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7日（辛丑年 戊戌月 戊申日）

[水木罗汉]

2021年10月27日（辛丑年 戊戌月 戊申日）
出生年或者出生日为虎的朋友，今天易有外出、旅行、出差等事，望注意交通安全，慎防肢体有损。

今天出生的宝宝，无论男女，一生中的走动，都要比同龄人多很多。对另一半的关爱，会超过另一半对自己的关爱。为人诚实守信，甚至忠人之事到被称为“愚忠”的程度。喜欢收藏。容易被部属拥戴，也易得罪上司。自尊心过强，每多酿出不和，争论，或招诽谤。天赋勤劳。
男女皆迟婚。
今天出生在不同时辰宝宝的人生差异：
1，出生在壬子时的宝宝，无论男女，吉兆。生意兴隆，经营商工业可获厚利，有兼营两种职业之倾向。
2，出生在癸丑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贪图物欲享受之癖好。父亲不是早亡，就是父业衰微。
3，出生在甲寅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进退不利，诸事苦恼，为子女辛劳，忧苦不绝，女命则必受夫累，且翁姑缘薄。
4，出生在乙卯时的宝宝，男命大吉昌，女命不吉，有婚姻突变再嫁之嫌。
5，出生在丙辰时的宝宝，无论男女，多为人做养子（养女），或有继母，一生劳碌酸辛，常遇波折，经营父业每多失败。
6，出生在丁巳时的宝宝，无论男女，不满足于一业，但又缺乏决断力，常遭失败，多愁善感。子缘较薄，女命尤甚。
7，出生在戊午时的宝宝，无论男女，经商或经营父业，偏业可获厚利，且能得贵人扶持，日趋繁荣。
8，出生在己未时宝宝，无论男女，都有父非早亡，即因病缠绵床第。于人合作事业必遭解散，谋事难成。男命尤凶，克妻严重，导致婚变。
9，出生在庚申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大富之兆，福禄丰厚，与人共同事业可获大利，一生还无盗难，唯不能从政为官，否则任内是非多，祸患无穷。
10，出生在辛酉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痼疾短命之兆，生涯劳碌不绝，即使富贵亦不长久，男命还有子早丧之痛。
11，出生在壬戌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父业飘零，难开运，甚至终死异乡。或者父有病，本人与父亲关系不睦，若继承祖业必有纷争，男命还易招色情风波。
12，出生在癸亥时的宝宝，无论男女，都有贪图物欲享受之癖好。要注意预防膀胱泌尿系统，及大肠疾病，不满现状，兼营数业，利益虽多，开支亦反，徒增心劳。慎防色情之灾。

[水木罗汉]

中国湖北武汉市蔡甸区的一位代理村支书一家5口星期一（10月25日）凌晨遭人持刀杀害，凶嫌随后在逃逸途中又杀死一名司机并撞死一名路人后，从武汉长江大桥跳入长江，目前下落不明。警方正在通缉追查。

这是在福建省莆田发生欧金中因长期遭受村霸欺凌，基层政府不作为，涉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动手杀死村霸一家几口的惨案发生后，又一起死伤人数更多的重大血案。

由于武汉灭门案与莆田惨案有相似之处，且受害人又是中共基层干部的全家，因此立即引起中国社会的高度关注。

武汉市蔡甸区公安分局星期二发布警情通报，称39岁的武汉男子高某辉，25日凌晨1点左右，在蔡甸区消泗乡涉嫌持刀杀死5人、刺伤1人后逃跑，途中又致2人死亡。警方接报后立即组织力量开展追踪抓捕。

警情通报说，当日约6点，高某辉逃跑至长江大桥后跳桥。目前警方正全力搜寻，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情通报没有提及高姓凶嫌犯案的动机或与被害代理村支书之间关系或冤仇。

据中国媒体和互联网消息，灭门惨案发生在蔡甸区消泗乡罗汉村，遇害的代理村支书叫张启红。张启红1991年起在罗汉村担任村干部，负责防汛工作。去年7月起代理该村党支部书记。

凶杀案发生时，张启红和妻子先在家中客厅被杀，听到动静的小儿媳抱着不满一岁的孩子下楼查看，结果双双在楼道遇害。之后凶嫌上楼，又将楼上两个孩子杀害。

凶嫌作案后逃逸途中，杀死一辆私家车司机后，驾驶这辆小车逃跑，途中又撞死一位女性路人。最后开到长江大桥上，跳江自杀。目前高姓凶嫌仍未被寻获。

中国媒体说，有罗汉村村民表示，张启红平时“任劳任怨”，颇受村民认可，而且今年就准备退休。至于高姓凶嫌，村民都说不认识。

也有媒体报道说，2017年6月，当时担任罗汉村党支部委员的张启红曾因违规将自己不符合冬春生活救助的侄子列入救助名单，并领取了1920元人民币（约合300美元）而受到武汉市政府的官方通报，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另有报道说，高姓凶嫌其实也是罗汉村村民，坐了很多年牢，不久前刚刚从监狱获释，在村里和父母同住。有村民向媒体表示，高姓凶嫌人比较偏执，本来承包了村里的鱼塘，后来鱼塘被征收了，却没有拿到补偿金，有可能去找村支书就此事理论。但是没有人知道灭门案是否与这个被征收的鱼塘有任何联系。

