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题: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阅读 26957 次)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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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于: 2019-02-17 21:53:39 »
各位学友,李锐的去世,曲飞君发了极为详细的个人经历,正是大家可以用来检验我提出的“去世时间是一生信息之果”的结论是否正确的好案例。如果说,一个人的出生时间,所包含的人生信息,还仅具“可能性”而非“必然性”,我们的预测都具有很高的准确性,那么,其去世时间所包含的信息,就应该是反映其生命历程的必然性。检验吧,

李 锐:2019年2月16日上午8点32分在北京去世,享年102岁
己亥
丙寅
甲申
戊辰
5岁起运:乙丑、甲子、癸亥、壬戌、辛酉、庚申、己未、戊午、丁巳、丙辰
第一,身体
1.甲木自坐申地,逢绝,
2.甲木在寅月令处临官。
3.日干甲木生月干丙火,月干丙火生年干己土。甲木与年干己土隔合。
4.年月地支寅亥合。
5.月日地支寅申冲。
6.时柱戊辰偏财重叠。
7.日时地支申辰暗拱子水。
从以上干支组合特点,显示先天就有肺功能弱,脖子短,甲状腺肿大。年月木旺,日时暗拱子水生扶甲木。木多火塞。土多水(肾)被克制太过。水火不能既济。故有心脏搭桥等病发生。
第二,性格
1.甲木日元自坐杀地,自身性格倔强。叛逆。脾气刚烈。
2.孝敬长上。
3.月令寅为建禄。为比肩。为同志。月日对冲,遂有与哥们朋友、同志的关系是“住进八宝山的人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住进八宝山的人”
4.甲木日元自坐偏官,冲击月令地支寅木,所以是他当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他简选同志官员,而不是同志反过来简选他。
5.月令地支寅,与日干甲木共生月干丙火。丙火为阳光,为热烈。为共同的事业。但这共生的丙火转生年干己土,己土坐支亥,亥与寅合。这个干支显像,活脱脱地显示,他的战友,追求的是对革命成果的占有和享受。而他本人则向往时柱戊土辰偏财——属于精神层面的理想的革命的浪漫情怀。
第三。婚姻
1年干正财,月柱地支中有戊土偏财得长生。时柱偏财重叠。清晰地描绘了他充满罗曼蒂克又令人啼笑唏嘘的婚恋历程。
2.有妻如河东狮吼,是他自坐妻宫七杀又逢冲有关。
3.最后得妻张玉珍,是“护士、医生、政委”,与时支辰为甲木日元扎根最佳土有关,也与日时不再冲击,反暗夹子水有关。
第三,与父缘薄:自述5岁时父亲去世。
1.日主出生于1917年,5岁上大运乙丑,刚好是劫财制年干己土。
2.1917年出生,5岁1922年壬戌,壬水冲击丙火,让己土失去正印保护。被乙木偏官七杀制。丑为己土墓,被流年戌刑开。

以上分析还十分粗疏。各位易友还可结合其出生时间进行深入细致地比较分析。

日主出生于1917年4月13日
丁巳
甲辰
乙酉
3岁起运:癸卯、壬寅、辛丑、庚子、己亥、戊戌、丁酉、丙申、乙未、甲午、癸巳
« 最后编辑时间: 2019-02-21 10:21:58 作者 水木罗汉 »

万事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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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1 于: 2019-02-18 14:43:59 »
     从李锐先生出生的八字看,乾造:丁巳 甲辰 乙酉,他的确是一位敢于直言不讳,说真心话不怕得罪人的倔老头。《中国向哪里去? 》文章中提到:“大学肄业,那时武汉还没有党,我就自己建了个党,随后就去北京找组织去了。“为什么要去找共产党?因为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他反对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他把东北搞丢了,华北也搞丢了,他杀共产党”。为此,李锐走上了一条反政府、求民主、寻正义的不归路。他还强调自己认定和追求的“科学与民主”是当时中国惟一的出路。他们那一代许多知识青年都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经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便形成了他个人对某种神圣意识的怀疑。李锐也瞬间成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从本被毛的特别重视中发生了命运的大逆转,遭遇了和中国众多右派一样的另类“革命暴风雪”,他被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并且,之后又因被要求配合调查毛的秘书田家英案、在一封给周恩来的信中批评了陈伯达而被后者得知,直接从北大荒农场提取投进了北京冰冷的秦城监狱。

     在高度变态的社会运动的高压下,造成了许多本来还算优秀、具有一定文明自觉的文化人的人格也产生了分裂,并且彼此相互残害,甚至导致延续到21世纪的集体性的人的精神与信仰的全面缺失。 “我这一百年,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这个党,也对得起自己。”李老这样总结道。

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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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2 于: 2019-02-18 17:55:24 »
日主出生于1917年4月13日
丁巳
甲辰
乙酉
3岁起运:癸卯、壬寅、辛丑、庚子、己亥、戊戌、丁酉、丙申、乙未、甲午、癸巳
_________________
这个八字,对照他的婚姻和那段动荡的岁月,根本不符合。所以,我认为,出生时间是错误的。
柳堤烟色染朝霞,寒风不禁百草发。
浪迹天涯亦无涯,只道煮茶话桑麻。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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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3 于: 2019-02-18 18:08:02 »
越千年君,可以把李锐的人生经历贴上。供大家讨论参考。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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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4 于: 2019-02-18 20:07:32 »
李锐秘闻,百年磨难声情烈,一段婚姻悔终生
李锐一生中,有四段婚恋经历。其情感生活的不尽波折和苦难,皆与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可谓若干历史的折射与照影。迤逦回顾,发人思省。
 
