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日（己亥年 甲戌月 甲辰日）

[水木罗汉]

2019年10月3日（己亥年 甲戌月 甲辰日）
出生年或者出生日为狗的朋友，今天易有职、地之变，或乔迁之喜。望注意墙壁、水管出问题。


六十组干支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干支历的十二个时辰：
子时：23点—凌晨1点
丑时：凌晨1点—3点
寅时：凌晨3点—5点
卯时：凌晨5点—7点
辰时：7点—9点
巳时：9点—11点
午时：11点—13点
未时：13点—15点
申时：15点—17点
酉时：17点—19点
戌时：19点—21点
亥时：21点—23点
己亥年干支历（阳历转干支历）：
立春2月4日，丙寅月始；
惊蛰3月5日，丁卯月始；
清明4月5日，戊辰月始；
立夏5月6日，己巳月始；
芒种6月6日，庚午月始；
小暑7月7日，辛未月始；
立秋8月7日，壬申月始；
白露9月8日，癸酉月始；
寒露10月8日，甲戌戌月始；
立冬11月7日，乙亥月始；
大雪12月7日，丙子月始
小寒1月6日，丁丑月始。

[水木罗汉]

中国年轻人炒鞋风愈演愈烈 热度上升
特稿
几个月前，19岁的佛山女孩小敏在一个社交平台上被幸运抽中，获得以1800元（人民币，下同，347新元）价格购入一款阿迪达斯Yeezy球鞋的资格。到手两周后，小敏在微信朋友圈以2900元的价格将鞋子转手卖出。这是她第一次试水球鞋交易，收获逾千元的进账。
小敏的交易让她母亲觉得不可思议。对球鞋的认知，这名70后母亲还一直停留在实用与消耗品的层面，“没想到现在可以这样玩了”。
“老年人炒股，中年人炒币，年轻人炒鞋，总有个坑适合你。”这句网络调侃段子的背后，是球鞋在中国疯狂热炒的现状。从原本的小众圈子，球鞋近年逐渐走向大众消费领域，成为当代青年街头潮流的主流。在品牌商、转售平台共同推波助澜下，炒卖鞋子俨然成为一门生意，一双原价1000多元的球鞋，很可能因为市场因素在短时间内价格翻了数倍，甚至出现期货化：鞋子尚未上市发售，价格就已偏离正常轨道，在一些平台被炒至数倍高价。
在一些球鞋二手交易市场软件里，鞋子价格有K线图，类似股票交易，高低涨落一目了然。部分平台还有寄存功能，经鉴定真伪后，把鞋子存放在平台仓库，只须转让鞋子的所有权，就可击鼓传花，实现利润获取，需要实物时，用户再向平台召回，便可直接从仓库发货给买家。
电商交易平台助推潮流球鞋热度上升
潮流球鞋在中国市场的热度为何一再上升？《中国青年报》引述一份名为《2019年中国球鞋文化市场现状及潮流品牌分析报告》指出，在球鞋电商交易平台助推下，松散的球鞋交易市场被集中化与规范化，球鞋的收藏价值、炫耀价值、交易价值被逐一激发，使得球鞋成为一种“社交货币”。
新加坡潮牌交易平台Novelship创始人之一薛寓宇（Chris Xue）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中国当下的球鞋热潮，其实10几年前便已埋下伏笔，购买潮流球鞋或炒鞋的人群，年龄大多在20岁至30多岁。这群人起初开始接触篮球文化，随着中国消费能力提升，科技、物流不断发展，追随球鞋文化也变得可能。
球鞋的收藏功能被放大，背后无疑是巨大的利润空间。美国球鞋转售平台Stock X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18年球鞋二级市场销量中，相比发售价的二级市场价格，耐克旗下的AJ、耐克、阿迪达斯三大品牌分别溢价59%、58%、25%。
像小敏这样的普通消费者，也能凭借一点运气在这个市场里获利，更何况场外手握巨资的玩家。多家球鞋交易平台崛起，《北京商报》称，今年4月底完成新一轮融资后的中国球鞋交易平台“毒”，最新估值已达10亿美元（14亿新元），成为中国头号“鞋贩子”。
在中国一二线城市，限量新鞋发售时，经常可以看到大批人群在商店门前通宵排队抢鞋的情形，甚至不惜为此大打出手。这些人当中有真正的球鞋爱好者，但更多是希望通过倒卖球鞋赚上一把的黄牛。
对于不断飙升的炒鞋热度，央行上海分行上月发出风险警示称，目前国内炒鞋交易呈现证券化趋势，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为炒鞋平台提供分期付款等加杠杆服务，杠杆资金入场助长了金融风险，平台一旦“跑路”，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多家球鞋交易平台做出调整，试图削弱球鞋买卖的金融功能。斗牛9月底发出告示称，为了遏制炒鞋，帮助理性消费，该平台下架主动寄存功能，并整顿涨跌幅、比价功能等。
薛寓宇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市场供给和需求会对价格产生影响，而球鞋交易也有其规则，须经过分析。并非某个品牌就一定会火，也不是商品稀有就一定有价值。
他也认为，目前潮鞋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如日中天，而且很有可能继续向上，但如果参与交易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不会去穿自己购买的鞋子，那么这个泡沫很可能会有破碎的一天。