在中国的农村，村官常常只顾应付上级或照顾自己或自家人的利益，对村民的需求和呼吁常常不闻不问，对村霸欺凌村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弱势的村民往往只能忍声吞气，敢怒而不敢言，最后矛盾激化，导致恶性甚至人命关天的大案。

福建莆田的欧金中就是因为被村霸欺凌多年导致全家人无家可归，而基层官员长期不作为，长期伸冤没有结果，最后铤而走险，报复杀人。

武汉灭门案发生后，中国互联网上有网民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说，“这是有多大仇多大恨，直接灭门，7条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没了。”

另有人说，“杀人犯不可原谅，村支书也必须调查。”还有人说，类似的灭门案不断出现，“社会应该反思恶性案件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

脸书论坛

[水木罗汉]

时隔近半个世纪，黄强（Kent Wong）依然能清楚地说出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五条路线：

中线最近，只需通过狭窄的深圳河，但那里安保最严密：有军队、狼狗、铁丝网，通常只有本地人在台风掩护下才敢冒险；东线次之，地处大鹏湾的东平洲岛与深圳近在咫尺，却属香港领土，在当时还鲜为人知；西线较远，从蛇口下水，大约要游上10公里；此外还有从珠江口出发，划小木船偷渡的舢板线，和从台山经由澳门，靠香港走私渔船抵港的澳门线。

黄强花了两年时间，经历了两次失败，尝试了三条路线，终于在1973年底成功偷渡到香港，那一年他25岁。


1975年夏天，他以政治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后考取哈佛医学院，成为一名麻醉师。

2021年4月，黄强在美国出版《游向自由：我逃离文革的不为人知的故事》（Swimming to Freedom: My Untold Story of Escap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文版也于近日问世。他给书定名为《偷渡犯》。

“在中国政府眼中我们是偷渡犯，在我们看来是很光荣的事。”黄强对美国之音说。

父亲的归国：一家人噩梦的开始

1948年，黄强出生在中国广东沿海小城。那是国共内战晚期，国军大势已去，在海关工作的父亲接到迁往香港的调令。于是，刚满月的黄强随家人登上赴港客船，在铜锣湾一处公寓安顿下来。

可是满怀爱国热情的父亲不愿供职英国殖民地，1951年他参加了九龙海关“起义”，把一家五口带回了刚刚成立两年的红色中国。

1951年归国后一家五口摄于广州
1951年归国后一家五口摄于广州

共产党敲锣打鼓地欢迎这位“反蒋英雄”归来，给他安排了广东进出口部门的科长职位——这也成为一家人无尽灾难的开端。

反右运动中，父亲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关进“牛棚”，1959年发配劳改农场。他没有因为八年前的“爱国起义”受到宽待。他和他的“起义”同伴们几乎全部被划为右派。

“我爸爸是很爱国的，他真的是到死都很爱国。但是共产党就没有看得中他，所以他一辈子在政治上很不得意。” 黄强说。

在学校，成绩优异的黄强是少先队大队长，被重点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随着阶级斗争调门的升级，父亲的右派帽子给黄强的成长蒙上巨大阴影。和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一样，他学会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对政治运动毫无热情的黄强常去同学曦的家里“偷听敌台”。曦住在一幢居民楼天台的加盖房里。在那里聚会的人自称“天台地下党”。

“他们很懂得搞半导体收音机，我在他们家里面第一次听到美国之音。现在讲起来我还是会起鸡皮疙瘩。很激动啊，哇，能够听到敌人的声音，而且越听越入迷。”黄强回忆。

1968年的一天，曦问黄强：“我们决定去偷渡了， 你来不来？”

“偷渡？！”黄强吃了一惊。

他听说过以前当地有一些渔民划着小船偷渡到香港，但以为那只是小规模的，更没想过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身边。

逃港：几代中国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事实上，从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中国已经出现过几波逃港潮。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引发造成几千万人饿死的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更是达到顶峰。

为防止饥荒蔓延，1962年5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一度下令开放边境，结果引发了一场数十万饥民涌入香港的浪潮。

中国作家陈秉安根据曾用22年时间采访过数百名逃港亲历者。他在2010年出版的《大逃港》中披露，从1949年中共军队占领深圳到80年代初，总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仅官方解密文件显示，就有56万大陆难民逃到香港。

1980年移民香港的前《开放》执行编辑蔡咏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香港今天的七百万人口中大概有一半是一九四九年后逃离共产暴政和大饥荒来港的难民及其后代。”