重庆的洞房
 李锐的第一个爱侣,是武汉秘密学联领导成员之一的万国瑞。“一二.九”运动中,万是汉口女一中的学生,但却担任了该市学生大游行的总指挥,可见其英武与飒爽。1936年她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同高两班的秘密学联负责人、机械系的李锐接触更多。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彼此渐生爱意。由于找不到党,以李锐为首的学联中最积极分子,酝酿建党,于1937年2月自发建立“中国共产党武汉临时支部”,万国瑞是9名成员之一。这年春天,李锐和万国瑞先后秘密离开武汉大学,到北京找到党组织,他们的党籍得到认可。6月的一天,警察在李锐住处搜查出进步书刊,将其逮捕。李锐佯称自己从长沙来北平考大学,书刊是一个刚回老家的同学放在这里的。敌人查不出其底细得到释放。在这段颠沛和动荡的岁月里,李锐与万国瑞经历了惊险加热恋的革命浪漫,从此双双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在京期间,李锐为万国瑞起了个化名“杨纯”(延用终生),以纪念两人纯洁之爱情。
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李锐、杨纯和一批流亡学生撤往济南,参加了省府组织的培养抗战人才的青年训练班。继而李锐随中共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万国瑞并一批女生去了济宁。分别前,李锐将自己的名字李厚生改为李锐。所以取“锐”字,是“锐”、“瑞”同音,含深深眷念之意。
从此,这对革命情侣失去联系,天各一方。1938年3月,李锐以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代表的名义,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大会。其间还拜见了冯玉祥、沈钧儒、王昆仑、许宝驹、罗隆基等名人,为流亡学生募得一笔捐款。由于山东泰安等地都已沦陷,被中共长江局派往徐州李宗仁所辖的第五战区开辟青年工作,任该地区青年救国团总负责人。徐州突围前,李锐率救国团部分人员赴东北军于学忠部,组建战地工作团。在突围过程中,部队被打散,李锐突围出来,从苏北到上海,再取道香港、广州,回到武汉。接着受中共长江局委派,到湖南省委负责青年工作,任省青委书记。
武汉沦陷前夕,大批进步人士和团体撤到长沙,李锐频繁接待。其间,原武汉秘密学联领导成员、懿训女中的范元甄,担任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战演剧九队的负责人(为地下党支部书记),与李锐邂逅。他俩在“一二.九”运动中便已熟悉,有时在东湖泛舟聚会,有时去教堂布置任务,过从较多。“大江东去浪滔滔,似火青春万丈苗。”(此句并以下未注明诗词,皆为李锐旧作——笔者)意外重逢,彼此自然而然萌生慕恋之情。未久范元甄调去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李锐在信中要求范元甄给他半年时间,寻找杨纯;如果找不到杨纯,两人再发展关系。范元甄反对这一动议。因为李锐的俊朗帅气,特别是他的革命胆识、才干和理论修养,都使她倾心。尽管范元甄不肯许诺“等待半年”,但她还是真诚、友善地打听过杨纯的消息,只是没有结果。或许,这正是她期望的结果。
1939年夏,李锐去重庆参加中共南方局(原长江局)青年工作会议。开会期间同范元甄结婚。
失散两年多的杨纯,此时流转何方?
杨纯起初留在山东,参加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历经无数次浴血战斗,升任第四游击支队(相当于团)政委。后调皖苏新四军根据地,任皖东北特委书记、苏北区党委组织部长(黄克诚为书记)。她曾与张爱萍结婚,后离异同宣传部长张彦结婚。
1943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李锐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而受关押。其中一个荒唐的指责是:传说他的前女友杨纯,在新四军中有严重问题。直到这时,即分别6年之后,李锐才得知杨纯在新四军中。不久刘少奇从新四军回到延安,郑重澄清:“整个新四军中,杨纯是第一个最好的女干部!”一言九鼎,使李锐在这个纠结上得以解脱。
杨纯与李锐同龄,范元甄则比李锐小4岁。1938年,世界青联代表团来中国,支持抗日战争。武汉各界召开大会欢迎代表团,17岁的范元甄代表中国青年即席讲话。王明对她的精彩发言,朝气蓬勃的风采,特别赞赏,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小范经其国文老师何伟(解放后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驻越南大使、教育部部长等职)介绍,已经入党。
 小范年轻,漂亮,写一笔好字,写一手好文章,口才极佳。抗战初期,她是与彭子冈齐名的中共女记者,在《新华日报》上用本名发表多篇文章。李克农对她亦有好感,曾布置她作过一些情报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尤其欣赏她,并视为干女儿。小范曾把李锐写给她的情书,送给周、邓过目。
范元甄写信给吴凇、光未然(著名诗人张光年笔名,《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词作者)等朋友,说她很钦佩李锐,两人已经相爱。光未然回信祝福范元甄:“在那许多勇于逐鹿中原的人中间,你选择了他,当然是不会错的。”范元甄在写给李锐的信中坦陈:“在一个可爱的男孩子面前,对果(李锐昵称——笔者)的思念就会被挑起。也许因为他正是可爱而为我所爱,又最恰合的男孩子吧。”
由于行踪不定,聚少离多,李锐利用赴重庆开会之机,和范元甄匆匆结婚。那年他22岁,范元甄18岁。婚礼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举行。所谓婚礼,只是叶剑英给两人拍了若干照片,大家吃了顿便饭而已,并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当时周恩来(并邓颖超)在苏联治疗臂伤,新婚的洞房,便是周恩来夫妇的卧室,婚床即周恩来邓颖超的睡榻。
 “抢救”爱情
1939年底,李锐和范元甄双双去了延安。
 周恩来回到重庆后,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了?得知是博古(南方局组织部长)决定的,小范到延安后进的不是抗大、女大,而是中共最高学府马列学院(其中女同志较少),便没再说什么。在延安期间,小范曾收到周恩来关怀和勉励她的一封长信。她一直珍藏到晚年并上交组织。
 抗战中的延安,男女比例约为18∶1。李锐和范元甄郎才郎貌,女才女貌,一个金童,一个玉女,人人艳羡。李锐在闲谈中对笔者讲过:“那时候,范元甄比我有名,是所谓‘四大美女’之一。最出风头的一次,是中央举办一场关于宪政问题的辩论比赛,范元甄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的代表,抗大学员为共产党的代表。结果,小范把共产党一方的代表给辩倒了。这事成为笑谈,传了很久。”
 还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范元甄卓尔不群。有次她走在清凉山的小路上,正好碰上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毛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范元甄非常惊讶:主席怎么知道自己?
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发现纺车前面出现一双大脚。抬头一看,毛主席正微笑着看她纺线。主席怎么认识她,知道她是小范?她一直都没搞清楚。
 在马列学院学习一年多,范元甄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相当于中共中央的“翰林院”),任弼时是主任,副主任陈伯达负责实际工作。20岁的小范,在研究室国际组工作。
