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
李 锐
2010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12047
读了张素华同志在《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上的文章——《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觉得对待重要的历史事实，就得有这种认真的态度。我很欣赏张素华同志这种态度。不过，这篇文章还不能作为最后结论。
毛泽东自己在1950年五一节口号上亲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是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案时，朱德秘书陈友群亲口说的，登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简报（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简报,第五组,第三十二号[1980年11月17日]陈友群同志十一月十四日的发言）上的，陈友群当年还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
据我了解，陈友群绝不是一个说假话的人；这件事情如此重大，他也应当不会有记忆失误。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的简报，也是很严肃的，是经过审查的。发表前要经过胡乔木把关。这方面胡乔木是个认真细致的人，他又是1950年五一节口号的当事人，陈友群的发言如果与事实不符，胡乔木应当是不会放过的。当年讨论决议时，我是国务院能源组的组长，《简报》上刊出我有关1959年庐山会议的二万字发言后，胡乔木即让我写一本回忆的书。
张素华这篇文章虽然提到了陈友群发言这份简报，但没有否定这份简报，而是否定了这份简报的内容。否定其内容时没有对简报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
张素华以档案为依据。但我猜想，张素华看到的胡乔木的这个草稿可能不是最原始的。在这个草稿之前还有没有一个预备过程？在预备过程中，胡乔木和毛泽东之间还有没有过文字交流？这都需要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当年是要让人欢呼他“万岁”的。
附简报照片：
“万岁”口号之我见
郭道晖
2010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6732
读了张素华先生的文章（《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写“毛主席万岁”》，见《炎黄春秋》第7期，以下简称“张文”），有几点看法，略述如下：
一、我所撰《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见《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一文中有关“五一口号”事，并非是张文所说的是“郭文所谓……”，即并非我的杜撰，而是转引当时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简报第五组第三十二号（1980年11月17日）所载陈友群同志的发言。他作为朱德同志的秘书，身处党中央机关，应是知情人，其对“万岁”口号的史实的发言，想必言有所本。此前，关于此事，在理论界史学界也多有论辩，可供读者比较辨识。
二、今“张文”亦言有所据，如所据档案属实，可供识者参酌。但据他考查的结果，也同时可证明，“万岁”口号正式纳入党中央的“五一口号”，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并默许的（档案上只有他对其他口号的仔细修改，未见他有只字对“万岁”口号的修改或否弃），表明喊“万岁”是经他批准同意的。
据张文，本来中宣部（胡乔木）最初所拟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还比较简单朴素；经刘少奇精心审改，加了不少装饰词，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奉上“伟大领袖”的徽号（比林彪后来恭奉“四个伟大”要早20年左右）。对此，毛泽东不置一词，欣然默许。对照他在建国前夕纪念党的生日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开头所讲的：“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国家权力和党最终都会“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共产党也不可能“万岁”；可不到一年，就同意在“五一口号”中喊自己“万岁”，自我否定了原先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
后来，党的八大批判个人迷信，放弃这个口号和在党章中删去“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规定。这是正确决策。但在“文革”前后，毛泽东借口“不崇拜马克思不得了”，直言不讳地主动地要求全党对他本人“搞点个人崇拜”。基于此，说“万岁”口号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即使史实不确切，似乎也合乎历史逻辑，并非完全“客里空”。
三、在革命时期，作为革命党，党的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拥戴毛主席而呼“万岁”，未可厚非。记得1949年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和前不久还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下党员，参加开国大典，从心底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欢呼雀跃，在会后游行经天安门城楼时，我和全体清华师生一起曾激动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对着扩音器高呼回应：“清华的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说明那时领袖和人民群众还是心心相印、平等相待的。
当然，在刚解放初，十三兵团文工团来清华演出时，带领师生在大学堂里第一次喊出“毛主席万岁”，多数群众还是有迟疑的。虽然大家都拥护共产党，也赞赏、崇拜共产党干部的廉洁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受过民主自由教育的师生，对这种带封建性的口号是心存疑虑和不习惯的，有的教授和同学还对是否应当喊“万岁”进行过辩论。后来经过学习和潜移默化，才慢慢习惯起来。
四、问题在于，建国后，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要经全民选举产生的。在我国是经建国前夕的全国政协选举，1954年以后是经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当然这种选举只是表面形式，谈不上民主选举，领袖人物是终身制，直到他去世才不再“万岁”了。）其所制定和宣示的对国家和人民有约束力的口号、政策，也是应当经人民选出的代表机构的通过或确认的。“五一口号”是党中央基本政策的宣示，而当时我们党是以政策治国的（而非以法治国，而且多数情况下政策高于法律），故“五一口号”（包括“万岁”口号）具有政策指向性和事实上的法律效力，意味着全国人民都须遵循。
基于此，未经政协或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其职权相当于全国人大），仅由执政党中央以“五一口号”方式将这种宣扬个人崇拜的口号政策化、法律化，要求全国人民都呼喊党的领袖“万岁”，其合法性更是大可商榷和质疑的。
五、问题还在于，这种个人迷信的口号，诱导人们盲从领袖的绝对权威，竭诚拥护和贯彻他晚年所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理论、“左”的路线政策和种种违宪侵权行为，在各种反复折腾的政治运动中产生了严重后果。发展到后来，这个“万岁”口号已不再是人们出自内心的情感呼唤，而异化为必须绝对遵从的“圣旨”。特别是“文革”中更将它法律化，具有高度的国家强制性。“文革”中颁布的《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共有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就是恶名昭著的所谓“恶毒攻击罪”。“文革”中如果有人不小心损坏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拒绝或反对呼喊“毛主席万岁”，就可根据这个“恶法”判重刑甚至处死刑。不知有多少无辜群众遭此毒手，张志新、林昭等烈士就是最突出的惨案。山西有个牛小顺，为表自己的无限忠心，种小麦时别出心裁设计长出“毛主席万岁”的五字造型，但事后发现既不能对这些麦苗施肥（那会被当成是给毛主席身上泼屎尿），也不能打药除虫（那是诬蔑毛主席有病），更不敢开镰收割（那会被认为在万岁头上动刀）！这块地把他逼得全身发抖，几乎发疯，只好听它烂在田里，终究没有逃过被打成“反革命”的命运，最后在自家水缸里溺水自杀了。（毕星星：《种一个“毛主席万岁”》，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类似的荒唐悲剧可说是罄竹难书。就连创造“万岁”口号的始作俑者刘少奇，一当他觉醒过来，不再迷信最高领袖，反而批评大饥荒时期饿死几千万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得罪毛泽东以后，他就落得个屈死他乡的悲惨命运。
六、因此，时至今日，郑重的唯物主义者和科学历史观的倡导者的职责，应当是批判这种口号，肃清其后遗的不良影响，而不是替它辩护。当然，实事求是地澄清某些史实也是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