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题: 《人学启蒙》(二一一)——江青与毛泽东  (阅读 8827 次)

水木罗汉

  • 管理员
  • 超级会员
  • *****
  • 帖子: 16616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三月十八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同时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她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五月十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五月十二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五月十三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五月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虚弱的、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她用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
三点三十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七十七岁的时候死去了。她的尸体重一百零四点七磅,比三月十五日进这家医院时轻了三点一八磅。
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五月十八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一九九一年六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六月一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六月四日晚十一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一生,没有提及她曾官居高位,也没有提到她曾是毛泽东长达十八年(编者按:原文如此)的妻子。如果学校的孩子读到这则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角落里消息,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曾是毛泽东的夫人。
如果西方记者没有受到《时代》周刑这一未被证实的报道的刺激,而反复再三地向中国各官方机构提出江青命运的问题,这一消息可能永远也不会公诸于世。假如中国政府曾经决定宣布江青死亡的消息,而拖了几周才这样做,那就是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需要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拖的原因可能正如香港一家报纸后来引用公安部来源的消息报道的那样,需要调查江青的死亡是自杀还是有其它原因。
这家报纸写到:“政府高级官员指示说,在调查结束之前,不要公诸于众。
中国官方公布的消息称,江青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一直是保外就医,事实上,在这个日期之后三个月,司法部一发言人还说,江青年初曾提出希望离开监狱改为监外服刑的请求被驳回,一九八八年,官方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份大陆报纸在报道江青的近况时还说:“她被关在一间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房间装上特制窗户,以便透进光线,同时,警卫也可以看到她,而她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无论江青从监狱到医院,还是到软禁,这中间是怎么来回转换的,说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起一直就是“保外就医”,这是不确切的。
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一九七六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一九八四年九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一九八六年五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这种心情同时又受到负责她这一案件或看守她的人的刺激。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的政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因为无法得到江青准确的出生时间,笔者现在以其死亡时间进行一生分析,并以此检验利用干支符号对事物预测,是否具有广谱性。
死亡时间:公历:1991年5月14日3时30分  农历:辛未年[路旁土]四月初一日

