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纪元之始

[水木罗汉]

我国历法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历法之处，就在于是用干支符号记录。辛亥革命成功后当局宣布借用西方的历法作为国家的行政历法，这并没有影响民间对传统历法的继续使用。即使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70年的今天，其间还经历了毛泽东发动文革，企图用十年不办教育、用彻底破“四旧”这些比秦始皇焚书坑儒严厉百倍的手段将传统文化彻底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很多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人，在向我求问人生时，依然会说自己报的出生时间是农历，而非阳历。
    我国历法用十天干、十二地支配对组成六十甲子以纪时，为什么不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简单的序数？就在于干支符号有着阴阳五行说内容的承载。
    阴阳五行说是中华民族哲人对自然现象进行一如老子所说的“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并不断地“玄之又玄”后，归纳出的对宇宙、自然、生命的最为原始、最为本质的概括认知。
    中国教育已全盘西化。所以受西方科学哺育成长，包括已被称为专家、学者的人，其宇宙观、自然观，都与我国春秋时期由邹衍率先发起的阴阳五行说相脱节、相背离。很长时间，掌权者不自知、不反省，反诬阴阳五行说为封建迷信之邪说。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他们常问，天地开辟之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是怎么确定的？其依据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从传统国学的角度看，属于蒙童之问。私塾老师会做如下简单明确的回答：
    第一、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是古代天文历法学家制定的。
    第二、由于天地运行具有相对封闭的周期性，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轨道具有相对重叠性，所以，这个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是天文历法学家根据这个相对封闭的运动轨道的时空特点确定的。
    第三、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干支五行有具体的时空指代、气象指代。比如甲，就有为木、为上升、为东方、为第一的基本属性。天文历法学家将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轨道按天象、气象、物象，划分出24个节点，又将地球围绕太阳运转一周的时空划分为12时辰。以神州大地的黄河平原为中心，从而确定“立春节”为一地球年的开始。按阴阳说，子时为阴气大旺开始转向阳升之时，升者甲之属性也；从物象看，上升之物木也。故最早的历法起点“甲子年”代表的是一年之始，“甲子月”代表的是春之始，“甲子日”代表的是一年之始，“甲子时”代表的是一天之始。
    因为地球围绕太阳做的是圆运动，一年的第一个月、第一天究竟从哪一个节点开始，的确有人为的考量。于是，由于主政者的主观意志，古代历法遂有夏历、商历、周历、秦历，其不同点，充分反映了胜者为王的霸道。但历法毕竟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在几经反复之后，统治者终于克服了自己掌权后的随意性，认同夏王朝把一年的第一个月定在寅月，更符合神州大地天象、气象、物象。所以，我们今天使用的历法，将其叫做“夏历”，也没有错。
    我想，通过上面的文字解说，读者自会明白我国历法的制定，具有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其依据具有三向坐标轴的立体几何特点。由此原则确定的甲子日，自然也严谨地指代了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那一时的三向特征。
如此分析，自会明白，西历用数字化的天地纪元之始，用的始基督降生之日。我国历法用干支纪元天地之始，依据的是地球围绕太阳进行太空运行特定的“天象、气象”和自身所有的特定“生命物象”。
这就是利用干支历可以预测地球生命的关键所在。

                                               2020年5月7日星期四

[水木年华]

干支历的出现在干支论命体系之前，因此无论其首日是如何确立的，都对用干支历所形成的八字来预演人生没有影响，谢谢老师

[水木罗汉]