[水木罗汉]

浙江上课戴监测头环被批侵犯学生隐私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中心小学引进智慧头环，上课时让学生佩戴以监测他们的专注度。头环会为学生注意力打分数，并通过系统传到教师的手机，再由教师把分数发给家长。
浙江金华一所小学部分学生被爆上课须头戴声称可监控注意力、外形酷似孙悟空紧箍的头环，引发舆论质疑此举涉嫌侵犯学生隐私。为平息风波，校方已暂停使用头环。
《华尔街日报》9月19日率先发出视频报道说，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中心小学引进智慧头环，上课时让学生佩戴以监测他们的专注度。头环会为学生注意力打分数，并通过系统传到教师的手机，再由教师把分数发给家长。
据报道，一些师生对头环效果非常满意，但也有学生因被家长敦促要更集中注意力而倍感压力，也有学生申诉戴头环会痛。
该媒体上月24日再度报道此事，后来又被头环的生产商高层在朋友圈转发，随即引发舆论哗然，一面倒批评校方剥夺学生自由，造成极大压力并侵犯隐私。有网民认为应该“放过孩子”，也有人质疑头环是否安全。
官媒《人民日报》前晚也在微博上加入声讨行列，发贴文称“与其用科技‘紧箍’监测专注力，不如用更好的课堂提升吸引力”。
在舆论夹攻下，金华官方前天回应说，已责令学校暂停使用，并让全区学校进行自查。官方也称，头环收集的数据不会外流，不会泄露孩子隐私。
澎湃新闻引述金东区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使用头环的学生来自实验教室，头环也并非天天佩戴，而是一周一次。由于心理作用，学生使用该头环时，注意力的确有所提升。
生产头环公司董事是校友去年捐50台给母校
“学生是无偿、自愿使用头环，家长也对此表示认可，学生也未产生任何不良反应。”
头环据报已在孝顺镇中心小学使用近一年。生产头环的浙江强脑科技公司（BrainCO）的一名董事是该校校友，去年9月捐赠50台名为“赋思头环”的产品给母校。该头环目前一套售价至少3499元人民币（675新元）。
据介绍，头环利用脑神经反馈训练原理，加强儿童专注力，每次使用头环时间约半小时。头环上有指示灯，亮蓝灯、黄灯、红灯，分别代表佩戴者注意力涣散、正常、专注。
不过，教育专家痛批，让学生佩戴智能头环检测注意力没有科学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不能违反基本规律，要求孩子在更长时间内集中注意力。这种做法也把孩子当作机器，成为没有主体性的对象，违反基本伦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昨天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对学生的教育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便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实验也必须谨慎。
熊丙奇说：“给学生戴监测头环，收集数据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分析，就涉嫌侵犯学生隐私，影响学生的人格发展。”
他也警告，长期在监控环境中学习、生活，会让学生养成表演性人格。“这就不是教育，而是反教育。”
鉴于目前各地教育部门、学校热衷于引进人脸识别、大数据等技术，用于课堂教学和学生管理，熊丙奇认为，中国有必要出台国家层面的规定，限制这些技术的任性使用。
他预测，若无法律法规约束，加上资本力量推动，一些看上学校这块市场的技术公司，可能会开发跟踪、监控、分析学生行为的系统，在学校中被滥用。

[水木罗汉]

11月2日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射阳县委原书记徐超动用财政资金编辑《徐超文章选编》26卷，为自己营造声势捞取政治资本。
文章还列举了多个江苏落马官员的案例，并这样评论：一个个落马干部用自己付出的沉重代价告诫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要绷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对标对表，自觉把“两个维护”融入思想灵魂，贯彻到实际行动中。
据公开资料，徐超1958年5月出生，一直在盐城工作，曾任阜宁县县长、盐城市城区(亭湖)区委书记，2007年至2012年任射阳县委书记，2012年6月任盐城市政协副主席，2014年5月被查。
据报道，徐超在2001年担任阜宁县县长、2003年任亭湖区委书记之后几年里，认为自己的仕途一直徘徊不前，“心里很不舒服”，开始有了“别的”想法。