立夏:1991年05月06日08时27分  
芒种:1991年06月06日12时38分    

起运:命主于出生后7年9个月15天16小时开始起运
交运:命主于公历1999年3月1日19时交运

     正官    正印    日主    食神     
坤造:  辛     癸     甲     丙     (午未空) 
     未     巳     申     寅      
 大运逆排: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7 8岁 68岁  58岁  48岁  38岁  28岁  18岁   8岁  
自缢时间卦局分析:
1.   甲木日元坐于申金,乃是绝地。
2.   甲木生于巳月,乃临病地。所以,日主极为身弱。
3.   时支寅木为日主甲木之根,但寅与申冲,两败俱伤。
4.   妙在天干:年生月,月生日,日生时,为金生水,水生木,木再生火。这就决定了她有一个极为风光、和令人羡慕的人生。
5.   月、日、时,三刑全。说明这个人有脾气古怪、婚姻不顺、独眠、甚至血光之灾的征兆。
6.   年干正官借日支申金为根。月干癸水也是托日支申中壬水为根。这说明,日主必得丈夫庇佑。
7.   按照《穷通宝鉴》的说法,甲申为死木,死木逢金成才,逢火则自焚。因此,日支申,就成了使其成才的关键。而时干丙火耗泄寅木,则极为形象地预示了日主晚年自焚的命运。
8.   年与月暗夹午火。整个年柱和月柱,形成水火既济。说明日主在33岁前的命限里,必然为自己打下令人称羡的人生。
9.   在婚姻上,年干正官,日支偏官,官杀混杂。说明日主必然不能一婚到头。年干正官通过癸水转生日主。自身则因其坐支未中丁火而受尅。从而面临衰地。说明她的第一个丈夫虽然自身行运不佳(1932年,俞启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立山东大学(由国立青岛大学改名)地下党支部书记,并于后介绍李云鹤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
  1933年,俞启威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夏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年秋被营救出狱后到上海治病,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到北平,后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曾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2月,参与领导“一二•九”爱国学生示威**活动。
  1936年初参与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任北平学联党团成员、同年4月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学委书记。受党组织的派遣到上海参与筹建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7年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5月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北平到天津、济南、太原等地。后任中共晋察冀区委员会书记。1938年春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参与组织领导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创建工作和反“围攻”、反“扫荡”斗争。1942年秋调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平原军区政委。1944年冬积劳成疾,赴延安治疗休养。1946年冬康复后到阜平,先后任晋察冀边区区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等职。1948年夏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部长。
  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军管会副主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1952年8月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因过度辛劳患病,1958年 2月10日,因肺动脉栓塞在广州逝世,年仅46岁。),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命理现象:由于辛金正官自坐燥土不能生身,只有借日支申金为托。如此一来,江青和毛氏结婚,非但辛金不忌,反而和毛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同志关系。在命理上也就情通理顺。并未影响他愿意对江青时刻庇荫深爱的感情。我们来看事实: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1926年,李云鹤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骂,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了诸城,投奔亲戚,又随亲戚从天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李云鹤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我们看,这时的江青12岁。大运丙戌,1986年流年丙寅。从死亡时间卦中看出江青的确应有两个母亲的征兆。一为月干癸水正印。一为日支申中壬水偏印。而这贴身的偏印,恰是自己的生母。1926年流年丙寅。原局年干辛金被合,申金逢冲,观星逢冲,自然财星不保,大运戌与未相刑。两寅冲一申。加上寅为驿马。两寅冲一申。这就是江青和母亲都一起离家出走远方的原因。而寅,又是弱主甲木的临官旺地。因此,也就注定了江青只有在走动中才能抗官杀而逢生。这就是江青每逢驿马走动都能觅得人生新天地的命理原因。
在济南,她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的19岁的学生,深刻影响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 “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当时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他却没有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成为青岛###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我们看,1931年江青江青17岁。仍在大运丙戌中,流年辛未。大运戌与日支申,暗邀酉金成三合。和俞启威热恋,自在情理中。1931年辛未。如果说原局中的正官被癸水耗泄了的话, 那么流年辛金,就成了引发她从私下热恋到公开同居的五行气运之机。
  此后不久,俞启威便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我们看,1933年,江青19岁。已转入丁亥。丁火为日主伤官。辛金被尅,癸水被冲,日元甲木失去保护。除了甲木有自焚之虑外,其夫也不能自保。1933年7月,当在农历六月,也就是未月。与年支未相刑,被丁火偏官小人出卖,锒铛入狱。也符命理之徵。
  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相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当时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大名鼎鼎,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在“晨更”遇到了徐明清。
虽说江青来“晨更”前,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但在“晨更”当教员的日子里,她从未和徐明清谈起过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产党,徐明清那时的名字叫徐一冰,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政治上却比江青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的常委。
  田沅介绍说,李鹤刚从山东来上海,想在工学团谋点事。徐明清看江青不仅识字,还能唱歌、演戏,工学团当时正好缺教员,就把她留了下来。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工学团其实是个很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拮据,靠着一位“交际家”、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的股长黄警顽在外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当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那时,徐明清把“晨更工学团”教员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团支部认为江青当时的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了团。这样,江青在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团。
  1933年(癸酉)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小俞” 俞启威。他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到“晨更”的驻地找江青。江青见到俞启威后,激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顺面颊流了下来。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他们暂时有个栖身处。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教课。1933年癸酉,癸是日元甲木的保护神, 流年地支酉是日元甲木的正官夫星,合动月柱地支巳,日主地支申。这一切都显示着夫妻团聚的征象。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纪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迅速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去了浦东的女工夜校工作,借助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度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同时还去徐明清那里的浦东女工夜校和其他几所夜校教女工们唱歌和排演话剧。这时,她用的化名是李云古。
  正是这次在上海期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在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在这偌大的上海,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当街相遇,真是个巧合。
  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李云鹤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遭捕时,是阿乐帮助李云鹤逃出青岛,送她上船的。
  他乡遇知音。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此时阿乐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邮局的出纳员。
  从这以后,他们彼此间有了比较多的往来。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阿乐自己还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特务跟踪。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员被捕已经叛变,此人负责联络团中央交通任务,他供出了阿乐这个联络人的情况,因此,国民党特务一直在暗中跟踪着阿乐。那天,当阿乐来到兆丰公园时,特务们早已在暗中监视他了。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情况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当时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另一个大门逃脱。但她没有阿乐那么幸运,被特务们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本来要抓的是阿乐,结果却把江青逮住了,这只是特务们的意外收获,他们并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实情况。
