中写道：“再，你的真八字不可使众知之者，著实慎密好。番僧中镇魇之事，实不能侵正人。虽属荒唐，然亦说不得全无，未免令人心彰些”。
在给山东布政使费金吾的谕旨中，则严厉写道：“将你实在八字写来，随便送进朕览。不可捏成来。汝等汉士大夫多有此风。欺人乎？自欺也！”
2013年元月16日。
-
占卜与政治（十六）
占卜，诚然可以帮助我们预知事物的发展方向，预知吉凶。但也有善占卜者，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这和好的教育者并不一定就能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好中医并不一定就能把好自己的脉、治好自己的病一样。不足为奇。
汉代的京房，是有名的易学大师。今天讲八卦预测系统发展史，是绝对不能绕开京房对八卦占卜贡献的“火珠林法”。他传世的书有《京房易传》。而京房的老师是焦延寿。焦延寿曾经断言，他的得意门生必定是京房。而京房也将为此而丧失性命。
京房是一个积极入仕之人。不象司马季主那样，宁可街头卖卜也不与官为伍。他在汉元帝四年（公元前45年），才被推举为郎官，后因准确预测了永光、建招年间的一些灾变，得到汉元帝的重视和信任，被委任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比太卜博士职位高，不仅掌占卜，还可参与朝政议事。在朝议时，京房居然说，之所以灾异不断，在于朝廷以毁誉取人，而这毁誉都是人的主观认定，不具客观性。建议用易经占课来考核官吏功业，以此决定官员的升迁。因此，他草拟了一部“考功法”呈上。汉元帝将此法交给群臣讨论。自然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然而京房却并不自知。在一次君臣聚会的宴会上，京房当着众臣向问汉元帝：“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陛下认为这是治还是乱？”
汉元帝回道：“这还用问啊，当然是乱！”沉吟一阵后，汉元帝反问京房：“那么，在你看来，当今的乱象，是由谁造成的？”
京房咄咄逼人地答道：“圣明的人主自当知道。”
元帝立即说：“我不知道，若我知道，还用问你吗？”
君臣之间的对话，显然已经有了很浓的火药味。
京房却未能警醒退却，接着大声说道：“造成乱象的，就是陛下一直最信任、最倚重之人！”
这话显然是直指中书令石显。当时石显的确权倾一时，朝中大臣都是他的亲信。面对京房如此锋芒毕露的攻击，石显轻轻一拨，就把对准自己的剑锋，反向了京房。他当即向汉元帝建议，既然京房提出用考功法改革官吏考核制度。那就让他去担任魏郡郡守。做一方长官，用他制定的考功法，考核他治下的官吏，若果有成效，再在全国推行。
汉元帝当然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建议，马上批准。京房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了政治陷阱，他在接旨时，提出允许他经常上疏奏事，汉元帝也爽快答应了。
京房在赶往魏郡就任的路上越想越是后怕。自己离开京城，不在皇帝身边，被人背后放冷箭攻击的几率大大增加。于是，他每天给皇帝写信，根据自己每天观察的天象，推断政敌们是如何在天子面前陷害自己。
如此忙不迭地为自己自辩，带来的危害更大更快。一个多月后，京房便被收入监牢，罪名是与账博串通，诽谤朝政，诋毁天子。最后京房和张博一并被处死。死时，京房四十一岁。
易学史上还有一个名人郭璞。在四川乐山，还有过他著书立说时住过的“注易洞”。
郭璞在王导身边担任参军（参谋）时，曾经为其占卜。说他会遭遇震厄。破解的办法是用一棵柏树，将其裁来与自己身体一样长短。放在寝室之中床榻旁边。王导照做了，几天之后，屋宇果然发生震动。柏树干被压粉碎。王导则躲过此劫。于是，王导将郭璞介绍给司马睿。
马睿成为晋王之后，让郭璞占卜吉凶，得豫卦之睽卦。郭璞的断语是：“将来会在会稽的一户人家的水井中，掘出一口锺，锺上带有吉祥的铭文。”两年后，司马睿正式登基，成为东晋的晋元帝。又三年之后，果然在在会稽的一处水井中得到一口铜钟，上面的铭文显示司马睿称帝是顺应天命之举。于是，郭璞得到了进一步的提拔，被提升为尚书郎。后来，郭璞母亲去世，他辞官回家为母亲守孝。丁忧期满，被王导的堂兄王敦起用，让他做了自己的记室参军。
郭璞与京房不同的是，郭璞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死于非命。并且如何死法，他都清楚。他早期对人说“杀我者山宗”，听者自然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王敦素有反志。他身边的左司马温峤察觉了王敦的意图，与自己的好友庾亮商议是跟还是不跟。难得取舍，于是把郭璞请来占卜成败。待卦成之后，郭璞却不言语。两个人遂改变问话，求问本人的未来吉凶。郭璞很快成卦，爽快说两人的未来，都是大吉。
这两个人于是跑去劝说皇帝尽快先下手对王敦采取行动。而王敦也在加紧准备。举兵之前心中犹豫，听一个姓崇的人说温峤和庾亮都曾经请郭璞占卜过吉凶，于是也把郭璞叫来来为自己一占。卦成之后，郭璞说此次举事会败。王敦又要郭璞占卜自己的寿命，郭璞没有重新起卦。直接说：“从刚才起的卦象看，你若有行动，祸患立显，若安居武昌，必然长寿。”
