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题: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阅读 25219 次)

小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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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15 于: 2013-01-11 15:37:26 »
这位越小姐是自己是,还是代表是?!

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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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16 于: 2013-01-11 17:24:22 »
啊,真有愧于这个称呼啊,会乱套的。不过,如果真是我,得22天也不行的。
柳堤烟色染朝霞,寒风不禁百草发。
浪迹天涯亦无涯,只道煮茶话桑麻。

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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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17 于: 2013-01-11 21:28:45 »
罗老师写的真不错,就是易学对我这种没入门的感觉真的太枯燥,太难记了 :)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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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18 于: 2013-01-11 21:38:25 »
占卜与政治(十)
奇门遁甲,在古代往往用于军事、战争方面的占断。我在这里主要是讲占卜与仕途,与政治的联姻。更多是想揭示,历代统治者,其实最信占卜。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因琐事而求占卜,比起达官贵人遇大事而对占卜产生的依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在宋代还有一种如今少见的占卜术——扶乩,也进了深宫。
南宋皇帝宋光宗在二十四岁时就被父亲立为太子,一直到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父皇宋孝宗才举行内禅大礼,把皇位让给他。因此,宋光宗继位已经四十二岁。做太子等接班足足等了18年。
在如此漫长的等待中,内心的焦躁与惶恐,自是苦不堪言。特别是看到自己的父亲还春秋鼎盛的时候。最后,他想通过请仙告知自己究竟还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继承皇位,于是派人秘密找来一个被称作“陈仙”的人。宋光宗当时只穿着普通人衣服和此人打了一个照面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由太监们摆上香案,拿出供果美酒,燃香点烛,由陈仙在沙盘中扶箕提问。降仙用箕笔在沙盘上书写回答,写明某年某月某日,皇太子可以登上大位。太监把箕笔所写的文字端进去让赵淳过目。赵淳看过,吩咐太监好好款待陈仙,厚赐金帛,并要他守口如瓶,不得半点泄漏。
后来,宋光宗果然在预言的年月日登基即位。自然对陈仙的信任,也就无以复加。几年之后,光宗又心有疑难。再召陈仙进宫请仙。陈仙则说自己最近已经请仙失灵,不敢欺君罔上。宋光宗只好作罢。其实,很有可能陈仙已经看出光宗将会有病,但又不能直说,故此推诿。因为不到一年,光宗就病卧床塌。
扶乩所用的工具是箕帚、沙盘(或者灰盘),请的神是紫姑神。《梦溪笔谈》中多有记载,沈括在书中说:“近岁迎紫姑者极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余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为敌。然其灵异显著,无如王纶家者”。
这里说的王纶,是北宋的太常博士,在景佑年间,他家经常请紫姑神,结果紫姑神就附在他女儿身上,不走了。
王纶的女儿,自称是上帝后宫的宫女,诗文和书法都堪称一绝。她能书写几种字体,并且不是一般的篆书、隶书,而是藻笺篆,苗金篆等。她刊行于世的诗集也叫做《女仙集》。紫姑还善于弹奏凄美幽婉的古筝。不过说也奇怪,王纶家的千金出嫁为人妻母以后,也就再没有紫姑附身的灵异了。
苏轼的《东坡志林》,也曾记载他于绍圣元年(公元1131年)九月,在广州拜访崇德大师何德顺时,何德顺就说自己擅长请下一位诗才敏捷的女仙。这类说道,苏轼在京城也常听人说。而所写出来的诗句,绝非扶乩童女可以即兴吟出。所以苏轼也说:“神仙之道,真不可意度”。
紫姑神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成书的《异苑》。据载,紫姑原本为人小妾。遭到正室嫉恨,每天强迫她干又脏又累的劳动,专门负责打扫厕所和猪圈。紫姑不堪凌辱,于一年的正月十五日自尽。所以,刚开始请紫姑的仪式,都是在正月十五的夜里。先用木头刻出紫姑的形象,到厕所或者猪圈旁边,奉上酒果贡品,口中念祝:“子胥不在(你老公不在),曹夫人已行(大老婆也已外出),小姑可出”。所以,《梦溪笔谈》又将请紫姑叫做“厕神”。
后来请仙的时间和问事,越来越随意。而请下来的仙人也不再只是紫姑一人,各路神仙、名人,甚至冤魂怨鬼,都有可能降临,急求功名的士人,问考试,问佳对,闲暇无事的文人,找降仙下棋,吟诗赋对,不一而足,和降仙调侃,自讨其辱者,也多有记载。
我小的时候,旁观过扶乩请仙活动,更亲历过请碟仙的事。那是在乡下,吃过晚饭后,在堂前的廊檐下,大人们拿出一张画满各种图案的大纸(类似于现在下飞行棋的纸盘,但上面的图案文字并不规则)。和一个洁净的小碟。将小碟覆在纸上,叫我和另外一个童女,各用食指轻轻地放到覆碟之上。然后主持仪式活动的大人口中祝念一番,围在四周的人屏气静神,静候碟仙下来,我和另一个女孩无须用力,碟子自会在纸上移动。走到什么地方停下不动了,那个地方的文字就是碟仙给求问者的答案。
如此活动,我被参与过两次。当时顽童的我,有一次等了很长时间,都不见覆碟移动,我就悄悄地发了力,推着碟子走。有时候我不发力,碟子也依然会走。所以,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是我在发力呢,还是那个女童在发力,抑或真有碟仙下降。
            2013年元月11日
« 最后编辑时间: 2013-01-13 05:04:47 作者 水木罗汉 »

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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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19 于: 2013-01-12 19:50:07 »
如此活动,我被参与过两次。当时顽童的我,有一次等了很长时间,都不见覆碟移动,我就悄悄的发了力,推着碟子走。有时候我不发力,碟子也依然会走。所以,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是我在发力呢,还是那个女童在发力,抑或真有碟仙下降。
