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题: 天亭(七)  (阅读 9756 次)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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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亭(七)
« 于: 2012-03-21 11:22:37 »
 天亭(七)
我的母亲女娲和我的父亲后羿,依然很悠闲地在北极烤着篝火。就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冷,无所谓热。纯粹是一时的好玩和兴起。我在父亲穿着的毛氏服装大口袋里,伸出小头看他们无所事事地对坐着,两个好像都成了没有生命的雕塑,唯有篝火闪动的火苗,在他们的身上跳跃着。
——人类都在恐惧2012,你们说自己是人类的始祖,不但不帮助自己的子孙,反而在这里恶作剧地融化着冰川。
我鼓足一身力气迸出的怒吼,在空旷死寂的北极,却一如游丝,不过还是让后羿听到了,我看见他的耳朵动了动,眼皮眨了眨,然后用他的食指,点了点我的额头。
——儿子,你也怕死了吗,我记得你是不怕死的啊。你不是十分平静地主动走向过死吗?!
可能是后羿说话的声音,让女娲从梦中醒来。她拍拍我的小脸。然后把我从毛氏服装大口袋里提了出来,放到她胸前的乳沟中,轻轻地说:
——乖乖,说说你几次死亡的经历。
啊。细想起来,我的一生,的确已经有过三次与死亡会面的记录。而第一次,还是主动求死。现在想起来,真叹服当一个人被某种政治信仰迷蒙了思维视野之后,的确可以让人产生对生的蔑视,做出不可思议的事。
还得回到1957年前后去。
应该说在1955年前,整个神州大地的绝大多数人民,对共产党真正心服得不得了。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对共产党的任何号召都会积极响应、踊跃参与,所以,共产党说朝鲜战争是美国支持南朝鲜挑起的侵略战争,我们必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个戴着大红花,昂首挺胸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积极热烈场面,现在想起来,还深为当时人民单纯而又真切的思想感情激动,特别是现在终于明白了,这种纯洁的感情居然是共产党用虚假的政治宣传煽动起来的时候,那种被愚弄的内心感受就更加复杂。
1955年的统购统销政策,就已经开始暴露基层干部为了超额完成层层加码的统购指标邀功请赏,从而造成好些地方农民进城闹事的事,但也被只说好,不说坏的媒体宣传捂住了,1957年川大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公然在大礼堂对着话筒说统购统销搞过火了,有农民被饿死了,这,肯定会激起不明真相的同学的公愤——竟敢攻击正确、伟大、光荣的党,被人口诛笔伐,甚至人身攻击,对其吐唾沫、骂之打之,自在情理之中。而我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写了一张不要打人、骂人,文明辩论的大字报,被定为右派的。
我当时认为,这跟共青团员的生活检讨会应当是一样的,认了错,就应当没事啦。当当宣布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后,
一个暑假都处于抑郁不欢的状态中,那时我的母亲在一所小学里教书,我们的家也就安在学校,在一仅有的几平方小屋里,还有一位女老师和我母亲同住。小的时候,是和母亲一起睡。现在大了,寒暑假回到母亲身边,也就只能是到教室里,把课桌拼起来,挂上蚊帐,把放假空出来的教室权当卧室啦。过完暑假回到学校,到快放寒假的时候,团组织开会,主持人说我在暑假期间,成天到河里去游泳泡澡,不到吃饭不回家,少言寡语,就连自己的母亲问起,自己也不说。说明对自己的错误,没有认真悔改的表现,所以决定开除出团……这时我才得知,暑假结束前,有同学找我母亲暗中了解了我的暑期表现。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我说党是“尚黑”的阴谋政治的产物,在当时我若这么说,肯定是要被枪毙的。因为当时的人,完全相信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奔向幸福社会的带路人。所以,不仅背地里打探我的暑期表现,就是叫母亲不要对我说学校曾来了解过我的事,我母亲也会认为很正常,(背地里打探我的这位同学,文革时已是布达拉宫管委会的主任,但也就在这个职务上早死,宣布的罪名是与文物有关的犯罪自杀)。