多疑的王敦，认为这是郭璞有意为温峤一方用的缓兵之计，好让他坐以待毙。于是生气地问道：“那么你算算自己的寿命几何？”
郭璞毫不犹豫地回答：“今天中午就是我命尽之时。”
王敦果然大怒，下令杀死郭璞。在两个差人押解他去行刑的途中，郭璞问差人准备押解他去何处执刑。差人说到南面的土岭之上。于是郭璞再起一卦。然后对差人说：行刑定会在两棵柏树下面。一行人果然走上土岭后，决定在两棵大柏树下面执刑。郭璞对差人说，大柏树上要有一个很大的鹊巢才对。差人初看柏树说没有。郭璞坚持说应当有才对。让他们上树去找，果然发现一个很大的鹊巢深藏在浓枝密叶中。
郭璞是在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被杀。时年四十九岁。大将军王敦在武昌举兵谋反，几年之后兵败，悔恨而死。当初向王敦告密的人姓崇。将“崇”字拆开，正应了郭璞说的“杀我者山宗”。
如果说京房和郭璞是因热恋官场厮混而遭厄运的话，那么明初功臣刘基既不争名也不争利，依然遭受毒死的厄运，不能不令人慨叹唏嘘。
刘基是浙江青田人，23岁进士，曾任元朝的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职，曾受命参与镇压方国珍部，任处州路总管府判。因不与兵事，愤而弃官还乡，在48岁那年弃官归隐。元至正二十年，“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名，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明史列传16》）。《明史》称其“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按今天的头衔，可算哲学家、谋略家、文学家、军事理论家、易学家、天文学家等，其“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明史列传16》），其《郁离子》想象诡异，寓意深远，有如《庄子》，《百战奇略》更是兵书宝典（后人对是否伯温所作尚有争议），天文历数方面有《天文秘略》，卜筮方面有《观象玩占》传世，此外还著有历书《玉洞金书》一卷，《注灵棋经》二卷，《解皇极经世稽览图》十八卷。据传，被称为八字命理学最高境界的《滴天髓》也为他著。如此一个文才，形体外表却是身着布衣，威猛刚烈，“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全然一副梁山好汉的模样。刘基被朱元璋聘至应天(南京)，充任谋臣后，针对当时形势陈时务18策，提供了好几着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的建策。为朱元璋采纳。朱元璋先后攻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多按刘基的计策行事。二十四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刘基为太史令。二十七年，升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又为朱元璋谋划制定北伐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其间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有定策之功。洪武三年封诚意伯。按运筹帷帷的功绩，刘伯温理当入公，但最初封公的六人为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这些人除常遇春之子常茂是追封外，其他都是最早追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征战疆场的“哥们”，尽管朱元璋对刘伯温“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明史列传16》），但那是有所请教，是一种姿态而已。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和的心理，身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对文化人有一种内心的反感，尽管刘基以及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等文人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的重要作用丝毫不亚于厮杀战场的武将。当然，补偿还是有的，为安抚刘伯温，朱元璋下令青田不加赋税，“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后来又“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明史列传16》）洪武三年，朱元璋欲任命他为丞相，刘伯温的回答是：“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可惜，一入侯门深如海，已没有了退出的余地了。