命·运
为什么利用人出生时间的干支历表达，就能窥视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这是当代自认为有很高科学素养的人很难想通的问题。因为想不通，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不科学的，甚至断定此乃江湖术士设计精巧的诈骗术。然而，三十年的实践研究告诉我，这是真正科学的好学问。
干支预测术最大的科学性在于它的实证。也就是它的每一个经验性判断，都是来自其实证对象不受诱引、不受干扰情况下的自我意志实践。
干支预测术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按自由意志出生、长成、寻偶、繁衍，能任性表达喜、怒、哀、乐、病、苦的人们的活动轨迹。所以，经历两千多年积累的论命经验，是经受了无数代人实践印证、无数命师潜心考察、研究，也就是老子说的“玄之又玄”（无限重复的分析与归纳）后的宝贵结晶。
远在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就对性命之说、命运之说，展开了热烈的争辩讨论。儒家、法家都主张人的生命活动有规律可循，因此也就是可预期、预测的，从而得出人“死生有命”的结论。唯独墨家，以其《非命》篇铿锵有力的文字，彻底反对“命由天定”说。我在还是少先队员、共青团员时，甚至直到1990年没有亲自潜入命理之河之前，都深信墨子之言。因为其中有一个非常令人无法反驳的证据：秦军坑赵军40万降卒于同一天，难道说这40万人都命中注定要在同一天被活埋于斯？
这说明我的思想智慧远不如东汉时期的王充。王充家贫，靠给地主打工以谋生；靠在路边地摊站着、蹲着读书以长见识；靠在大富人家白天打工，晚上借书回家“凿璧偷光”而学富五车。《后汉书》有他的传记，对他的评价是：“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乙未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我党理论家一直把王充视为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的《定鬼》被作为脍炙人口的古典范文长期选入中学教材，便是证明。以下是我在1992年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推命术揭秘》一书中对王充论人命运的文字：可一生反对迷信的他，却坚决主张命运是客观的存在。他说：“凡人偶遇（碰上好运）及遭累害（灾祸），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在他所著的《论衡》一书中，写下了《命禄》、《气寿》|《幸偶》、《命义》|《无形》、《吉验》|《初禀》|《物势》等篇章，不仅空前地宣扬了天命的存在，是客观必然，并且还对命运的奥秘作了至今仍令人惊叹的探索。
在《命禄》中他说“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自富位自危。”如此，则“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如睿智的孔子，就“犹无成立之功”，所以“富贵有命禄，并不在贤哲与辩慧”。比如“越王翳逃山中，至诚不愿，自冀得代，越人熏其穴，遂不得免，强立为君，而天命当然，虽逃避之，终不得离”，由此得出“富贵之福，不可求致；贫贱之祸，不可苟除也”。于是他提出“信命者，则可幽居俟时，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
关于“命”，王充之前无人论说。我们只在《说文解字》中，看到段玉裁注“天之令也”。王充在《命禄》中说：“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不善者矣。天性，犹命也。”在《初禀》中说得更清楚：“命，谓初所禀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则受命矣。性命俱禀，同时并得，非先禀性，后乃受命也”。
我在课堂上曾经这样分析“命”字：
人：是一个男人和女人的组合，左撇为阳，为男；右捺为阴，为女。（人类社会曾有过母系社会，以母为贵；中国政治等级相应地也有过以右为贵的时代）。