这点记载很有趣!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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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20 于: 2013-01-13 05:08:19 »
占卜与政治(十一)
利用出生时间的干支呈象,对人生进行预测,其实也有一个发端于民,成熟于士的过程。
我在很早以前就说过,中国的任何学术文思想,都是萌芽于民,活跃成熟于士,僵化于官的结局。比如我们看各种文体的命运:
诗经起源于民,后来被为官的知识分子搞得很成熟,最后由他们中的权势人物变成僵化无物的方块。于是民间出现赋体,文人一见欣喜若狂,将这种文体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被知识分子中的权势者搞成空有辞藻的浮夸体。民间遂又出现清新质朴的诗,李白将其玩得极为浪漫,杜甫将其玩到死板。有权势的知识分子定下五言格律、七言格律,富有生气的诗歌定格成了干瘪的豆腐干。宋代出现长短句的词以示反抗,刚刚被一群知识分子玩得如玉珠滚玉盘那样的有声有色,又被有权势的知识分子定出严格的填词规则搞死。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了自由放荡的草原风,民间复有出现极为口语化的小曲,关汉卿一类的知识分子,将其推向极致。随后依然被有权势的知识分子玩死。明清时期的小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也就是四大名著。而这四大名著中,有半数曾被严禁
学术方面,更是如此。比如孔孟学说中的“民贵君轻”思想,统治者就会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强调下对上的服从,不强调上对下的义务。到了当代,被钦定为建国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也要被权势集团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阉割。就连曾经作为中宣部长的周扬,也因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声音忤逆了权势集团的利益而被严批。直到今天还未得到正式平反。
所以我说,无论从历史的视野还是从当今的现状,都是真正的“学术在民而不在官”。任何朝代的既得利益集团,都会对来源于民,把对民有利的学术研究活动纳入自己严加管控的范围,都要阉割其中对自己不利部分,然后再使其为我所用。
各种占卜手段的发展命运,也是如此。前面说了,统治者最希望占卜手段越来越精,所以士大夫玩占卜,就成了提升自己知人任事、经世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最有权势者则要求占卜,只需自己懂,或者懂的人为我服务就可。如有越界,甚至广为传播,普及大众,就会严惩不贷。
纵观中国发展得最为成熟、也最具生命力的占卜手段,当数八卦和干支两大系统。从发生的时间看,八卦占卜系统产生于有文字之前,干支预测系统产生于天文历法成熟之后。因此,从产生的时间看,八卦比干支古老,从可预测的范围和内容看,则干支比八卦更为深入、细腻和全面。
其实,当宋代的邵雍将八卦预测术从六爻发展到梅花、铁板神数境地时,就应说已把八卦的占卜功能推向了顶颠。而此时的干支预测术,则还处于向上发展的青春期。
有人考证,《李虚中命书》只是托李虚中之名,实出自宋人之手。还有一本由宋人徐子平所作的《珞璐子三命消息赋注》,确定了利用人的出生时间干支推命的基本方法、程序和理论框架。我说干支预测术比八卦占卜更成熟,就在于这个预测系统具有程序和过程的固定性,且和现代科学实验一样,有可重复性。而相比之下,大家熟悉的相卜、龟占、八卦,则有很多因人而异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更不具备可重复性。
正因为如此,干支预测,也就越来越受到权势集团的重视。宋代的大多数士大夫就相信八字命理,懂八字命理。出自宋人之手的《梁溪漫志·谭命》说:“近世士大夫多喜谭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绝者”。
宋神宗元丰年间,泉州有一个叫郭朏字景初的儒生,擅长推命。他就从八字的角度对当时的几位大臣,做过仕途推演。
比如宰相富弼的八字是:
甲辰
丙寅
乙巳
辛巳
大运: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
富弼在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出任宰相。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因母去世离职回家丁忧,而富弼已经快满六十岁。宋英宗时代担任枢密使。到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春天再次拜相,担任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此时王安石权势壮大,富弼与其不和,当年十月罢相,改任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亳州。待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后,富弼更是告老隐居洛阳,与邵雍交往甚密。活了八十多岁,一直到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才去世。
郭朏认为以后宋神宗召富弼为相,富弼不愿复出,是为了躲避“申、酉禄绝之运”。
我们现在来看富弼八字:原局年干甲木通根于月令地支寅,这本身就是能得长上信任提携的征兆。丁卯、戊辰两步大运,乙木身旺能胜财官,所以,自己确能科举早中。己巳大运,年干甲木被合,月令地支被三巳刑出。从而使自己的命局成了从食伤的格局。庚午、辛未大运,官星并透,食伤生财。所以,自己能成为三朝元老。壬申大运,月提遭遇天克地冲。的确是艰险丛生的十年。若富弼在这十年不退隐园林,和权势如日中天的王安石对抗,说不定最后的命运可能比苏轼更惨。过了壬申大运,进入癸酉,整个命局显示的是甲木更壮,寅支更稳。自然有一个逍遥自在的晚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富弼确是懂八字命理的。不过,即使不懂,由于与邵雍交往密切,想必也会及时从邵雍那里得到人生忠告。
                   2013年元月12日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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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21 于: 2013-01-13 17:38:26 »
占卜与政治(十二)
郭朏对王安石的八字也有过评说。
王安石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的十一月十二日辰时。
辛酉
庚子
辛未
丙辰
大运:己亥、戊戌、丁酉、丙申、乙未、甲午、癸巳、壬辰