我们看,1934年甲戌。江青刚好20岁。仍在丁亥大运中。由于丁火的作用还未消失,癸水被冲,日主不得官印保护,也自在命理显示中。甲戌流年。甲木旺生丁火。戌与寅支邀午火,使出干丁火得强根。而被捕的原因也十分明显。是因为甲木比肩引火烧身。而戌与申又暗邀酉金,对甲木虽然是管,但却与午火相反,酉金是癸水的元神,对甲木是喜。这也就是她接下来能被贵人担保出狱的原因。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学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便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很快把消息传给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后,既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伪公安局将其关押了两个月,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
  这时,“教联”也正在积极想方设法保释江青,“教联”找到了著名交际家、晨更工学团的赞助人黄警顽先生,黄先生又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证实了江青确实被关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于是,就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将江青保释出来。
  据后来江青本人说,一个月后,特务曾押着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找劳工部的干事钟绍琴,证明江青是该会所办女工夜校的教员,后来她才得以被释放的。其实,当时正式出面保释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们出面保释,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释放。
江青被保释出狱后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启威从上海寄出的信。原来他从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妈妈家里,江青也暂住那里。小俞说,江青出狱后,心情一直很沉重,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他大妈妈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组织上征求了意见,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妈妈家。她记得她家住在静安寺路的一条弄堂里,房子颇豪华。在那里,徐明清见到了俞启威和刚出狱后的江青。当时江青无处落脚,无奈之下只得在这里借住。
  徐明清见到江青时,她的身体状态非常不好,正在发低烧,脸色很难看,还有点神经质,说话声音忽高忽低,时快时慢。显然,她是在狱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点不大正常。因刚刚被保释,她还得定期向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电报。她得知母亲病重,就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亲。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上吧,避一避风头。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就跟她说了,谁知,江青很乐意地表示愿意去,因为当时江青在“大妈妈”家的日子十分难熬,正巴不得能换一个栖身之处。
  江青本来就不受俞家欢迎,这次保释出狱后,是俞启威硬磨着才让她住了下来,但不久俞家人就对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时俞启威也感觉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江青爽快地答应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临海,让俞启威也觉得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走的那天,俞启威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徐明清的家乡,在浙江临海县的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绿竹丛丛的山坳中,是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标准“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里的乡亲都对她友好相待。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乡,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间小屋。
  江青从小生长在北方,对秀丽的江南山村风光很感兴趣,加上这里环境幽静,无人来打扰她,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江青初来时,每天仍发低烧,双颊红晕,不停地咳嗽,很长时间也没有月经。徐明清就请父亲为江青看病,经父亲诊断,说她得了“肺痨”。
  徐明清父亲给江青开方用了一些中草药后,江青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结婚,他是北平医学院西医专业的学生,徐明清也请他为江青看病,他说江青确实得了肺痨,要徐明清到县城里给江青买一些西药。就这样,经中西医结合的精心治疗,江青的低烧渐退,月经也恢复正常,身体很快康复了。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江青闲时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还和徐明清谈起了许多她小时侯的故事,也讲她学戏演戏的辛苦和趣事,还讲到了她和俞启威如何认识和热恋的,还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这样散淡娴静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天开朗起来,身体也完全恢复了。
  俞启威不时给江青寄来书信,谈他的想法和打算。从信中江青得知俞启威已从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启威的信,信中说,如果她身体精神比较好的话,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过年。江青看到这封信后显然很愉悦,她找徐明清商量,说自己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想离开这里去北平找俞启威,还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当时就要过年了,母亲的病还未痊愈,因此徐明清想着,还是留下来照顾母亲,并陪伴母亲过完年再说。
  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俞启威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从家里给她拿了一些路费和路上吃的干粮,并一直把她送到了临海汽车站。
  对徐明清的照顾关切,江青很是感动,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她说:“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亲和亲友的诊治照顾,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嘱咐她路上小心,她点了点头,踏上了开往上海的汽车。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江青到延安后因党籍和被捕过的问题而受到审查,也是俞启威为其出面出具证明而还起清白的。
(俞启威,后来改名叫黄敬,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10.1938年江青24岁。大运仍在丁亥。流年戊寅。大运亥与月柱地支巳冲,是忌神逢冲;同时大运亥又与申害,寅合。解了日时近冲之厄。这样,日主甲木就有了强根。流年戊寅,戊土生扶年干正官,引动夫宫和子女宫,与毛泽东结合在一起,也就与命理昭然吻合。
和毛泽东的结合,完成于24岁,和命限显示的33岁前,为一生命运奠下良好根基的揭示,也就天然合拍。
11.从38岁起,行己丑大运。己丑为正财。既有正财己土与甲木之合,也有丑土与年支未土之冲,与时柱地支寅之暗合,更与月支邀酉入局。这一切,都是土、金两行得势,火五行被转生金五行之机。这样,日主和丈夫的感情自然就好。自己也在党政机关中有了公职,更重要的是还从家庭主妇、机要秘书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以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身份,参与了文艺战线的工作,对《武训传》的调查,引发出全国性的对武训的批判,就是她在政治上初露锋芒的杰作。但这偶尔露峥嵘的江上奇峰,还以“李进”的名字,低调地活动着。
12.1962年,48岁起,行戊子大运。虽然,戊土有生辛金转生癸水正印之兆,但更有直接与月干癸水相合,时刻化火之机。而这癸水正印却从过去的无根得大运子水为强根。这就决定了戊癸之合,只能是合绊,而不可能真正合化。这正印就是江青奉为正统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同时,也是江青从1962年起,逐渐玩火自焚的开始——戊癸一旦遇到流年引动就要化火,而甲申乃是死木,死木遇火自焚——《穷通宝鉴》就是这么说的。1965年乙巳、66年丙午、67年丁未,都是甲木日主食伤大旺,运行火地,也就是作为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江青,要声称自己就是毛泽东一条叫咬谁就咬谁的无限忠诚的狗、不惜燃烧自己生命地要实现打倒一切,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路线,并妄想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命理原因(在审判江青的法庭上,在谈到毛泽东临终遗言“你办事,我放心”时,江青当堂反驳说:华国锋并未完全传达。因为在此话的后面,毛泽东还说了“有问题,找江青”一句)。
13.1972年,江青68岁。开始行壬辰大运。活木得水自生,死木得水自浮。就物性而言,甲木喜癸水滋润,厌磅礴暴雨摧残。1976年丙辰,丙火合住辛金,使原局中的癸水印绶失源,辰与未刑,羽翼被剪,辰为木之库,未为木之墓,同时辰又为癸水正印之墓,未又为丁火伤官之库。墓库洞开的结果是,丁火伤官冲出,伤了甲木官星夫星——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去世,局中甲木失去保护,江青自然要锒铛入狱。写到此,难道我们不为干支命理、为江青命运扼腕概叹???现在我们来看毛泽东去世的时间卦象:
丙辰
丁酉
甲子
甲子
卦局中的日元甲木,同属无根死木,逢火必死,逢水必飘。按中央公告的这个时辰,更可以看出,毛在人生后期,是有妻宫两重的命理显象。但我们却不能把这另一个妻子看成是贺子珍,因为贺自珍与毛分手后并未另嫁他人。还要看到,这另一个妻宫,同时又是子女宫。所以这是一个与人共享的妻宫,并且在年龄差距上当是可做自己子女的女性。而这两个妻子,则是互不相容的。关于这一推断,可由下面的事实看出端倪: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 ),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因为 ,喉、舌瘫痪,会引起肺部的反复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势必更形衰弱。 必须经鼻道装胃管饲食。受影响的肌肉组织失去功用,呼吸困难。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於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请大家想想,在那个宣扬个人崇拜达顶峰的时代,有谁敢顶撞毛泽东,或者顶撞了毛泽东而不受到严惩的。张玉凤却是敢于和他激烈争吵后连一点象征性的从轻发落处分都没有的人。
14.建国后,江青之所以迟迟没有走到政治舞台中央,据报道她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好,是一重要原因。我们看,卦局呈象;天干顺生光鲜无不,地支则三刑齐全。据陈品宏先生讲:寅被巳刑,巳被申刑,申被寅刑,称为无恩之刑。原命多带此刑者,有性情冷酷,恩将仇报,薄情寡义等叛逆倾向。命全此刑,异地凶终。特别指出,女命必招不睦,损孕、独眠、离婚、伤残等灾祸。而在她自缢前,医生曾提议给她做咽喉手术。这也能从命理中看出,年支未与月支巳,暗邀午火形成巳午未南方火局,这午恰在咽喉部位。这正是她出现咽炎的生理原因在五行生尅制化方面的现实反映。
15.1991年,江青77岁,正好又处于从壬辰大运转入癸巳大运的时期。这正是三刑齐全、异地凶终的卦象。同时,我们也可看出,她的临终遗言,自缢前留下的遗书是:“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江青字”。也绝非矫饰。因为死木真正爱的是能使她成材:成就一番事业的夫星。最近,播放的《北平:和与战》电视剧中,对江青在西柏坡时期的形象表现,我认为是公允客观的。
以上是根据江青自缢的时间所做的一生命运表现推断。现在我们再用她的出生时间进行推断,以作命理比较。
据报道江青于1914年3月17日在山东暨城出生