一叩：就是男性生殖器对女性生殖器的一次触碰、交媾。
也就是说，“命”字的会意就是男女交媾，就会繁衍出新的生命。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语言表达，就是“性命”相连。也就是王充所说的“性命俱禀”——一个人的生命和基本性格来自父母交媾时的先天遗传。这个性命说，相对于西方的“上帝造人”说，是何等的清晰与科学啊！所以我说王充留给后世的《论衡》，是我国最早认真研究人学的书。
既然生命与基本性格来自父母交媾时的先天禀赋，为什么四柱推命术不采用父母交媾时母亲受孕的时间，而是用胎儿离开母体独立与天地相接的时间？这也是好些专家、学者搞不明白的地方。
我的思考结论是：
一、受精卵诚然是禀父母精气神而成，并被母亲怀胎孕育，正常情况下要十月才“瓜熟蒂落”，这个过程始终是父母先天之气处于继续充盈的状态。而胎儿是否健康成形，完全取决于母亲的主观意志、作为。胎儿只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而已。
二、虽然人之性命源于父母的先天禀赋，但绝不等于是一半父本与一半母本的简单相加。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有更体父亲者，也有更体母亲者，更有既不体父也不体母者，也就是说男女交媾后的受精卵，相对父母而言，有着质的变化（变多变少，因人而异），甚至质的提升。
三、胎儿离开母体之后第一时间的第一动作，是与天地正气相接。这就是胎儿的第一次哭声。这哭声宣示着从此他/她作为独立的个体与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开始进行自由意志的交流。第一声哭叫，难道不是他清醒地知道，今后的人生苦乐之旅，将由他个人独立承担了吗？如此胎儿出生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自然条件之优劣、社会制度之好坏、家庭背景之贫贱富贵，对新生命的铺垫与约束，不是立即蜂拥而至吗？这就是先天的命，将要遭受的后天的运。运者，动也。生命的运动，既是自由的，也是绝对不自由的，其原因就在于此。
四、这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古哲先贤对男女行运规则的认定。在四柱推命术中，规定男命出生在干支历的阳年，其大运轨迹按出生月顺排；女命出生在干支历的阴年，其大运轨迹也按出生月顺排。男命出生在干支历的阴年，其大运轨迹按出生月逆排；女命出生在干支历的阳年，其大运轨迹按出生月逆排。这里隐含了《易经》“阴阳顺逆之机”的思维。究竟这一规定是源于《易经》思维理论，还是源于天文历法学家对天地自然万象的实地考察的顿悟，抑或是古代人学研究者和中医大家对人体生命实地追踪考察之经验，我不能确切说是某一路数所使然，只能说或许是多渠道探讨多人智慧的结晶。
前人曾这样立规：民间算命师只算活人，不算死人。他们认为若算了死人，自己的人生会很倒霉，这也就断送了他们“知其然”以及“知其所以然”的机会。
    我对干支预测术做了突破性的研究。基于现代全息论的观点，我算了孔子死后的命运，发现他在文革十年会倒霉。而现如今他又在神州大地再度风行，确实符合他的大运推演。我在《人学启蒙》下部，更利用开国元勋们死亡时间的绝对精确，回顾了他们被世人熟知的一生。在入格排大运方面，我也有过自己的探索。读者若细心审读，则会发现我在探索过程中的摇摆与混乱，最后依然得遵循既有之规，方顺利完成回顾研究。读《水木罗汉如是说名人八字》，则更会发现我已深刻理解生命与时间的关系。
    尽管如此，我依然要说王充是伟大的思想家，是我国历史上人学研究最为了不起的开创者。他对墨子《非命》篇中所举的秦国坑赵卒四十万于一日，从而不承认人生有“命运”之说，作了极为简洁精彩的反驳：个人有个人的命运，家庭有家运，国有国运，个人的命运要受家运的影响，家庭的命运要受国运的影响，国运要受天运的影响。
    这不，我党、我国，何其强大，正当他们斗志昂扬地要率领我们实现全面小康之际，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就让我们大伤元气，就让世界哀怨之声四起……
                             
