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7日（庚子年 癸未月 辛酉日）

[水木罗汉]

2020年7月17日（庚子年 癸未月 辛酉日）
出生年或者出生日为兔的朋友，今天易遭遇突发意外事件，望沉着应对，冷静处之，警惕肢体有损。

[水木罗汉]

7月12日，美国一名NBA球迷在推特上通过视频展示，一家与NBA官方合作的球衣个性定制网站禁卖印上“解放香港”字样的球衣。经两位美国知名体育记者的转发和亲测，事情不断发酵。7月14日上午，美国之音记者上该网站检测，发现“解放香港”的字样已被允许印上球衣。同天，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推文也证实了这一变化。

金里奇说：“要不是两名体育记者曝光此事，恐怕NBA还在限制这家电商网站，不许球迷定制印有‘解放香港’字样的球衣。”

就在此事被曝光的数天之前，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已把NBA的球衣话题推到了镁光灯下。随着美国国内反种族歧视运动的高涨，NBA最近决定允许球员在球衣背面印上社会正义相关的标语。上周五，霍利参议员致信NBA总裁肖华(Adam Silver)，他批评被NBA批准的标语中，对中共受害者的声援“赫然缺席”。

霍利说：“某些口号被允许，某些口号不被允许，这和中共的审查挺像。你们在口号上所做的决定本身就是对你们联盟价值观的展示......请允许你们的球员也可以声援维吾尔人和香港人，允许他们也可以声援美国执法部门，如果他们自己选择这么做。”

他在信中重提“莫雷事件”。去年10月，休士顿火箭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发推文支持港人民主抗争，结果NBA遭中国举国抵制，承受数亿美元损失。霍利批评NBA在此事件上臣服于中共。

他说：“和一个以暴力压迫和奴役为统治工具的政权串通一气，再大数额的利润也没法成为这么做的正当理由。”

《政治风险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国际战略分析师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若中共只要对NBA施点压，就能决定我们的球员在球衣上可表达什么，不可表达什么，那就荒唐了。球员本人该是自己球衣上表达什么的唯一决定人，该有完整的言论自由权。只要言论在合理范围内，他们就该全权决定自己的球衣上表达怎样的政治诉求。支持美国警察、美国军队也好，支持香港人、维吾尔人也好，都该被允许。”

科尔认为，为保障美国企业雇员能自由自主地发声，美国政府需要立法对言论自由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强迫美国航空公司修改台北隶属地，到要求外企吸纳中共党员入董事会；从试图封口“世界小姐”林耶凡，到向美国社媒公司索要香港异议人士的信息，科尔列举了一系列中国施压和影响西方机构的实例。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马丁·索利 (Martin Thorley) 也有类似看法。索利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邮件中说：“NBA的窘境其实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映射出西方商业集团与中国互动链条中的问题环节。作为商业机构，它们自然倾向于把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一切问题的首要考虑；也正因此，中国成了问题因素。对NBA这类商业机构来说，中国市场商业价值巨大；也正因此，中国市场成了中国政府的威胁工具。”

索利指出，其实很多西方商业机构私下里非常反感中国的很多行为，只不过反感之余，它们也清楚利润受损的威胁。

科尔认为，要对抗来自中国政府层面的施压和威胁，就该由美国政府来安置一道法律屏障。

“在任何中国、俄罗斯或其他仇美国家想要施压渗透的问题上，美国政府该立法要求美国公司服从美国战略利益，” 科尔说，“如果我们在政策强硬度上都没法和中国对称，我们就没法在世界舞台上跟中国竞争。”

科尔特别指出，这类立法其实早有先例。他提到一篇7月13号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观点文章。里面提到，1977年，为回应阿盟国家针对以色列的抵制运动 (Arab League Boycott of Israel)，美国国会通过《反抵制法案》，禁止美国公司及其“事实上控制的”外国子公司在涉及美国商业的情况下参与美国不认可的外国抵制活动。美国公司不得采取任何直接或间接行动，支持抵制以色列或任何其他未经美国认可的外国抵制活动。

美国商务部文件表示，该法案“有效防止美国公司被利用去执行一些与美国政策相反的外国政策。”

文章表示，当时有部分公司反诉该法案侵犯言论自由权，但联邦法院最终支持这部法案；理由是，该法案是基于美国政府的利益对商业性言论作出仅仅小范围的限制。文章中说，“美国公司最终意识到，这些规定是保护它们免受外国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遵守反抵制法规成为美国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无需多少执法行动。”

科尔表示，现在美国企业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很多问题上也被迫作出违背美国利益的选择。“我们可以通过类似立法来解决刚刚讨论的所有问题，” 他说，“是的，这么做会让我们的企业被夹在中间，处境为难，但这些法律最终是保护美国企业和我们所有人免受中共摆弄。”