王安石在第二次拜相之后,多次上疏称病,请求告隐,特别是在儿子死了以后,王安石的情绪更加低落,上疏言辞更加哀切。让宋神宗不得不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免去王安石宰相之职,让他出任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郭朏认为这是王安石为了躲避甲午大运的原因。此后王安石即在“安闲养性”中度过,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我们看,辛金日元坐于未支为临衰地,自身不旺。但是对应年支为临官,生于子月得长生。归于时支为临墓。以年柱管少年,月柱管青壮年,再结合大运看,王安石的前半生自是意气风发美少年。科举考试早得意,得皇上赏识、仕途通大、锐意进取的好时光。
这里还揭示一个有趣的显像:局中有土,金五行结伙而同泄于月支子水。但这子水得众印生,却无泄秀去处——整个命局缺木。木为辛金之财。由此我们自然找到了王安石为什么一生要为聚财辛劳了,他为扩大国家财源而变革,甚至提出变卖寺庙,做出不惜以财破印的事来。尽管如此,北宋的国库并不因此就有所丰盈。
公元1086年,王安石55岁。当在甲午大运中。从命理看,是月提逢天克地冲。自当去职之际。问题是,这种去职,不是宋神宗提出,而是王安石自己多次申请。所以,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在仕途上的急流勇退,对于懂命理的人来说,则自会认定是王安石深谙八字命理而刻意规避之举。
与王安石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叫苏颂的人。此人乃福建泉州人。出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二月二十二日巳时。干支历为:
庚申
己卯
甲辰
己巳
出生后三年又八个月零十天上大运:
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
苏颂在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六月,已经72岁时,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个人做宰相很认真,从而得罪了很多同僚,于是遭到小人攻击。到第二年的三月,苏颂就主动请辞。被转为观文殿大学士,随即出任扬州知府,再转到河南任职。苏颂没有赴任,以年事已高,请求告老还乡。
郭朏认为,苏颂辞去宰相职务,是为了躲避即将来临的丙戌大运。因为甲木日元以年干庚金为官星。丙戌大运的丙火会剋制庚金,不利仕途。所以早辞为妙。
其实,问题不在丙戌,而在乙酉大运的酉字冲了提纲。月令卯,乃是甲木寄托的根,是甲木阳刃。原局有年月申卯暗合。申金是庚金的禄,卯是甲木的刃,禄刃处于相对安静的状态,现在被酉金打破。酉金是庚金的刃,两刃相冲必会伤人。
当时还有一个精通四柱推命术的、叫葛好问,曾断言苏颂一生经历,将和另一个叫杜衍的官僚非常相似。在宋袁文著的《瓮牖闲评》中提到,苏颂曾在做南京留守的幕僚时,认识了杜衍,得杜衍赏识。杜衍在宋仁宗时代担任过枢密使,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九月,兼任宰相。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罢相。在宰相位子上坐了不到100天。杜衍死时80岁。苏颂在宰相的位子上比杜衍稍长一点,但也不到一年,死时82岁。
北宋还有一个大官僚。叫王存。他做过开封知府,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宋哲宗继位后,六十五岁的王存,从尚书右丞,转尚书左丞。不久罢官,出放蔡州知府。他和苏颂一样选择隐退。据说是为了躲避命局中“沟绞杀亡神之灾”。这是干支推命术中的“神煞”。《珞碌子三命消息赋注》有:“狂横起于勾绞,祸败发于元亡”。勾绞杀的定义是:“岁命前三岁为勾,后三辰为绞。不可在元命日时二运之上。遇之者主飞灾横祸”。
王存出生于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正月十一日申时。
癸亥
甲寅
丙子
丙申
大运:癸丑、壬子、辛亥、庚戌、己酉、戊申、丁未、丙午
按前述定义,王存的八字,时柱地支申,就是岁命后三辰为绞的神煞。
其实,我们更应看到的是,王存六十五岁时,当在戊申大运中。原局时支申因日支子水阻隔,加上申子半三合水局羁绊,以及寅亥合,寅申是不可能对冲的。到戊申大运,这大运的申字就可以直接冲寅,破了寅亥之合。为丙火之源。被申冲,年支亥被申害,年干癸水被戊土合。这一切都是失去保护神,离官去职的严重信号。自己能主动提出规避因恋栈高官厚禄所带来的灾咎,很大程度上,自然与自己平日里对干支命理有深入研究相关。
所以,苏颂和王存,都是知命之后,能顺势而为,也就可安享晚年、长寿之人。
                   2013年1月13日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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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22 于: 2013-01-14 15:44:25 »
占卜与政治(十三)
对利用出生时间进行人事预测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就会被“四同”八字困惑。这在宋代就已经是士大夫遇到的普遍问题。
首先发现问题的,当追溯到东汉的王充,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墨子。墨子写过一篇《非命》。提出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就是长平之战,赵国军队被纸上谈兵的赵括错误指挥,投降秦国的四十万人全被活埋的事实,墨子就此提出质问:难道这些并非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都命中注定了要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到东汉的王充,也在《论衡》中提出了:“历阳之都,长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禄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祸大,命善禄盛不能却也”。不过,王充是对墨子《非命》观的辩驳。作为坚持“禄命说”的他。认定一个人先天的命要服从后天的运,而个人的运要服从小家的运;每个小家的运又当服从国之大运。我是赞成这个说法的。按此说法,我们就能顺理成章地解释为什么四同的八字,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其人生际遇会有很大的差异。
尽管如此,后人依然在如何看待四同八字的问题上大犯糊涂。比如清代《庸闲斋笔记》的作者就认为,普天之下八字相同的人数量很多,大家贫富贵贱多不相同,命理对此的解释,很难让人信服。所以说到底,命理之学不过是一种糊口的营生。进而大发慈悲地说“世之穷民游士,藉此以糊其口者,几千人矣,若明著其论,则将尽无告者而饥死之,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论可也”——如此看似慈悲为怀的说道,只能说明此人思考问题十分肤浅而已。
如何看待出生时间“四同”人的命运,认识最为错误、最为愚蠢,但也最愿用事实来验证的当数做了皇帝的朱元璋。《五杂俎》曾记载,他登基以后,就急忙派人到民间寻找与自己八字四同的人。最后在江阴还真找到一位。带到朱元璋面前一看、一问,才知是一个养了十三桶蜜蜂,靠卖蜂蜜为生的老头。朱元璋于是恍然大悟:我的治下有十三个布政司,他拥有十三个峰王——这也算是命运相同吧?