  2020年5月10日星期日

[谷子登]

中医刚开始，也是实证，同门。

[水木年华]

中医刚开始，也是实证，同门。

实证是需要前提的：
论坛一朋友，在认定甲辰大运的时候，坚持认为不好，余以为是好运，
事主原帖：http://ganzhi.me/index.php/topic,15227.0.html
日主的统一回复：
“1.甲辰大运不如乙运远亦！甲木运唯一的亮点是己卯年高分考上心仪的大学，之后却学业不顺、求职一般，甚是郁闷。
2.乙木运正如蔡老师所言，身杀两旺。10年换工作到满意的单位；12年得女，并在事业上得到良机；14年提职，但也得了一点病；16年购房；18年购房。以我经历看，甲木枭神对我甚是不利。”
3.目前的困境在于，事业上欲更进一步，但靠山已退，进一步非常难，甚至有看不到希望之感，急需诸位老师指点。

本人的回复：
“读书求学的运程，得心仪学校不能说不爽，所以好坏的标准在哪里？
难道从一岁就开始日进斗金才是爽？
每个大运有每个大运的主线，怎么算好，怎样算坏？
对于好坏，无论是自己还是外人一时都难以分辨。。。”
我由此产生了疑问：好坏大小多少的标准如何认定？

如丙寅日主这样的例子，相信并非偶然，这种情况是难以实证的。
只有当日主和预测者意见统一的时候：例如同时认为是好运或坏运，实证才有可能，这当中隐含的前提即：大家认定好坏的标准一致。
因此实证的前提是：必要标准的确立，并且能够被认可，这其实也是干支圈一直在争论的焦点。。。

[水木罗汉]

水木年华君的问题提得很好。标准问题的确是当今人类很头痛的问题，特别在中国，更是如此。
我的观点是：对人生际遇的评判标准，永远都是相对的：
第一，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与自身的性格、脾气、追求有关。所以，其幸福感的标准，往往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设定的。我曾在其他地方说过，乞丐会以在垃圾筒中搜到一没有开封的盒饭，食品，立即认定自己今天很幸福。炒股之人，会以昨天刚刚购买的股票，今天就涨停板，感到很幸福。恶人以今天居然连续欺负了几个胆小鬼而洋洋得意，善人以今天又遇到了志同道合者而感到幸福，守财奴以财富不能滚雪球般增长而痛苦，病家以无钱求医买药而痛苦……两者都是命理说的”运气好、坏“的表现。但各自对幸福感的认知和满足，竞然如此大不同。
第二，个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差异，也会让对面对同一事物的幸福感，大不相同。处深山之巅的人，以吃水为难，居江河之滨的人，以河水泛滥为忧。中国父母以孩子听话为骄傲，德国父母以孩子能独出心裁为骄傲。中国父母往往对孩子的一些想法，评定为好高骛远，或者荒诞不经而严令禁止；欧美国家的父母，对提出同样问题的孩子，则大加表扬，甚至帮助实践施行。
第三，个人的经历也会影响其对幸福标准的认定差异：一个穷孩子，从农村到城市，以能在城市立足为幸福。一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很有可能会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时时发出自己并不幸福的哀叹。
对此，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普希金写了一首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

[水木年华]

谢谢老师

[水木罗汉]

我和无幻君有过同样的感受，相似的际遇。
那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是教数学的，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张堃方。我是从初中跳级到高中进他的班的。每学期的操行评语，他总在表扬一大堆之后，写上注意克服骄傲自满情绪。我对此内心十分不满：我何尝骄傲过？这种抵触情绪发展到我不再认真听他讲课，我在初中时期各科成绩还全面发展的我，逐渐开始偏科。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少年不经事。自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我，却未想到我的这种言行所引发的客观反映。自己性格、脾气与社会主流的格格不入，自然会造成自我认定与社会评价的极大反差。
记得在大学被打为右派之后，一直在日记中写：反右斗争是正确的，这次运动就好比医生开刀做手术，在把腐肉割去时，必然会伤及到好肉。我就是那好肉。当时也有同学私下悄悄告诉我：本来不划我为右派的，只因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下达了在大学必须抓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右派。再加上我态度恶劣，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我遭受二十年厄运的原因：
1，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要不我怎么会给自己取名“罗建中”？
2.同学们也认为我不够党中央规定的右派标准，只因我的态度不好，再加上党内部下达了抓右派的指标。有同学还私下告诉我。
我讲自身的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一个人的命运，既不是纯客观的，也不是纯主观的，而是客观和主观意志互动的结果。还是王充说的那句话：国运大于家运，家运大于个体的命运。
这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士大夫（今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今日的士大夫，多数人仍在“君臣、父子”这样一个儒家社会道德伦理中寻求社会治理的良方。多数中国人依然沉浸在盼望清官廉吏，好皇帝的幻想之中。这种本质上属于把命运寄托于外在因素、力量，而不求自身独立，自我建设的思维方式，真正不符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易学精神。
这也就是我把自己的生命，精力放到对易经思维的理解上，把一切旧学（当下人们所称的国学，在毛泽东时代，属于“四旧”之一），都置于自己批判审视的对象的原因。不过我和毛泽东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否定儒家文化，是为了独树自己的“毛泽东思想”，我是遵循了他的一句教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是要在神州大地“一枝独秀”，我是真正实践他说的要再现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自有他的伟大之处，但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食言”家，也不假！

[水木年华]