但科尔也承认，这么行动的政治意愿并没有形成，因为这些企业正在中国赚个盆丰钵满，并不想打乱现状，给自己惹麻烦。

他说：“我们的企业考虑的只是下一个财政周期。它们没有考虑未来10年里美中间的地缘战略竞争，也没考虑中国对美国经济和税基造成的影响……若做长期考虑，想在未来战胜中共，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这些行动。我们不能靠这些企业来给我们的未来做决定。”

索利则表示，鉴于中国政府当下诸多行为中所呈现出的整体趋向，他“呼吁NBA和其他西方商业机构思考一下，自己想在历史潮流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想被后世如何看待。”

[水木罗汉]

中国南方正在经历罕见洪涝灾害，底层百姓忧虑之际，除总理李克强现身贵州视察外，不见总书记习近平人影。有政治学者认为，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巨变，习近平可能陷入“决策疲劳”。

灾情掠影

“我今天去到我们街道办事处去了，因为我们家漏雨漏得吓死人，武汉下大雨，水从我们家（电线）开关盒子里往外流水，”武汉居民张毅对美国之音说。

他还说，所住楼房供电已停，情况危险，生活不便：“我去找党妈给我解决，党妈是我们雷锋唱的嘛。不过，问题还没有解决，街道答应解决，然而现在以抗洪为主。然而，水已经从我住的7楼、漏到5楼、6楼、4楼……”

长江日报等武汉当地媒体报道，7月中旬的长江洪峰“悄然抵汉”，并已顺利平静通过武汉至九江江段，武汉有惊无险。

不过，这波洪峰通过武汉时，周边以及沿江分洪区灾情严重。江西居民孙良对美国之音说，江西沿江、沿河，低洼地带，尤其是鄱阳湖地区“粮食已经全部被淹掉了，稻谷都没有用了，粮食比较严重，这样的情况下使得个人倒霉”。

江西居民邱婷说：“我这个乡镇受灾严重，住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那里的庄稼泡在水里，种的辣椒都被泥沙泡住，摘出来也不能吃。很多人家里一层都进水，一米多的积水。”

有网友发推：国在，家亡，看到心酸。希望有一天，当这批逃难者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给一杯水，或者一碗饭！行个方便！因为我们都有可能是个遇难者！

政府募捐艰难

政府的基层灾情救助牵动普通民众。孙良说：“民间救济和捐助我是听到有，政府捐助至今没有听说，也没听到过，官方都是一些表面东西，几个乡镇，或者几万人受灾，拨几万块而已，就是这样的表面，私人捐助都是实打实的。政府要好的一面，宣传好的影响，不会真正体谅民众的难处。”

武汉的张毅则说，今年当局对灾区民众的救济杯水车薪：“目前我们看到，当局要让受灾民众自己投亲靠友。网上的段子说，‘上半年不许走亲访友，下半年要你投亲靠友’。我是没有看到网上发出救助，红十字会发下来的救助，平均就是每人一两块钱吧。”

对比往年中国社会以及海内外对中国灾区的捐助，张毅说：“以前大陆只要发水灾，香港同胞是捐得最多的，台湾同胞也捐。但是现在啊，香港搞成这样，说好五十年不变的…… ”

有网民再度提起中国红十字会过去丑闻，称“中国红十字会不是救苦救难的机构，而是中共贪污腐败机构”，因此，洪灾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发起多个捐款项目的筹款所得金额很少。还有很多人表示，一方面真的沒钱捐，另一方面，中共对外大撒钱、对内则要钱，捐款用途无保障，还可能进了贪官腰包，谁会捐呢?

说不清的三峡大坝

楚天都市报说，此次洪峰过后，7月下旬至8月上旬长江可能还会迎来高水位洪水，也就是所谓“七下八上”。水利当局表示，武汉水位至此会“进入下行区间”，然而并不排除还有大洪水的可能性，因为“洪水形成的因素很多”，而且“很难进行准确预测”。

今年汛期三峡大坝又备受瞩目。湖北荆州居民萧守义对美国之音说：“老百姓都不懂，有几个老百姓知道三峡大坝啊？三峡发电，防洪功效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不知道具体情况，不知道三峡大坝有多危险。”

张毅说：“三峡大坝就是一个水力发电站而已，原来做它的时候把它吹到天上，做完后从万年一虑、百年一虑、七十年一虑、十年一虑、不停地降、降、降，其实，它的防洪效率说不清楚。”