当然,朱元璋与养蜂人的命运相同处,还不仅此。他们之间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共同点:都出生于贫贱家庭,都有比较多的兄弟。朱元璋的父亲从泗州迁居濠州,一共生下了四个儿子,朱元璋属于最小的一个。
更有人认为,当时民间尚无钟表记时,就算是朱元璋与养蜂人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否真的同时,仍应值得怀疑。即使同一个时辰,也还有时辰刻数上的差异。毕竟一个时辰还有上中下三刻之分。
我个人认为,若在时辰上作直线式地去追究命运的差异性,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干支论命,本质上就是星象论命的延伸。而太阳、月亮、五星对地球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交叉辐射、复杂变动的能量覆盖。从年到月到日再到时的精确,已经把这种影响锁定到了一个极小的时空范围。而古人在发明干支五行纳音时就已注意到了时空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只要我们看“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炉中火……”的说法,就当明白,古人是认定,在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的两个时段里,都是金,都是火,它们在五行上,只有阴阳的不同,并无本质的差别。
还有,我在好多地方都一再强调,世上根本没有绝对真理,任何真理都仅具相对性。我们若在时柱基础上再立分柱,就完全有理由进一步立秒柱,立……,这样,就会让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向,成直线式的发展,如此直线下去,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真理朝前多走半步就成谬误”的泥坑。易经思维的伟大,就在于它让我们在模糊时不忘精确,在精确时不忘模糊。而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就在于能从精确与模糊中捕捉事物的本真。
那么八字四同而实际人生却有差异的现象,又该如何理解呢?古人也有另辟蹊径的探讨。
在清代与纪晓岚齐名的钱大昕,也是一个精通命理之人。他曾经为自己身边一个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做事勤勉的仆人推演过八字。结论是此人将来会立军功,且能因军功达到官阶三品。但是时间过了许久,奇迹并没有一如钱大昕推算的那样发生。于是他怀疑起自己的推命技术,是否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于是抄写了仆人的八字,寄给北京的钦天监。钦天监经过一番研究后,得出结论:造主八字是好,命运也尚可。可惜生活在南方,也就只能终身近贵。要是生活在北方,钱大昕的推论就能成立。而这个仆人,是钱大昕在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因父母相继去世,辞官归乡以后雇用的。而钱大昕的老家,正在南方嘉定。
              2013年1月14日
                   
« 最后编辑时间: 2013-02-21 05:23:24 作者 水木罗汉 »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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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23 于: 2013-01-15 15:07:24 »
占卜与政治(十四)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四同的八字,不管他们之间存在着何等的差异性,他们依然具有很多相同的共性。前面提到的朱元璋与养蜂人之间存在的共性,似乎还给人牵强附会之嫌。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例证。
《啸亭杂录》记载了这样一对八字四同的人:
一个是康熙十六子允禄的孙子永瑺,因为父亲弘普死得早,永瑺就直接继承了爷爷庄亲王的王位。担任过都统、侍卫内大臣,兼管过乐部和宗人府。由于没有儿子,死后由其侄子绵课承袭王位。
另一个是豫亲王多铎的后代如松。由于多尔衮没有儿子,死后由多铎的儿子多尔博承袭王位。后来多尔衮的王位被剥夺,多尔博仍然回到本宗。如松则是多尔博的四世孙,早年被封为辅国公,一生中担任过都统,左宗人,兵部尚书,右宗正等职务。
如松,先是被乾隆皇帝指定承袭了信郡王。他死后,乾隆又恢复了多尔衮的爵位,指定如松的儿子淳颖袭领睿亲王。这样,如松也就自然要被追封为睿亲王。
八字四同的如松和永瑺两人都具有大同小异的人生:一个是正宗的庄亲王,一个是白捡的睿亲王。两个人早年都同时被封为辅国公。都做过内廷侍卫,都掌管过宗人府。只是两人虽然同生却没能同死,如松比永瑺早死了十几年。
再有出生在江苏山阴的汉人汪廷珍,与满族大臣成书的八字也是四同。汪廷珍在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中进士,做过翰林编修,到嘉庆年间,担任过侍读学士、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汪廷珍考中进士的时候,成书只是一个举人,但在在官阶上,汪廷珍官阶六品时,成书为五品,成书做四品官时,汪廷珍官居三品。最后,成书终止于礼部侍郎的职位上。但是,两人的相貌惊人地相似,各自父母去世的时间也十分接近。
明清两代习研八字命理,可以说是蔚然成风。因此才有了对命理与实际人生的穷追不舍,万民英也才有了编撰《三命通会》的雄心和社会条件。
