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5日（庚子年 乙酉月 辛酉日）

[水木罗汉]

2020年9月15日（庚子年 乙酉月 辛酉日）
出生年或者出生日为兔，为鸡的朋友，今天易遭遇突发意外事件。望沉着应对，冷静处之。防肢体有损。

[水木罗汉]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9月14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承诺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与合作，并称“日益威胁到湄公河的自然环境和经济自治”的中共是该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之一。此前，蓬佩奥在强调对东盟的持久承诺的声明中指责中国在湄公河地区“单方面操纵上游大坝，加剧了历史性的干旱”。

以下是蓬佩奥声明的全文翻译：

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的启动反映了湄公河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我们与湄公河伙伴国家的关系是我们印度-太平洋愿景和我们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对区域项目提供超过1.5亿美元的初始投资，我们将在《湄公河下游倡议》的良好工作和过去11年来美国对该地区提供的35亿美元援助资金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

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致力于实现湄公河伙伴国家的自治、经济独立、良治和可持续增长。基于美国与湄公河地区二十多年在对抗传染病方面的合作，美国已向该地区投入5200多万美元，对抗新冠病毒疫情。我们已通过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DFC）提供10多亿美元的资金来发展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支持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再投资数十亿美元。

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还将继续加强水安全和湄公河委员会的工作。它将包括计划中的5500万美元的新投资，以帮助我们的湄公河合作伙伴打击跨国犯罪，包括贩毒和人口、武器及野生动植物的贩运。它还将通过亚洲加强发展与增长（Asia EDGE）项目、日-美-湄公河电力合作伙伴关系（JUMMP）和日-美战略能源伙伴关系（JUSEP），增加对能源安全和电力行业发展的支持。在我们所有的努力中，美国打算与像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湄公河的其他好朋友等伙伴紧密合作。

但是，我们必须坦诚面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来自日益威胁到湄公河自然环境和经济自治的中国共产党的挑战。

中共单方面在上游拦水的决定加剧了历史性的干旱。美国与该地区和湄公河委员会一道呼吁透明的数据共享。我们鼓励湄公河地区的国家要求中共对其共享水数据的承诺负责。该数据应该是公开的。它应该全年发布。它应包括水和与水有关的数据，以及土地使用、水坝建设和运营数据。它应该通过湄公河委员会这个为湄公河区域国家而不是北京服务的组织共享。

我们还对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债务以及像中国交通建设公司这些北京的国有行为者的掠夺性和不透明的商业行为感到关注。同样令人关注的是人口、毒品和野生动植物的贩运热潮，其中大部分源自与中共有关联的组织、公司和经济特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湄公河地区的国家经历了一段了不起的旅程。他们理应得到良好的伙伴。通过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我们期待更多年的合作，以确保湄公河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繁荣。

[水木罗汉]

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突然传出即将卸任的消息。美中关系专家评论说，这是美国对中国接触政策确实死亡的又一个迹象；美国官员说，美中关系是否会走向脱钩，关键在中国能否正视两国间存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他表示，美国不会再为了利益而牺牲价值观了。

美国驻华大使馆周一（9月14日）发表声明说，布兰斯塔德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中确认了这一决定。他将在10月初离开北京。

布兰斯塔德大使于2017年6月27日上任，在大使任内的时间近3年半。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文中说：“布兰斯塔德大使为平衡美中关系使之更加重视结果、对等和公平作出了贡献。这将对未来几十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对外政策产生持久的和积极的影响。”

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卸任是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已死的又一迹象” ， 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夏伟说：“布兰斯塔德去北京就任大使是带着希望去的，甚至特朗普总统也希望，他们能跟北京达成某种突破。布兰斯塔德确实是很好的人选，因为他认识习近平。但是一切都没有成功。我要说的是，这完完全全是被恶化的双边关系所破坏的，而且我认为他一定感到无法在那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上周，布兰斯塔德大使投书中共党报《人民日报》遭拒绝，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今年已经在美国主要媒体上发表了五篇评论文章。美国国务院指责中共的做法“再次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对自由言论和认真严肃的思想辩论的恐惧，以及北京方面在抱怨其它国家缺乏公平对等待遇时的虚伪。”