山东日照岚山区电视节目主持人姜腾在节目中的话广泛传播：“为什么建了这么多水坝，洪涝却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网络变好了，互联网让洪灾信息源源不断传递到你手机里，造成了洪涝越发严重的错觉。”

关于三峡大坝，姜腾说，没有出现全国驰援武汉，解放军上堤组成“悲壮的血肉长城”，“没有钢管、沙袋、彩条布”，那是因为有“大国重器”-“削峰蓄洪能力极强，宛如定海神针一般的三峡大坝”。

习近平“决策疲劳”

面对中国目前的严重洪水灾情，中国官媒报道“少得可怜”。同时，似乎只是总理李克强现身贵州灾区。香港苹果日报援引政治学者的话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因为要应付疫情、中美关系等诸多问题，目前已陷入‘决策疲劳’状态，面对水灾产生了‘逃避’心态”。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前任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都在水灾中前往视察，而习近平还没有露面，因为他正陷入“执政困难期”，武汉疫情他就迟迟没有到场，只是疫情基本控制后才去做了一下表演。

夏明说：“中国政府过去40年基本上顺风顺水，过去五年的‘国运’，也就是习近平的‘运势’则在衰退，很多事情接连爆发，挡都挡不住，大势所趋，而习近平恰好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能力逃过中等收入陷阱，相反，他做的很多事情更坏。”

夏明还说，中国内外面临的危机，有的是结构性的，习近平做和不做都要爆发，例如，人口老化、环境污染，可耕地缩小等，而他和这代中国领导人毕竟缺乏管理发达和复杂社会的精细能力，洪水面前“无所作为”，某种程度上也是“瘫痪和恐惧”的表象。

[水木罗汉]

中国目前正在抗击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灾。当年设计和建造旨在要“驯服”长江、并引起广泛争议的三峡大坝作用再度受到人们的关注。

今年中国南方一些省市降雨量多，降雨量大，降雨量集中，一些地方河流湖泊严重超出警戒水位，有些堤坝溃堤。中国政府称，三峡大坝抵挡了洪峰，减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压力，降低了经济损失，大幅度地减少了生命损失和紧急疏散的人口。

不过，批评人士称，长江和几个主要大湖今年历史的高水位证实，三峡大坝未能达到当局设计的目标。

路透社引述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研究中国洪水的地理学家尚克曼教授的话说：“修建三峡大坝的主要理由之一是防洪，但是在建成不到20年，我们就面临着有记录历史以来最高水位的洪水。”他说，事实是，三峡大坝无法阻止像今年这样严重的洪水。

中国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星期一（7月13日）在中国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说，水库泄洪，尤其是三峡大坝水库，在控制洪水方面是有效的。

他说，2297座水库共拦洪647亿立方米，其中三峡水库拦洪29亿立方米，避免了723万人转移。

运营三峡大坝的公司上星期六称，从7月6日以来，三峡水库向下游泄洪量减少了一半，“有效地缓解了长江中下游水位上涨的速度和水平”，三峡水库目前的蓄水量达到其总量的88%。

中国江西省鄱阳湖附近村庄被淹一房屋被洪水冲倒。（2020年7月13日）
中国江西省鄱阳湖附近村庄被淹一房屋被洪水冲倒。（2020年7月13日）
但是，长江的部分流域，包括其支流和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却仍然创历史高水位。

叶建春说，6月以来，中国共有433条河流发生超过警戒以上洪水，其中109条超过保证水位，还有33条超历史。长江、黄河上游、珠江流域的西江和北江、太湖都发生了今年1号洪水。目前长江干流监利以下河段以及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仍超过警戒水位。

中国地质学家范晓长期以来对三峡大坝工程持批评态度。他对路透社说，三峡大坝水库的库容不到平均洪水的9%。

他说：“三峡水库只能部分和暂时拦截上游的洪水，但是对长江中下游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无能为力。”

范晓认为，三峡大坝和其他主要大坝项目因为改变长江下游的泥沙流可能会使洪水更加严重。大坝工程发电的需要也影响防洪。

范晓说：“在人们只是考虑用水库解决防洪问题时，他们往往会忽视，甚至削弱江河湖泊调节洪水的自然能力。”

阿拉巴马大学研究中国洪水的地理学家尚克曼说，在一般年份，三峡大坝能帮助缓解洪灾，但是在更极端的天气可能会暴露出其弱点，这一弱点因下游洪泛区的萎缩而加剧。

他说：“三峡大坝水库没有对最严重洪灾发挥重大影响的能力。”