   万民英(1521——1603),字汝豪,号育吾,其先祖为江夏人。明永乐年间,祖父万义由御史贬为戍大宁都司卫,居易州城内,万民英于明嘉靖二十八年中举,二十九年中进士,先后任河南道监察御史、福建兵备参议等职。
   后因直言得罪权贵,由此遭陷害,借机扶母灵柩回故里,从此远离仕途,隐居三十多年。他建乡学,收弟子,热衷慈善与教育,李时新等二十几名弟子都有所建树。每年都搭粥棚救济四方百姓。编著有《易经会解》、《三命会通》、《星学大成》、《兰台妙选》、《阴符经》、《相字心经》刊行于世。另有《道德经解》、《宗教易简录》、《言志漫稿》、《菊花谱》等著作收藏于家。卒于明万历癸卯年,享年82岁,
   历史学者有一个共识,满族之所以能入主中原,就在于他们能全盘接受汉族文化。因此,有的学者又站在汉族的立场,以阿Q似的口吻说汉民族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任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最终都会被同化。如此言论,直到今天仍然被主流媒体冠以“专家曰”,对全民进行说教。
   满族统治者虚心向汉人学习,接受汉族文化,自然也表现在对八字命理的学习和研究上。他们不但自己学,还要求自己的亲信大臣也要晓命理。甚至把八字命理作为窥探大臣内心、掌控大臣动态的工具。
   比如,在年羹尧的一份《奏未见罗瞎子片》的奏折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臣年羹尧再奏:臣陛辞之日,奉旨令到京着罗瞎子推算,钦此。臣到京后,闻之此人在京招摇,且现今抱病,臣是以未见伊。理合附奏。非臣敢于违旨也。臣不胜战栗之至。康熙六十年六月初九日具。
   康熙看了奏折之后,御批道:“此人原有不老诚,但占得还算他好”。这就说明,康熙在这之前找过罗瞎子推人渌命。而且认定他的水平不错。
   乾隆是康熙皇帝隔代指定的未来皇位接班人。从种种历史资料看,也是康熙通过八字推命决定的。清宫档案中完整地记载着乾隆的八字:
   辛卯
   丁酉
   庚午
   丙子
   大运:丙申、乙未、甲午、癸巳、壬辰、辛卯、庚寅、己丑
   清宫中为弘历推命的时间,在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面对康熙皇帝的垂询,命师非但不会坦陈利弊。反倒是阿谀奉承之辞一大堆:“子、午、卯、酉成大格,文武经邦,为人聪秀,作事能为”。“此命富贵天然,……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别的不用问。”
   《请粺类抄》还记载,乾隆后来微服南巡,遇到一个姓刘的术士。此人自称操习此业已经有三十多年,精通命理,堪称神算。乾隆于是报出自己的生辰让他算算。排出八字,姓刘的术士当即脸色大变,感叹良久,对乾隆说:“看先生八字,富贵之极。即无乘乾驭宇之鸿福,亦当肩莽腰玉。我有缘与先生相遇,也是神奇”。刘术士还概叹说:“我也曾排过自己的八字,命中当有小贵。享两千石的官禄。可惜一直操此贱业”。乾隆听在心里,回宫以后,出于既叹服刘术士的神奇,也想显示一下作为皇帝的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他期盼已久的小贵。赏了刘术士一个知府的官职,年薪正是二千石。
   我们看:
   第一,庚金坐支午火,午中丁火为庚金正官。说明日元庚金能得助自己成材的贤妻。
   第二。八月庚金得令,自然喜火炼,月干丁火近贴日主,通根于日。得卯木支撑、官星乘旺,又是庚金所喜。当然是大贵之象。
   第三。但是,天干丙丁俱透,官杀混杂,乾隆多次微服私访、三下江南,能放下身架,与民间女子打得火热。也与这官杀混杂有关。子午卯酉,遍地桃花,生性风流。地支四冲,一生用兵不断,征战不断,出行不断。家族内部不和,都与这四冲有关。
   第四。桃花主聪明,子午卯酉两两对冲。说明日主神经的确敏锐。但同时也主庚金日元好大喜功,什么事情都想显露一下自己。且家族内部必然不和。自身待人,也多傲慢无礼,且用情不专。
              2013年元月15日
                  
« 最后编辑时间: 2017-01-13 19:57:17 作者 水木罗汉 »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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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24 于: 2013-01-16 05:55:24 »
   占卜与政治(十五)
   就在给十一岁弘历推命那一年的十一月(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其第四个儿子雍亲王继位,这就是雍正皇朝的开始。雍正比其乃父更相信干支论命。并且自己常常向大臣索要八字,进行研究。对自己儿子弘历的八字,当然会下工夫仔细琢磨。登基不久,就在雍正元年(公元1722年)册立弘历为皇太子。并把他的名字封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里。
   雍正研究亲信大臣的八字,可以说成了他政治活动中的重要部分。他在鄂尔泰的一道奏折上批道:“你好吗?将你的八字随便写来朕览”。这里的“随便”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给与不给、什么时候给、怎么给,都随你的意思,这里的“便”,是作“就”字讲,而是把你的八字随下次奏折一并呈上的意思。在他看了鄂尔泰的八字后,又批道:“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痊愈矣!”——说得多好,查看你(鄂尔泰)的八字,不是看你是否忠心。而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多病,所以才想通过八字看看你的身体究竟如何。现在清楚了,你原来还是一个命中注定长寿之人,我时刻为你担心的心病也就全好了——鄂尔泰看到皇帝的如此回复,能不深深感动而为之肝脑涂地么?
