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主题: 我的人学思考  (阅读 139720 次)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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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学思考
« 于: 2018-03-16 10:07:59 »
 我的人学思考

经过长达28年的思考和实践研究,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国人学从我始!
如此言,并非云中国过去没有人学研究,只是说,过去人学研究完全不接地气。
过去的人学研究,只是关在象牙塔里把西方的人学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儒家理论糅合(有好多更是剪刀加浆糊)成从理论到到理论的文字推演。
之所以敢于宣称我的人学研究接地气,是我的研究源于民间,而又高于民间。之所以我的中国人学研究,没有抄袭西方人学研究观点,仅有对西方研究方法的借鉴和东西方已有人学研究的比较。我的中国人学研究,自然在目前是站在世界人学研究前沿、具有领先意义的个人思考。

我在2010年出了《人学启蒙》,这本书在大陆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得到百度收藏。其原因是我在这本书里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对人所做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极为简单、肤浅、片面的社会化定义。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恰好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肤浅片面定义下的推演。
我在《人学启蒙》中,把被马克思社会化的人拉回到了动物界。作了“人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动物”的定义。但我在该书中没有明确指出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在哪里。
西方人类学家,用直立行走、能制造工具、知道用火,善于模仿学习,以及喜欢群居等,来说明人是如何一步一步从猿到人进化到今天这个样子。
我则要说,人是因为创造了文字这一根本性的发明,才让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区隔飞速地拉大。
请注意,我在这里用的是“区隔”,而非其他。因为在动物世界里,的确也有动物具备模仿功能,它们也能言传身教。也能制造简单的工具,但它们和人类相比,无法将生存经验进行世代积累和传承。人类则不同,由于有了可以记录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文字,也就有了把一切心得、经验、思想进行隔代传承的可能。这样,人类的生存本领和思维智慧,也就有了呈几何级数增长,甚至在个别人身上出现爆炸式展现的条件。
我为什么要用人与动物“区隔”一词,而不像一般学者所说人“脱离了动物界”。因为人无论怎样进化,依然是动物。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已经很发达、已进入福利社会的国家,也有懒人、穷人,恶人、甚至自私、犯罪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发现,就是在公认为圣人、贤人、智人、伟人的身上,也会有基于动物本能的冲动和意识行为。而且令人恐怖的是,由于这些人具有高智商,高地位,所以他们基于动物本能的冲动和意识行为,往往不是被有意掩盖,就是极度地自我隐藏。所以,只有建立了这样的认知,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一贯表现良好、受人追捧的明星,突然暴露出原始动物性的丑恶与狰狞。
记得上个世纪末,我曾听一位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教育的教授讲《科技发展能推动人类进步》。因为是同事,散会后于是主动找他讨论“科技是否真的能使人类进步”这个话题。他推着车急急离我而去,让我明白其时他在台上讲的与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已经自觉有差距。
我这样揣度他的心思,就在于最近我看到他的发言,已经对自己之前的观点,大加修正。
所以,请大家记住:人,永远是动物界中的一员。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自己发明了群体通识的文字。从而可以借助文字,隔代学习、继承先人的人生经验,让自己不是变得更聪明,就是更狡猾;不是更为公就是更为私;不是更善良就是更凶恶而已。
这就是人性。
                                                    2018年3月16日
                           
« 最后编辑时间: 2018-10-27 07:22:16 作者 水木罗汉 »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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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1 于: 2018-03-17 10:53:55 »