星期一，中国央视播放的视频显示，鄱阳湖问桂道圩、中洲圩、崇复圩发生了漫顶决口。这再次证实被吹嘘的三峡大坝仍未能达到其号称的“防洪”目的。

[水木罗汉]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星期四（7月16日）在密西根州的杰拉德·福特总统博物馆发表讲话，抨击美国科技巨头和好莱坞为了短期利益而讨好中国共产党。他说，中共正在以全社会的方式发动经济闪电战，试图取代曾有世界“民主兵工厂”之称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且已使中国成为世界“独裁兵工厂”。在美中几十年来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经贸关系后，巴尔呼吁美国人重新评估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关系。他说，为了未来的自由与繁荣，美国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必须合作抵抗中共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努力，并抵抗中共的“腐败和独裁统治”。


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最近就中国政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巴尔的演说是最新一次。

以下是巴尔部长讲话的全文翻译：

很荣幸今天来到这里谈谈可能被证明是对我们国家和21世纪的世界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全球野心的回应。中共用铁腕统治着世界伟大古老文明之一。它试图利用中国人民巨大的力量、生产率和创造力来推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让独裁安身于世界。美国对这一挑战如何回应，将带来历史性的后果，并将决定究竟是由美国及其自由民主盟国继续塑造自身的命运，还是由中共及其专制朝贡国来掌控未来。

至少自从18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的技术领军者。我们的繁荣、历代美国人的机会和我们的安全均来自这种超凡的技术实力。正因如此，我们得以在世界历史上发挥关键的作用，击退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利害攸关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维持这一领导地位和那种技术领导地位。我们会不会成为让这一切被盗窃走、实际上是让我们子孙的未来被盗窃走的一代人？

几个星期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谈到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全球野心。他宣布，而且我同意，“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表现出被动和天真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上星期，联调局局长克里斯·雷描述了中共如何通过邪恶甚至是违法的行为来追求其野心的，包括工业间谍、盗窃、敲诈勒索、网络攻击和恶意影响活动。在今后几天，你们会听到国务卿麦克·蓬佩奥的讲话，他将总结摆在美国和自由世界前的利害攸关是什么。

在他上星期讲话之后，克里斯·雷对我说，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宣称他的讲话“尤其令人厌恶”。我对他说，我本来今天要达到的目标是被说成令人鄙视，但我现在要达到“尤其令人厌恶”。但不管中方如何试图形容，我确实希望我的讲话和蓬佩奥的讲话将鼓励美国人民重新评估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只要中国还继续处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我们今天来到福特总统博物馆非常适合。杰拉德·福特在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接触的黎明来临之际，位居我们政府的最高层。重新接触是由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开启的。三年之后，在1975年，福特总统访问中国，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举行峰会。

当时，无法想象中国在冷战之后将成为一个几乎可以与美国匹敌的竞争者。然而，即使是在那个时候就有显示中国巨大潜能的迹象。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黑尔·博格斯和时任少数党领袖的杰拉德·福特在有关他们1972年中国之行的联合报告中写道：“如果她能够实现她的愿望，在下半个世纪里，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自给自足的强国…最后的这一印象，也就是中国有着巨大潜力的现实，也许是我们此行最为生动的。在我们的小团队穿越在那无边的土地之际，那种一个巨人正在动起来、一条龙正在醒来的感觉，不由让我们浮想联翩。”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启动了中国令人瞩目的崛起，他有句著名的座右铭，叫做“韬光养晦”。中国完全是照这句话做的。中国的经济从1980年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2%悄然增长到了今天的将近20%。按照某些统计，根据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我们。将权力集中到了自毛泽东独裁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如今公开表示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建设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以“中国方案”取代美国梦。中国不再韬光，也不再养晦。在共产党统治者看来，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闪电战---一种咄咄逼人、精心策划、全政府、实际上是全社会的运动，意图夺取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独占鳌头的科技超级大国。这一努力的核心是共产党的“中国制造2025”倡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机器人、先进信息技术、航空和电动车等高科技产业的计划。在数千亿美元补贴的支持下，这项倡议对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禁止为国内产出制定配额，但“中国制造2025”为机器人和电信这类产业的核心部件与基础材料的国内市场份额制定了目标（有时高达70%）。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仅是寻求跻身于其他先进工业化经济体之列，而是要彻底取而代之。

“中国制造2025”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的最新版本。对于国际市场的美国公司来说，与中国进行自由和公平的竞争，长期以来一直是个幻想。为使竞争场地有利于自己，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把一系列掠夺性而且经常是不合法的战术掌握得炉火纯青：货币操纵、关税、配额、国家主导的战略投资和收购、盗窃与强制转让知识产权、国家补贴、倾销、网络攻击和工业间谍。在所有的联邦经济间谍起诉案中，有大约80%据称从事了给中国政府谋取好处的行为，在所有商业秘密盗窃案中，有大约60%与中国有关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试图控制欧亚、非洲和太平洋的关键贸易通道和基础设施。例如，在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海上贸易必经之地南中国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几乎整个水道提出了大范围的、历史根据可疑的声索，蔑视国际法庭裁决，修建人工岛并在上面设置军事哨所，骚扰邻国船只和渔船。