   不过,雍正在这方面的确做得很好。当在浙江供职的李卫,为他秘查暗访累得吐血时,雍正也在李卫的一道密折中批道:“将你八字随便写来朕看”。
   雍正究竟是从关爱大臣出发研究八字,还是另有用心,或两者用心兼而有之,我们从他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六月,给李卫一道密折里的御批可以看出端倪:“将李灿、秦炌二人八字写来朕看,随便问来,不可令知朕意”。这里的“随便”,则有了要李卫在不引起对方怀疑的情况下,索得两人八字,随下一次奏折上报。所以还特别叮嘱一句,能让两人知道是皇帝要看。雍正的用心,在后面的事实得到证实,就是要挑选李卫职位的接任人。到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李卫离职进京,其浙江总督一职,就是由李灿代理。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被派去讨伐青海时,曾提名岳钟琪参赞军事(参谋长)。雍正也向年羹尧要了岳种琪的八字。后来岳种琪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就被任命为甘肃提督兼甘肃巡抚。年羹尧被解除兵权后,岳种琪被任命为川陕总督。从《雍正实录》中可以看到,这期间,雍正还向岳种琪要了冯允中、张元佐、王刚等人的八字看。而这些人,都是带兵在外镇守一方之人,由此,可以明白雍正为何对军队将领如此关心。
   至于朝中大臣,则有如此一则趣事。励庭议,在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就中了进士,到雍正继位时,已经是为官23年的老臣。再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开始担任刑部尚书,以后一直没有升迁。励庭仪相信星命之学,自己的家里养有算命先生的事,不知怎么被雍正知道了。在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的一天,雍正突然召见励庭仪,直接问他:“听说先生家里养有算命先生,先生有没有让他推算过,什么时候可以升迁大学士?”励庭仪被这突然劈头的一问,吓得心惊肉跳,赶紧谢罪。雍正则说:“此事有命,朕也不能做主。”——这句看似公正无偏的话,不得不让人奇怪、深思。
   不幸,翻过年,也就是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励庭仪得了一种怪病,小腹炽热,滚烫灼人,甚至可以将放到小腹上降温的生鸡蛋,很快烤熟。励庭仪当然很快死了。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雍正的确看到了励庭仪很快就会得如此怪病而亡,所以即使提了大学士也无用呢?
   不过从另外的史料,可以看出,雍正对满、汉大臣的信任与防范,依然是内外有别的。
   他在对年羹尧的谕旨中写道:“再,你的真八字不可使众知之者,著实慎密好。番僧中镇魇之事,实不能侵正人。虽属荒唐,然亦说不得全无,未免令人心彰些”。
   在给山东布政使费金吾的谕旨中,则严厉写道:“将你实在八字写来,随便送进朕览。不可捏成来。汝等汉士大夫多有此风。欺人乎?自欺也!”
   2013年元月16日。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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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25 于: 2013-01-16 17:14:14 »
   占卜与政治(十六)
   占卜,诚然可以帮助我们预知事物的发展方向,预知吉凶。但也有善占卜者,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这和好的教育者并不一定就能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好中医并不一定就能把好自己的脉、治好自己的病一样。不足为奇。
   汉代的京房,是有名的易学大师。今天讲八卦预测系统发展史,是绝对不能绕开京房对八卦占卜贡献的“火珠林法”。他传世的书有《京房易传》。而京房的老师是焦延寿。焦延寿曾经断言,他的得意门生必定是京房。而京房也将为此而丧失性命。
   京房是一个积极入仕之人。不象司马季主那样,宁可街头卖卜也不与官为伍。他在汉元帝四年(公元前45年),才被推举为郎官,后因准确预测了永光、建招年间的一些灾变,得到汉元帝的重视和信任,被委任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比太卜博士职位高,不仅掌占卜,还可参与朝政议事。在朝议时,京房居然说,之所以灾异不断,在于朝廷以毁誉取人,而这毁誉都是人的主观认定,不具客观性。建议用易经占课来考核官吏功业,以此决定官员的升迁。因此,他草拟了一部“考功法”呈上。汉元帝将此法交给群臣讨论。自然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然而京房却并不自知。在一次君臣聚会的宴会上,京房当着众臣向问汉元帝:“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陛下认为这是治还是乱?”
   汉元帝回道:“这还用问啊,当然是乱!”沉吟一阵后,汉元帝反问京房:“那么,在你看来,当今的乱象,是由谁造成的?”
   京房咄咄逼人地答道:“圣明的人主自当知道。”
   元帝立即说:“我不知道,若我知道,还用问你吗?”
   君臣之间的对话,显然已经有了很浓的火药味。
   京房却未能警醒退却,接着大声说道:“造成乱象的,就是陛下一直最信任、最倚重之人!”