惊蛰:1914年03月06日17时56分  清明:1914年04月05日23时22分    

起运:命主于出生后3年5个月17天20小时开始起运
交运:命主于公历1917年9月3日23时交运

     食神    正财    日主        
坤造:  甲     丁     壬          (辰巳空) 
     寅     卯     寅           

     大运: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3岁  13岁  23岁  33岁 43岁  53岁  63岁  73岁  
不知其出生时辰。但据为江青接生的丁兰(原名刘智)说,江青的第一胎女儿李讷是在1940年8月3日下午3时许出生的,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断:
第一,1938年江青与毛泽东结婚。而结婚命理中有一条是不仅要看夫星夫宫,还要看子女宫被引动与否。1938年的流年是戊寅。大运在甲子。我们只看到了流年引动了夫宫伏吟。
第二.1939年己卯。卯木为日主壬水伤官,这一年怀上李讷的命理征兆出现。但这卯木必须合进子女宫才能怀上。那么,从壬寅日看,江青就有可能出生于戊申时或庚戌时。我们再看,无论是戊申时,还是庚戌时,则1938年与毛结婚,都有子女宫或被冲,或被合的征兆。
第三.但这两个时辰在具体婚恋表现上,却又有别:若是戊申时,那么毛与江的结合,就具有戏剧性的冲突性;若是庚戌时,则毛与江的结合,就表会表现得十分和乐。我们从事实看,毛与江的结合,一有与贺子珍的婚姻尚未正式结束,二是在党内外引发了轩然大波。甚至有了至今尚未得到原件肯定的‘约法三章’。因此,笔者权衡历史事实和江青的性格表现,认定戊申时,更有可能是江青的出生时间。据此,我们把四柱补齐如下:
甲寅
丁卯
壬寅
戊申
大运: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3岁  13岁  23岁  33岁 43岁  53岁  63岁  73岁  
第一.   壬水日主坐于寅,为耗泄,说明日主一生,将不得夫君鼎力支持扶助。自身的付出将比夫君对自己的付出多。
第二.   日支寅木中有戊土偏官,偏官戊土头上有甲木偏官和丙火偏印。寅,相对于戊土来说,是偏官临长生。所以,可以断定,日主壬水所选的郎君,都是冷静稳健,有思想,有头脑,善于出谋划策,喜欢独处做学问,或搞秘密工作的人物。
第三.   壬水日主出生于卯月令,乃水五行极为休囚之时。
第四.   用《穷通宝鉴》这样一段话:“天倾西北,亥为出水之方;地陷东南,辰为纳水之府。逆流到申而作声,故水不西流。水性润下,顺则有容,顺行十二神,顺也。主有度量,有吉神扶助,乃贵格;逆则有声,逆行十二神,逆也。入格者,主清贵,有声誉。忌刑冲,则横流。爱自死自绝,则吉。”来观照江青的八字格局,我们会得到很多命理实践的启示;
1.   命局中的壬水恰好是逆流态势:从东南寅方出,逆流至西北申方归。
2.   尽管壬水西流,但只要入格,也有清贵之声誉。但是恰好日时对冲,壬水横流,造反成性,岂不是命理昭然!!!
第五.   合看全局。壬水至弱。若无时柱戊申,完全可以视为从食伤格局。现在配上时柱戊申,反而使得全局,只能论假从而不真。日、时之冲,真正成了日主人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键。在戊申彻底被制大运里,日主就会过得身心安泰,风调雨顺。一旦寅申之冲得以解除,日主就立即处于身体多病,诸事不顺之秋。当然,我们也要活看,在不能论从的岁月,依然要细分五行按正格详论。
1.   第一步大运丙寅,三寅冲一申,日主自然要从食伤,自己随母离家出走,并进入表演行业,也就成了命理所示的自然。
2.   第二步大运乙丑,乙木为伤官,丑土合住日支寅木,使申金得以苟延。这样,日主在23岁前,有比较坚定的理想抱负,戊土偏官,使自己走叛逆传统的路,也与命理吻合。
3.第三步大运,甲子,主管23岁到33岁的行运。甲木制住时干偏官,子水与申邀辰,加强水势。这样也解除了日时对冲之厄。
4.第四步大运癸亥。是壬水大旺的时空。也就是日主在43岁前,正如《穷通宝鉴》所说;水“生于春月”,“性滥滔滔”。现在“再逢水助”的她、对两性生活的渴望,可想而知。幸有时柱天干戊土镇水。才无“泛滥之忧”。而毛泽东则曾对好色的“西北王”高岗说,没有性生活的日子,自己至多只能维持40天。(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页120,开放出版社,2006)从贺子珍到江青,已经是破了毛的记录,所以,毛不能不有些急。与她的夫妻生活,正好似如鱼得水。但由于寅申冲,和申亥害,江青的子宫会在这段大运中犯病,命理也有所显示。
第五步大运壬戌。主管江青43岁到53岁,也就是1957年到1967年期间的运程。壬戌与月令地支天地鸳鸯合,不仅如此,大运还解除了日、时之冲。所以,这十年是江青一生中过得极为悠闲享福的十年。但同时也在这十年。在与毛泽东的夫妻关系中,出现了第三者。(张玉凤,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工作,1970-1976年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1974-1976年从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升为机要秘书。)(曾经发生过毛泽东与张玉凤冲突后,毛泽东将张玉凤驱逐出去的事。但张玉凤可以走,毛泽东却离不开她,没有多长时间,毛泽东先自认输了,让汪东兴尽快将张玉凤找回来,并说下了很动情的话:我也这么大年纪了,脾气是有的,难道你的脾气比我还大?也还真是张飞的后代呀!)(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张玉凤成了各派关注的对象,连江青这种什么人都看不起的角色,也不得不小心地求助于张玉凤,尽量地巴结“小张”,包括用一些女人之间的小恩惠小手段。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由此可以见出张玉凤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份量。有人写过一篇《毛远新“贪污”过毛泽东的谈话吗》,结论是不曾有过“误传圣旨”的过错,这中间就有着张玉凤的工作勤恳敬业等因由,因为是她对毛泽东任何谈话语音和文字文本的执着追索,没有给他人留下其他发挥的空间。)  有一次毛泽东有客人来,而那一天张玉凤正好不大高兴,对客人有些轻慢。事后,毛泽东批评张玉凤态度不好。张玉凤却二话没说就收拾包裹回了家。最终还是毛泽东妥协了。张玉凤又回到了中南海。事后毛泽东给了这位不肯认错的工作人员一句评语:“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这样一个“张飞的后代”,敢说敢为,连毛泽东也要让她三分。据孟锦云回忆,一天她来接张玉凤的班,刚走到主席卧室门口,就听见里面大声吵嚷的声音:“你给我滚!”小孟听出主席的声音显得又高又细,是竭尽全力发出来的。而张玉凤竟也激动地回应主席说:“滚就滚,谁不让我走谁是狗!”最终张玉凤并没有走,而毛主席后来也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小孟听说,毛主席还把张玉凤骂他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一个高高在上的老人,一辈子没低过头,却对这样一个普通的生活秘书无可奈何。可以想见,这时的毛泽东对张玉凤已经有了一种深厚的依赖和感情。
 取代江青的“家人”地位
     晚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他也有着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包括任性、爱发脾气。那时的毛泽东与夫人江青早已分居,天天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张玉凤就成了这位老人全部的感情寄托。而张玉凤对于毛泽东与江青来说便成了一种微妙的联系。“第一夫人”江青对张玉凤的“巴结”和“献殷勤”,在中国后来公开的“四人帮罪行”材料里也可窥见一斑。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江青总是有空就找张玉凤聊天、照相、吃饭以及打电话,还常送她一些真丝布料等礼物。张玉凤有时见毛泽东不同意见江青,就会问他说:“你干什么老不见人家啊,人家老太太怪可怜的。”毛泽东就回答说:“你就见她可怜了,你还没见到她可恨的时候呢!”有一次,张玉凤故意穿上江青送给她的衣裙,站到毛泽东的面前问:“您看我穿这条裙子好看吗?”毛泽东连说:“好看,好看,谁给你的?”“告诉你吧,这是江青同志送给我的,我特意穿给你看看。”毛泽东闻言便马上把脸一沉:“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那时,江青想要见毛泽东一面十分困难,而毛泽东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护士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泽东的亲友,无论是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玉凤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甚至连毛泽东用的餐,都是放在客厅后,由张玉凤拿进去。因此江青为了接近毛泽东,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和本性去“讨好”张玉凤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与江青已无夫妻之情,或许张玉凤在他的心里早已取代了江青那种“家人”的地位,而他也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最初那份美好的情感,多多少少地投射在了张玉凤的身上。
    变身毛主席机要秘书
    在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张玉凤的角色慢慢由生活秘书过渡成机要秘书,身体孱弱的毛泽东,其晚年在纷繁芜杂的政治环境中愈发有心无力,他不愿也不敢相信任何人。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张玉凤,而他也只愿意信任张玉凤。张玉凤甚至掌管着毛泽东私人保险柜的钥匙,而这也让她成为了夺权派眼里的“无价之宝”。在毛泽东的私人保险柜里,有毛泽东的存折支票,还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无疑标注着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谁都知道,这批材料对党十分重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
    首先闹事的是江青,她非常清楚,保险柜里有两样能遗祸于己的材料:一是1976年她写的不搞‘四人帮’的检讨,二是康生临死时告发她是国民党特务的谈话记录。江青以主席夫人的名义,提出要清理主席的私人财产。不料,在江清向张玉凤索取保险柜钥匙时,张玉凤却说:“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若要清理必须经华主席批准”。这让江青大为光火。随后张玉凤如实地向华国锋汇报了情况,说明了这批文件的重要性,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使得江青的算盘落空。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晚年最信赖和依靠的人,识大体、顾大局的张玉凤对形势的发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我们还可进一步考察毛泽东是在哪一年和张玉凤开始有感情瓜葛的。张玉凤是1962年也就是壬寅年到毛泽东专列作服务员,而这一年对江青来说,这是日柱天地伏吟的岁月。夫妻感情不睦,被命理揭示昭然。江青膀胱泌尿系统出现疾病,也被命理揭示昭然。到1963年癸卯,流年与江青命局的时柱天地合,明摆着的夫星,被可做自己女儿的癸水俘获。这癸水自坐桃花,自然比年老珠黄的江青要漂亮百倍。此时的毛泽东70岁,张玉凤才19岁。由于两人的身份地位年龄相当悬殊。使得毛泽东不可能再次离婚娶她。否则所引起的政治震动,将不堪设想。到了1970年,伟大领袖的威望已经压倒一切。把张玉凤调到身边做生活秘书,昼夜服侍自己,自然无人(包括张玉凤的丈夫)敢说一个不字,即便后来又从生活秘书升为机要秘书,也无人敢产生是因为两人有了更深层次关系的原因。我们看1970年,从江青命局看,56岁的她行辛酉大运。是为正印生身。同时辛酉又制甲冲卯,伤官动,自然要去克制戊土偏官。夫妻关系,除了政治上的搭档外,夫妻感情已冷若冰霜。这就是夫妻分居的原因。我们还可以用毛泽东的命局在这一年的命局显象做进一步的求证:
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甲子月丁酉日甲辰时
癸巳      帝旺      午、未      阳刃、吟呻杀
甲子       绝                   元辰
丁酉      长生      辰、巳      将星、贵人、文昌、学堂、福星贵、十灵
甲辰       衰                   寡宿、天喜
0岁起运;癸亥、壬戌、辛酉、庚申、己未、戊午、丁巳、丙辰、乙卯
                                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
« 最后编辑时间: 2010-08-29 09:58:35 作者 水木罗汉 »

水木罗汉

  • 管理员
  • 超级会员
  • *****
  • 帖子: 16616
Re: 《人学启蒙》(二一一)——江青与毛泽东
« 回复 #1 于: 2010-08-28 10:23:03 »
附:毛江轶事于次:
 卢沟事起,乱世更加是乱世。老蒋已无退路,把吴钩看了,光头摸了,说了声娘希匹,就上了庐山,昭告全民抗战。而老毛端坐窑洞,神闲气定,把辣子吃了,电报看了,说:“好么,天下大乱,将来乱出一个新中国!”(《叶子龙回忆录》,页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果然是乱得好。僻处一隅的延安,安静而又端庄,好像是自外于乱世的桃花源,又仿佛是滔滔洪水中的诺亚方舟。怀着各种想法和欲望的年轻人,纯洁的革命者,爱国的愤青,压抑的贵族青年,还有失意穷愁的文人,失学无路的学生,以及形形色色的失业流浪者,一时间络绎于道,涌向古老而破败的延安城。此时的延安,固然是“革命的圣地”,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冒险家的乐园”。
这个艺名“蓝苹”或“蓝蘋”的李云鹤,出了“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又一头撞进了延安城。信仰革命,民族大义,压抑失意,苦闷彷徨,穷愁潦倒,这个小明星身上都有一点。这一点又一点,汇聚成一种巨大的欲望,配合着天性里的不安分,驱策着这匹小烈马上路了。向西,向西。延河在呼唤,宝塔在眺望。心口啊,不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啊,莫把我眼睛挡住了。到了,到了。1937年8月下旬,李云鹤到了延安城。
8月的延安城,估计还在围绕毛的风流韵事飞短流长。贺子珍正在谋划出走,吴丽丽则正在收拾行装。稍后,她们就要各自走路。两个女人,一片过时的风景,李云鹤来了,仿佛是又一个吴丽丽从天而降。张国焘回忆说,李云鹤的到来,“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关注”(《江青同志》,页148)。此是比较客观的描述。而江青日后对维特克说,中央领导同志,“全体都出来和我打招呼”,“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同上,页145)。自然是在自我吹嘘,却也有些许事实的影子。还是在西安办事处,李云鹤结识了朱仲芷,遂结伴而行。(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页7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到了洛川,朱仲芷见到了丈夫萧劲光。萧已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属于高级首长,正出席著名的“洛川会议”。小影星蓝苹见了萧劲光,似乎是颇逗萧司令喜欢,他逢人就介绍,蓝苹也就顺便见了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洛川会议结束了,江青一行,同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一道,乘卡车回到延安。(《叶子龙回忆录》,页64—65)据江青回忆,她乘坐的卡车的前面就是毛的卡车。多少年后,她向维特克说起这个巧合,仍然很陶醉的样子。(《江青同志》,页146)
毛的秘书叶子龙,也被萧劲光介绍给了蓝苹。他清楚地记得,返回延安的那一天,蓝苹坐在车厢前边,“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很显眼”(《叶子龙回忆录》,页65)。叶子龙还回忆起蓝苹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第二天,朱仲芷和江青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走到屋外,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并没有进屋。”(同上,页65)朱仲芷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姐姐,朱氏姐妹的父亲,与青年毛泽东有着深厚的交情。来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腊肉,叫朱仲芷捎给毛泽东。朱仲芷前去给毛送腊肉,蓝苹要求一块去。据朱仲丽转述的朱仲芷回忆:
 