另一个扩展其实力与影响的野心勃勃的项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虽然名为“外援”，事实上，这些投资看来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利益和国内经济需求服务而设计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被批评让贫穷国家背负沉重的债务，拒绝重新谈判条件，然后接过该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就像它2017年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所做的一样。这只不过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

然而，同样后果严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控制世界数字基础设施的计划。我之前用过很长的篇幅谈到过对让世界最强大的独裁政权来建造被称为5G的全球下一代电信网络的严重风险。也许相对来说不那么普遍为人所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工智能等其它尖端领域超越美国的企图。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这样的创新，人工智能让机器模仿人类功能，比如面孔识别、解读语音、驾驶车辆、进行需要技巧的博弈，比如象棋和中国的博弈游戏围棋。2017年，北京推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这是到203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世界的蓝图。不管哪个国家涌现成为人工智能的全球领军者，这个国家将处在最佳的位置，不仅开启相当大的经济潜力，而且还能掌握一系列的军事应用，比如利用计算机视觉来收集情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技术主导地位的努力得到了其垄断稀土材料的助益。稀土材料对诸如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动汽车、医疗设备和军事硬件等产业至关重要。根据国会研究处的信息，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国居世界稀土生产之首。“从那以后，生产几乎全部转向中国，”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较低以及经济和环境法规较松。

美国如今危险地要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获取这些关键材料。总体来说，中国是美国的首要供应国，占我们进口的大约80%。这种依赖的风险是真真切切的。比如，2010年，在发生了一次与东中国海岛屿纠纷有关的事件后，北京切断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对我们做出同样的事情。

中国在这些关键领域的进步表明，中国人民共和国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正在取得成功。在一百年的时间里，美国曾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这使得我们可以担任世界的“民主兵工厂”。中国2010年在制造业产出方面超过了美国。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的“独裁兵工厂”。

中国是怎么取得所有这些成就的呢？任何人都不应当低估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勤奋。与此同时，任何人也不应当怀疑是美国使中国的飞升成为可能。中国通过美国援助与贸易的自由流通获取了巨大的收益。1980年，国会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惠国待遇。1990年代，美国公司强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给予其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如今，美中贸易额总计大约7千亿美元。

去年，《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最大型的公司们如何让中国再次伟大》的封面文章。这篇文章详细说明了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如何以允诺市场准入来诱惑美国工商界，然后，在从美国的投资和技术中得益之后，态度就变得越来越敌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关税和配额向美国公司施加压力。监管部门然后使用不发放许可证等手段，歧视美国公司。然而，没有几家公司，哪怕是跻身财富500强的巨头，愿意正式提出贸易投诉，因为他们害怕惹恼北京。

就像美国公司已经变得依赖中国市场一样，整个美国现在也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许多至关重要的商品和服务。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使人们更加关注这种依赖性。举例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某些防护设备的生产国，比如口罩和医用防护服。今年3月，随着大流行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中国给自己囤积口罩，阻止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生产商将其出口到有需要的国家。它然后试图利用这些物资的短缺来进行宣传，向一些国家运送数量有限而且经常有缺陷的设备，并要求外国领导人公开感谢北京运送这些物资。

中国在全球医疗产品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不仅仅限于口罩和医用防护服。它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医疗设备供应商，同时对在华的美国医疗公司进行歧视。中国政府针对外国公司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审查，指示中国医院购买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并向美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在中国建立工厂，在这些工厂里他们的知识产权更容易被盗。正如一位专家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医疗器械制造商正在有效地“创建自己的竞争对手”。

在其他关键的行业，尤其是医药行业，美国也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美国仍然是药物发现领域的全球领军者，但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被称为“API”的活性药物成分生产商。正如一位国防卫生局官员所提到的：“如果中国决定减少或是限制向（美国）运送API”，这“可能会导致国内和军用两方面药品的严重短缺。”

为了在制药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统治者们使用了与摧毁美国其他行业相同的剧本。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药品生产定为“高附加值产业”，并通过补贴和出口退税来壮大中国公司。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系统地掠夺美国公司。美国公司在中国医疗保健市场面临着众所周知的障碍，包括药品审批延迟、不公平的定价限制、知识产权盗窃和假冒产品。在制药公司工作的中国人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因盗窃商业秘密而被抓住的例子。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并对美国的学术医疗中心和医疗保健公司发动黑客攻击。