夏伟将双边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归于习近平。他说，这一“得到美国八位总统全力支持的”接触政策，曾经“或多或少使两国关系保持稳定”，现在“基本上是被中国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香港、新疆以及东中国海的非常侵略性的行动所扼杀了。这是不必要的。”

夏伟说，习近平有可能以其使中国陷入巨大危险而被载入史册，“因为他抛弃了这种能使中国在全球市场和国际外交界获得前所未有发展的接触政策。”

福克斯新闻周一报道，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卸任是为了回美国参加特朗普总统连任的助选活动，“预期他会利用回到美国土地上来的机会帮助特朗普总统赢得2020大选”。

特朗普总统暗示，布兰斯塔德将在他的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发挥作用。爱荷华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尼·恩斯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特朗普总统在电话上告诉她，“埃里克的父亲将从中国归来，因为他想为他助选。”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儿子埃里克·布兰斯塔德已经投入了特朗普阵营的竞选活动。

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把路都堵绝了，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在华外交的存在它已经限制了很多，所以，(布兰斯塔德)大使待不待在那里基本上已经无所谓了。”

被问到这一卸任是否意味着美中关系在进一步脱钩时，这位官员说，美中间脱钩不脱钩主要看中国政府。“美中之间问题很多，关系不好，原因非常清楚，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去改变这些问题，这是脱钩不脱钩的一个很关键因素。所以说，这跟一个大使走或去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中国没有意愿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防止跟美国脱钩，是否可以说中国并不在乎跟美国脱钩？这位官员说，中国并不想跟美国脱钩，“因为想继续占便宜”。

“中国不想脱钩又不愿意改变导致要脱钩倾向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中国政府是个非常矛盾的东西。他想两面讨好，两面占便宜，这个是美中关系不对等的很重要因素。但是反过来说，中国政府也不敢真正达到对等。所以说，蓬佩奥国务卿说的非常清楚，美中之间就是两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别。”

这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必须破解中国政府自尼克松政府以来一直采取的一种所谓 “求同存异”的政策。

“这个‘求同存异’听起来好像无伤大雅，但却是非常危险的东西，所谓‘同’就是利益，所谓‘异’就是政治上、价值观上根本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这样就导致了到现在为止美中关系停滞不前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有些分歧是必须要解决的，比方说，中国政府不可以任意把100多万维吾尔人关起来，而希望美国政府一句话不说；它也不能希望长久地让美国的公司强制性地转让技术而让美国政府一句话不说。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价值观、对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最严峻的挑战。”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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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5:58 2020年9月15日 星期二
欧洲
欧盟向中国领导人摊牌：我们要求对等、负责和公平
2020年9月15日 12:54
黎堡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2020年9月14日在欧盟-中国峰会后召开记者会（路透社）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2020年9月14日在欧盟-中国峰会后召开记者会（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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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
欧盟领导人星期一（2020年9月14日）直接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了对香港问题的严重关注，并要求欧中关系建立在对等、负责任和公平的基础之上。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一道出席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讯峰会。


米歇尔在峰会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欧盟与中国在一些问题上有着实实在在的分歧，欧盟不会掩盖这些分歧。

声明说，在贸易问题上，欧盟需要得到更公平的对待，需要一个更加平衡的关系，也就是一个对等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数字化领域，欧盟要有一个自由、开放和安全的网络空间；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欧盟继续对香港国家安全法严重关注，香港的民主声音应该能发出来，权利应该得到保护，自治应该得到维护；欧盟重申了对中国对待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方式的关注；欧盟还敦促中国当局释放瑞典公民桂敏海和两名加拿大公民；在国际安全事务上，欧盟敦促中国克制自己、不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尊重国际法，避免冲突。

基于欧盟在上述声明中提到的诸多问题，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过去一年来一直趋于紧张，今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紧张关系。在这次峰会之前，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了欧盟多个成员国，试图将中欧关系下滑的责任归咎于外部力量、也就是美国的挑衅与破坏。但是，欧盟领导人向习近平表明，欧盟不是大国竞争的竞技场，欧盟与中国要发展对双方、对世界都会带来好结果的双边关系。