2015年8月，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80万元。判决书显示，徐超利用服务企业经营、干部职务职级晋升及调整等方面的职务便利，总共收受、索取39人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53万余元。
徐超编辑出版自己的“文选”的时间，是在主政射阳县期间。
此前盐城纪委监委网站介绍，从政之前，徐超做过中学老师，对名和权看得较重。接受调查期间，徐超多次夸耀自己的政绩。据了解，主政射阳时，徐超出版了一本《徐超文选》，专门汇总他的各种讲话。
此外，徐超还受贿过一副号称是著名画家黄永玉的画作，落马后被鉴定为赝品。
据盐城纪委监委网站报道，徐超曾收受过商人送上的一副号称为黄永玉作品《诸君一笑图》。据该商人供述，算上《诸君一笑图》，他共买了两幅画，总共花费20万左右。徐超落马后，这幅画被检察机关查没后，经鉴定为赝品，价值为4500元。不过在2016年5月，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幅画进行司法拍卖时，虽然已明确标明赝品，仍被一名竞买者出价10.09万元购得。
另外，徐超还有一名接触多年的情人。
从2004年开始，徐超和该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2009年，事情败露，该名女子的丈夫要去举报徐超。经过中间人协调，决定私了，由徐超赔偿该女子丈夫100万元。
由于徐超家的财政大权一直由妻子掌管，妻子的态度是：“你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
徐超舍不得从自己家里拿出这笔钱，找到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两个老板翟某和朱某，告诉他们自己想在南京买套房子，需要各借50万，但并未列明还款日期和利息。直到2014年3月，在徐超知道二弟徐海峰被调查后，向朱某和翟某退了这笔款。
承办人介绍，在徐超借款的几年里，徐超家里一直有还款能力，却始终不见还款，徐超本人主观上也存在不想归还的故意。

徐超还是一名“卖官书记”。在被认定的350余万元受贿款里，有近三分之一与卖官有关。
检察机关查明，2009至2014年间，共有22人向徐超行贿，行贿时间基本在春节期间，理由都是“拜年”、“表达心意”。检察机关调查发现，徐超作为县委书记，对所属干部的任用、职务职级晋升、调配具有决策、决定权。“虽然这些送钱的人，并没有明确说明具体请托事项，但是无论是收钱的徐超，还是送钱的这些人，都对送钱的原因心知肚明。”
一位曾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官员曾向某媒体直言：买官卖官几乎是心照不宣的潜在规则。甚至什么级别什么价码，都有不成文的地下行情。其透露，某乡镇干部多年位置没动，通过亲属向徐超送了共计10万，后来如愿进了县城某局。
某局长勤勤恳恳干了多年，虽说也有政绩，但就是原地不动，一直是科级干部。从2009年开始，分10次给徐超送去了7.3万元的红包，期间被调为副县级。
前述提到的徐超的二弟徐海峰，被当地人戏称“地下组织部长”，许多买官卖官都由他弟弟收钱。2014年11月，徐海峰因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徐超简历
徐超，男，汉族，1958年5月出生，江苏滨海县人。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1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1978年12月--1981年1月就读于江苏省盐城市师范专科学校阜师大专班中文专业学习；

[水木罗汉]