江青跟我一块儿去的,也真见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正好谈完话,在院子里踱步想问题,只和我们谈了几句话,没有请我和江青进窑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扰,就把江青带回来了。(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页74)
 
朱仲芷还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好精干的人。”精干的江青,就这样轻易地走向了毛泽东。毛江的首次碰面,表面看去,并未碰出什么大火花,但较起真来,没准儿毛心里会咯噔一下,或许还会默念一句:“这妹妹,我在哪里见过?”
为了与延安的新世界相般配,蓝苹改了名曰“江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的命名,意味着这个小女子又要超越自我,在广阔的红色天地里大干一场了。命名即新生,新生了的江青同志还没怎么动作开来,便很快发现处处掣肘。首先的一关是审查,江青就不好过关。扔掉了“蓝苹”,却扔不掉上海滩的复杂历史。革命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表面上说上就上,大家一哄而上,实则革命讲究资格,要不,怎么连老阿Q都会说一句“不准革命”呢?眼下的革命延安,全中国都在大动乱,它却秩序井然,一点也不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那全延安唯一的小车给谁坐,谁的窑洞可以点蜡烛,谁可以用心培养自己的“八字胡”,谁可以蹬皮靴使文明棍放狼狗,谁进什么学校的哪一班,谁的什么情趣要克服,这些都是革命规定好了的,一点都不能乱。
江青好不容易过了革命的审查关,进了为延安人所不齿的党校12班,那里充满了待改造分子。熬了几个月,秋去冬来,鲁艺要在来年春天正式成立了,江青看到机会来了,便去争取上鲁艺。这一次,她豁出去了,提了铺盖卷,去找组织部部长陈云,陈看她一个演戏的,就顺手开了绿灯。可是,革命又找上门来了,中央保卫委员会相中了这个小女子,由该委员会三巨头之一的许建国出面,单独找了江青密谈,要她做他们的网员,也就是秘密情报工作者。她的革命任务主要不是演戏,而是在鲁艺潜伏下来,密查学院中混入的各色“坏人”。由于身份特殊,江青只与许建国单线联系,并要求她定期汇报。到了鲁艺,江青如鱼得水,大演其戏,潜伏工作几乎没有怎么做。许建国大怒,江青充分发挥了她的演员本色,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检讨错误,保证以后坚决把潜伏工作放在首位。(杜超《许建国:一个调查江青的人的悲剧》,《文史精华》2007年第8期)
江青能演戏了,在革命的延安继续搞昔日“蓝苹”的勾当。江青这才理顺了自己与革命的关系。与革命的关系顺了,与革命领袖的关系也随之一天天近了。那些日子,江青很出风头,直把爱看戏的罗曼蒂克的毛泽东吸引得流连忘返。
在延安窑洞孤寂地思考、写作的毛泽东,不得不注意上了江青。海伦•斯诺的延安一游,对毛的女人观有一番真切的体悟,她写道:“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喜欢女人的男人,但不是普通的女人。他欣赏美丽、漂亮和才智以及对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忠贞。他不畏惧有独立头脑的人,不拒绝口红和卷发。”(见《江青同志》,页162)海伦•斯诺并未见过江青,她的这个体悟,明显从吴丽丽故事提炼而来。现在,忘掉吴小姐,把江青放进去,谁敢说不是不大不小、严丝合缝呢?
所以,维特克说:“蓝苹一到延安,毛泽东就看上她了。”(同上,页163)按照江青自己的讲述,抵达延安后不久,毛发现她就是女演员蓝苹,然后给了她一张他在马列学院演讲的票。出于震惊和敬畏,她不敢要,但很快就战胜了自己的胆怯,收下了票,去听他讲演。(同上,页152)张国焘夫人杨子烈到延安后,也曾听同伴议论道:“蓝苹很漂亮,而且会演戏。她到延安后,毛泽东对她非常着迷,为她的表演大声鼓掌”(同上,页163)
那些深入红区的洋人,一般都能一睹江青的风采。若干年后,毛夫人的惊采绝艳,还让他们回味不已。斯诺眼里,江青是一个身材修长且吸引人的年青女人,会打一手好桥牌。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尽管对延安颇有不满,但他的日记仍旧记下了江青特有的美好:身材削瘦,举止优雅,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发现,江青和外国人一起抽烟,而且热爱美国的舞蹈音乐,于是惊诧莫名,称在江青的身上,“能找到杰出中国美女的品质”。美国“迪克西使团”的巴大维上校这样写道,“她的举手投足带有一个女演员应有的所有优雅”,“她看起来比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要漂亮优雅得多”。“迪克西使团”的另一位外交官谢伟思,索性一言以蔽之曰:江青“不是美人,但很迷人”。罗伯特•佩恩于1945年才造访延安,见了毛夫人,他感到她“比蒋介石的太太更美丽,表情更丰富”。日后,他还很诗意地记了一笔:“她的身上还带着在山地采集的野花的香味”。(《江青同志》170—174)
研究了有关江青的中西资料,罗斯•特里尔得出结论:“不是普通女子蓝苹选中了毛泽东,而是这座小城最有威望的人毛泽东在孤单的时候选中了蓝苹。”(《江青传》,页114)这个结论,许多人会不以为然。他们辩称,江青那样一个戏子,那样一个声名狼藉的“骚货”,从来以勾引男人为天职,毛必是在被动的状态下拉下了水。江青前夫唐纳就曾经说过:“我不认为是毛泽东主动,我想蓝苹是用对我的办法对付他。她有吸引力,而且把自己装扮成革命者,两方面一结合就欺骗了毛泽东。”(同上,页114)杨子烈甚至说:“蓝苹是个放荡女人!”“她就是没有男人活不成。”(同上,页109)还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编在党校12班的江青,在教室里等候“领导同志”讲话。那天的“领导同志”正是毛,他走上讲台,大家都站起来欢呼鼓掌。江青为引起毛的注意,特意对着他大声指点,并且比别人多鼓了几秒钟的掌。接下来,事情更进一步。当夜,江青给毛写信,谈了对他的印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还诉说自己理论水平太差,必须当面求教。毛尚未回信,江青就闯进毛的窑洞,跟警卫就像老朋友一样开玩笑,不获允许就大声向毛问好。据说,那一次毛对她很冷淡,一面看文件,一面听她提问题,而且只就她“理论水平太差”说出了几本书名和文章题目。(同上,页110)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些。像叶子龙的回忆,在讲述了毛江首次碰面之后,紧接着写道:“此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叶子龙回忆录》,页65)也似是在暗示江青勾引在先。毛为江青的《打渔杀家》高声鼓掌,是延安人所共知的事实,江青主动邀请,也很可能是事实,但事情发生的时间链条,却是很难说清楚。
毛江情事,谁比谁更加主动一点点,这其实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毛江二人,都是多情多欲之人,都是罗曼蒂克的革命者,都喜欢打破常规,最大限度实现自我。烈马对烈马,当是互为主动吧。
1938年8月,江青得到调令,从鲁艺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而且是与毛住在一起了。既已同居,就要张罗结婚。众所周知,毛江要结婚,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
 