在中国当局眼中，逃港是“叛国投敌”，对逃港者的打击也异常严厉。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10报道：“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不想被中国碾成粉末 ，偷渡是唯一的出路

逃港者这些惊心动魄的过往，当年的黄强并不十分清楚，但他当然知道偷渡不是儿戏。

他说：“我生来不是很勇敢的人，戴个眼镜像个书呆子。（偷渡）听起来觉得很可怕，要爬山，还要游水过海。”

那时，毛泽东号召城市青年去 “支援”农村和边疆。黄强服从了命运的安排。和两个妹妹“上山下乡”让他暂时将偷渡的念头抛在脑后。

在农村，他忍受着歧视和日复一日的艰苦劳动，痛苦而迷茫。一天，一封贴着英国女王头像邮票的信带来了曦偷渡成功的消息。照片里的曦穿着入时的喇叭裤，在阳光下神采奕奕。

逃港的念头不可遏制地重回黄强的脑海。

“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让中国慢慢地把我的一生碾成粉末，就像它处理爸爸一样；要么像曦那样，去寻找一个美丽的世界开始新的生活。”他在书中写道。

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村里的一次公开处决，被处决的21个人大多是政治犯。

“这件事情对我的震动很大，因为我想起我们以前在‘天台地下党’讲的的话，听美国之音，如果被抓起来肯定就是死罪了。” 他说。

他觉得已经被逼上梁山——偷渡是唯一的出路。

“那个时候我所有认识的偷渡的朋友都是这样，觉得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们就觉得要去偷渡，值得冒这个险。” 黄强说。

25年的人生转了一个圈，回到原点

他开始研究偷渡路线，练习游泳、划船。那时很多广州人都在珠江边练习游泳，互相打招呼时带着心照不宣的微笑。在当地，偷渡已然成为一种风气，几乎每家都有人去偷渡。

他也很快掌握了偷渡者的一套暗语：“较脚”指的是调整步伐，指代偷渡； “埋堆”的意思是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天黑后再出发；“钉盖”就是棺材钉上盖，显然就是被抓了。

“后来就变成很时髦的说法，每个人都讲，有些人还担心你没有听得清，在餐馆里面故意大声讲，埋堆啊，钉盖啊。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啊，但是广州人（对政治）的反感已经不成样子了。” 黄强回忆。

在偷渡者看来，香港的一切都让人目眩神迷——时装、香水、赛马、摩天大楼上的旋转餐厅。他们还说，香港正在筹建一条海底隧道。那时，广州最大的土木工程是要建一座立交桥。

而对黄强来说，香港最令人向往的是宽松的政治空气、一个公平、充满机会的社会环境。在那里，他可以没有顾忌地说话，不会因为家庭出身处处受到压制。

然而，他的偷渡之路却远非顺遂。

第一次他和同伴在山上徒步了七、八天，还没下海就”钉盖”了。边防军用枪口对着他们，把三人押送到收容所。

第二次最令人失望，在滂沱大雨中徒步几日后，他们晚上下海，在波涛翻滚的海里游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东方的第一缕晨光照亮了香港的天际线，眼看自由近在迟尺，突如其来的中国渔船却将一切击碎。

“他们跑到香港的水域，因为国家给钱，抓到一个（偷渡犯）给50块钱人民币。所以他们就很积极捞我们回去，我们叫 ‘捞虾饺’。”

两次失败让他消沉了好一阵子。直到1973年底，他才重振精神，再度踏上偷渡之路。 这一次他们坐当地渔民的舢板，从台山出发，一路躲避中国军舰的探照灯，成功与蛇头接头，换乘另一艘船，颠簸到香港。

黄强永远不会忘记，当小巴驶出狮子山隧道，湛蓝的天空下，一栋栋洁白的楼宇直耸云霄，耳边传来邓丽君的歌声。

“就好像上了天堂，”他说。“真的是要流泪的感觉，我就觉得，我回来了。”

1975年黄强在香港太平山顶
1975年黄强在香港太平山顶
人生转了一个圈，黄强用了25年的时间，重又踏上曾给他的幼年带给快乐时光的香港。

这个政党的DNA没有改变

在这段跨越几十年，充满血泪的旅途中，不知多少人没能抵达终点。仅黄强认识的15名偷渡者中，就有三人命丧大海。

半个世纪后，他写下自己和同代人铤而走险逃出中国的故事，希望以此告慰那些死难的朋友，也想揭露那极端反人性的暴政造成的创伤。他知道出版这样一本书的代价，做好了无法再去中国的准备。

黄强对美国之音说，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变好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当年的偷渡者都说，这一切要归功党的领导。他们中有一些人返回了中国。

但是在黄强看来，这个政党的DNA并没有改变——它依然要牢牢掌握政权，依然要中国人对它俯首帖耳。

今天，当《国安法》将香港笼罩在恐惧中，当香港人也纷纷“逃港”，远走异乡，他感叹：“我的天堂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