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题: 天亭(九)  (阅读 9639 次)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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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亭(九)
« 于: 2012-03-22 08:34:46 »
天亭(九)
第二次和死神会面,则是在1960年,地点则是大家都熟悉的发生“5。12”大地震的汶川。这次,不是我主动要死,而是死神有意考验我的生命。
1960年的秋天我为了不至于被泡菜那样,在监狱被泡终身。在以“企图投敌叛国”罪名处管制劳教两年的宣判书上签了名。被带回学校当众宣判起到“杀鸡儆猴”作用之后,我被编入了成都市第六劳教大队,开赴汶川铁矿,为矿本部做后勤供应的苦力运输。
1959年的9月1号,全国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大学生每月定量供应粮食35斤。居民每月定量供应24斤,再要求为国节约捐献3斤,实际得到的就只有21斤(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只有18斤)。加上副食品供应的严重不足,很多主要副食品,也实行定量供应,现在很多人怕吃糖,在那个时候,可是紧缺的凭票供应,蔬菜奇缺,显然吃不饱。共产党掌控的宣传机器,则将这说成是自然灾害加上前苏联的背信弃义。而我在心里嘀咕的是,粮食减产,可以说成是自然灾害,肥皂和其他一些可以不受自然气候影响工厂化生产的日用品也实行凭票供应,难道也是自然灾害。那个时候,不仅买块肥皂要凭票,买自行车、手表,就是供应票更不是什么人都能获得。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私下里听同学们说有一个女同学跑上海去了,我问,到那里没全国粮票吃饭咋办(粮票还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两种,四川的地方粮票出了四川是不能用的)?同学告诉我,北京、上海、餐馆吃饭不要粮票,有钱就行。这才是我决定跑北京的最重要的原因。没想到最后落个企图投敌叛国的罪名。回想当时审判员如此说时,我问北京是敌国吗?审判员当时急了,脱口而说:北京东交民巷是。我说,我是闯哪个国家大使馆被抓到的?审判员说,我说的是你企图投敌叛国,是思想罪,明白吗!?连“企图”二字都不懂。
因此,整个劳教队里的成员,99%以上的都是“偷鸡摸狗”之徒,其中以年轻农民居多。他们不是在城市小偷小摸,就是在农村偷生产队粮食等被处以劳教的。象我这样以右派身份再犯事的占绝对的少数。记得整个大队除了我之外,就还有四个人,一个是西南民族学院的学生会副主席,一个是川大中文系的同学,再有一个是曾经当过副县长被划为右派的干部。除此而外,则就是一些低学历,低年龄,来自贫下中农的子弟。一问,都是因吃不饱才犯事进来的。正因为如此,我和那个西南民族学院的大学生,就成了各自分队的学习委员。
别小看这个学习委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半个自由人。我所在的分队管教干部有三个,一个姓罗,一个姓王,一个姓曾。这三个人都对我另眼相看。明确告诉我,不用参加劳动,主要任务就是帮管教干部看好分队成员,这些成员劳动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发生逃跑事故。所以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出工清点人数,到现场清点人数,在行进路途中防范有人逃跑。汶川铁矿在棋盘沟,每天要走15里的山路,下到磨子沟的矿本部物资供应仓库把矿上需要的物品,或背,或扛,运上山。山路弯弯,中间要经过当地羌族常常偷着种点罂粟的花椒坪。整个大队人员都必须集体行动的情况下,我可以随干部出去炸鱼,甚至特定情况下还可以单独外出行动。所以,从监狱出来的我,心情十分愉快。积极配合干部组织大家学习,虽然我被允许不搬运任何东西,但我依然和大家一样或背或扛,而且还比好些人背、扛得多。比如,长达5米碗口粗的钢管,其他人要两个人才能扛动一根,我能一个人扛着爬15里山路。所以,到寒冬来临,发劳保用品时,那管教干部在一人一份发完后,还悄悄地多给我一份。
在劳教队,吃的是玉米,按每月45斤供应。由于副食品的严重匮乏,依然经常感觉吃不饱。因此,人们就更加想吸烟,当时能够在小卖部买到的有一种叫“金鱼”的烟,烟丝很有可能是用烟叶梗做的,抽起来十分刺喉,但就是这样,我看到他们抽时的那副贪婪,心里十分难受,人们常说的“饱吃冰糖饿吃烟”,在他们的脸上,得到了极为惨淡悲凉的证明。
接下来,是求家里寄来咸盐。这种咸盐用一点清油炒过,多数人的口袋里都装有这种从各种渠道搞到的油炒咸盐,吃饭时加盐,喝水时加盐。……
很快严冬到了,汶川披上了银装。就在这银装素裹的壮丽景色下,有人在出工途中,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比如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川大中文系同学,他已经读到三年级了,被划为右派,我是因为出走北京被劳教,他则是因为到春熙路新华书店偷书而被劳教。他的个子比我高大,从表面看,应当是能挺过这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厄运的,但他平时就表现得情绪压抑而悲观。一次下山搬运东西,在山路上休息坐下后,他就再也没能起来,就那么坐着,坐着坐着,就停止了呼吸……
一直处于心情愉快的我,给人的是阳光向上的乐观,所以,有人对我说,你怎么反而长得又白又胖了,我还真以为自己是正常地胖了呢。直到有一天下山时在路边撒尿,旁边的一个队友惊讶地叫了起来:怎么你的这里也胖了?!我才仔细审视自己,整个大腿已经肿得发亮了,我的精神一下子被击垮,队友惊慌地报告了队长。回到队部,到晚上就呼吸紧促,眼睛肿得再也睁不开。胸口窒闷,心跳加速,很快进入了生死攸关的昏迷中。
我被安置到了队部卫生室,一个卫生员专门看护我,每天背我到矿本部医院打针,不再吃玉米棒子面,改吃管教干部一样的伙食。天天白面。
现在不要说大学生不值钱,就连研究生、教授,老总,也不一定就被人看好。但在当时,我亲耳听到管教干部对那个专职负责看护我的卫生员说:你的任务就是要把他护理好哈,他可不是象你们一样的偷鸡摸狗之徒,是国家花钱培养的大学生!
待我水肿消退复元以后,更得到这样的照顾,就留在卫生室学习做卫生员。不再回分队每天上山下山了。而在这个卫生员的位置上,我曾亲自守候在一个个水肿病人旁边,一直听着他们从呼吸紧促,到呼吸缓慢,到痰迷心窍,喉头堵塞时的那一声,特别奇特。再到我把鸡毛放到这个人的鼻子,看他的呼吸是否真正停止。其实,究竟是什么时候断气的,我往往根本不知道。
总之,这一年劳教队死了很多人,我之所以没死,不仅仅是因为抢救得时。还因为我在管教干部的眼里、心中,与众不同。
也正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如此珍惜了一如蝼蚁的我的生命,所以无论岁月激流怎样冲刷我的记忆,他们都始终鲜活地存留在我的内心深处。每次回忆时都会给他们深深祝福。

                        2012年3月22日星期四
« 最后编辑时间: 2012-03-22 09:25:37 作者 水木罗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