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这次中欧峰会时说，习近平向欧盟领导人表示，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欧盟应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报道只字未提欧盟领导人在贸易对等、人权、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问题上具体表达的关注。


在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在推特上评论这次欧中峰会时说：“从掩盖新冠病毒疫情，到实施所谓的香港国家安全法，北京的真实企图今年一览无遗。我们的欧盟伙伴们已经采取步骤，要在这些问题上追究中国的责任。”

[水木罗汉]

从9月15日开始，曾经是中国技术实力的象征、中国电信技术巨头华为重要的半导体芯片供应将被切断。商业分析人士认为，没有这些芯片，华为无法生产其业务所依赖的智能手机和5G设备。

美国今年8月宣布制裁中国科技公司中的这名佼佼者，通过出台一系列新规定，禁止依赖美国技术的外国芯片制造商在未获得特许的情况下向华为出售任何芯片。

最近几周，韩国和台湾的供应商都表示他们将遵守制裁要求，将在本星期二——也就是针对华为的新措施生效之日停止向华为供应半导体产品。

“很遗憾的是，在美国的第二轮制裁，我们芯片生产只接受了5月15号之前的订单，到9月15号生产就截止了。” 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上个月说：“因为没有中国芯片制造业能支持，（华为）面临着没有芯片可用的问题。”

微芯片

尽管中国努力成为全球高科技领先者，但这座世界工厂仍无法在一个关键领域制造具备顶级竞争力的产品——微芯片。几乎所有电子设备的神经系统的运行都需要芯片。

微芯片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其表面可以放置多少个晶体管。微芯片用纳米来衡量的尺寸越小，就表示越先进。

据信，中国最好的制造工艺可以制造出14纳米微晶片，这比三星和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落后好几代。三星在2014年就达到了这一水平。全球最大的代工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已经在生产5纳米芯片。

虽然很多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商都不在美国，但这一行业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从设计软件到制造设备的一切产品。

华盛顿在2019年5月首次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出自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然而，那项禁令并不包括大多数外国生产的芯片。今年5月，美国给禁令加码，切断了华为与非美国供应商的联系，这影响了市场根植于中国本土的中国半导体公司。

上个月初，中国主要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中芯国际）表示，将遵守美国的规定，停止向华为出售芯片。像所有的半导体晶元代工厂一样，中芯国际依靠美国公司获取关键的生产设备。

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MERICS）高级研究员约翰·李（John Lee）对美国之音说：“源自美国的技术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上游的主导地位意味着，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企业容易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中芯国际或华为这些公司的个例。”

中国失败的尝试?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担心中国对外国半导体的依赖。中国与这一关键产业相关的战略规划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国务院召集了一批科学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将半导体技术确定为一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

近几十年来，从1986年启动的“531发展战略”，到2014年明确为芯片行业设立的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中国为其半导体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国家资源。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2019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这项基金与中国各省市集成电路相关基金合计即将达到1500亿美元的规模。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CSIS科技政策项目总监詹姆斯·刘易斯（James Andrew Lewis）上星期对CNBC财经新闻频道表示，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方面，中国的花费可能超出美国“1000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就曾表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上星期五，习近平在一个有关第14个五年计划（2021年—2025年）科技发展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中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上周，针对美国对华为的新限制，中国宣布了一套全面的政府新政策，通过在“十四五”规划中对下一代半导体提供广泛支持，来扩充国内半导体产业。

中国政府还鼓励美国芯片制造商与国内企业组建合资企业，希望这些外国公司的关键技术能够转移到中国企业。根据德国智库MERICS的说法，中国对外国技术的追求有时甚至面向整个行业。

“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型半导体企业都收到了中国国家部门的投资邀约，”MERICS的一份研究报告说。

不过在另一方面，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科技产业的傅道格（Douglas Fuller）教授说，中国不应被视为一个失败。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在晶元代工厂方面，只有四家公司领先中芯国际，两家来自台湾（台积电和联华电子）、韩国三星和美国与阿联酋合作的格芯（GloFo）。”。