实际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黑客已经将美国大学和公司作为攻击目标，以窃取与冠状病毒治疗和疫苗相关的知识产权，有时会扰乱我们研究人员的工作。北京已经被发现掩盖了冠状病毒的爆发，因此急于得到公关方面的重大胜利，并希望它能够对任何医学突破宣称有自己的一份功劳。

所有这些例子都应该清楚地表明，中国统治者的终极企图心不是与美国进行贸易。它是抢掠美国。如果你是一位美国商业领袖，那么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带来短期回报。但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标是取代你。正如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所说，“外国公司所认为的大量金融投资、专业知识的共享和重大技术转让将导致中国市场不断开放的想法正在被董事会内部流传的一种笑话所取代，那就是，双赢在中国意味着中国赢两次。”

尽管美国人曾希望贸易与投资将促使中国的政治体制自由化，但这个政权的根本性质从未改变过。它对香港的无情镇压再次证明，与1989年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对付民主抗议人士相比，中国并没有距离民主更近。它仍然是一个威权的、一党统治的国家，共产党掌握着绝对权力，不受全民选举、法治或独立司法的制约。中共监视自己的人民，给他们打出社会信用分数，雇用政府内容审查大军，酷刑折磨异议人士，迫害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包括将一百万维吾尔人关押在思想灌输和劳动营里。

如果中国发生的一切只局限于中国，这已经是相当糟糕的了。然而，不是美国在改变中国，而是中国在利用经济实力试图改变美国。就像本届行政当局的中国战略所认识到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强制统一意识形态的运动并没有止于中国的边界”。而且中共试图在全球扩大影响，包括在美国土地上。

太多的时候，美国公司为了短期利益而屈服于这种影响---甚至以美国的自由与开放为代价。悲哀的是，美国企业向北京低头的例子数不胜数。

以好莱坞为例。好莱坞的演员、制片人和导演为他们宣扬自由和人文精神而自豪。每年，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美国人都会听到有关这个国家如何没有达到好莱坞的社会正义理想的说教。但是，好莱坞现在经常审查自己的电影，以安抚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权侵犯者。这种审查不仅会影响到在中国发行的电影版本，而且还会影响到在美国剧院向美国观众放映的许多电影。

例如，热门电影《僵尸世界大战》描述了一个由病毒引起的僵尸末日景象。据报道，这部电影的最初版本包含了一个片中人物推测该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的场景。 （在小说中，“零号病人”是一个来自重庆的男孩。）但这部影片的制片厂---派拉蒙影业公司据报要制片人删除这个有关中国的提法，希望达成在中国发行这个影片的协议。这笔交易从未实现。

在漫威影业的大片《奇异博士》中，电影制片人把漫画书中一个被称为“古一法师”的藏僧这个主要人物的民族从藏人改为凯尔特人。当他们因此而受到质疑时，一位编剧解释说，“如果你承认西藏是一个地方，而且他是藏人，就有可能疏远十亿人。” 或者，就像中国政府可能会说的那样，“我们不会放映你的电影，因为你决定卷入政治。”

这些只是为适应中共的宣传而进行了各种修改的诸多好莱坞电影中的两个例子。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他的讲话中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但是更多的脚本可能因为作家和制作人知道甚至不去测试这个极限而从未得见天日。中国政府的审查人员无需说一个字，因为好莱坞正在替他们做事。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极大的宣传胜利。

电影业向中共屈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长期以来一直严格控制进入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的渠道，包括对美国电影实行配额制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而配额制的实施违反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好莱坞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国的资金来筹集资金。 2018年，与中国投资者合作的电影占美国票房收入的20％，而五年前仅为3％。

但从长远来看，与其它中国的产业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感兴趣的不是与好莱坞合作，而是收买利用好莱坞，而且最终用国产电影取而代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共一直遵循其通常的作法。通过对美国电影设置配额，中共向好莱坞电影制片厂施压，要求它们与中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然后中国公司可以获取美国的技术和专长。正如一位中国电影高管最近所说的那样，“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源于好莱坞。”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国票房最高的十部电影中有八部是在中国制作的。

向中国叩头的远不止好莱坞。美国的大科技公司也让自己成为中国影响力的棋子。

在美国与中国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的2000年，克林顿总统将这个新世纪称为“自由将通过手机和电缆调制解调器传播的世纪”。相反，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思科等美国公司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中国的防火长城，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互联网监视和审查系统。