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同志,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意见都集中到闻天这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闻天反映,希望闻天劝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主席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刘英自述》,页123,人民出版社,2005)
 
杨尚昆也有近似的回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陈云当时也是毛江婚事的“反对派”之一,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告诉了毛,毛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毛如此一意孤行,冲破阻力,毅然决然与江青结婚,也足可反过来证明:江青确真是迷倒了毛泽东。
 
毛江婚事在热热闹闹展开之前,还有一段序曲。这就是吴丽丽的故事,史称“吴光伟事件”。吴丽丽至今还是一个神秘角色,人们所知甚少。而“吴光伟事件”,相关的公开出版物,多将它故意隐去。
吴丽丽本名吴广惠,又名吴光伟,英文名Lily Wu,被译为“吴丽丽”或“吴莉莉”。据说她出身名门,乃北平女师大高材生。又说她花容月貌,复多才多艺,不仅英文特优,而且能歌善舞,不乏表演天赋。吴小姐虽是学生运动的热心人,却并未加入中共。1937年初,她奔赴延安,大约入了某个学校,比如红军大学或中央党校之类,同时也参加延安如火如荼的演出活动。此时,史沫特莱前来延安采访,吴丽丽被指派担任了史记者的英文翻译兼私人秘书。
吴小姐日后跟一位名叫张研田的国民党人结婚,再后来去了台湾。这样一个吴小姐,原本与江青并无多少相同之处,但她既已卷进毛江婚事,人们便受江青故事的影响,习惯于把她塑造成江青一样的形象,诸如是个洋派的演员,来自上海滩。
自小生活在美国西部牛仔中的史沫特莱,十分激进,又是女权主义者。在中国西部红区里,她如鱼得水,甚至唱起了牛仔歌曲。她激情澎湃,革命的灵感纷至沓来,寻思着以革命精神对延安来一番除旧布新。她倡导节育,又发动灭鼠运动,最大的革命举措,则是把交际舞引进延安。3月的延安,在那座天主教堂里,每当夜幕降临,史沫特莱和吴丽丽就开始教延安的高级丈夫们跳舞。这些丈夫的妻子一般是不会来的,而那些来自北平和上海的男女大学生,却是非常乐意参加。这个交际舞培训班,办得有声有色。斯诺说,史沫特莱使得这些“土包子”举行的舞会,比纽约的第一流舞会更快乐更美好(转见珍妮斯•麦金龙、斯蒂芬•麦金龙《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3,中华书局,1991)。
而吴丽丽则是晚间舞会上的明星。虽置身红都延安,吴小姐并未丢弃一些资产阶级的作风,比如,她一如既往地留着披肩烫发,还喜欢涂浓艳的口红,据说方圆数百里内,她是唯一的涂口红的中国女性。“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像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吴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相媲美。”(同上,页235)也有些高级丈夫,因为怕老婆而束手束脚,史沫特莱便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们自己不能从妇女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就不可能解放全中国。(同上,页234)
但是,史沫特莱闯下大祸了。延安的交际舞,早已让那些夫人忍无可忍,她们认定跳舞不正经,富有挑逗性,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作风。更实质性的问题,在于她们已然有了恐惧感,担心自己的高级男人,在这个美国女人的勾引下,在与知识性的妙龄女郎的左拥右抱中,快速堕落而抛弃自己的“土包子”女人。
稍晚于史沫特莱抵达延安的海伦•斯诺(即尼姆•威尔斯,斯诺夫人),明显看到史记者处在一种半孤立状态,“妇女们全然不理解她,只有丁玲和朱德常常对她表示同情”(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页307,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其实,史沫特莱自己也感到了来自延安夫人的敌意,后来她回忆说:“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她不得不有所收敛,朱德还要请她上舞蹈课,她拒绝了,朱德反驳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最后,史记者“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页181,作家出版社,1986)
毛泽东大约不怎么跳舞。史沫特莱以为,“自尊心使他不敢尝试跳舞,他生来缺乏节奏感”(同上,页181)。但毛并不反对延安窑洞里的舞会,他说,因为妇女不会跳舞,她们全都反对跳舞。史沫特莱也曾试图“用跳舞腐蚀毛”,“他想学跳舞唱歌以备有机会出国”,“因而他必须学会最新的狐步舞”(见《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4—235)。毛不怎么跳舞,却也没有闲着,他喜欢聊天。史沫特莱和吴翻译,这两个来自新世界的女人,对毛的诱惑力确实很大。史沫特莱回忆说:“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三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为了弥补他的湖南方言,他向我的秘书学普通话,向我学英语。他学英文歌的努力是一种令人沮丧的失败,因为他的嗓子五音不全。”(《中国的战歌》,页180)
后来,史沫特莱把毛聊天的故事说给斯诺听,斯诺用日文复述了这个故事。按照斯诺的复述,毛在夜晚的工作之前,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茶或米酒边聊天。毛对外国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毛和史同年,他详细询问了她的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的爱情。史沫特莱谈到了她和查托的婚姻,他们作为情人和同志如何共同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她说查托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真正爱情。接着,毛想确切地知道,“爱情”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和查托在日常生活中怎样表达爱情。如果他们的婚姻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为什么两人争吵以致最终分手?
史沫特莱后来对斯诺说:“他(毛泽东)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史沫特莱还感到,吴丽丽好像在毛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软的感情和青春的热望。每当她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原是充当中间人的吴小姐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吴丽丽当然比史更欣赏毛的诗。她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都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就的诗篇。(《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5—236)
这样的聊天,史沫特莱和吴丽丽之间,主客关系已经颠倒,吴丽丽乃是主角,而她自己则可悲地沦为吴小姐的女伴。在给斯诺的一封信里,史沫特莱写道:“我想如果他(毛泽东)有机会出国一定得把他的妻子留在国内。他的诗词在过去几周内有了明显的进步。”(同上,页235)“诗词”“进步”云云,显然是对毛吴关系的讥讽。
海伦•斯诺的《延安采访录》,讲述了“同毛泽东共进晚餐”的故事:
 