昨晚得到朋友对我上文的肯定,并告诉我德鲁克曾说字母的发明是人类巨大基础成就。这句话提醒我接下来应作东西方文字差别的思考。
就目前来看,地球上人类创造的文字大体上可分为语音符号和象形会意两大类。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神州大地曾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掀起气势磅礴的文字改革高潮。其表面理由是为了适应工农兵学习文化扫盲的需要,实际是因为新政权的众多掌权者就是文盲大老粗。为了对他们迅速实现扫盲的需要,很多文人鼓吹拼音文字比由图画演进的象形会意文字先进,因此国家专门成立了相关文字改革机构,汉字书写简化、阅读拼音化,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大张旗鼓地积极推行。这就是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要“车同轨、书同文”,在新时代的翻新重演。
随着全国文化教育的普及,随着改革开放的视野开阔,当我们不再坐井观天,才发现老祖宗发明的文字具有何等的价值智慧。而此时大汉民族的后代,面对繁体字不再认识,面对古汉语,要当第二外国语来学习的时候,那些高喊并极端推行简化,拼音化的专家、学者和政客,却无一人有刚去世的红二代陈小鲁向被自己批斗过的老师道歉的勇气,公开认错。
幸好现在我们有了心平气和讨论文字改革得失的社会氛围。我不否认文字改革对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但我反对拼音文字比象形文字先进的说法。我前面已经说了人类是因为发明了文字,从而拉开并日渐拉大自己和其他动物的区隔。拉丁语系和汉语系的差别在于,一个是拼音阅读,一个非拼音阅读。文字学家认定人类最早是用图画文字为他人和后人留下自己所指的意思,然后才是拼音符号文字的出现。再认定拼音文字具有含义的单一性,要比汉字的一词多义,准确得多,好理解得多。从而提出了汉语言文字,应进行书写简便,拼音识读的改革。
这一大批主张汉语言文字改革的人,压根没想到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会因为他们思考问题的肤浅,从此被尘封,被疏离,被遗忘。而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点进步,都与世代智慧成果积累的历史传承有关。人类今天所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都会在曾经的历史记载中,找到前人也曾有过相应的深层次思考。而这,正是我们借以前进的阶梯。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两种语言系统反映的是人类在认识宇宙、自然时关注事物的视野后的思维差异:
拉丁语系(或者斯拉夫语系)文字符号与所反映的对象之间是分离的,缺乏视觉联系。
汉语系文字符号和所反映的对象之间有着紧密关联,这就是汉语中的象形会意文字,能立即引发阅读者产生相应的视觉联想。我们平时常说的“望文生义”,反映的就是这个阅读意境。
比如,英语中的“fathear”、”mathear”。在中国人的眼里,就很难产生父亲、母亲或者爸爸、妈妈、爹、娘的联想。但向欧美人群教学汉语的老师,就可以根据“父”、“母”两个字,讲“父”,是指拿着两柄斧头捍卫自己生命、捍卫家园的人;“母”,则是吊着两个大乳,用甘甜乳汁喂养自己长大的人。
汉语,还分书面语言和口语。比如父、母,是书面语言;爸(爹)、妈(娘),则是方言口语。
从文字发生学的研究中,我们还会发现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而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在对宇宙事物的认知上有很大的思维差异。反映在文字创造上,这个差异就是:
西方民族有着得意忘形的特点。
中华民族有着得意不忘形的特点。
我们只需做深度思考,就会发现,每一个人观察事物所得之“意”,从严格意义上讲,就不再是客观的了。在交流中,只说己“意”而不提供来源此“意”的“形象”,自然让人难以判断所表之“意”的真假。汉语言文字,在表其“意”时顺带提供了此“意”的源头“形象”,因此听者和读者,都会根据提供的源头,对所表之“意”做出自己是否认可、接受的判断。
比如被简化了的“国”字,现在看起来就是围墙里面放了一块玉。而繁体字所表达的是“用戈保卫一方土”。
西方人只需听了汉语老师对此会意字的讲解,就不仅对“国”的含义,准确理解,甚至还可以对汉字“郭”为什么有“城郭”之意,领会贯通。
                              2018年3月17日星期六

« 最后编辑时间: 2018-03-17 11:31:56 作者 越千年 »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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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2 于: 2018-03-18 10:59:11 »