中国特稿：店小二会不会变政小二?
上海特稿
今年9月，杭州政府宣布在‘新制造业计划’中推出创新举措——派100名政府官员到100家重点民营企业上班。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舆论担忧，政府官员会影响决策，干涉民企自主经营，甚至成为‘公私合营’前奏。官方则强调，此举旨在加强与企业沟通，上门为企业提供‘店小二’服务。政府上门服务企业，为何被打问号？去年下半年，中国经历了‘国进民退’大争议，这一回风吹草动，记忆犹新的民企自然又再陷入焦虑:权责界限不明，‘店小二服务’到底是管，还是服务？‘店小二’会不会进化，最终成为‘政小二’？
中国民营企业家赵勇（化名）在江苏一个三线城市经营规模不小的培训中心，在校学生有数千名。
大约三四年前，他和主管该行业的当地政府部门的联系突然多了起来，培训教案得上报，每隔10天半个月要接待各级检查，中心还应要求在课室装上摄像头，实时上传视频到云端，供主管部门调阅。
当地教育局也把赵勇和其他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拉进社交媒体联络群，以增进同企业的沟通，但这在赵勇看来却是额外成本。
他说：“过去我们和主管部门几乎没什么联系，现在搞关系要花很多精力，三天两头得到群里汇报工作。”
最近，一则杭州市政府派官员上门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的消息，更让经营培训机构近20年的赵勇有些不淡定。他说：“民企天然对政府介入有一种警惕和防备心理，总觉得政府派人来，没什么好事。”
“店小二”惹出“有形之手”争议
民营企业云集的杭州上月宣布，向100家重点企业派出100名官员，作为“政府事务代表”入驻企业，派驻时间一年。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哇哈哈等知名企业成为首批被派驻的对象。
这个宣布恰好碰上民营企业家马云正式卸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职务，距离中国舆论上一轮“国进民退”的大争议刚好是一年。时间点的巧合让向来对政商关系敏感的民企躁动不安，有声音质疑，政府是否要直接向民企伸出“有形之手”，干预企业经营或替企业家经营？
消息引发舆论热议后，阿里巴巴发声明说，上述安排将为私营领域起到桥梁作用，不会干扰其公司运作。吉利等其他企业则没有公开回应。
中共杭州市委机关报《杭州日报》等官媒随后也发文澄清，此举不是为了把“有形之手”伸入企业，而是要让政府作为“店小二”的服务深入民企。
文章称，派驻政府事务代表的基本前提是“充分尊重企业意愿”，其职能定位“没有一项涉及企业的决策”，“体现了不干预、只排忧，不打扰、只解难的清晰亲清关系”。
“亲”“清”政商关系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3月4日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一个方针，要旨是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是谓“亲”；政商关系要清白纯洁，是谓“清”。
学者：政府事务代表权责边界难分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从强化政府与企业沟通的角度看，入驻企业的官员若能从企业角度发现企业痛点，这样的安排具有正面意义。
事实上，安排政府代表对接企业的做法并非杭州独有，类似做法早前在其他地区也有不同形式的尝试。
今年初，河南鹤壁派一批副处级官员到具发展潜力的民企担任“服务管家”，帮助民企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去年11月，浙江温州市也启动“万名干部进万企”专项行动，派官员同当地企业结对，负责政策宣传、全程代办、项目跟进、问题化解、监管保护等工作。
不过，实际操作中，政府事务代表的责任和权利边界划分是很多人存在疑虑的主要原因。周伟林说：“到底是管，还是服务，界限要划分清楚。”
为企业排忧解难的良好初衷是否会因执行者的人为因素，演变成对企业的干预，是另一个问题，特别当政府事务代表的权责不受法律限制。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受访时说，每个政府代表都可能不一样，有些更同情企业，但也不排除有人想给民企穿小鞋，一旦有这样的安排，各个政府代表会有很大的自我裁量空间。
此次获得官方关照的是100家杭州重点企业，也有舆论质疑，这个做法会在民营企业领域产生排挤效应，对重点企业特事特办，而不是把企业服务制度化和常态化，不利于营造良好、公平的营商环境。
记者接触到的民营企业家私下则坦承，民企在经营过程中，不排除存在经不起推敲的操作，抗拒政府送上门来的“保姆式服务”，也是因为担心不规范的操作曝光。
从事医药业的民营企业家胡剑军（化名）受访时说：“不管政府具体的用意是什么，民营企业是有商业机密的，官方人员一进来，很多东西都会被掌握。”
赵勇也坦言：“民营企业多少在税费缴交上有不到位的地方，有一些灰色的地带，除了担心灰色的空间变小，也会担心有一天被算总账。”
高层表态未消除民企不安
去年下半年，一场“国进民退”“民营经济离场论”的争议对中国民营企业造成很大干扰。持续近两个月的讨论，经中共高层多次公开为民企站台，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发声挺民营经济，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才得以平息。
从杭州派驻“政府事务代表”的这场风波看，高层的表态并未长久消除民营企业的担忧。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到底担忧什么？为何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焦虑不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10月22日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概括，在中国的特殊环境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得回到意识形态倾向性、法治环境、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政府的改革及其政策偏好这些方面。
他指出，对民营企业而言，法律环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风向，尽管中国已经形成名副其实的混合经济体，但一旦左的意识形态回归，民企就会躁动不安。
过去几年，官方释放的信号给民企的预期并不明朗。例如有企业家担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会不会挤压民企空间？在私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强化中共党建，是否是在“政企分开”的道路上开倒车？
民企对意识形态导向的敏感，也有其历史原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对民营经济的政策，让很多企业家记忆犹新。因此，官员进驻民企的消息一曝光，就被部分人士解读为这是地方政府掌控民企的第一步，是新一轮“公私合营”的前奏。