多年来，像谷歌、微软、雅虎和苹果之类的公司已经显示出来，它们过于乐意与中共勾结。例如，最近，在中国政府对有关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报道提出抱怨后，苹果公司在其中国应用商店中删除了新闻应用Quartz。苹果还删除了允许用户绕过防火长城的虚拟专用网络的应用程序，并从其中国音乐商店中删除了宣扬民主的歌曲。同时，该公司宣布将把部分的苹果云数据转移到中国的服务器上，尽管人们担心此举将使中共更容易接触到存储在云中的电子邮件、短信和其他用户信息。

最近，我们得以打开在彭萨科拉海军航空基地开枪射击了八名美国人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用过的两部手机。在与他展开的枪战中，他停下来，停止交火，并放下他的手机，并试图摧毁它们，将一枚子弹射入他的两部手机之一。我们当时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这些手机里可能含有涉及恐怖活动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试图在没有苹果公司的任何帮助下打开这些手机。苹果未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我们最终侥幸的找到了一个我们今后可能复制的解决办法。我们找到了他与基地组织在中东的特工之间的通信联络，包括直到袭击发生前一天的信息。你认为当苹果在中国销售手机时，在中国的苹果手机不会被中国当局渗透吗？如果它们完全不受中国当局的渗透，它们就不会被出售。我们当时要的是一个搜查令。如果我们有法院的搜查令，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打开这些手机。这是美国科技公司中已经出现的双重标准。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利用公开报复的威胁和禁止进入市场来施加影响。然而最近，中共也加大了发展和胁迫美国企业高管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幕后努力---这些努力更加有害，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

随着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失去信誉，司法部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及其代理人与公司领导人接触，并诱使他们拥护中共所偏爱的政策和行动。他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推销思路却基本相同：商人在中国有经济利益，而且暗示，取决于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所做出的回应，他们的处境会更好（或更糟）。私下向美国公司领导人施压或讨好以推动政策（或美国政治人物）构成了重大威胁，因为躲在美国声音的背后可以使中国政府提高它的影响力活动，并给亲政权的政策安上一个“友好面孔”。从这些美国商人那里听取看法的立法者或决策者会更加认同他的这个选民，而不是一个外国人。通过掩盖其对我们政治进程的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避免了如果游说活动被揭露而需要对影响活动承担的责任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公愤。

美国的企业领导人可能不会把自己视为游说者。例如，你可能会认为，建立一个互惠的关系只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业务所必需的“关系”---也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交网络系统的一部分。但是你应该警惕可能会被利用，以及你代表外国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涉及《外国代理人注册法》。该法不禁止任何言论或行为。但它确实要求那些充当外国负责人“代理人”的人通过在司法部注册，公开披露这个关系以及他们的政治或其他类似活动，允许受众在评估一个演讲的可信度时考虑到这个演讲的来源。

当然，聚焦美国商业领袖，我并不是想暗示他们是中国影响力行动针对的唯一目标。但是，他们如今已成为中国在美国影响力行动的主要目标。中国共产党还试图渗透、审查或利诱美国的学术和研究机构。例如，数十所美国大学开设了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这些学院被指控迫使主办大学避免讨论或取消有关北京认为有争议的话题的活动。大学必须互相支持；拒绝让中共决定研究工作或压制各种不同的声音；支持希望发表意见的同事和学生；并考虑以牺牲任何学术诚信或自由为代价来满足中共的要求是否值得。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国公司和大学等可能将自己视为全球公民，而不是美国的机构。但是他们应该记住，当初使他们成功的是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和法治以及美国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所提供的安全。

全球化并不总是引导世界走向更大的自由。一个随着共产中国的鼓点行军的世界容不下依赖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或自由思想交流的机制。曾几何时，美国的企业是明白这一点的。他们视自己为美国人，并自豪地捍卫美国的价值观。

例如，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具有标志性的美国公司迪斯尼为政府制作了数十部政府公益信息影片，包括训练美国水兵导航技巧的视频。在战争期间，迪斯尼90%的雇员都在从事制作训练和公益信息影片的工作。为了提高军队的士气，迪斯尼还设计了出现在飞机、卡车、飞行服以及美国和盟军使用的其他军事设备上的徽章。

我猜想沃尔特·迪斯尼如果看到他创立的公司如何与当今的外国独裁者做交易会感到寒心的。当迪斯尼公司制作《达赖喇嘛的一生》---一部1997年制作的讲述中国压制达赖喇嘛的电影时，中共对这个项目表示反对，并且向迪斯尼施压，要求将其放弃。最终，迪斯尼决定不能让一个外国强权来决定它是否在美国发行一部电影。