前面说了东西方因语言符号产生的思维差异。别小看这一差异,这种差异正是东西方在人的思考上产生歧路的起点。
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的莫过于出生德国,在英国伦敦图书馆完成《资本论》写作的马克思和他的至交恩格斯共同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东西方人学差异,以他们为代表,对我们民族,因其有长达一个世纪的影响,讨论起来,多数人都会感同身受。
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后来的追随者,都只是在观察了人的一般性特征后就对人匆忙定义:人是群居动物,因此人需要社会,所以人是社会的产物,自然其人性也就仅具社会性。从而得出在阶级社会中出生的人,其人性自热会打上阶级的烙印。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就成了最正确的社会政治选择标准。红色江山由打下红色江山的后代继承,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整个国家机器组织人事的选拔标准,首先就是“根正苗红”。
我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读任何书,做任何学问,都要“信而后疑”。
我和我的同龄人,都是受马克思主义正统教育长大的。进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经常阅读和在课堂听讲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等。当时的我们,完全是以虔诚之心,把马克思主义信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尽快到来,我们拿着竹竿在校园里吆喝麻雀,到城市臭水沟去消灭钉螺,顶着烈日在田间拾谷粒,到金堂,为当时四川建设的第一个化工厂修马路,再到李白故乡江油马角坝背铁矿石,参与全民大炼钢。……所有这一切,如今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运动,我和我的同学,都源于彻底相信并躬身实践着的党教给我们的理论和理想。
这种信念,直到我被划为右派之后,仍未动摇。我在自己的日记中用这样的文字说服自己被冤屈的心:“正如医生开刀做手术,在割去腐肉的同时,必然会伤及好肉,我就是好肉”。这与“如果革命需要有人下地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是一个思想。我没有参加革命的经历,但我读了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自然被书中宣扬要做革命的“螺丝钉”,“一切听从党安排”洗脑。所以,即使我被打到十八层地狱,过着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格尊严,被革命群众高喊要“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屈辱人生,我也不忘初心:帮助弱者,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铺路搭桥、添砖加瓦。(那时每逢节假日,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要做修路、平坟一类的义务劳动)。
直到我的大学同学童恩正和学校人事干部找到我,代表学校宣布彻底平反,当面拆开当年整我的档案材料时,我才发现,全是无端之词和陷害。比如把在数学楼发现的反标说成是我写的,这种不找本人对证,就放入档案,并因此就将一个人的人格肆意践踏,让其经受长达20年折磨的政治陷害奇葩,居然就在我身上发生。
此时的我,才开始怀疑人性真的是“人之初性本善”么?
伟大的党的确有自我修正错误的勇气,组织人事部门告诉我,给我彻底平反,对我所受20年冤屈的补偿是:承认我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发给我大学毕业证书。分配到十年文革的重灾区,到教育岗位教书。工资按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算起:每月42.5元。由于我是在学校被打为右派的,所以,20年的冤屈不给予经济补偿。
就这样,我开始了教学生涯,也就是一边学一边教,说好听点是教学相长,说得不好听点,就是热炒热卖的教书人生。我教过高中物理,高中语文,进大学教“历史文选”,“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法制史”、“宗教史”、“旅游文化学”等等。
从1990年再开始研究易经八卦、干支命理,……
正是这一路走过的教、学之旅,让我从对现实的人的怀疑,进而对被视为经典的马、列主义理论怀疑。
以上就是我得出读书要“信而后疑”的实际人生旅程。
但我现在又要告诉大家:
当我能用批判性思维看待一切事物的时候,猛然发现才真成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朋友,请记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能高举批判的旗帜、不仅对别人,还敢于进行自我批判的人!

                                  2018年3月18日星期日
« 最后编辑时间: 2019-02-11 07:31:06 作者 水木罗汉 »

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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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3 于: 2018-03-18 11:56:35 »