   这话显然是直指中书令石显。当时石显的确权倾一时,朝中大臣都是他的亲信。面对京房如此锋芒毕露的攻击,石显轻轻一拨,就把对准自己的剑锋,反向了京房。他当即向汉元帝建议,既然京房提出用考功法改革官吏考核制度。那就让他去担任魏郡郡守。做一方长官,用他制定的考功法,考核他治下的官吏,若果有成效,再在全国推行。
   汉元帝当然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建议,马上批准。京房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了政治陷阱,他在接旨时,提出允许他经常上疏奏事,汉元帝也爽快答应了。
   京房在赶往魏郡就任的路上越想越是后怕。自己离开京城,不在皇帝身边,被人背后放冷箭攻击的几率大大增加。于是,他每天给皇帝写信,根据自己每天观察的天象,推断政敌们是如何在天子面前陷害自己。
   如此忙不迭地为自己自辩,带来的危害更大更快。一个多月后,京房便被收入监牢,罪名是与账博串通,诽谤朝政,诋毁天子。最后京房和张博一并被处死。死时,京房四十一岁。
   易学史上还有一个名人郭璞。在四川乐山,还有过他著书立说时住过的“注易洞”。
   郭璞在王导身边担任参军(参谋)时,曾经为其占卜。说他会遭遇震厄。破解的办法是用一棵柏树,将其裁来与自己身体一样长短。放在寝室之中床榻旁边。王导照做了,几天之后,屋宇果然发生震动。柏树干被压粉碎。王导则躲过此劫。于是,王导将郭璞介绍给司马睿。
   马睿成为晋王之后,让郭璞占卜吉凶,得豫卦之睽卦。郭璞的断语是:“将来会在会稽的一户人家的水井中,掘出一口锺,锺上带有吉祥的铭文。”两年后,司马睿正式登基,成为东晋的晋元帝。又三年之后,果然在在会稽的一处水井中得到一口铜钟,上面的铭文显示司马睿称帝是顺应天命之举。于是,郭璞得到了进一步的提拔,被提升为尚书郎。后来,郭璞母亲去世,他辞官回家为母亲守孝。丁忧期满,被王导的堂兄王敦起用,让他做了自己的记室参军。
   郭璞与京房不同的是,郭璞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死于非命。并且如何死法,他都清楚。他早期对人说“杀我者山宗”,听者自然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王敦素有反志。他身边的左司马温峤察觉了王敦的意图,与自己的好友庾亮商议是跟还是不跟。难得取舍,于是把郭璞请来占卜成败。待卦成之后,郭璞却不言语。两个人遂改变问话,求问本人的未来吉凶。郭璞很快成卦,爽快说两人的未来,都是大吉。
   这两个人于是跑去劝说皇帝尽快先下手对王敦采取行动。而王敦也在加紧准备。举兵之前心中犹豫,听一个姓崇的人说温峤和庾亮都曾经请郭璞占卜过吉凶,于是也把郭璞叫来来为自己一占。卦成之后,郭璞说此次举事会败。王敦又要郭璞占卜自己的寿命,郭璞没有重新起卦。直接说:“从刚才起的卦象看,你若有行动,祸患立显,若安居武昌,必然长寿。”
   多疑的王敦,认为这是郭璞有意为温峤一方用的缓兵之计,好让他坐以待毙。于是生气地问道:“那么你算算自己的寿命几何?”
   郭璞毫不犹豫地回答:“今天中午就是我命尽之时。”
   王敦果然大怒,下令杀死郭璞。在两个差人押解他去行刑的途中,郭璞问差人准备押解他去何处执刑。差人说到南面的土岭之上。于是郭璞再起一卦。然后对差人说:行刑定会在两棵柏树下面。一行人果然走上土岭后,决定在两棵大柏树下面执刑。郭璞对差人说,大柏树上要有一个很大的鹊巢才对。差人初看柏树说没有。郭璞坚持说应当有才对。让他们上树去找,果然发现一个很大的鹊巢深藏在浓枝密叶中。
   郭璞是在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被杀。时年四十九岁。大将军王敦在武昌举兵谋反,几年之后兵败,悔恨而死。当初向王敦告密的人姓崇。将“崇”字拆开,正应了郭璞说的“杀我者山宗”。
   如果说京房和郭璞是因热恋官场厮混而遭厄运的话,那么明初功臣刘基既不争名也不争利,依然遭受毒死的厄运,不能不令人慨叹唏嘘。
刘基是浙江青田人,23岁进士,曾任元朝的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职,曾受命参与镇压方国珍部,任处州路总管府判。因不与兵事,愤而弃官还乡,在48岁那年弃官归隐。元至正二十年,“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名,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明史列传16》)。《明史》称其“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按今天的头衔,可算哲学家、谋略家、文学家、军事理论家、易学家、天文学家等,其“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明史列传16》),其《郁离子》想象诡异,寓意深远,有如《庄子》,《百战奇略》更是兵书宝典(后人对是否伯温所作尚有争议),天文历数方面有《天文秘略》,卜筮方面有《观象玩占》传世,此外还著有历书《玉洞金书》一卷,《注灵棋经》二卷,《解皇极经世稽览图》十八卷。据传,被称为八字命理学最高境界的《滴天髓》也为他著。如此一个文才,形体外表却是身着布衣,威猛刚烈,“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全然一副梁山好汉的模样。刘基被朱元璋聘至应天(南京),充任谋臣后,针对当时形势陈时务18策,提供了好几着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的建策。为朱元璋采纳。朱元璋先后攻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多按刘基的计策行事。二十四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刘基为太史令。二十七年,升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又为朱元璋谋划制定北伐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其间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有定策之功。洪武三年封诚意伯。按运筹帷帷的功绩,刘伯温理当入公,但最初封公的六人为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这些人除常遇春之子常茂是追封外,其他都是最早追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征战疆场的“哥们”,尽管朱元璋对刘伯温“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明史列传16》),但那是有所请教,是一种姿态而已。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和的心理,身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对文化人有一种内心的反感,尽管刘基以及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等文人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的重要作用丝毫不亚于厮杀战场的武将。