作为一家民营药企的主要股东，胡剑军坦言，好些大型民企最担忧的还是“企业做大后不再是自己的”，尤其这两年大量国资参股民企、安邦等民企被官方接管等事件发生后，更让人感到民企做大后的前景不明朗。
在他看来，官方对民企本质上的不信任，导致民企缺乏安全感，甚至对官方的关心和扶持也打问号。
为了在中国的生意，胡剑军持有中国护照，但他的妻女已经移民海外。他说：“如果不能给大家一个稳定的心态，即使工厂搬不走，资金和孩子都可以走。”
民企地位被削弱
官方数据显示，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50％以上税收，6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代表90％以上企业数量。但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看，民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正在削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金融资金的流向。
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 Lardy）在去年底出版的《国家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终止》（The State Strikes Back-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一书引述的数据，2012年中国金融借贷的款项有52％流入私营企业，流入国有企业的为32％，剩余部分流入无法明显界定私营或国有的机构。该情况短短几年内逆转，到2016年，流入私营企业的资金骤降至11％，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占比则激增到超过80％。
虽然官方今年以来不断敦促金融机构向中小型民企放贷，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记者接触的多名民营企业家都反映，民企融资成本比有官方背书的国企高出一倍甚至两倍还是常态。
有分析认为，虽然官方强调政府在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关系时的中立性，在法律上也可以规定两者的平等性质，但在实际执行却很困难。究其原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治地位不同，所能得到的各方支持不能同日而语，也难以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
去年下半年关于民营经济的讨论中，强调不同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竞争中性”概念受到关注。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竞争中性”也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
不过，在主张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更彻底改革的经济学者看来，强调国企和民企的平等竞争，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指出，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这个行业就不可能实现“竞争中性”。
他认为，国有企业背后的股东是国家，民营企业背后则是民营资本和私人企业家，两者难以获得一视同仁的对待。他说：“如果无法做出根本性改革，围绕民企的问题会是永恒的话题。”
民企对经济转型准备不足
有经济学者指出，当前中国民企面对的压力固然有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原因，也有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民企自身对经济转型准备不足的问题。
今年以来，官方推出各种措施，试图重振民企信心，包括提出“放水养鱼”，宣布大规模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等。今年第三季，中国经济仅增长6％，创27年新低。在这个背景下，国务院10月初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撑民企以撑经济的思路十分明显。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受访时指出，客观而言，中共高层对民营经济做出政治表态，加上国务院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民企现在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国进民退”，而是大环境变化和自身转型艰难的压力。
他分析，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要寻找有较好经济效益的项目非常困难。此外，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导致全球贸易体系极度混乱，依靠外贸订单的民企直面冲击，若在经营理念、公司制度和治理等问题上存在短板，就会陷入更大困境。
顾清扬说：“以前企业盈利很容易，这些问题显现不出来，现在（环境改变）面临的压力就更大。”
成本优势不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本优势一直是最大竞争力，这项优势这几年开始削弱。
一名不愿具名的浙江企业家告诉记者，他在浙江的工厂，普通工人的月薪达6000元（人民币，1158新元），是10年前的一倍多，相比之下，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人力成本还停留在中国10年前的水平。
他观察，浙江制造业存在产业规模偏小、同质竞争严重、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企业投入不够等问题，一旦失去成本优势，民企就陷入转型难的尴尬。
这名企业家认为，把中国民营企业今天面对的困难都归咎于民企在所有制上的劣势并不公允。他说：“国家之前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企，民企确实很难和国企竞争，但‘国进民退’也不能是民企为自身问题开脱的借口。”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也认同，在中国经济转型下，很多民企并不具备提升质量和创新的条件。“按照原来的方式扩大生产，就变成产能过剩，但又找不到新的方向，一些民企好像处在空挡上的汽车，没有了动力。”
但他乐观地认为，在国内本身需求和外在压力下，民企的环境预计会往积极的方向发展。
周伟林说：“如果民企对市场足够敏感，有真正的科技实力，有创新的劲头，倒是不必太担心……按照民企对中国就业、经济的贡献来看，不是说想不要（发展）就可以不要（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