老师,您不觉得您思考的频率有些让人吃不消吗? ;D
柳堤烟色染朝霞,寒风不禁百草发。
浪迹天涯亦无涯,只道煮茶话桑麻。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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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4 于: 2018-03-19 12:51:38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在序言中说是就路易·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里所说的摩尔根的成果,是指摩尔根在《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书中所展示的主要观点。恩格斯在自己写的书中有这样的观点:
首先,人是从类人猿逐步进化而来。因此,可以断定恩格斯当时是全盘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
进化论认为人的第一次进步是从四肢行走到直立行走的改变。从而认定四肢动物与直立行走的人,在视野上就有了重大差异。恩格斯认为如此改变的一个重大原因,先是树上果实的严重缺乏,迫使类人猿从树上下到地上觅食。再由地上食物的严重匮乏,又让类人猿人不得不昂首挺胸地往高处寻觅食物的结果。
第二个让人脱离动物界的原因,是人类从对自然火的利用到钻木取火、击石起火的发明和利用,让人从生食动物变为熟食动物,因此人类的繁衍和延寿,得到大大提升。
第三个让人类进一步脱离动物界的事实是工具的发明,冶炼金属的发明。也就是青铜器时期。
在十九世纪的恩格斯,沿用摩尔根将人类文明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每一个时代又分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
蒙昧时代的初级阶段,人类是以在陆地的自然采集为生,中级阶段是以开始知道采用鱼类为食作标志。高级阶段则以人类发明弓箭为标志。
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以发明制陶技术为标志;中级阶段,东大陆以驯养家畜为标志,西大陆以灌溉栽培植物为标志。高级阶段,则以开始冶炼铁矿为标志。
以上所涉及的,应说是人类为求生存以及争取获得更好生活质量积极努力作出的成果。弓箭和陶器的发明,不再依赖天火,自制火种的发明,到冶炼术的发明,都说明是人类在开发自我大脑方面取得的成就。
不管是恩格斯还是摩尔根,他们都忽略了人类之所以能从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的飞跃变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明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整个部落通识文字的创造。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肯定是先有肢体、语音、行为的表达,然后才有文字的发明。在通识文字没有发明之前,人类人生经验的传承,就只能靠口传心受。也正因为此,中华民族的远古时代,也就是恩格斯说的蒙昧时代,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我们看到:“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氏。……”。这段古文的意思是:远在文字阙如的蒙昧时代,颛顼就命一个叫“重”的人,负责保管火种和观察天象、气象和预报;一个叫“黎”的人负责管水和考察地理、地形、地貌和地的规划使用。这两个职务实行父死子承的世袭,因为这样才能口口相传,用心教授。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职务,重、黎两家一直世袭继承担任到夏、商。即使到文字发明已经很久的西汉,司马迁父亲司马谈作为太史令去世后,司马迁子承父职,虽然与父亲的着力培养有关:“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郡,观孔子之遗风……”,也与这个职务因对任职者的要求相当高有关。但我要提醒大家,这种职务世袭与封建制度下的爵位世袭,在性质上和利益上都存在着天壤之别。
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只谈到了人类如何因生活所迫,开始从树上来到地上,因食物的匮乏不得不抬头四望,甚至直立行走以开阔视野,然后通过劳动,通过对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让自己远离了昔日“兽处群居”的生活。如今很多人沿用如此思维,得出人类因发明创造而改变了自己,也就是“科技进步可以改变人类”的结论。
所以,我要慎重告诉大家,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科技进步,只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提升了人的生活质量,但绝对丝毫没有改变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2018年3月19日星期一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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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5 于: 2018-03-20 11:47:37 »