老师确立标准还有一层意思：
以旺衰法例，其始终也没能说清楚，多少或者怎样算旺，多少以下算衰，这个标准没有，旺衰法可以立足？（当然也可能是有，我不得而知）
且更不必谈，多种派别对于基本的共识都没能达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万事顺意]

老师确立标准还有一层意思：
以旺衰法例，其始终也没能说清楚，多少或者怎样算旺，多少以下算衰，这个标准没有，旺衰法可以立足？（当然也可能是有，我不得而知）
且更不必谈，多种派别对于基本的共识都没能达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问题是旺衰法是有标准的，真正难懂的是人的思想。个体具有主观意识上差异，对命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水木罗汉]

人学研究的麻烦是这样的：
一，无论任何标准，都是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主观认定刻度。这种主观认定主体，可以是不同的个人，可以是特定群体。
二，关于国运之好坏，家运之好坏，个人命运之好坏，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群体，更有不同的认定。比如，美国人认定我们生活在专制政体之中，苦；中国人习惯了在这种体制牢笼中寻亲个人自由，不以为苦，反而认为有空子可钻。大不了我就赖上你了，反正爹亲、娘亲，不如党的亲。目前很多人就以这种态度赖上要管一切的党。……所以，人类除了对惰性事物作的标准，具有相对持久性外，其他任何标准，都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
三，个人的命运，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每个人对直记命运的好坏，也都有极不靠谱的差异性，因为个人，既是自我命运的缔造者，也是自我命运的裁判者。

[水木年华]

嗯，如果八字评价体系能够摒弃个人主观部分，用确定性的评语来说明结果，那就清晰多了；
例如不讲早晚顺逆大小多少好坏之类的评语，因为这些的标准是相对的，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标准说不清楚，只有两个极端容易认定，其余中间部分都是模糊不清的，说好说坏，说大说小，说多说少，都可以。。。
而如果能用确定性的语言来描述，无论对于理论体系自身的明确度，还是对于验证都是非常有利的

[华丽]

计量或许有唯一结论，人文内容就并非如此，我想人生正是因为有下列解读，所以给了我们占卜人士无数操作空间，最后目的无论现实还是心里寄托都希望被预测者过的更好，当然最好现实也是如此。当我们自身占卜的明白，你一个如同山村走出人士你及时城市里面吃上回锅肉，依旧层次有限，与生活在城市顿顿回锅肉，本身就是差距，而不是因为前者自己觉得幸福，后者觉得乏味而，后者不如前者。只能说这其中度由我们占卜人士来把控以建议。占卜看到的是一副没有声音的画面。以外展示以及众多人言语认可的，作为标准。或者说群体标准。个体标准与群体标准存在差异。

水木年华君的问题提得很好。标准问题的确是当今人类很头痛的问题，特别在中国，更是如此。
我的观点是：对人生际遇的评判标准，永远都是相对的：
第一，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与自身的性格、脾气、追求有关。所以，其幸福感的标准，往往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设定的。我曾在其他地方说过，乞丐会以在垃圾筒中搜到一没有开封的盒饭，食品，立即认定自己今天很幸福。炒股之人，会以昨天刚刚购买的股票，今天就涨停板，感到很幸福。恶人以今天居然连续欺负了几个胆小鬼而洋洋得意，善人以今天又遇到了志同道合者而感到幸福，守财奴以财富不能滚雪球般增长而痛苦，病家以无钱求医买药而痛苦……两者都是命理说的”运气好、坏“的表现。但各自对幸福感的认知和满足，竞然如此大不同。
第二，个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差异，也会让对面对同一事物的幸福感，大不相同。处深山之巅的人，以吃水为难，居江河之滨的人，以河水泛滥为忧。中国父母以孩子听话为骄傲，德国父母以孩子能独出心裁为骄傲。中国父母往往对孩子的一些想法，评定为好高骛远，或者荒诞不经而严令禁止；欧美国家的父母，对提出同样问题的孩子，则大加表扬，甚至帮助实践施行。
第三，个人的经历也会影响其对幸福标准的认定差异：一个穷孩子，从农村到城市，以能在城市立足为幸福。一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很有可能会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时时发出自己并不幸福的哀叹。
对此，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普希金写了一首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