毛泽东躺在炕上,枕着史沫特莱的铺盖卷……饭菜弄好后,我们喝了白干。莉莉喝得太多了。毛泽东说,他也喝得太多了。整个晚上,他同莉莉拉着手,她依在他的膝上,显得并不陌生。史沫特莱一直在咳嗽,可她不想去治疗。她屋里经常备有优质红茶,是利普顿牌的。艾格妮斯经常用扑克牌玩单人纸牌游戏、算命,非常有趣。除了丁玲外,我们在延安找不出一个“危险的”妇女可以同莉莉相匹敌,丁玲可算一个,不过她现在也太胖了……艾格妮斯和我假装争夺徐海东,把毛泽东逗乐了。(见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毛在享受和女人谈心的快感,毛夫人贺子珍却在窑洞里咬牙切齿。她讨厌史沫特莱,把她视作罪魁祸首。两个女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彼此一直敌视着。史沫特莱呢,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4)。
终于,6月的一个夜晚,灾难发生了。据史沫特莱叙说,在她已经睡下之后,听到毛泽东轻柔的南方口音,他是去隔壁吴丽丽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随后,敲门声传来,门打开又关上。史沫特莱刚想重新入睡,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冲上山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推开,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她冲进隔壁窑洞,看见盛怒的贺子珍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毛坐在桌旁的板凳上,没有制止他的妻子。毛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夫人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最后站起来,很严厉地说,他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毛还警告贺子珍,作为一个党员,她正在毁掉自己。毛夫人突然转向吴丽丽,骂她是“舞厅的婊子”,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毛夫人走近吴丽丽,挥起手中的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掀她的头发。血从头上流下来,吴丽丽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的背后。毛夫人又转向史,大骂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又要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夫人躺在地上尖声喊叫,说毛不算是什么丈夫,不算是什么男人,也不算是什么共产党员,自己的老婆在眼皮底下挨帝国主义分子的打,居然一声也不吭。毛责备了贺子珍,认为史沫特莱有自卫的权利。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贺子珍,强迫她离开了吴小姐的窑洞。
翌日早晨,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毛不得不重视它,他召开了中央会议,讲明了事情的经过,并听凭中央作最后裁决。会议决定将此事当作“秘密事情”处理,发布了禁止议论此事的命令。但谁也制止不了毛夫人,她召集了许多延安夫人,以求得她们的支持,还要把史沫特莱和吴丽丽驱逐出延安。事情在闹大,愈益不可收拾。最后,毛找到史沫特莱,对她说:“我们曾发誓对那令人不愉快的事只字不提。但是,我的妻子没有遵守诺言,现在城里到处流言蜚语,令人不能容忍。我认为现在应该采取公开行动,驳斥流言蜚语。这次我要和子珍彻底决裂。我说出离婚的理由,人们就会明白事实真相。因此你不必再保密了,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话,为你自己辩护。”
毛请求中央同意离婚以彻底解决问题。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延安进入战备状态。中央迅速地作出了决定,正式批准毛离婚。贺子珍受到了批评,很快离开了延安,在西安稍作停留之后,便飞往莫斯科。吴丽丽也被逐出延安,她烧掉了毛的诗稿,加入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而史沫特莱,成了更加不受欢迎的人,她决定离开延安。不过,8月中旬,她从马上摔下来造成重伤,还不能立即成行。(《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6—239)
以上是斯诺的转述。几年后,在延安,毛向曾志回忆起此事。曾志问毛为何要离开贺子珍,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册,页32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毛的回忆,与斯诺的转述有很大的出入。至少,毛在策略性撒谎,他有意遗漏了吴丽丽小姐。毛已经在撒谎了,还是相信斯诺的转述好一点。
 
江青热爱骑马,她延安时期纵马驰骋的照片,今天看来,还是很酷。曾为江青作传的罗斯•特里尔这样写道:“江青骑马和美国妇女驾车一样,是从家务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象征。”(《江青正传》,页128,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那个名叫李德的德国人,也读出了江青骑马的象征意味,不过,却是一种特权的象征:“同质朴的延安人的习惯相反,她(江青)在公开场合总喜欢表现出一种使人不可接近的傲气,骑着高马,由四个警卫陪同,大家并不喜欢她。”(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页315,东方出版社,2004)
对于自己的延安马事,江青有独到的理解。1972年8月的一天,她向来访的美国历史学者维特克讲述了延安马事,还一起欣赏了珍藏的照片。江青对维特克说,“你必须有一匹烈马,然后自己训练它”(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页145,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
江青说的是马事,未尝不可解作人事。观江青一生,实是不断地找寻烈马,然后训练它。烈马永远在别处,生活永远在别处,这个激进的女人,总是激情四射地在进取,直把自己的小人生弄得动荡不已。而人生的意义,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动荡中凸显出来。
具体到人事中的婚事,找寻烈马然后训练它,也恰可形容江青与毛泽东的婚事。江是烈马,并且要找寻烈马,并且要训练烈马。毛也是。毛这只雄烈马,其烈度自然较江青为甚。他的一生,总是处在一种雄起的状态,找寻,训练,训练好了,再找寻,找寻到了,又训练。用毛自己的革命话语来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或者上升到辩证法哲理,“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打破平衡,制造动荡乃至动乱,便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底色。人性怕乱,人心思定。果真如此,就没有了毛泽东,也就没有了毛泽东思想。毛不惟不怕乱,乱不怕,他简直就是怕不乱。他青年时期的一段话,即是其革命一生的绝好写真:
 
       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
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
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伦理学原理批注》,
载《毛泽东早期文稿》,页186,湖南出版社,1995)
 
毛江都是怕不乱的革命者,此是毛江结合的基本点,亦是毛江婚事之最大亮色。毛天然是江的烈马,江也注定是毛的烈马,他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对方。在雄性的黄土高原,雄马长嘶,雌马鸣和,天造地设,不亦乐乎。简陋不堪的陕北窑洞,一种崭新的平衡建立起来,唯恐天下不乱的一对人儿,想不爱上对方都难。江青如此多娇,毛泽东有什么理由不折腰?所以,毛江婚事,乃是千年罕遇的千古绝唱,真个是惊天地,泣鬼神。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小巫而已。
还是那次和维特克交谈。彼时,江青年近花甲,也算是美人迟暮或烈士暮年了。毕竟风韵犹存,毕竟壮心不已,江青渴望藉维特克之手将自己推销到全世界,一如毛当年藉斯诺之手。江青透露,即使现今,她还在骑一匹温驯的老马。还是拿马说事,江青又说,“我得承认,我喜欢骑马的感觉远胜于骑马的过程。如果马感觉到了我的不安,会用它的方式来和我相处。”“当我的马听到我叫它“马儿”时,它会回头向我嘶鸣。但如果我没有驯服它的话,它可能会把我摔下来。”(《江青同志》,页145)毛江这一对烈马,彼此训练对方,积三十有四年矣。岁月无情,在“互训”的过程中,毛肯定不只一次感到了江青的“不安”,那么,他用自己的方式顺应了江青么?现在,毛这匹老烈马,已然被江青同志驯服了么?难道真如江所言,毛同志成了一匹“温驯的老马”?这一切,都是秘密,都是故事啊!
 