当然,补偿还是有的,为安抚刘伯温,朱元璋下令青田不加赋税,“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后来又“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明史列传16》)洪武三年,朱元璋欲任命他为丞相,刘伯温的回答是:“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可惜,一入侯门深如海,已没有了退出的余地了。即帝位后的朱元璋,心态开始发生变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所有帝王的一贯思维,只不过在朱元璋那儿更变本加厉,更刻薄寡情。本来第一个要收拾的是独揽大权的丞相李善长,因为李嫉恨刘伯温,朱元璋就选择刘伯温充当杀手。“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明史列传16》)尽管刘伯温说的都是大道理,不过他心里应该明白,让他出来收拾李善长,既是利用,也是试探他的忠诚度。他一旦受命或可减轻朱元璋的猜疑,然而,唇亡则齿寒,此例一开,以后朱元璋对待开国功臣元老就会换另外一副面孔,此等不义之举,按刘伯温的个性是绝不可为的。正因为如此,第二年他就请退,告老还乡了。刘伯温虽归老于乡,但朱元璋疑忌之心很强,人不在身边反觉难以掌控,更欲除之而后快。刘伯温也知道朱元璋对他不会就此放心的,所以他的儿子留京为官,算是人质。而且朱元璋每年岁暮都将退休的刘基之子琏、宋濂之子允载、叶琛之子永道、胡深之子伯机等召去京师,接见于便殿,嘘寒问暖,“亲加训诲,燕语如家人。”故此,退隐后的刘伯温异常低调,“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明史》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青田县令因久仰刘伯温大名,想瞻仰一下尊容,“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逃脱朱元璋的算计。朝廷方面,李善长为朱元璋所忌,已经自动退休,胡惟庸与李善长同乡,因李的举荐而成为丞相。其实,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曾就李善长外另一丞相人选问题征询过刘伯温的意见,刘就不看好胡惟庸,评价是:“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明史列传卷16》)。胡惟庸因此对刘伯温怀恨在心。后来终于在朱元璋暗助下得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当时瓯、闽间有一条狭长的地域叫谈洋,该地区是盐贩、盗贼聚集的地方,方国珍便是从这起兵反叛的。刘基委托儿子刘琏上奏,建议应在该地区设立巡检司以控制管辖该地,使那里的刁民无机可乘,不能互相勾结或胁迫戍边士兵一道出逃反叛。胡惟庸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反指淡洋踞山临海,有君王之气.刘基想要谋取作为自己的墓地,当地百姓不答应,便想要在那里设置巡检司为难当地民众,才导致该地区形势迅速恶化。朱元璋不置可否,只是命令下传此文让刘伯温知晓。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也是一种胁迫,如果没有合适的反应,谋反的罪名就会临头。刘伯温于是只好赴京亲自上朝拜见朱元璋,但朱元璋又全然不过问此事,刘伯温既不能辨白,又不敢离京。不久便发病了。此时胡惟庸携带补药前来探望病情。刘基吃了胡惟庸拿来的药后,顿时感到有如拳头大小的石头般的硬物堵塞在胸口。刘基又利用空闲时间奏明了朱元璋.朱元璋依旧不过问。又过了三个月,病情更加恶化。朱元璋派人前去问候刘基,得知他已不能起床了,便让他乘坐传送公文的船返回青田家乡。不久后,一代绝世奇才便这样去世了。毒杀刘基,这是后来胡惟庸的一大罪状,但下毒是否为朱元璋的授意,已成悬疑。不过这出自朱元璋的授意可能性极大。首先,刘基死于洪武八年四月,胡惟庸进中书省是洪武六年七月,那时胡入相时间不长,地位并不稳固,还处在“考察期”,又有汪广洋牵制,未必能够胆大妄为到这个程度。胡惟庸虽然嫉恨刘伯温,但并无深仇大恨,弹劾刘基的奏章也强词夺理,没有能令人信服依据,如果没有来自皇帝方面的一些默许,本身就有诬告嫌疑,很可能反过来惹火上身。更何况刘伯温已归隐,不可能对其地位权势构成威胁,做下毒这种风险很大而毫无回报的事,对身居丞相高位,且以精明干练著称的胡惟庸而言,应该还不至于笨到这个程度。再者,不露痕迹地毒杀功臣是朱元璋的拿手绝技,李文忠、徐达也是这样因病受到探望和赠药之后便不明不白的死掉的。关于李文忠之死,《明史》载:“十六年冬遂得疾。帝亲临视,使淮安侯华中护医药。明年三月卒,年四十六。”当然,淮安侯也逃不过抄家灭门的命运。至于徐达,“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野史说,这是拜朱元璋的一只蒸鹅所赐。此外,与胡惟庸同为丞相的汪广洋因否认胡惟庸毒杀了刘伯温,在贬责途中被赐毒而死。
所以,我奉劝各位易学爱好者,若对易学有深研不疲的兴趣,就得一不用来谋财,二不用来求官。最好远离官场博弈,远离市井喧嚣,做一个有情有义的百样人生旁观者——可同情者同情,可规劝者规劝,可鼓励者鼓励。
   
                   2013年元月16日
« 最后编辑时间: 2019-12-26 23:24:06 作者 水木罗汉 »

海韵潮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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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26 于: 2013-01-16 17:54:58 »
老师写得太好了,看来,学易者,能修身。最好还能做到无欲无求……
« 最后编辑时间: 2013-01-16 18:09:44 作者 海韵潮音 »
佛系的态度

mysuper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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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27 于: 2013-02-20 17:32:40 »
先顶再看,好久没来这里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小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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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28 于: 2013-02-20 22:32:02 »
看到这些人物故事,感觉高处不胜寒,富贵能给自己的有多少呢?还是自由价最高。

肖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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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在2013年的第一天
« 回复 #29 于: 2013-12-06 14:18:42 »
博古通今,娓娓道来,如沐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