我有足够证据表明马、恩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摩尔根人类社会进化论线性思维影响下,认为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是线性发展的。比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家庭,——摩尔根说,——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不过是过一个长久的时期把家庭逐渐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急剧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急剧变化。”
恩格斯说马克思在这段文字摘要下做了自己的补充:“同样,——马克思补充说——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
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是完全接受了摩尔根的观点并将其无限推广:
第一,人类社会总是从低级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的。由此发挥出社会发展阶段论。他和恩格斯总结出人类已有的社会具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加上他们通过自己的理论推演出的未来社会模型:共产主义社会。一共具有五种社会类型(或者是五种社会形态),也就是五种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阶段。并从进化论观点出发,肯定后一种社会比前一种社会要进步,并且认定是任何民族、任何地区人类社会都应必经的五个阶段。
第二,摩尔根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认定人与人之间的称谓,滞后于人际关系的变化,马、恩则由此认定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宗教的、哲学体系,一般都会滞后于事物和人际关系的急剧变化。
受这种进化论线性思维的影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还通过详细讨论人类两性关系的演变,得出人类从两性关系混乱的群婚制蒙昧时代,进化到以母亲为中心的母系社会时代,再进化到以父亲为中心的父系制社会野蛮时代。而私有制则是让人类家庭从母系时代向父系时代过渡的根本原因。
恩格斯只看到了人类从母系社会进化到父系社会,是由于氏族部落之间为抢夺生存资源、生存空间的战争行为。从最初的将所有战俘杀死,到保留战俘强迫进行劳动服务,说明人类已经有了不仅可以求生自保,还能生产超出自己生存所需的东西,也就是说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也就由此产生。强权掠夺和战争也就随之而至。
恩格斯和马克思只看到掠夺性的战争,让弱势群体和战败者成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就认定私有制乃是万恶之源。却忽略了另外的事实:
1.人性好赌。史书记载古罗马士兵在无战事期间,就会赌博,赌注可以是马匹,战俘、军刀等实物,在一切可赌之物都输光了的时候,有的则会赌老婆,甚至是赌自己。史书有这样的记载:若这一局输了,老婆可以让对方使用几天,几月,甚至全给对方。关于赌本人输了的,也有将生命的几天、上月,甚至是整个生命交给对方使用。也就是说输家的生命权虽然还属于自己,但使用权已经属于赢家。这就是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不仅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的族外人,也有因豪赌输光将自己抵押给赢家的族内人。
2.人性依附。由于人的体质差异,体力和智力都相对弱化者,或者因遭灾、伤病而不得不依附强者赖以生存者,最终成为任人呼来唤去的家内奴隶。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现在,人类也从十九世纪繁衍到了二十一世纪。两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
第一,人类社会具有非线性进化的特点。特别是中国社会,反倒具备更多往返轮回的特征。
第二,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国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是日渐壮大而是轰然缩小。列宁预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就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竟然在欧洲演变成了福利社会的资本主义。在众多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相继转向,分道扬镳之后,仍然高举马列主义的我们,也不得不引入资本主义的东西,尽管经济总量已成世界第二,但不得不承认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低级发展阶段。
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教育的国人,出国旅游、求学的素质表现,仍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老外,惊诧莫名。
                            2018年3月20日星期二
« 最后编辑时间: 2018-03-20 17:43:09 作者 越千年 »

万事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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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6 于: 2018-03-21 10:05:40 »
    看到老师写的《我的人学思考》,有感于老师的人生经历,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老师天性善良,没有防备之心,年轻的时候遭受坎坷。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置?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经过时间的积淀,还原历史真相,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一个杰出的人,在时间的磨砺中,自会脱颖而出。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毋需言语争辩,唯靠辛勤的工作,是生命最好的抗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让生命之树得以长青。走过历史长河,实际生活验证,星星之火,终可燎原。
« 最后编辑时间: 2018-03-21 11:25:23 作者 万事顺意 »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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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7 于: 2018-03-22 11:14:08 »