1943年4月1日,时任《解放日报》评论编辑的李锐,在“抢救运动”中突然被保安处逮捕。范元甄自然不肯相信夫君是什么特务,她在两天后的日记中写道:“看是什么王八蛋捣的鬼吧。”
20天后,她又动摇了:“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整风以来,即使不是敌人的问题,我已不能满意于他,满意于他之对我。”
“除了一个党员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外,再没有一点私人关系。”可是,5月9日凌晨小范却又做了个梦:“说是他回到报馆,他并没有问题,误会都弄清楚了。还有博(《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笔者)讲了些话。”
就在思想反复之际,老邓表态了:“小范在小事上比谁都聪明,大事上比谁都糊涂。”范元甄对此“觉得亲切,意味着对我的爱护的责备”(43.5.10日记——指1943年5月10日日记,下同)。
此后,老邓在小范的日记中频频出现。
 老邓即邓力群,政治研究室指派“抢救”范元甄的干部。当时运动的逻辑是:既然李锐是特务,那么妻子多半是同伙。范元甄日记称:“我在梦中!人们都以为我是特务。只要我说出怎么加入的,就赦免我。……我真盼望我曾是加入过特务机关的。”
小范没有李锐那么坚强、刚毅,她心里灰溜溜的,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情绪。她在43.5.23日记中坦露:“昨晚他们跳舞,起初我没跳(昨天例假第三天),后跳了几次。都没有上次那样高兴。烦,我又有点不想管束我自己了。这是很危险的。”其所指,是她同邓力群的关系——她已经被邓“抢救”到自己的床上。
1944年春,范元甄“为了改剧本,与周恩来同志长谈了一次。有一点新的感觉:党看问题并不像研究室个别同志那样简单幼稚的。一席话,使我发觉,反特斗争以来,连我自己也把事情太简单化了,仿佛什么都是特务、特务。”(44.3.15日记)
这年6月,经周恩来亲自干预,李锐平反出狱。此前,博古专门找范元甄谈话,嘱咐她千万不要把她同邓力群的事告诉李锐,以免再度打击他。可李锐放出来当天晚上,范还是如实讲了,说她敬佩邓力群,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两人是属真诚相爱。
李锐听完,当即走出窑洞,决然和范元甄离婚,并为此大病一场,在医院中抢救。
 邓力群当时有老婆孩子,他和小范如此胆大妄为(同床时曾先后被他妻子和胡乔木撞见),影响极坏。鉴此,杨尚昆主持中央直属机关学委(整风中成立的学习委员会,总学委负责人为毛泽东)大会,连续五天对邓、范两人进行批判。杨尚昆严肃指出:“在审干中发生这种挖墙脚就会影响到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甚至刺激起对党感情的决裂。”“从这次事情的责任说来,双方是一样的。之所以特别着重责备一方(指邓——笔者),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犯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其根源,是“狂妄的个人主义”。
批判会后,范元甄被下放到延安周边一个乡当文书。不想邓力群竟追到那里,冒充丈夫,与范同居一周。用当今的话讲,是属“顶风作案”(此事系范元甄在悔疚中告诉李锐的,杨尚昆等领导人始终不知)。
“挖墙脚”一事,无疑成了延安一大丑闻。范元甄名声扫地,从昔日的一朵花变成了“豆腐渣”,精神一下子垮了。她把杨尚昆在批判大会上的长篇总结发言认真誊抄一份,交给李锐,表示忏悔,同时提出复婚要求。李锐骨头很硬,但心肠甚软。当时黄乃(黄兴之子)和刘祖春(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等挚友都劝止李锐,可在蔡畅等人的说和下,两人还是于一年后复婚。
2011年一个春日,笔者去看望李锐。李把范元甄誊写的杨尚昆发言原件拿出来,给我和他外甥看。60多年前的蝇头小楷,甚是娟秀工整,透着范的才气和自疚。李锐感慨地说:“扪心自问,我这一生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也没犯过什么错误。”他外甥脱口而出:“你和范元甄复婚,就是最大的错误。”我亦表示同感,进而问李锐:“你那时候干嘛要复婚哪?”
他说:“当时我想,我离了她,我好办,找个什么样的都有条件。可是她怎么办?臭成那样,谁还要她?”
在阅读李锐和范元甄数十年日记、书信的过程中,本人有个深刻的印象:李锐总是迁就范元甄,让着她,宠着她。即使是复婚之后的头几年,范也常常对李使性子,发脾气,仿佛出轨、受批判的不是她,而是夫君。我问过李锐:这是为什么?李说:“到延安后,她早(流)产一次,还堕过两次胎;再后,生了三个孩子。这些,都影响了她聪明才智的发挥,所以我总觉得亏欠了她,对不起她,也就总让着她。”
大难来时
1949年在北京时,周总理去医院探视张西曼教授,听说小范也在这里住院,便特意去病房看望了她,一时引起轰动。1952年到北京以后,30出头的范元甄,便担任了三机部(后为航天工业部)重点军工厂——青云仪器厂的总工程师,名位显赫。
正当姹紫嫣红之际,不料一场暴风雨兜头而至——李锐在庐山会议中逆鳞惹祸,牵连到她。常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如此男女,当属薄情寡义的少数。但范元甄走得更远:她竭尽全力揭发李锐,把“大跃进”中李锐议论毛泽东的私房话全端了出来,必置夫君于死地,以求得自身的解脱。结果导致李锐被开除党籍(这场反右倾运动中,只有李锐被开除出党),劳改,坐牢,20年不得翻身。
李锐罢官后,田家英给他打电话,有这样一句:“我们是道义之交”。范元甄听到后马上举报,致使李锐家中的电话被拆除,田家英挨整。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对李锐比较同情、关护,曾抚慰他:“留得青山在,续受委屈吧。”范元甄认为刘与李划不清界限,亦向上揭发。这一切举动,并没能保住她的官位。李锐的秘书在清理李办公室的东西时,发现抽屉深处有范元甄写给李的一封信,其中有质疑粮食放卫星等当时犯忌的内容。该秘书没有揭发李锐一个字,但范对丈夫落井下石,主动将此信交给组织。为此,范总工程师同样受到查处,被贬为热处理车间炉前工。
庐山会议后,水电部揪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一百多人受到株连。李锐白天在部里接受批斗,晚上回家挨范元甄批斗——无止无休的高声责骂。
李锐于1960年5月流放北大荒劳改,在这之前,范元甄便提出分手。
李锐1960.2.7日记载:“晨,范正式冷静提出离婚问题。经济安排等均谈到,置我于困境,类扫地出门。过去之恶吵,全由政治也。”
1960.2.10日记:“因抽出存款4300+1100,留条,引起大吵,并大出拳掌!我前世何孽!”
1960.2.11日记:“手中无一文。为理发,取走彼袋中款,又大吵谩骂一顿,并将孩子叫来……”
1960.3.7日记:“昨天晚上发展到爆炸程度。……结果高举钳子,以门代人泄忿,将我的房门打个大窟窿。”
由于田家英找李富春援助,1961年11月20日,差点饿死的李锐得以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没等他缓过神来,范元甄即于11月31日逼他同到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
此前,她把李锐从北大荒寄给她的讲“大跃进”真实情况的信,全部上交组织,以示大义灭亲。
李锐1961.11.30日记吟诗慨叹:“世事当今正反闻,亲人终竟变仇人。为避边寒返都日,一台压轴办离婚。”
 离异后,李锐住进一个小单间,后搬到另一栋楼里,自己单独起伙,保姆蔡嫂有时偷偷给他送些饭菜。没有搬出前,范元甄经常打上门来。
李锐1961.12.3日记:“又大发作,要强撵我出屋,守住将窗户打开(知我疾咳嗽多日也)。最后一招是将被窝、什物掷之窗外。出手一拦,则出泼皮撒赖:‘你还打人’。于是我眼鼻之间被抓破,又手持菜刀破门而入,幸蔡嫂死命抱住,否则是要大流血的。好在这些都有精神准备,并非意外之击,还破口骂刘(指水电部部长刘澜波——笔者)。此人实令人心死。”