被开除团籍后,我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马上写出报告,这个右派我不当了。这下可又让党支部的几个成员忙活了起来,开头是让班长找我谈话,要我收回写的翻案条子,这样,就不公开批判我。我坚持说,当初要我承认自己是右派的时候,说的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们是按为右派辩护的人也应是右派的推理来给我扣这顶帽子的,既然如此,我以为检讨一下就没事了,现在没有了团籍,就等于没有了政治生命。我已经是块行尸走肉,让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这里又出现一个值得描述的细节。当我拒绝收回翻案报告后的一天,学习委员找到我,说要登记成绩,要我把学生证给他(当时的学生证后面附有各期考试成绩表),我毫无戒心地给了他。结果两天后我在去图书馆的林荫大道上,看到一大版贯穿“打倒翻案右派罗建中”通栏标题的大字报,上面有我很大的画像时,我才知道又一次被骗了。
进入1958年的春天。在一片春光明媚的风景中,我却越来越走向想死的思维胡同。因为当时的整个教育,就是政治生命高于肉体生命。想自己从一开始求学起,就是学生干部,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时,就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一直在戴大红花的岁月中走进大学。现在被开除了团籍,被排斥在了建设共产主义的队伍之外,生命还有什么意义。由此,在1957年春天我还和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人一起载歌载舞,到1958年五月鲜花盛开的季节,我却决心舍弃生命……
                           八
我开始设计自己结束生命的形式。我从未想过跳楼,上吊一类的死法。我想的是如何安乐地死。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睡在上铺的班长赵拔奇有一满瓶的苯巴比妥。我欣喜若狂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然后立即开始行动。我逃课了,从九眼桥进了市区,特意挑选育贤电影院,因为当时正在放一部前苏联影片:《祝你幸福》。这部影片我在学校电影院看过。我认为那里面的少先队员主人公,一步步走上建设共产主义康庄大道,就是我憧憬的人生。
身上仅有5毛钱。买了一张电影票后,再到附近餐馆把剩下的钱买了一碗面条吃光。然后等到影院用喇叭请观众进场的时候,利用影院提供的开水,把一整瓶安眠药片吞了下去。
电影开始了,我心情极为平静地看着银幕上闪现的鲜花、戴着红领巾唱着歌的少年,内心既有一种生的解脱,也有一种死的证明,眼皮逐渐沉重,我伏在了前排座椅的靠背上,幸福地进入了那银幕中的世界……
一个星期以后,才发现,我如此完美的死亡设计,犯了一个常识性的失误。
一场电影最多放90分钟。90分钟后,工作人员会常规性地进行清场。因此昏睡的我自会被发现。身上的校徽和学生证,又让他们能很快联系到学校。当我知道这一切时,已经是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经过一个星期的抢救才醒过来、由护士告诉我的时候。当我睁开眼睛,能清楚辨认眼前一切的时候,听到护士对我说:
——你终于醒过来了。你的生命真顽强,要知道你的两边屁股轮流打青霉素针,一个星期下来,都让我们很难找下针之处了。
——你的同学真好,你昏迷的这一个星期,他们都昼夜不离人地轮流守着你。
——你这位小同学思想真好,昏迷中都还不停地说,我要回去劳动,我要回去劳动。
现在回想起来,我一方面明白同学们昼夜守候我,固然有不能让我再产生轻生念头的意思,也有想知道我在昏迷状态的潜意识作用下,我会说出什么样的反映内心思想的胡言乱语。同学是没有向医护人员说明我是右派身份的,当然,也想知道我在呓语中会不会说出格的话。若我说了,他们的责任就是向组织汇报。
现在想起来,这次的死亡设计真的很美,其无可厚非之处,还在于所有的医疗费用,都是从我后来在学校勤工俭学中应得的钱中扣除了的。因此,我自身设计时思考不周的缺陷,现在回味起来,也成了一如希腊女神维纳斯的断臂……
                          2012年3月2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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