不仅历史经验告诉我,我的人生经历也告诉我,基于违背普遍人性的歪理邪说基础之上的社会管理制度,都不稳定更不持久。
西方社会经历过王权政治和被史家称为黑暗中世纪的宗教统治,直到英国发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入主政治,人类才开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制度。
中国历史显示的是,最初我们实行的是一如尧、舜、禹那样的“圣贤”治理社会的禅让制度。尧有识人之贤;舜有孝悌之贤;禹有公而忘私和治水的工匠能人之贤。从禹的儿子启,中国开始进入了胜者为王的家天下时代。但到周灭殷后,辅佐朝政的周公制礼,再到礼崩乐坏的春秋,秦王朝利用商鞅变法,以李斯治国,从而统一天下,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说贤人政治,是以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为政策制度依据;那么秦王朝的严刑峻法,则是以法家的“人之初,性本恶”为依据。通观中国后来的家国体制,实际是糅合了儒家和法家对人性的认知,实行“内圣外王”,也就是对外要霸,对内要贤、要施以圣教的社会治理方略,所以基于这种理念所设计的社会管理制度,一直在中国得以延续2千多年。但就是这种“内圣外王”的社会管理制度,也遭到了频繁激烈的暴动、起义和反抗。
反抗规模最大最为激烈,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而他借以号召群众的却是从西方借来的“拜上帝会”,以都是上帝子民,都是生而平等的兄弟,自应“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为号召,从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这个差一点就要拿下清王朝的政权,却因同为上帝的兄弟之间的不和,发生惨烈的“天国内讧”而失败。
毛泽东应是领导中国农民革命最为成功的领袖,但他依然和洪秀全一样,引进西方更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志同道合者共建了用列宁主义武装的党,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让农民穿上军装,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更得利于八年抗日战争,积蓄了力量,壮大了实力,最终打败了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治国纲领的蒋介石。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定人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让类人猿进化的根本原因是劳动,我求学时代所受的教育,自然也就是劳动者最聪明。由无产阶级执掌政权的社会自然比以剥削为生的资产阶级主宰的政权要先进。我们在校园批评欧文、傅利叶到美国去购买土地,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保证,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所实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则是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有苏联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借鉴,有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肯定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1958年,赫鲁晓夫刚刚说,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生活就是土豆烧牛肉。我们的领袖刘少奇,则说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是“机耕道新农庄”,普通百姓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吃的是“三菜一汤”。生在这样先进的社会管理制度下,我和我的同伴,肯定会用满腔热情投入到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中。为此我们走出了课堂,到金堂为当时四川的第一个化工厂修马路;为消灭“四害”之一的麻雀,我们在一个早晨全体在校园里摇动竹竿呐喊,直到麻雀在空中过度惊慌飞得疲劳而掉落;为一夜之间消灭钉螺,我们去掏挖臭水沟,用自己的脸盆传递污泥;为工业化筹集足够的粮食,我们到刚刚收割的田间,拾取散落地上的谷粒;为实现伟大领袖定下的年产1050万吨钢,我们不仅在校园里搭起土高炉,包括把从各家各户收缴来的铁锅铁圜铁链铁锁回炉,日夜不停地拉风箱;更被派到江油大山上去伐木烧炭(用以炼铁),每天来回两趟背铁矿石到马角坝火车站。1958年全面大炼钢铁的同时,《人民日报》报道的农村更让人耳目昏眩。今天才报道亩产千斤,明天又来亩产万斤。以致毛泽东发出感叹:粮食多了怎么办?《人民日报》干脆发个以《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为标题的社论。大寨农民气冲牛斗的诗“天上没有龙王,地上没有阎王,我就是龙王,我就是阎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我坐在四川江油马角坝的一个山坡上,忽听山下一阵军号,斜阳余晖中只见红旗翻飞,以民兵连队为编制的农民,一下子让宁静的山沟成为喧嚣的人海。有埋锅造饭的,为烧饭,为搭棚,为炼钢铁烧制木炭,从外地来安营寨扎的民兵们,对周围的山,采取了“剃光头”政策。坦白说,尽管当时我已被划为右派,但心情依然和毛泽东一样,对明天,充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无限情怀!
接下来的结果是,国家宣布,从1959年的9月1日起,全国城市居民吃的粮食,凭票供应。之后凭票供应制度扩大到了布票、肉票、油票、酒票、烟票、甚至肥皂、火柴之类的生活所需的用品。好像我们真的就进入了这样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
                                   2018年3月22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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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8 于: 2018-03-23 09:00:24 »