在大规模制造部分，只有两个地方拥有领先的技术——台湾的台积电和韩国的三星。

傅道格说：“就连英特尔也在试图赶超。因此，除了台湾和韩国，全世界其他地区都落后于这一行业的尖端制造技术，包括美国、日本、以色列和整个欧洲。”

华为能否还能生存？

目前还不清楚华为将从哪里购得芯片。台湾芯片制造商联发科上个月表示，该公司已向美国政府申请在美国新规定生效后允许继续为华为供货。与此同时，据报道，华为已经储备了够用两年的半导体芯片，以维持其业务的正常运转。

关注中国数字技术崛起的研究员约翰·李表示：“在短期内，很难看出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针对的中国企业有任何有效的选择。”

至于未来，分析人士说，美国不太可能阻止中国生产基本的半导体芯片。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中国庞大的电子消费市场和数十年的投资最终将使其成为芯片生产国。

约翰·李在电子邮件中说：“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很可能能够替代美国的技术，发展出一个完整的国内半导体供应链（不过，能否在技术前沿赶上外国公司就是另一回事了）。”。

CSIS技术政策项目主任刘易斯今年5月曾撰文指出，美国的做法伤害了华为，“但中国政府不会允许它垮台——华为太重要了。”

[水木罗汉]

就在华为面临麒麟芯片断供弹尽粮绝之际，中国“大飞机”C919所依赖的一连串美国尖端技术显示出，中国的科技实力软肋多多，还有多处技术“命门”掐在美国手中。

国产大飞机交付日期一再延后

中国政府最近关于科技产业的一系列动作和表态，似乎反映了中国愈加担忧半导体芯片领域和商用飞机制造业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官方媒体报道说，8月31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在上任一个月后就到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中国的“大飞机”事业“搞上去”。

肖亚庆具体指出，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和集成电路产业对中国的战略全局具有“重大意义”。

此前，习近平7月在一场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一发展格局提议被分析人士解读为中共中央高层的政策正在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倾斜，摆脱在关键科技领域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卡脖子”的窘境，甚至不惜重提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

中国商用客机发展步入“大飞机”时代，但进展并不顺利。继支线飞机 “翔凤”（ARJ21）在2016年投入运营后，中国商飞主攻研制的“大飞机”C919遇到不少难题。这款以空中客车A320neo和波音737MAX作为竞争对象 的中短程窄体单通道客机自从2017年5月试飞后，交付日期从原定的2015年年底一拖再拖。

截至目前，中国商飞共生产了6架C919试飞飞机。中国东方航空已确定成为C919的首家用户，官方宣布的交付日期定在2021年。

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航空业分析机构Endau Analytics创办人舒库尔·尤索夫(Shukor Yusof)说，中国商飞C919明年交付的目标极具挑战性。

“我从我在中国的联系人那里了解到，飞机实际上已经差不多完工了。但与此同时，它还存在一些初期问题。”尤索夫对美国之音说：“至于C919（的交付），我认为现实地说，可能是2022年——如果他们能把交付日期提前到2021年底之前，那算是非常幸运的。别忘了，他们非常依赖西方的供应链，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很多第三方供应商。而且随着新冠疫情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我认为延迟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商飞一份日期标注为2020年7月的内部文件显示，公司目标在2019年之后的“成熟期”每年生产150架C919客机，但没有给出这一目标的具体日程。文件说，C919目前已经收到了28家客户815架订单。

航空与防务咨询公司蒂尔集团（Teal Group）公布的资料显示，C919的开发成本估计达到了600亿人民币，但售价目前还不得而知。中国商飞的文件则显示，C919的直接运营成本比同类机型降低了10%。

C919的“国产”只是名号？

中国商飞称，其研制的支线客机ARJ21与中型客机C919都是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但是，中国商用客机的“国产”意义广受质疑。

有关C919的国产率众说纷纭。中国官方媒体宣称，C919实现了近60%的国产化 ，并将力争最终实现100%的国产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参与C919制造的外国供应商扮演了极为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