1961.12.6日记:“晚上又大发作:为何回来不检讨,无歉意。从此屋到彼屋,马上滚蛋。今天痰咳转重,有气喘之势。只有拼命应付,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全副武装也。直僵持到夜三点。”
1961.12.18日记:“六点即从床上叫去,要清算这二十年。沉默是不行的,道歉更不行,认错是空洞,必要一件件谈,真正沉痛。……呜呼!当然就不能再给饭吃了。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再受此训凌。拿到4.5斤粮票,总还有饭馆。但就是怕,不吃饭仍不得安静。我生何孽!”
搬出去后,仍有感叹:1962.2.13日记:“此人之反复任性,人类之空前绝后。”
1962.9.8日记:“夜听《茶花女》话剧(演员水平不高)。小仲马留给人类这样崇高的灵魂,美丽的悲剧。马格里特死前终于还能见到悔悟的阿芒,还得到公平。呵!我是——夜半不能寐,服药独伤心。”
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多。
1962年7月7日,李锐于日记中感伤:“七七廿五年了!北京十年,从没去过一次翊教寺。现在真有此意愿。”翊教寺,即“七七事变”前他和杨纯到北京寻找党组织关系时的住所,亦即两人热恋之地。李锐经常想起第一个爱人杨纯:倘若当年不曾失散,何以至此……
解放后,杨纯先后担任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周恩来秘书、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和卫生部副部长等职。1953年杨纯是人大代表,自上海来京开会,找到李锐,两人回顾既往,感慨万端。李锐对范元甄一向宽厚、忠诚,没想到灾难来时,范元甄竟恩断义绝,把她的不顺和失落,化作无尽的仇怨,统统发泄到李锐身上!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水电部党组本有为李锐恢复党籍、降为局级干部使用的意向。怎奈范元甄不断告发李锐,使刘澜波等难以援手。1979年回京复职后,李锐才从刘澜波处得到知:邓小平看完范元甄揭发李锐的两大本材料后,说:“太恶劣了,烧掉!”范元甄于“文革”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引以为荣:全党第二大走资派如此这般,更说明自己是正确的……
笔者问过李锐:“邓小平当年指的什么?是说范元甄的告密行为和怨毒的言语太恶劣了,还是你的‘反党言行’太恶劣了?”
李锐说:“搞不清。”我说:“可能是前者更重一些,倘若是你的‘反党言行’太恶劣了,作为重要的文字证据,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不会让人烧掉的。”
李锐在1962.10.5日记中写道:
夜听《钗头凤》。陆游与唐惠仙悲剧。剧本不算顶好,仍有诗剧之感。陆游如此多情的诗人。还是“沈园”两首动人,引起我的许多感伤(剧中“淡了,远了”的是真情)。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稷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陆游与表妹唐婉(惠仙)青梅竹马,婚后琴瑟和谐,但却被他母亲蛮横拆散。陆游无奈另娶,唐婉郁闷他嫁。两年后,这对棒打的鸳鸯于绍兴沈园偶遇,陆游悲情难抑,在墙壁上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唐婉和了一首给他,因伤情过度,未久香消玉殒。40年后,陆游重访沈园,百感交集。
李锐钦慕陆游和唐婉的深情,更为两人的离散而叹惋。李锐的感伤在于:自己和范元甄同样有过美好的恋情和婚姻,而毁掉这一切的,却是两次错误的政治运动,以及范元甄在逆境中的不贞和寡义……
李锐在1963.12.13日记中感怀:“昨夜看《州委书记》(前苏联长篇小说——笔者),九点多即上床。屋子很冷。有一段爱情与友谊的话颇值得抄下,这是我长期考虑过的:‘大家知道,爱——这是一种不如友谊那样巩固的感情,而且,无论如何也是更自私的,只有在与友谊并存的时候,爱情才是巩固的,长久的,忘我的。在困难的时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时时可以遇到的容易摔跤的地方,友谊会扶助爱情。在爱情无能为力和不忠实的地方,友谊却能坚持,能经得住一切。’”
李锐联想到的,显然是自己同范元甄的关系。他在1964.10.12日记中叹喟:“高音(指高声吵骂的范——笔者)之虐待,很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世上公私生涯如我者,确是稀有稀有。”
红颜知己
1975年,李锐离开关押他8年的秦城监狱,再次被遣送到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这年,他58岁。此时“文革”已进入末期,不像初始那般雨骤风狂,人们的情绪亦多松弛、懈怠。李锐的勤谨、耐劳、亲和,尤其是超凡的文化造诣和思想道德修养,给水库职工留下良好的印象。尊敬、同情和盼望他(并彭德怀等)洗雪冤情的人相当多。
就在这期间,一位上海女知青走近他的生活。
李锐在给大姐的信中讲:“这里有一个女孩子,很关心我,知道跟我接近能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常帮我做一些我做不好的生活事情。如补毛袜、毛裤之类,还想学我的字(她未婚夫嫌她的字写得不)。”
姑娘聪颖,敏学,勤快,是当地有名的“一枝花”,即将结婚。为答谢她的照顾,李锐托大姐寄来竹制笔筒和茶叶相赠。却不料,其未婚夫很快被癌症夺走生命。姑娘请李锐代拟电报、信件与悼词等,把他视为精神依托。而此前,当地领导以阶级斗争观点,已禁止她与李锐来往。
巨大的悲痛和人生挫折,使姑娘把自己的关切、怜惜和真挚的爱,转移到李锐身上。
此时,李锐已鳏居14年,此种关爱如一股清泉,浇灌着他那荒芜既久的情感沙漠。
李锐信告大姐:“如此逆境,得此人缘,确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笔者阅读李锐“文革”日记,通篇皆感沉郁。唯有同小姑娘交往的短暂记述,漾动着生命的绿色。
1976.1.30:“今日除夕,我也未能免俗。上午洗衣、做菜,将琬姐寄来腊味蒸了几小块。晚上食堂不开餐,自煮腊羊肉面,并小饮自制橘子甜酒一杯。下午与晚上,见此孤独老人可怜,一位小客人(指姑娘——笔者)来与我做伴。特请吃京沪糖果,琬、灼(李锐的大姐、二姐——笔者)寄来尚未开盒也。”
1976.1.31:“昨夜看《多雪的冬天》(苏联长篇小说——笔者)至一点,也是守岁,但六点不到即醒来,听老鼠掘洞声。整个下午至夜晚,小客人包元宵(有人送了糯米粉),各种甜、肉馅,欣然自赏。”
1976.2.6:“六点起床,锻炼。下午沿公路下金家冲漫步,路遇旧识漫谈。还我青春,想作首诗,难得的愉快心情。夜续摘《冬天》。”
1976.2.8:“六点起床,锻炼。招待小客人。夜再观《杜鹃山》。”
1976.2.15:“因雨,起床稍迟。自午至夜蛰居房中,难得随意倾心。”
李锐每同小姑娘相聚,日记上端皆作个记号,不过内容都相当简略。唯1976.2.16日记,赋诗抒情:
一系红绳合一人,喜传海上太湖滨。
时烦双鲤漆胶谊,岂阻重山鱼水情。
志趣相投偕白首,短长互补葆青春。
风霜冰雪莫何奈,祝愿长如梅竹亲。
这是已知李锐诗词中,独有的一首情诗。从中可见,他和小姑娘情感之深挚,意趣之投合,且有白首偕老之愿。“时烦”、“岂阻”,指当地领导已经监视他们。李锐认定自己和姑娘的关系是正常的、正当的,故而表示:“风霜冰雪莫何奈”。结果,风霜冰雪还是很快到来:两人遭到粗暴干涉和多次大会批斗,最大的一次是在磨子法的领导单位下游佛子岭电站举行的,那里更人多势重,被上纲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度。为此,李锐日记中断数月之久——他和姑娘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实难笔诉。
“文革”的一大功效,便是摧残人性和良知。一缕美好的情缘,就这样被斩断了。其后,李锐在给二姐的信中,诉说了他的愤懑:“翻《龚自珍全集》(‘不拘一格降人才’作者)。这个开一代风气的人,终身微官,志不得伸,辞官回乡,颇有些‘艳遇’流传。于是有人论述,因不得志,‘于是乃横逸斜出,为红粉知己之想’。……我何感相伴!且龚归乡二年而逝,仍是一直埋头著述的。这种‘情不自禁’的咏叹放诞,也是诗人一时难免。我之写上这段,就在花事(指同姑娘交好并被批斗——笔者)。当时也颇有‘红粉知己’聊慰寂寞之感,而终坠聊斋故事也。”