这里有必要说说我所经历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村生活。
在被教育为世界最先进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向全国人民发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宏伟口号。1958年在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以乡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我母亲任教的永兴乡,敲锣打鼓,秧歌鞭炮声中一夜之间就换上了“永兴人民公社”的牌子。之所以取名公社,而不像苏联那样叫集体农庄,显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直接从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的经验总结中借用的。
1959年9月1号起粮食实行定量供应,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每月供应35斤粮,由于副食品的日渐减少,根本就吃不饱。1960年得知北京市吃饭不要粮票后,就萌生了到北京做苦力也愿的想法。结果被以“企图投敌叛国”的罪名被判管制劳教两年,发配到汶川铁矿,做后勤运输(整个劳教大队把汽车运到磨子沟的物资背上设在山上的总部)。经常吃的是玉米和红薯。亲眼目睹了很多营养不良者,死于水肿病。我那时的精神状态很好。一次在下山途中,同伴发现我全身浮肿,等再返回山上的当晚,就眼睛不能睁开,呼吸急促困难。幸得管教队长关爱,让卫生员天天背我到矿山总部医院打针。并让我转吃天天白面的干部伙食。因此,我的身体得到恢复。
1962年遣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当和我的母亲团聚时,才从她口中得知三年灾害中,她和广大贫下中农的确是吃了糠馍馍(用谷糠做的馍馍),整个公社饿死很多人。当我被前进大队十一生产队接收时,她也被学校动员办了病退,随我一起下去。生产队动员寺庙和尚让出厨房一半空间,作为我们母子的栖身之所。我就是这样开始了不愿与知识分子为伍,要做一个改天换地的劳动者生活。这个生产队之所以愿意接收我们母子,除了我母亲在当地因多年教书积攒的声誉,和我是年轻力壮的大学生外,更因为公社化饿死了许多人,农村严重缺乏劳动力。
记得当时生产队规定到县城医院挑一次粪回队,就可以得5分工,并补贴半斤粮。刚开始我挑粪不会换肩,肩膀被压得红肿,但我依然咬紧牙关坚持。最后,我也能如贫下中农青年那样,不用手扶,就可以随意左右换肩,从原来的每天只能跑两趟,到每天来回跑5趟。
秋收时,最初队长安排我和妇女一起割谷子,我始终不如她们的手脚麻利。我争取和男丁们拉着拌桶打谷。打谷有打谷的技巧,既不能撒了谷子,还要熟练栓草。在生产队长教了几次之后,我也能够拴出漂亮的“鸦雀窝”。每当夕阳西下,走在田坎路上,看到自己打谷栓出的草垛,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少先队,心里真是舒畅极了。
当时劳动实行的是计分制。10分工算一个劳动日。干一天除了有定额标准的(比如前面说的挑粪属于计件定额类劳动),如是纪时劳动,谁得10分、8分、5分、6分,全是队长一句话,因此,凡是这样的轻松活,都是贫下中农优先,比如养牛。当时耕牛是最为先进的生产物资,养牛、耕地的活,非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莫属。凡是重活苦活,自然地富反坏分子及其子女优先。即使是干同一种工种,在相同劳动时间里,我得的工分也是属于最低。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在十一个生产队中我们队是排在最后面的,10分工好的时候,也只有8角钱。刚下生产队的第一、二年,年终决算我还能分到钱,随着结婚生子,劳动一年下来,就还得倒掏腰包才能买回自己的口粮。每到农历二、三月,青黄不济时,就会闹粮荒。没下农村时,听伟大领袖说农村可以瓜菜代半年粮,我也天真地想处在农村,随便出去转一圈,没米下锅,难道还没有瓜菜下锅么?!事实却是农民也不就能保证天天有菜吃。比如划给我的自留地,不是阴湿缺少阳光,就是易被鸡群觅食的地方。亲身遭遇,才让我想起历史上有个皇帝在大臣反映灾区人民没有饭吃时,皇帝十分轻松地说“没饭吃,就吃面好啦!”
成都平原素有“金温江、银郫县,讨口子出在双流县”的民谣。我在金温江当了农民且并非懒汉,居然还难熬三月青苗不接。个中原因是:生产队每年要向国家缴纳公粮。这是硬性指标。生产队要先完成了分派的公粮指标后,才能分给农民口粮。农民一年的口粮实得数又分基本口粮和工分粮两部分。农民每年的基本口粮是要等完成应交公粮后的剩余粮食来计算的。丰年多一点,歉年就会少一点。国家为保证工业化顺利进行,不让包括工人在内的城市居民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从1955年开始对农村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有的地方,干部为邀功请赏,谎报产量,上面根据谎报的产量订下统购的指标,这样,就有地方发生农民进城抢粮抢饭店的情况。1957年伟大领袖又鼓励大家对党的领导提意见,并且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这就是当时大家会上说得滚滚瓜烂熟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结果,我所在学校生物系大四的学生冯元春,就是因为说统购统销搞糟了,而被定为极右派分子,开除学籍,送去劳改。而我也因为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女生,写了一张不要打她骂她的大字报,就认定为同情右派分子的右派,而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
除了国家统一收购的粮食指标常与实情不符外,更重要的是农民对集体劳动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十分不高,比如那时是听生产队长吹哨子出工。生产队长往往要把哨子吹烂,才见有人扛着工具出门。特别是夏季太阳很毒很毒的时候。中间自己掌握休息一次。只要队长不在场,这坐下来的休息,一定会把地皮坐穿。贫下中农叼着旱烟,吃了一杆烟又一杆烟。川西平原的农民多吃叶子烟。为了满足这种需要,生产队每年都会自种烟叶,然后按烟民分配。我就是为了能分到烟叶,能在大家抽烟磨洋工时不至于闲得无聊,学会抽烟的。
劳动质量就更不要说了。比如插秧的工分是以亩来计算的。贫下中农插秧速度十分地快。我常常被夹在中间被抬轿子。因此他们给我取了个绰号:“罗斯文”。实际情况除了他们的技术、体力和耐力的确比我强外,他们还有善于偷奸取巧的一面。就以插秧来说,他们不是插秧,而是在散秧(放下就行),更厉害的是他们采取周围密插,中间稀插。队长来检查劳动质量,也不过就是站在田坎上望望,不可能下到田中央去检查。再有就是撒化肥,根本就不管均匀与否,多少与否。当时我就担心化肥过量,会很快让土地板结硬化。但贫下中农是革命中坚,他们怎么干,有时候连生产队长也不敢批评过度。所以,耕作不善,施肥不当,反正是集体的,与己无关,甚至都可以往家里拿。
还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生产队也搭了一个瞭望楼,到底我们队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我也不清楚。只记得我和几个贫下中农正在田里插秧,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跑到田边说,县城里已经打起来了,你们还有心插秧,还不快点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大家立即丢下秧苗,上田坎拿起锄头扁担,就跟着贫协主席跑去温江县城保卫红太阳毛主席、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副主席,以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旗手江青同志为首的文革小组去了。
                                 2018年3月22日星期四
« 最后编辑时间: 2019-02-11 07:59:28 作者 水木罗汉 »