即帝位后的朱元璋，心态开始发生变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所有帝王的一贯思维，只不过在朱元璋那儿更变本加厉，更刻薄寡情。本来第一个要收拾的是独揽大权的丞相李善长，因为李嫉恨刘伯温，朱元璋就选择刘伯温充当杀手。“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明史列传16》）尽管刘伯温说的都是大道理，不过他心里应该明白，让他出来收拾李善长，既是利用，也是试探他的忠诚度。他一旦受命或可减轻朱元璋的猜疑，然而，唇亡则齿寒，此例一开，以后朱元璋对待开国功臣元老就会换另外一副面孔，此等不义之举，按刘伯温的个性是绝不可为的。正因为如此，第二年他就请退，告老还乡了。刘伯温虽归老于乡，但朱元璋疑忌之心很强，人不在身边反觉难以掌控，更欲除之而后快。刘伯温也知道朱元璋对他不会就此放心的，所以他的儿子留京为官，算是人质。而且朱元璋每年岁暮都将退休的刘基之子琏、宋濂之子允载、叶琛之子永道、胡深之子伯机等召去京师，接见于便殿，嘘寒问暖，“亲加训诲，燕语如家人。”故此，退隐后的刘伯温异常低调，“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明史》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青田县令因久仰刘伯温大名，想瞻仰一下尊容，“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逃脱朱元璋的算计。朝廷方面，李善长为朱元璋所忌，已经自动退休，胡惟庸与李善长同乡，因李的举荐而成为丞相。其实，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曾就李善长外另一丞相人选问题征询过刘伯温的意见，刘就不看好胡惟庸，评价是：“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明史列传卷16》）。胡惟庸因此对刘伯温怀恨在心。后来终于在朱元璋暗助下得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当时瓯、闽间有一条狭长的地域叫谈洋，该地区是盐贩、盗贼聚集的地方，方国珍便是从这起兵反叛的。刘基委托儿子刘琏上奏，建议应在该地区设立巡检司以控制管辖该地，使那里的刁民无机可乘，不能互相勾结或胁迫戍边士兵一道出逃反叛。胡惟庸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反指淡洋踞山临海，有君王之气．刘基想要谋取作为自己的墓地，当地百姓不答应，便想要在那里设置巡检司为难当地民众，才导致该地区形势迅速恶化。朱元璋不置可否，只是命令下传此文让刘伯温知晓。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也是一种胁迫，如果没有合适的反应，谋反的罪名就会临头。刘伯温于是只好赴京亲自上朝拜见朱元璋，但朱元璋又全然不过问此事，刘伯温既不能辨白，又不敢离京。不久便发病了。此时胡惟庸携带补药前来探望病情。刘基吃了胡惟庸拿来的药后，顿时感到有如拳头大小的石头般的硬物堵塞在胸口。刘基又利用空闲时间奏明了朱元璋．朱元璋依旧不过问。又过了三个月，病情更加恶化。朱元璋派人前去问候刘基，得知他已不能起床了，便让他乘坐传送公文的船返回青田家乡。不久后，一代绝世奇才便这样去世了。毒杀刘基，这是后来胡惟庸的一大罪状，但下毒是否为朱元璋的授意，已成悬疑。不过这出自朱元璋的授意可能性极大。首先，刘基死于洪武八年四月，胡惟庸进中书省是洪武六年七月，那时胡入相时间不长，地位并不稳固，还处在“考察期”，又有汪广洋牵制，未必能够胆大妄为到这个程度。胡惟庸虽然嫉恨刘伯温，但并无深仇大恨，弹劾刘基的奏章也强词夺理，没有能令人信服依据，如果没有来自皇帝方面的一些默许，本身就有诬告嫌疑，很可能反过来惹火上身。更何况刘伯温已归隐，不可能对其地位权势构成威胁，做下毒这种风险很大而毫无回报的事，对身居丞相高位，且以精明干练著称的胡惟庸而言，应该还不至于笨到这个程度。再者，不露痕迹地毒杀功臣是朱元璋的拿手绝技，李文忠、徐达也是这样因病受到探望和赠药之后便不明不白的死掉的。关于李文忠之死，《明史》载：“十六年冬遂得疾。帝亲临视，使淮安侯华中护医药。明年三月卒，年四十六。”当然，淮安侯也逃不过抄家灭门的命运。至于徐达，“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野史说，这是拜朱元璋的一只蒸鹅所赐。此外，与胡惟庸同为丞相的汪广洋因否认胡惟庸毒杀了刘伯温，在贬责途中被赐毒而死。
所以，我奉劝各位易学爱好者，若对易学有深研不疲的兴趣，就得一不用来谋财，二不用来求官。最好远离官场博弈，远离市井喧嚣，做一个有情有义的百样人生旁观者——可同情者同情，可规劝者规劝，可鼓励者鼓励。
2013年元月16日
-
老师写得太好了，看来，学易者，能修身。最好还能做到无欲无求……
-
先顶再看，好久没来这里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
看到这些人物故事，感觉高处不胜寒，富贵能给自己的有多少呢？还是自由价最高。
-
博古通今，娓娓道来，如沐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