多年之后,李锐这段“花事”仍被若干人视为“污点”。本人则完全相反,认为这是李锐人生中的一个亮点,耀眼的亮点。试想:小姑娘当年26岁,年轻,貌美,她同大自己32岁的李锐相爱,图什么呢?或者反过来说:李锐乃戴罪之钦犯,除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追随者”、“阶级异己分子”等沉重的政治帽子外,一无所有,他依什么条件与姑娘牵手呢?唯一的解释是:李锐以其独有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姑娘的芳心。这场爱情悲剧,无疑映照出姑娘的纯洁、真挚和勇敢,令人激赏!
事过多年,李锐始终对姑娘心存感念。他告诉我:“这姑娘后来结婚了,留在安徽某县城,而没有回上海。她知道我回京担任了要职,但从没找过我,没要我帮她解决什么问题。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她的自尊、自重,品德是很不错的。”
替党向你赔礼道歉
“时待长安新信息,云天孤雁喜春还。”1979年,李锐平反、复职。范元甄情随势转,对她弟弟流露出同李锐复婚的意向和希望。李锐知悉后一度犹豫:要不要给子女一个完整的家?并为此征询亲友的意向。此时,李锐的亲友百分之百、异口同声、坚决果断地阻止李锐:你如果还想活下去,好好过个晚年,就绝对不要和范元甄沾边儿!他的家庭成员中,都努力为他找好老伴。很快,建设部负责老干局工作的张玉珍被推荐。张的夫君已经去世,是声望很好的老红军。当她知道李锐的前妻和三个孩子都在,挂念他们是否应当复婚。刘澜波于是找她谈,在座有电力部副部长王林。刘甚至说:“李锐要是和范元甄复婚,(指着王林说)我们部党组的同志都反对。”于是张玉珍同意了。
1979年结婚时,李锐62岁,张玉珍49岁。
人们常羡慕和夸奖“米脂婆姨绥德汉”。张玉珍是陕北米脂人,名副其实的美女,她家是贫下中农。延安大撤退时,毛主席曾去过她家那个村,进过她的家,和她母亲握过手,拉过家常。她14岁进入绥德抗大学习,后参加八路军,抗美援朝时担任后勤工作,当过护士,任劳任怨,还学过医。后长期在建设部照顾老同志,甚得好评。“文革”时,她非常厌恶江青和“四人帮”的作为,她家成了老干部及其子弟的避难所和招待所。
张玉珍朴实,善良,正直。她敬重李锐的人品,对他遭受的苦难深为痛惜。她抚慰李锐说:“共产党对不起你,使你受了很多委屈。我来好好照顾你,就当共产党向你赔礼、道歉了。”张玉珍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她对李锐体贴入微,悉心照顾。李锐两次心脏病突发,全是她发现后立即送往医院,抢救过来的。她守候在北京医院,几天几夜不曾离开李锐的床边,医护人员无不深受感动。平日里李锐吃药、打针、保健、食疗等事,悉数由她料理。
1989年李锐处境艰险。张玉珍非常担心,特地去找帅孟奇大姐,说李锐很可能遭遇不测,请大姐帮忙,让自己随同他一道去,好照顾他(她已经准备好了药品、注射器等)。帅大姐说:“不会吧,不会吧,你别哭,我答应你。”不久李锐同杜润生、李昌、于光远一道,在中顾委受到追查和批判,趋势是清除出党。几个月后,此举被陈云挽救过来。
杨纯住在木樨地和李锐相邻的一栋楼,张玉珍常陪同李锐去看望她。晚年的杨纯,似乎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想管,也劝李锐不要出头,免得招惹忌惮和压制。实际上,杨纯是对党风越来越失望,忧心忡忡。张玉珍多次说:那大姐好哇,真好,我们能谈得来。
我问过李锐:杨纯有范元甄漂亮吗?李说没有,但杨非常有才干,待人真诚。李锐不止一次对我讲:“抗日战争中,女团政委很少有几个,杨纯和赵一曼一样,都是真正带兵打仗的啊!”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我也深为感慨:“当年,你和杨纯若是不失散就好了……”
李锐尤为称许和感激相濡以沫的张玉珍。他对友人说:“老伴贤良,因此晚年有一个如愿幸福的小家。我这条命是她给的,没有她我活不到今天,我的文章和书一多半是晚年写的。”李锐写过一首诗《赠老伴玉珍》:
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
李锐以90多岁的高龄,仍经常游泳,笔耕不辍,殊为罕见。他与张玉珍相亲相爱,也时有诙谐逗趣之乐。有次在饭桌上,谈起“米脂婆姨绥德汉”,李锐问我:你知道为什么陕北出美女吗?我说不清楚。李锐解说:“西北自古以来就是汉族同少数民族征战和融合的地域。原来‘五胡乱华’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现在除羌族外,都同化了。人种杂会,就产生美男美女。”我说,你和你父亲长得都像外国人,李锐说:“是。我接受邀请去美国哈佛访问,有人就问我:你是不是犹太血统?我的祖母是广东客家人,大脚。说不定,先祖在哪一代上也有过异民族的融合。”
范元甄同李锐复婚的幻想破灭后,仇怨叠加,扬言不把李搞下台不罢休。1984年,范向陈云写信状告李锐。此时,邓力群和一位干部家属亦给陈云写信告李锐。陈云批示:既然这么多人有意见,看来李锐可调离组织部。这个情况是习仲勋告诉李锐的。好在因年龄过线,李锐已两次请求离休。于是组织部开常务会,肯定李锐在中组部的成绩,向全国发文,一体周知。李的组织关系仍留在中组部。
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李锐、范元甄的悲剧,留给人们很多反思和警示。对于已经作古的范元甄,笔者始终抱有深深的惋惜甚或怜悯,因为她既是助纣为虐的害人者,又是令人同情的受害者。面对着她年轻时的照片,我禁不住感叹:当初如此美好、优秀、温存的革命少女范元甄,何以变成后来那个冷酷、暴戾、无情无义的政治怨妇?是谁把她的人格与道德扭曲、异化成这种样子?
李锐的好友、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发表文章归结说:李锐和范元甄“是思想改造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两个人各处一极。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延安开始的。可以说,范元甄是在延安经过整风运动就改造好了,而且改造得出奇地好,出奇地彻底,因此,思想言行‘左’得出奇,越来越‘左’得不可思议。李锐恰恰相反,几十年间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没能改造他,批斗也罢、撤职也罢、开除党籍也罢、流放也罢、坐牢也罢,李锐还是李锐。他一生中越来自觉地反‘左’,老来反‘左’更坚决、更积极。”
在罹难的20年中,李锐阅读了许多,思考了许多。“积思多愤声情烈,剑胆琴心万玉鸣。”离休后,他重操董笔,著述甚丰,其成就远远超过官位上的业绩,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2008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组委会发起,以民间自由投票的方式,评选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全国杰出人物、经济人物、社会人物、农村人物各30名。李锐当选杰出人物(同登该榜的有杜润生、袁隆平、于光远、吴敬琏、江平等)和社会人物(同登该榜的有刘道玉、吴明瑜、吴南生、周强、周瑞金等),可见其声望之隆。
李锐是受人尊敬的中共元老,又是位有争议的人物。盖因其“笔底风波今未免”,“仍骑虎背进诤言”。有争议是好事,是非辩而澄显,真理论而铮明,怕的是无人抖擞,万马齐喑。李锐自谓“六根未净少年郎”、“生平意气老犹昂”,对于历史检验,似乎颇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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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5 于: 2019-02-19 00:35:54 »
     我们常说,出生时间为因,死亡时间为果。可从李锐人生经历入手,分析是否为其真实八字。