C919飞机在各项重要技术上对国外的依赖程度极高，飞机的动力系统、航电飞控系统、燃油系统、电源系统、起落架等关键领域，都直接采用国外成熟的产品和技术、或是由中外合资企业制造；中国国内航空工业部门参与设计制造的主要是机身、机翼、尾翼、内饰等部分。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兼理事会主席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中国大飞机全面国产化的前景。他说，C919的“中国身份”只是个名号。

甘思德说：“说到C919，它只是名义上的中国飞机。所有能让这款飞机飞起来的东西都是西方的。它的供应链也不能称作全球供应链，它实际上是一个西方的供应链，并且主要是美国的供应链。”

甘思德说，C919和已经在运行的支线飞机ARJ21一样，都是基于外国产品原型而设计：“ARJ21的框架基本上就是麦道MD-80飞机，所有让ARJ21飞起来的东西都是进口的。”

蒂尔集团副总裁、航空分析师理查德·阿布拉菲亚（Richard Aboulafia）的评价更为尖锐，他说，没有美国技术，中国的大飞机工程将整个“脱轨”。

阿布拉菲亚对美国之音说：“没有西方的发动机和航空电子系统，中国根本无法做成。真正的挑战不是造飞机，真正的挑战是发动机和航空电子设备，这是飞机的肌肉和大脑。建造一个机尾画着国旗的铝管并没有什么意义。”

美国企业捏着C919哪些命门？

美国通过“实体清单”对华为及其关系企业获取芯片和其他技术的途径进行封堵，台积电将从9月15日之后停止为华为生产高端的麒麟芯片。专家认为，比起华为和中兴公司在芯片领域受制于美国的局面，中国航空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有过之而无不及。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说：“人们在谈论中国公司面临的挑战时，会说到华为等公司因为依赖重要的半导体而面临的挑战。而在航空领域，中国在飞机部件和组装上（对西方）的依赖（比华为对西方的依赖）更强。”

C919使用的LEAP-1C发动机由美国通用电气和法国赛峰公司合资的CFM国际公司研发生产。 CFM在2015年7月向中国商飞交付了第一台LEAP-1C发动机。

美国时刻掌控C919的动力生命线并非杞人忧天。《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曾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曾考虑停止向CFM国际公司发放向中国出口LEAP-1C发动机的许可证，也考虑限制通用电气为C919提供航空电子系统的出口。

消息一出，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陆峰当时就发文指出：“此时停止供应发动机，无异于釜底抽薪”。尽管美国政府并未实施这一禁令，但经历了一场虚惊的中国航空业时刻担心，美国可以如法炮制，出于安全和战略目的，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提供航天发动机等关键技术，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C919项目的头上。

航空业分析机构Endau Analytics的尤索夫说：“无论是ARJ21还是C919，大部分用于制造飞机的部件都是西方国家制造的。在机身、零部件方面，比如轮胎、起落架、发动机，基本上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组装的。它是空客320的复制品。”

除了发动机由CFM提供以外，C919的航电、飞控系统也极为依赖美国供应商（在中国政府的规定下，C919的许多外国供应商不得不在中国建厂或者通过合资企业组装设备）。C919的一级供应商中，至少包括以下几家美国企业（其中CFM为美法合资）：

CFM国际公司（美国通用电气与法国赛峰合作）提供LEAP-1C发动机；
设在俄亥俄州的通用电气航空集团（GE Aviation）民用航电系统提供核心航电系统、显示系统、机载维护系统和航电系统综合服务；
总部设在俄亥俄州的运动和控制技术制造商派克汉尼汾公司（Parker Hannifin）旗下的派克宇航是C919飞机液压系统、主飞控作动系统、 燃油系统和油箱惰化系统的供应商；
总部设在北卡罗莱纳州的霍尼韦尔（Honeywell）为C919提供四项关键系统，包括飞行控制系统、机轮和刹车系统、辅助动力装置及导航系统；
设在康涅狄克州的汉胜公司（Hamilton Sundstrand）承担C919项目电源系统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总部设在爱奥华州的罗克韦尔柯林斯（Rockwell Collins）与多家中国公司合资，为 C919 项目研制生产综合监视系统、通信与导航系统和全动模拟机；
纽约州的穆格公司（Moog）参与提供C919高升力系统。
甘思德说，中国近年来的战略发展路线、以及美中关系紧张，让美国制裁中国航空业的可能性骤然升高。他说：“中国最初在2008年、2009年对C919作展望，开始寻找潜在的供应商时，民用商业运用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分界线相当明确。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情况有所不同。随着中国推行军民融合计划，民用与军用的界限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很有可能的是，西方国家政府可能会重新审查美国和西方供应商承诺提供给C919的技术，可能认定这些技术会帮助中国军事发展。”