水木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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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9 于: 2018-03-23 11:30:43 »
震惊。。。。。。

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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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10 于: 2018-03-23 12:30:57 »
要有多么坚强,才能念念不忘?
柳堤烟色染朝霞,寒风不禁百草发。
浪迹天涯亦无涯,只道煮茶话桑麻。

水木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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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11 于: 2018-03-23 16:40:51 »
人在很艰难的时候,至少有两种心态,一是不想太多,迎头而上;一种是自怨自艾,感叹埋怨。。。
所以斗胆问下罗老师当年在遇到困境,遭遇不公时,是怎么说服自己,怎么面对挫折的。。。

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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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12 于: 2018-03-23 19:15:22 »
顺境逆境,不敌心境;
顺其自然,渐入佳境;
顺风顺水,是为上境。
    ——这是我的思考。
柳堤烟色染朝霞,寒风不禁百草发。
浪迹天涯亦无涯,只道煮茶话桑麻。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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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13 于: 2018-03-24 10:48:50 »

前段时间,有人抛出“两个不能否定”。我估计这是来自上海某高校学者型大师出的怪招。
两个不能否定的具体内容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同时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对这个观点的具体标注,可用对曾被习仲勋赞扬的《炎黄春秋》编辑部强行改组来说明。
这个论调,是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更不符合现实社会实际:
第一,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党是绝对不允许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尾巴翘起来滴。资产阶级绝对是专政的对象。即使曾经对共产党打倒国民党有过帮助的资本家,最多也就是政协委员,或者被称为民主人士,哪能堂而皇之地成为人大代表,共产党员?既然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当人大代表了,这难道不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对前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否定?
当年邓小平允许人民公社实行“生产责任承包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根据长期主持三农政策制定的杜润生所写书中的介绍:
1.万里主持安徽工作时,根据农民写血书,暗定盟誓,偷偷实行包产到户,解决了一年四季不缺粮的老大难问题。
2.出于国家每年都要对老(革命老根据地)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远地区)三区的人民群众长期给予粮食返销,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在集体所有制下劳动,交给国家的粮食,还没有国家为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返销给他们的多。所以,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邓小平首先是同意在国家鞭长莫及的地方实行,(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是坚决不准开这个口子)。实行结果是,老、少、边地区很快就摘掉了年年伸手向国家要粮,吃返销粮的帽子。
(其实,我也就是从这些事实悟出:只有国家干预最少、管得越少,人民生活才会越好。)
第二,我在前面的文字中提到,我和我母亲下到生产队,是被安排住在曾经是寺庙半间厨房的地方。寺庙的其他更宽的前殿,后殿,厢房,早成了生产队粮食和生产资料的库房和开会场所。那最后的比丘尼和其年幼弟子,只能住在寺庙后院的小房子里,对庙产的所有权,最多也就拥有自住的和寺庙的另一半厨房。文革时伟大领袖发出破“四旧”。所有寺庙都被红卫兵占领,我亲眼看见那些塑像被红卫兵拉倒砸碎。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在名山大川旅游圣地,大兴土木,耗巨资修起一座座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寺庙,让人民潮水般地涌进去顶礼膜拜,烧高香,这不是后三十年对前三十年让人啼笑皆非的否定?
第三,前三十年的最后十年之所以号称为文化大革命,就在于它是对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彻底破坏。伟大领袖毛泽东说自己是“无法无天”的“秦始皇加马克思”。我看他是学这两个人学过了头。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不过就几十个儒生而已,烧书时还明令凡是占卜用书、技术类书,都得留着。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政党在带领广大群众夺取了政权之后,就应着手“还政于民”,要让政党主动消亡。伟大领袖却要自己“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思想世代传承。发动的“破四旧”之一,就是批倒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人要批,书要烧。十年不办大学,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到新华书店去,除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就再也看不到一本文史古籍,昔日满书架的外国文学作品,也一扫而光。在那个时候,谁也不敢把孔子叫圣人,只能叫孔老二。……各位对比一下而今眼前的实际,这究竟是谁打倒了谁,谁在否定谁呢?
推出两个不能否定论者搬出这样一个理论根据: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是历史的必然。就有历史的合理性。既然有合理性,我们为什么要否定呢?
这位学者在这里以魔术的手法,用偷换概念来愚弄众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定:合理不等于正确。任何历史现象的确都有它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但这种历史必然性,不等于人类就该认可而不给予历史批判。否则社会就将因人性之恶而重蹈覆辙,重演悲剧。
一个没有勇气做自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2018年3月24日星期六

« 最后编辑时间: 2019-02-11 08:09:12 作者 水木罗汉 »

水木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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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我的人学思考
« 回复 #14 于: 2018-03-25 09:25:02 »

我要说:人学不等于哲学,一切哲学研究可以把人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但绝不可能因此就代替人学研究。
查西方人学研究史,实际上一直是由进行抽象哲学思辩的哲学家进行的“瞎子摸象”。
比如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开始就是把人放到社会框架下作关于行为准则的思考。他的正确处,是认定人的一切行为活动无不受大自然普遍一般的规律约束。用他在《形而上学》中的说法就是:规律笼罩整个生活。
然后是说出“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他把人分为会思想的人,和一如机器由各种生理部件组合的人,用他的话语说,就是“思想之物(能)”和“广延之物”,两者是分离无关系的存在。
沿此思路到康德,从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看到他不再考虑人本身,而是专门研究人的思维概念,从而认定人就是善于利用概念进行推演建构理性世界的动物,与人的生理结构无关。
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再进一步把康德的概念建筑学推向极致,提出思辩的最高原则是精神,这种精神是高于单个个体的独立存在,从而成为一种集体精神,历史理性,国家理性,而人只是精神的工具。他说:精神不但规定人,而且还控制人。其控制方式是: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控制人;人自己不清楚,他是按照什么逻辑被操纵的。这就是“理性的狡计”。
因此,聪明的政治家,从这里学到了如何驾驭人的锦囊妙计:只要把人隔离起来,让他们只能从自己这里得到信息,然后只需强化自己炮制的信息,群众就会一如被催眠那样,跟着自己走。
正是黑格尔揭示了这种人性的弱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了高喊社会主义的希特勒被德国人捧上了领袖的圣坛。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更是据此炮制出了以下名言:

1.“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

2.“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

3.“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

4.“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5.”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
6.“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7.“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

8.“宣传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9.“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

10.“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

11.“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12.“报纸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须使其为国家而服务。”

13.“报纸上的言论,应当趋于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说所迷惑。”

14.“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15.“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

16.“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

如此,对于希特勒为什么能很快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占领整个欧洲,让英伦三岛在其狂轰滥炸下发抖,让前苏联失去半壁河山的个中缘由,不仅从经济、政治、地缘的角度,更从人性的角度,就能深刻理解了。
                               2018年3月25日星期日
« 最后编辑时间: 2018-03-26 21:32:05 作者 越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