     李锐年轻的时候,到北京找到党组织,积极投身共产党,由此可以联想到,乙酉日出生的男命,好比秋天成熟的作物,渴望被收获被雕琢。其自身性格也充分显示,具有叛逆和倔强的特点。

     一般命书把乙木看成是桃花,而酉时又为花酒之时黄昏,因此感情生活自多浪漫,但自古多情空余恨,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感情也面临着艰难的考验。

     文中提及:李锐的第一个爱侣,是武汉秘密学联领导成员之一的万国瑞。“一二·九”运动中,万是汉口女一中的学生,但却担任了该市学生大游行的总指挥,可见其英武与飒爽。1936年她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同高两班的秘密学联负责人、机械系的李锐接触更多。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彼此渐生爱意。

     李锐与万国瑞经历了惊险加热恋的革命浪漫,从此双双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在京期间,李锐为万国瑞起了个化名“杨纯”(延用终生),以纪念两人纯洁之爱情。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李锐、杨纯和一批流亡学生撤往济南,参加了省府组织的培养抗战人才的青年训练班。继而李锐随中共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万国瑞并一批女生去了济宁。分别前,李锐将自己的名字李厚生改为李锐。所以取“锐”字,是“锐”、“瑞”同音,含深深眷念之意。

     乙酉日柱,酉为兑,有喜悦,取悦,中正之意。改名字李厚生为李锐,不仅怀着深深的眷恋,也难掩心底那份温柔。但乙木坐支为酉,人世间悲欢离合,从此,这对革命情侣失去联系,天各一方。

     文章中也提及李锐和第二任妻子范元甄的婚姻生活,妻子范元甄的那段婚姻生活着实令他心死。由此,李锐经常想起第一个爱人杨纯,倘若当年不曾失散,何以至此……

     (1962年7月7日,李锐于日记中感伤:“七七廿五年了!北京十年,从没去过一次翊教寺。现在真有此意愿。”翊教寺,即“七七事变”前他和杨纯到北京寻找党组织关系时的住所,亦即两人热恋之地。)

     ( 解放后,杨纯先后担任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周恩来秘书、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和卫生部副部长等职。1953年杨纯是人大代表,自上海来京开会,找到李锐,两人回顾既往,感慨万端。李锐对范元甄一向宽厚、忠诚,没想到灾难来时,范元甄竟恩断义绝,把她的不顺和失落,化作无尽的仇怨,统统发泄到李锐身上!)

     (夜听《钗头凤》。陆游与唐惠仙悲剧,引来李锐许多感伤(剧中“淡了,远了”的是真情)。李锐钦慕陆游和唐婉的深情,更为两人的离散而叹惋。李锐的感伤在于:自己和范元甄同样有过美好的恋情和婚姻,而毁掉这一切的,却是两次错误的政治运动,以及范元甄在逆境中的不贞和寡义……)

     (1975年,李锐离开关押他8年的秦城监狱,再次被遣送到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这年,他58岁。就在这期间,一位上海女知青走近他的生活。姑娘聪颖,敏学,勤快,是当地有名的“一枝花”,即将结婚。为答谢她的照顾,李锐托大姐寄来竹制笔筒和茶叶相赠。却不料,其未婚夫很快被癌症夺走生命。姑娘请李锐代拟电报、信件与悼词等,把他视为精神依托。而此前,当地领导以阶级斗争观点,已禁止她与李锐来往。)

    ( 两人遭到粗暴干涉和多次大会批斗,最大的一次是在磨子法的领导单位下游佛子岭电站举行的,那里更人多势重,被上纲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度。为此,李锐日记中断数月之久——他和姑娘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实难笔诉。一缕美好的情缘,就这样被斩断了。)

     (1979年,李锐平反、复职。范元甄情随势转,对她弟弟流露出同李锐复婚的意向和希望,被李锐的亲友及子女果断回绝。他的家庭成员中,都努力为他找好老伴。很快,建设部负责老干局工作的张玉珍被推荐。1979年结婚时,李锐62岁,张玉珍49岁。)

     (张玉珍朴实,善良,正直。她敬重李锐的人品,对他遭受的苦难深为痛惜。她抚慰李锐说:“共产党对不起你,使你受了很多委屈。我来好好照顾你,就当共产党向你赔礼、道歉了。”张玉珍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她对李锐体贴入微,悉心照顾。李锐两次心脏病突发,全是她发现后立即送往医院,抢救过来的。她守候在北京医院,几天几夜不曾离开李锐的床边,医护人员无不深受感动。平日里李锐吃药、打针、保健、食疗等事,悉数由她料理。)

     李锐尤为称许和感激相濡以沫的张玉珍。他对友人说:“老伴贤良,因此晚年有一个如愿幸福的小家。我这条命是她给的,没有她我活不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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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6 于: 2019-02-19 08:32:40 »
万事顺意君,对李锐的婚恋历程了解得细,可否结合其婚恋变化的节点,结合大运、流年考察与出生时间是否契合?

万事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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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7 于: 2019-02-19 15:31:44 »
    日主出生于1917年4月13日
    丁巳
    甲辰
    乙酉
    2岁起运:癸卯、壬寅、辛丑、庚子、己亥、戊戌、丁酉、丙申、乙未、甲午、癸巳

    仅从年月日三柱,能否考察出生时间,是否与本人相契合?

    1939年夏,李锐去重庆参加中共南方局(原长江局)青年工作会议。开会期间同范元甄结婚。那年他22岁,范元甄18岁。
    (辛丑大运,己卯年,大运三合入妻宫,妻星与大运六合,而流年又现妻星。)

    “时待长安新信息,云天孤雁喜春还。1979年结婚时,李锐62岁,张玉珍49岁。

    (丁酉大运,己未年,丁火合入妻宫,妻星与大运六合,而流年又现妻星。)从结婚应期看两例同。

    纵观李锐先生这一生,虽然情感遭遇了无尽波折,却仍然遇到过红颜知己,以及彼此相濡以沫的真爱。我们常说天时地利人和,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婚姻生活,与政治活动固然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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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8 于: 2019-02-19 16:34:47 »
抱歉,我转发过的几篇帖子,都被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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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9 于: 2019-02-19 16:36:39 »
360百科

人物简历
1934年至1937年,在国立武汉大学机械系学习,任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从事学生运动工作。

1937年至1940年,到北平接党的关系,在山东平津同学会从事宣传工作,任徐州五战区青年救国团党团负责人,中共湖南省委青委书记,湖南省委组织部、省委特派员。

1940年至1945年,任中共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

1945年至1948年任冀热辽日报社社长。

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政治秘书、陈云同志政治秘书。

1949年8月至1952年9月任新湖南日报社社长、湖南日报社社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

1952年起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

1955年10月至1958年2月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委员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

1958年8月至1959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1958年1月后任毛泽东同志兼职秘书。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1960年2月下放北大荒虎林850农场劳动。

1961年12月北京闲住。1962年12月在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动,当文化教员。

1967年11月10日-1975年,北京秦城监狱关押8年。

1979年1月恢复工作,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兼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政委,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82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

1982-1984年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后任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著作
《人民民主力量为什么比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3年

《工业的动力一电-水力发电(中央科学讲座讲演速记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4年

《黄河的治理和开发》,科普协会,1956年

《海上擒匪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56年

《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长江规划问题》,电力工业出版社,1957年

《龙胆紫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窑洞杂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论水力发电与河流规划》,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

《怀念十篇》,人民出版社,1983年

《论三峡工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起用一代新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怀念廿篇》,三联书店,1987年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早年毛泽东: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秘书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1997

《李锐往事杂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李锐日记(出访卷)》 ,作家出版社,1998年

《李锐诗文自选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

《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万卷出版公司,2005年

《恰同学少年: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

《李锐墨迹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华沙条约组织与经济互助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毛泽东:峥嵘岁月(1893-1923)》,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2014年

折叠编辑本段荣誉成就
2003年,被评为武汉大学第三届杰出校友。

2008年12月,入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人杰出人物"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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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10 于: 2019-02-19 16:40:32 »
日主出生于1917年4月13日
丁巳
甲辰
乙酉
3岁起运:癸卯、壬寅、辛丑、庚子、己亥、戊戌、丁酉、丙申、乙未、甲午、癸巳
_________________
这个八字,对照他的婚姻和那段动荡的岁月,根本不符合。所以,我认为,出生时间是错误的。