他说：“C919的发动机就经历了这样的传闻，至少在目前，他们躲过了这场困局。但随着美中关系恶化和中国自身军事发展的推进，这将始终是一个潜在的障碍。”

从“新四大发明”到“35项卡脖子技术”

从对高铁建设、移动支付等“中国新四大发明”的盲目吹捧，到华为因美国断供芯片被逼到弹尽粮绝时的赫然惊醒，官方控制下的舆论对中国科技实力的认知从三年前的不可一世转变为如今的高度警觉。

2017年，一项针对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的调查将高铁、网购、电子商务、共享单车列为最受留学生青睐的“中国技术”。尽管这四项技术并非来源自中国，许多中国媒体还是迅速将它们封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并常常在对内宣传时使用这样的说法。

2018年6月，中国《科技日报》开辟“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专栏，细数中国35项严重受制于外国的“卡脖子”技术，其中包括芯片领域的光刻机、射频器件和超精密抛光工艺，飞机制造领域的航空发动机舱室、适航标准和航空钢材，软件领域的操作系统、工业设计软件等。

就连中国引以为傲的人工智能技术，《科技日报》在分析中也承认，中国工业机器人技术的算法不精，稳定性和精确性远逊于外国。

有关中国的科技软肋，甘思德还补充道：“在制药行业。中国人正在取得进步，他们在疫苗和基因治疗的发展中贡献巨大，但制药业仍由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主导。中国在制药行业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重提自力更生

在芯片设计制造和飞机发动机等“卡脖子”环节，中国政府正在试图摆脱对西方的依赖。今年8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政策的通知，表示要从投融资、研发、进出口、人才、知识产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八个方面给予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的政策支持。中国航发集团商发公司正在持续研制CJ-1000AX客机发动机，计划2025年投入运营，希望让这台国产飞机发动机代替中国C919客机目前使用的LEAP-1C发动机。

甘思德对于中国自力更生发展商用飞机制造业的前景并不看好：“只有巴西、加拿大、美国、欧盟等少数几个国家制造出了成功的商用飞机。俄罗斯也试过，但他们的飞机并不怎么样。印尼人、甚至日本人基本上都放弃了。所以这不是真要批评中国，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最先进的技术。”

Endau Analytics咨询机构创始人尤索夫认为，中国商飞想后来居上十分困难。他说：“虽然我不怀疑中国人最终可能会加入这一行列，但我想至少要10到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一定水平，或许还有竞争的能力。但我认为这将非常困难，因为波音和空客已经把商用飞机市场各控制了一半。因此，中国要想打破这种双寡头垄断，他们很难说服世界各地的市场，让航空公司购买飞机。他们（中国政府）可能会胁迫和影响中国的国有航空公司，让东航、南航、国航购买这些飞机，因为它们都是被中国民航局控制的。”

蒂尔集团的阿布拉菲亚大胆预测，中国政府在航空等领域采取的自立门户政策可能是为了美中全面脱钩做准备。他警告，后果可能是让中国重回冷战时期的前苏联老路。

“他们并不准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他们只是在为了飞机自给自足的未来做准备，为西方和中国之间不再进行这种贸易做准备。”阿布拉菲亚说。

“这是对苏联模式的重复……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曾经自己建造过双通道喷气式飞机。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前苏联。”阿布拉菲亚说：“苏联飞机整体都不是很好。就像整个苏联经济一样，各方面都算够用，但不是很好。不幸的是，中国政府正走这条老路。”

甘思德认为，试图寻求自力更生和独立的战略只会减缓中国的技术进步：“如果这是他们最终要走的方向，他们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