 一种奇特的巧合,为蒋、宋及毛、江的婚姻所共有:都有“约法三章”!
  蒋、宋结合时的“约法三章”,是宋美龄提出的。据云:
  一、蒋介石必须信奉上帝,受洗成为基督徒;因宋美龄是虔诚的教徒,两人必须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二、宋美龄不生小孩,以保持身材,并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
  三、宋美龄不担任政府公职,不参加正式的高阶层决策会议,她只愿以蒋介石私人秘书的身份,对外从事政治活动。关于蒋、宋的“约法三章”,所传版本甚多。以上据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所印《蒋家三代的罗曼史》一书。
  毛泽东和江青的“约法三章”,既不是由毛泽东提出,也不是由江青提出,却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约法三章”的版本也很多,“约法三章”的内容也互有出入。
  据笔者看来,前些日子由台湾方面所披露的毛、江“约法三章”,倒是比较可信。据云,台湾方面的资料来源是王若飞的一个笔记本。那是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缴获一批中共文件,内中有王若飞的一个笔记本。王若飞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的笔记本上记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毛、江结合“约法三章”的决定,是可能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全文如下:
.
  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蒋、宋的“约法三章”和毛、江的“约法三章”,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婚后夫人的政治生活问题:宋美龄主动提出,她不担任政府公职,只担负蒋介石的秘书及外事方面的工作,她这么说,后来也这么做;江青则不同,由政治局对她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二十年内不许她问政。这不同的“约法”,当然由于宋、江两人的身世、阅历、背景全然不同。
  宋美龄出身名门,家庭豪富,姐姐宋庆龄又是孙中山夫人。宋美龄受过良好的教育,留美十年,精熟英语。虽说此前宋美龄有过恋爱经历,但从未婚嫁。
  江青则不然。她出身微贱,小学文化,又有过多次婚变——二十四岁的她,已经嫁过三个男人,即俞启威(黄敬)、唐纳(马骥良)、章珉(谢兴),而毛泽东则成了她的第四个丈夫。然而,她却是一个能干、富有心计、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没有什么背景,全然靠着个人奋斗,从一个山东小城女子,到上海影剧明星。在政治上,她也很敏感,十九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又主动投奔延安,很快就把毛泽东作为“进攻”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正是知道江青是个参政欲很强的女人,又有着多次婚变以及被捕入狱、失去组织关系的复杂历史,所以对她作出了政治限制——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的“约法”,是富有预见性的!
  宋美龄和江青都属“女强人”,只是一个雅,一个“野”。她们都对丈夫的事业、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不过,宋美龄乃“明媒正娶”,蒋、宋的婚礼在上海豪华的大华饭店举行,上千人出席。婚后,宋美龄便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活跃于各种公众场合。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第一次显示了她的政治才干,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江青则不然。她和毛泽东的结合,是在悄悄中进行。没有正儿八经的婚礼。徐明清所参加的,只是悄悄的宴席,连这宴席的名目都未曾说穿!正因为这样,江青最初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日子是静悄悄的,“锁在云雾中”。她坐了多年的冷板凳,才“偶尔露峥嵘”。。。。。
  1938年夏天,傅连奉命筹备中央医院,金茂岳任医务副主任并主持妇产科事务。
  1940年7月,江青来到妇产科,因为她是第一胎,所以很紧张。金茂岳给她做了细致的产前检查,并教给她一些生孩子的常识,8月3日,江青在医院顺利生下了李讷。金茂岳和黎平(1942年与金茂岳结为终生伴侣)把李讷接到这个世界上。
  江青住院期间,毛泽东曾几次前来探望。一天,毛泽东又来医院,特别对金茂岳的关照表示感谢。他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聊着,在了解了江青住院的情况后一再叮咛说:“江青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对她不要有什么特殊的照顾。”中央医院副院长石昌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医院附近山上的某单位安装了一台发电机,发动起来噪音很大,影响医院工作和病员休息,医院多次反映意见,仍没有得到解决。”
  毛泽东听了说:“医院病人需要安静修养,发电机的噪音太大,是有影响。应该让他们搬远些。但现在江青在这里住院,若马上搬走发电机,恐怕会产生误会,影响不好。还是等江青出院以后再说吧。”
  江青出院以后,山上那台发电机果然搬走了,毛泽东那种绝不搞特殊的品质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医务工作者。
  当年9月16日,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请客,答谢中央医院的医务人员。”傅连暲、石昌杰、金茂岳等17人来到杨家岭。江青和机要秘书叶子龙夫妇忙着招呼大家,朱老总夫人康克清也被主席请来做陪。
  这些医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内科主任毕道文大夫,生于印尼祖籍广东,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毕业,1936年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马德里陷落后来到中国,他在魏一斋的翻译下,回答了毛泽东的询问,畅谈了自己的经历。毛泽东也关心地询问了黎平的入党问题。当时,宴会分别在两个窑洞举行,毛泽东陪男同志们一桌吃,康克清、江青陪女同志们一桌吃,宴会气氛融洽。饭后,江青借来照相机,给大家拍照,毛泽东与男医生们在窑洞外合照了一张,康克清和护士们在窑洞里合照了一张。
  最近,金茂岳的儿子金德崇去看李讷,她很有感情地说:
  “是你父亲把我接到这个世界上来,这,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韩三洲访谈马晓先的文字:
就在所谓的“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之际,国内媒体有一篇江青的贴身护士马晓先回忆江青被抓时真实情况的访谈录,题目是“江青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首次更正了三十年来的广为传播的一个历史真相:即江青在 1976年10月6日被抓时,表现得十分冷静,根本不像民间传闻的那样泼妇似的谩骂反抗。马晓先回忆,那天下午四点多,警卫局局长宣布对江青隔离审查,江青好像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一点也没惊慌,很快就镇定下来。然后觉得有点突然,她对来宣布的人说:“能不能再念一遍?”又念了一遍后,有人说江青趴在办公桌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马晓先证实:她当时确实是在写东西,但写什么不知道,写完后还在信封两端贴了密封签,又用订书机订上。江青平素有尿急尿频的毛病,就提出来要上卫生间。这期间,马晓先已经把她要带的日常东西准备好了。后来,马晓先跟江青一起,在隔离审查地度过了八个月没有电话、没有书报的日子。八个月马晓先没见到江青哭过,应该说她还是一个坚强的人,表现得很沉默,就是自己写些东西,然后慢慢地学着做点日常的事情。
大历史谁都知道,但细节就只有当事人和目击者才清楚的,马晓先恰恰是知道一些细节的人。就像现在坊间的一些书刊,每到江青被抓这一段经历,就写得绘声绘色,随意演绎,说她嚎啕大哭,说她是假头发(民间传为三假,即假头发,假乳房、假屁股),还说她吐唾沫,说她反抗等等。马晓先说,那些都是瞎说,她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客观地说,她心里还是有主席的,虽然不会给主席织个毛衣什么的,但从家庭的角度看,她和主席的关系,她和女儿的关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有时候,江青还会长时间看着书上毛泽东的画像,默默地流泪。但马晓先也指出,江青的权力欲比较大,比如有很多信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看,如果写“毛泽东夫人收”,她就不太高兴,这些小事情能看出她的想法。
毛泽东说过自己一生办过两件事,一是打倒了国民党,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来说,对第一件事,她的功劳与作用远远没有自己在《红都女皇》中所吹嘘的那样大;但在第二件事上,她的确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加油的作用。江青个人能够传下来的,除去“四人帮”这个反革命的政治头衔外,还应该有她一手培植的“八个样板戏”,尽管说“八亿人民八部戏”,太荒芜凋零了些,但众口传唱、深入人心、至今不衰,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创作样板戏的亲历人汪曾祺也有着自己的真实回忆。
汪曾祺在《“样板戏”谈往》中说,样板戏的经验一个是重视质量,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戏”,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公平的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奎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有突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将录音送交江青,由她来逐段审定。另外,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不言而喻,这种流传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绩。
据汪曾祺回忆,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曾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却亲自签名送给汪曾祺一套。汪曾祺还得意地说过,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但对高官大员,江青反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整个一个“女皇”派头。晚年汪曾祺还有一段回忆,说当时场面上的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地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好像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
无独有偶,近读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的新著《伶人往事》,内中有当年的四大名旦程砚秋于1957年1月18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与江青见面的场景,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说:“江青是一个知音!”章诒和在书中感叹,当年江青的水平,起码要比现在的中宣部那些部长局长的高。
以上这些亲历者对江青的回忆说明了什么?说明以前我们天天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却是一点也不唯物客观,完全是按照传统的泾渭分明、非忠即奸的戏曲舞台模式来看人的。是好人就清白无暇,比西施还美,比圣人还纯;是坏人就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一点人模样都没有了。再加上中国人的“起哄架秧子”、“墙倒众人推”的劣根性,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缺乏客观公正的标准,往往以成败来论英雄与狗熊,不知道人都是两面性的的,即便是一个坏人,也有着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不然的话,“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怎么可以变成大奸大慝,第一夫人转眼之间就成了“则天吕后”,太不符合辩证法了。林彪一死,不但成了想谋害毛泽东“林贼”,连仗都不会打了,成了一个畏阵脱逃的怕死鬼,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样当上大元帅的?江青一倒霉,也成了横不讲理的“泼妇”、心狠手辣的“吕后”,更不知道这样的蛇蝎女人怎么可能与“人民的大救星”同床相伴几十年的?还有一个未得到官方证实(当然也不能指望官方来证实)的传闻,江青自杀之前的留下一封遗书,上面写着:“毛主席,您的学生跟随您去了!”由此可见,这两人之间,除去政治盟友的关系之外,起码的人间夫妻情谊,还是有的。

可以说,马晓先的这篇访谈录和程砚秋、汪曾祺早年的个人回忆,不仅部分还原了江青的性格与为人,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今天该怎样看待和评介历史人物的另一种思维。

                               2010年8月28日
« 最后编辑时间: 2010-08-29 10:01:27 作者 水木罗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