显然,酉金不是妻宫。仅从婚姻来看:1、辰酉合,妻宫相对稳。2、沈妻的动态与大运不符。3、晚年的幸福也与午运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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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11 于: 2019-02-19 17:14:36 »
仅从他的1956年后的运势和大运,以及之后的平反和婚姻来看,也不可能是在庚子己亥戊戌、、、大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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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12 于: 2019-02-19 17:27:20 »
按照1917年的时间人们习俗,会不会是农历的4月13日呢,按照农历四月十三来看
丁巳
乙巳
乙亥
10岁运:甲辰、癸卯、壬寅、辛丑、庚子、己亥、戊戌、丁酉、丙申、乙未、、、
如此,相对契合本人婚姻和履历。再推敲,我认为是癸未时,如此排列:
丁巳
乙巳
乙亥
癸未
10岁运:甲辰、癸卯、壬寅、辛丑、庚子、己亥、戊戌、丁酉、丙申、乙未、、、
暂时随想随码,抽空再细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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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13 于: 2019-02-19 21:26:43 »
李锐效应在扩大 八宝山党旗看“遗嘱”
香港 —
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的追悼会在即,当局启动维稳机制限制敏感人物前往。不过,李锐逝世的效应却在扩大。目前关注的焦点是李锐到底进不进八宝山,遗体到底要不要覆盖党旗。

2月20日(星期三)上午,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世纪老人李锐的追悼会,预计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这一消息海外早已大量报道,中国官媒迄今依然沉默。与此同时,当局对敏感人物已启动维稳机制,警察到维稳对象处“上岗”。

在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这些警察刚让我给轰走,搅了我一天,我什么也没有干,气得我夜里睡不着,只能看书,早上才迷糊(睡)着。我今天订了三个花篮,现在不让我去送,说是让我快递,我能快递吗我?他们(警察)说,可以‘闪送’。我说,不成,我要求他们(开车)拉着让我送到(八宝山公墓)门口去,结果还是不成。我现在约好一个朋友替我送去。”

高瑜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前六四学运领导人王丹都委托她给李锐送上花蓝。不过,高瑜在李锐追悼会结束前将被控制,京城其他敏感人物此时也被维稳。

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肯定是要的,多年以前赵紫阳先生去世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罗列了13个绝对不允许参加赵紫阳先生追悼会的,包括鲍彤、胡绩伟、杨继绳和我。李锐先生的追悼会又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2005年我就在它那里挂了号,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这种维稳状态一直是在升级,所以肯定我去不了。虽然我本人跟李锐先生没有私人交往,但是还是被他们(当局)列在需要排斥在外的范围内。”

高瑜说,当局对李锐逝世的处理,似乎起了反作用,促使更多人希望届时前往现场。她说:“弄得草木皆兵,我都75岁了,那面(李锐)都是102岁的人了,我的天啊,一个追悼会,明天肯定盛况空前。现在这么一说,多少人都得去。昨天我的小学同学,是个出名的五毛,还问我有关情况,说他们消息不太准确,听说是下午开(追悼会)。我说,下午开什么啊,那么重要人物的追悼会?我说,早上八点半开。后来他又来电话问我。所以明天左派、右派都有人去。我看,真正的怀着虔诚心的一般人也是很多很多的。”

不过,胡佳说,李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恐怕不能和赵紫阳相比,民众对其追悼会的关注和参与程度或许有限:“可能没有像当年向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的规模,大量市民要求去参与。对李锐先生的认知度是在炎黄春秋的那个群体里。一个群体比较注重当代历史,对于当代反思的那个群体,那些老辈人以及中年阶段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会去参与这个告别仪式吧。当然,有些人事先是不知道会去参与的,到时会根据得到的时间去参与。不过,那边一定会有警察进行拦截,警察不会让更多没有打过招呼的人进去。”

报道说,被通知不得参加追悼会的还有独立历史学者章立凡等人。章立凡认为,中共担忧八九年胡耀邦逝世引发的民主运动再现,因此在“六四30周年”前夕,“要防止任何自由火花点燃的可能性”。

对于按部长级规格在八宝山举行的李锐追悼会,一般认为,其遗体覆盖党旗可能没有悬念,以大单位名称敬送花圈的可能性很大。官媒随后发个不大不小,斟文酌句通稿也很可能。对于李锐是否有不进八宝山、不覆盖党旗等三点“遗嘱”,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和李锐的遗孀张玉珍持有不同意见。因此,李锐的归宿是否就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将是下一个舆论关注的焦点。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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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已于昨日去世的李锐
« 回复 #14 于: 2019-02-19 21:36:08 »
何清涟:百年风雨天地人——送别李锐先生
中共党内老人李锐先生辞世,人来于大地,归于大地,高寿101岁,也算喜丧。但李老辞世之时,正逢墙内专制强化,向极权回归,政治反对者对中共政权的怨恨极为强烈,一场丧仪如何举办成了政治站队:国内宣布由中组部在八宝山主持丧仪,以部级待遇祭奠;而李锐女公子李南央接连发表声明,为保持父亲的人格尊严,拒不参加中组部安排的李锐追悼仪式,并向世人宣示父亲的真实意愿:“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文推特一些极端“革命者”对这位备受尊敬、享有清誉的老人施以各种恶评。这位三次呼吁中共实行宪政的“两头真”老人,身后遭遇如此际遇,也算独一无二。

中国近百年历史棋枰翻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个政治人物的身后评价,基本系于他所服务的政权的命运。但是,我更清楚一点:当人们与政权兴衰的利益淡化之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有一个更永恒的尺度,那就是良知与人性。

投奔延安,是不是李锐那代中国青年人的错?

李锐先生的同时代人,只要有点家国情怀,大都左倾进步。20世纪30年代,左倾在全世界蔚为风潮,不要说民智未开的东方专制国家,就连美国人,也被埃德加·斯诺那部《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深深迷住,对僻处中国西北角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无穷向往,挥洒了大把同情。

李锐出生于1917年,其父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还在少年时期,李锐就痛恨他所认为的国民党专制,后受左翼书刊影响,逐渐向共产党靠近。进入武汉大学后,频繁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并在1937年正式入党,1939年与革命资历比他老的范元甄结婚,之后两人一起前往延安。中共1942年2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大批党内人士被整肃,李锐也未能幸免。

李老年青时的“革命道路“,几乎是当时中国世家、士绅子弟们的典型道路。这话,我曾经问过一些“两头真”的党内人士,例如李普先生,他们都很真诚地回答:当时的情势,几乎所有青年都认为国民党腐败、堕落,只有中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对中共的本质,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

20世纪初从欧洲发散至世界再以苏联为“社会主义堡垒”的时代潮流,就是1910-1930几代中国青年遭逢的“天时”,西方青年更左更“进步”,我们现在常讲的那句名言就来自西方:如果一个人30岁之前不是左派,是没有良心;如果30岁之后还是左派,那就是没有头脑。

1949年之后,谁能脱离中共生存于中国?