然而这种勇敢时刻没有持续多久。当中共在中国禁止所有的迪斯尼电影后，迪斯尼为重获准入而大力游说。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为《达赖喇嘛的一生》道歉，称之为“愚蠢的错误“。迪斯尼随后开始说服中国在上海建造一个主题公园。做为交易的一部分，迪斯尼同意让中国政府官员参与管理。在这个主题公园的1万1千名全职雇员中，有300人是活跃的共产党员。据报道他们在办公桌上摆放锤子与镰刀的党徽，并且在营业时间在设施内参加党的讲座会。

像其他美国公司一样，迪斯尼最终可能会认识到在原则上妥协所付出的代价。就在上海迪斯尼开业不久，一个中方拥有的主题公园就在距离几百英里的地方冒了出来。媒体报道说，这个主题公园里的人物看上去令人生疑地与白雪公主和其他迪斯尼商标相似。

美国公司必须明白其中的风险。中国共产党思考的是几十年和几百年，而我们倾向于聚焦下一个季度的盈利报告。但是如果迪斯尼和其他美国公司继续向北京低头，他们所带来的风险不仅是破坏自己的未来竞争力与繁荣，还会破坏使它们得以兴盛的传统自由秩序。

在冷战期间，后来成为鲍威尔大法官的路易斯·鲍威尔向美国商会发出了一份重要的备忘录。他提到，自由企业体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并呼吁美国公司要更加努力来维护这个体系。“是时候了，”他写道，“的确，这是早就应该做的---要把美国企业的智慧、创造力和资源调动起来，对抗那些企图摧毁它的人。”

今天也是这样。美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对我们的生命和生计构成的威胁。他们会更越来越多地公开批评企业的绥靖行为。

如果公司害怕独自挺身而出，那么集体行动就会有力量。就像鲍威尔大法官说的：“力量来自于组织，来自于细致的长期规划和实施，来自于无限期的多年行动的一致性，来自于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的融资规模，来自于只有通过团结行动和全国性的组织才能获得的政治力量。”

虽然多年来都在默默接受中国的共产党当局，美国科技公司可能终于通过集体行动找到了勇气。在中国最近对香港强制实施严厉的国安法以后，据报道许多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脸书、谷歌、推特、Zoom、领英宣布将暂停遵守政府提出的提供用户资料的要求。和以往一样，共产党官员威胁要监禁不服从的公司的雇员。我们要观察这些公司会不会坚持到底。我希望它们会。如果它们能够团结在一起，它们会给其他美国公司树立一个抵抗中国共产党腐败和独裁统治的好榜样。

中共发动了一场触角遍及中国政府和社会每一个角落、精心策划的行动，来利用我们的机构的开放性，其目的是摧毁它们。为了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拥有一个自由和繁荣的世界，自由世界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全社会方式，让公共和私营部门在保持必要分割的同时能够共同合作来抵制控制，赢得掌握全球经济制高点的竞争。 美国曾经做到过这一点。如果我们重新点燃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相互之间的爱和奉献，我相信我们---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一道可以再次做得到。我们的自由有赖于此。

[水木罗汉]

一次较早的发射因为硬件问题而取消后，美国宇航局计划在本月底发射最新的火星探测车。宇航局要在八月中旬以前发射成功，否则会因为行星校准问题导致任务延误，并付出昂贵代价。

最近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科学家和任务人员将宇航局的恒心号探测车装进火星2020航天器的机鼻内，准备改期发射。

柯尼斯·法利是项目科学家。法利说：“我们比七月十七号原定发射日期推迟了几天，在火箭组装上有过几个技术问题，但现在航天器已做好发射准备，就在几天前，航天器已被固定在火箭顶端。”

科学家们现在正在对飞行器和助推器进行最终测试。

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研究科学家伯大尼·埃尔曼说：“发射火箭的困难之一是，你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包装妥当，正好放进航天器里。因此，推迟并不是因为探测车的缘故，而是把探测车包装到火箭里，并且要确保火箭发射准备就绪的问题。”

美国宇航局的伯大尼·埃尔曼说，宇航局在因为火箭问题取消原定发射之后，对完成发射任务的两周窗口仍持乐观态度。

埃尔曼说：“通常，如果飞行器的所有状况都亮绿灯，而且天气良好，那么发射将在第一天进行。窗口期是为了顾及恶劣天候、其它意外和紧急事件。因此，我们对发射升空非常乐观。”

但，如果八月中旬还没有发射，那么这个任务就得等到地球和火星在2022年重新正好对齐，仅仅因推迟就可能耗资五亿美元。美国、中国和阿联酋本周起都在向火星发射无人航天器，继续在这个行星上寻找古老的生命迹象。

与此同时，被称为新世界的彗星C 2020 F3，最近在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出现之后，在北爱尔兰的上空划过，美国宇航局称之为“自然烟火”，一直到八月中旬，新世界彗星在每天日落后，都应该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