对李老的苛评有两类:一是李锐为什么不退党?二是李锐出于贪恋党内的医保待遇。这两点都是要求别人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天。

1998年-2001年这段时期,李老每来深圳、广东,必相约见面,因此那段时期与李老至少有过五、六次长谈。据他本人亲口说,对中共的怀疑与认识,其实始于延安时期。在那种政治暗黑时期,这种不能说出口的怀疑,就只能表现为对常识的坚持。我认为这是李老终生坚守良知与人性的根抵。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所谓前三十年,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是各种运动中规模最大者,中国人无不历其劫。在李老八十高寿时,他的老友、乡贤朱正先生赠他一副对联:庐山雾瘴巫山雨,吏部文章水部诗,观者无不称绝,十四个字写了他一生三件大事:

“水部诗”之谓,指李锐在水利部反对建三峡工程及其终生对此的坚持。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李锐与三峡赞成派水利学者林一山在毛泽东面前进行了一场“御前辩论”,陈述三峡工程利弊,还各写了一篇文章呈交。出于李锐意料之外的是,毛泽东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搁置了三峡工程,还让他获得了毛的赏识和重用。散会之前,毛对李锐说:“你文章写得好,你当我的秘书。”这就是李锐担任毛泽东兼职工业秘书的由来。其时,毛正主张大修水利,大跃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李锐在此时上书陈说三峡工程之害,是需要冒政治风险的。论及此事时,李老认为毛当时还能听进一点不同意见。1980年代之后,李老一直力反修建三峡工程,这就是“巫山雨”三字所指。

“庐山雾瘴”,是指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及李锐此后的遭遇。会议召开之时,毛发动的“大跃进”陷入失败,全国各地发生饥荒,饿死了不少人。毛召开此会,李锐以毛秘书身份随行,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会议上一手遮天、翻云覆雨,将对大跃进持批评意见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这一过程。会议期间,田家英、李锐、周小舟这三位毛的秘书在某天傍晚散步时,对毛颇有微词,结果被检举揭发,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一切职务,1960年3月被开除党籍,5月和右派份子们一道下放北大荒劳动。1967年11月11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75年5月30日释放。

这段经历成就了李老的两本书:一本是《庐山会议纪实》。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将与会者的言行如实记录。这本笔记本当然会成为抄没之物,文革后李老千方百计找回,他根据此笔记本,再加上与会众人的回忆,写成《庐山会议纪实》一书,中共中央政要的嘴脸都跃然纸上,此书成为研究中共庐山会议的经典。另一本则是《龙胆紫集》。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没有纸笔,李锐只好用棉签蘸着龙胆紫药水,把他数年来的“铁窗诗作”,写在两本《马列选集》的空白处。1975年5月李锐出狱时,狱中诗词积有四、五百首,这本用紫药水和木棉签作“奇毫怪墨”写成的诗词集,就名之为《龙胆紫集》。

与所有中国人一样,李锐当时没有办法改变或者离开这块土地,晚年的他当然也没有办法与体制告别。原因何在?198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亲耳听过中共党内历史学家李新一番痛彻心肺的说话:“都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骨气,这没有骨气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算在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你对当局不满,可以回家种田养活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个人的生存都得依靠这个党,工作得靠党安排,房子得靠党分配,从孩子进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哪个环节离开党都不行。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敢批评党,就断了生路。这种情况下哪有什么脊梁可言?”

就算经过改革40年,在政府部门工作,仍然是中国人的首选,因为只有公务员群体才有稳定的收入与福利。

1978年直至逝世:进有所为,退有所守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中共自救下产生的一次意在摆脱危机的改革。由于毛的路线被否定,李锐才算有了一次短暂的机会施展其才,1980年代复出后曾经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兼任青年干部局局长,在这段时间内,李锐的用人思想,比较完整地体现他的《起用新一代》这本文集中。当时中国还是老人政治,李锐已经清醒意识到中共干部必须大换血,起用新人。他对经历过文革十年、上山下乡或者在工厂基层打熬过又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深造的这代人深抱期望,认为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苦难经历,使这代人既了解底层的苦难,又有变革之志,必将成为中国改革的栋梁之材。因此,他在中组部青干局局长位置上,坚持“任人唯贤”,曾经破格提拔了不少人才,包括平民子弟,也得罪过“太子党”。中共选拔年青干部的“第三梯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不少人例如陈楚三在《一封信和“两头真”——紀念李銳老》、阎淮在《进出中组部》都记述过这段往事。看似简单的“吏部文章”四字,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里包含老大一篇文章,这就是李老的“进有所为”。

李老退休之后,已无在朝身份,仍然坚持批评时政,讲真话,从批评党大于法,呼唤实行宪政,再到批评当朝领导人小学文化水平治国,网上均可查到。他与几位党内老人一道,为《炎黄春秋》背书,直至当朝对他们的身份再也不买帐关掉这家杂志为止——这叫“退有所守”。关于李老及相同状态的“两头真”老人,在1990至2010年代为何还有点说话机会,与他们接触甚多的吴思写过一篇《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其中原因。

随着当局对言论管制的加剧,这批“两头真”老人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说明李老当时的真实处境与为人。2000年时,我在国内处境已经非常艰困,李老从别处知道情况后,曾来电询问情况,听后非常气愤地说:“奈不何我们这些老的,就欺负你们这些小的”,建议我去找曾见过几面的任仲夷先生(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请他过问此事。我对他说,任老退休多年,恐怕管不了这事。李老坚持让我去,说“这是他所在的地方,至少应该让他知道这事”。几天之后,我接到广东省政协主席(或副主席,记不大清了)林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受李老托付,他去打听了一下情况,整我不是广东省的意思,是上面的指令,就算去找任书记,也没有用——其实,李锐这些党内老人,自身也受到国安(当时还没国保)的“关照”。但他们总还是尽量想利用自己那点党内资格,做点事情,希望帮助受政治迫害的后辈学人减轻点压力。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不久后就收到李老寄来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我将其略作编辑,送给《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发表在当年的第四期。那时我已知道,李锐与李慎之两位先生在国内已无发表文章的空间。其后,收入这篇谈话的《李锐近作》只能由香港出版了。2013年10月,李南央从美国回中国探亲,她帮助其父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更被海关当作禁书扣押了。

在李老生前身后,确实有人认为他们对党的批评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招,如党大于法、实行人治、空喊宪政。我觉得这事情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人都有局限,尤其是时代局限,知识局限。二是这些老人面临严苛的政治限制,不可能将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公开说出来。在此只谈一件事情:2000年他在广州时约我见面,那次还有王若水先生在场。李老那次特别谈到中国政治有可能会有左的回潮。当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正被大肆宣传,我问他:“有什么动向让您作如此之想?”他告诉我,他不是根据动向,而是根据中共政治的特点,人亡政息,胡锦涛是他当年在青干局考察提拔的干部,思维模式都是党培养教育的,不比江还受过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这个党啊,我从不担心它会向右,因为根子左,意识形态的根基没动,要它向右很难,但要向左,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后来从胡锦涛时代再到习近平时代的急剧向左,我每每想起李老这番说话,不得不佩服他对中共政治的深切了解及这方面的预见性。

正气长存天地间

李老去世后的这几天,对他的评价五彩纷呈,其中有个定位是准确的:没能与中共彻底决裂的中共党内批评者。李南央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共组织部将宣称李老是马克思主义者。

李老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从来没将他与这个名号联系起来。在与李老的数次长谈之中,没觉得他喜好马克思主义。前辈学人中,精研马克思主义的苏绍智、于光远等先生,与他们谈话,总会不自觉地将马克思的理论愿景与现实相比较,但李老不会,他批评中共与毛泽东,多使用暴君、暴政、秦始皇这类词汇。从李老著作的行文风格与其思想底蕴,我觉得他更有传统士大夫之风,无论在朝还是退休在野,一生秉持良知与人性。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开首句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其中列举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这种正气之人,中国从古到今一直都存在,只是越到晚近,越成为“珍稀物种”。这样正气之人,生前际遇与体现人间正气的方式可能不同,但身后都会被国人追忆。因此,我认为,不管李老的追悼会由谁开,他是否被授予“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在天地翻覆之后,历史记住他,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类名号与是否葬于八宝山之类,而是会将他与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朱厚泽、杜润生等走在前面的人当作中共党内有良知、有人性之人,因为在中共的暗黑统治中,他们都曾用自己的人格,给社会带来一缕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