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再说《易》

[水木罗汉]

十
我最恨那些喜欢拉虎皮作大旗以标榜自己学问高深的专家学者，因为他们这样做，若只是让自己的社会地位高，拿钱多，也就罢了，问题是他们在谋私的同时，更误导了后学后生。所以，这里我要说一下“河图”、“洛书”与周易的关系。
从历史文献看，最早是在汉代《乾凿度》提出“太乙九宫”，其图形在数学上称为“九宫算”，汉代以后，有的著作称其为“河图”，有的著作称其为“洛书”。到宋代的朱熹，在其所写的《易学启蒙》中，把它称为《洛书》。而朱熹的这一说法，又是根据前面提到的邵雍，在其《观物外篇》的说法：
“图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九州井地之法其放于此乎？！盖图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
以上历史事实说明：
第一，那些硬把河图之学和周易八卦扯上关系，所用的如上文字，其本身就说明其立论并不是确论。
第二，他们之所以据以上历史文献认定河图之学是周易源头，在于他们篡改了原作者之本意：
1.他们的篡改手法之一，是在标点上下功夫。因为古人行文自己没打标点。比如前面所引邵雍《观物外篇》的“图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九州井地之法其放于此乎？！盖图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这是我的标点。其他学者、文人的标点则是：“图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九州井地之法其放于此乎，盖图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乍看，似乎问题不大，细思，问题大焉！通行版本把原作者的疑问语气改成了肯定语气啦！
图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邵雍文字的原意是：河图最初乃是对天上星座运动的观察思考，历法规则的确定，大概就是从这（对星象观察的思考）开始的吧！？原文“其”在这里是含有推测意的“大概”讲，也就是说并非确指，所以古汉语语法将其立为“虚词”。
通行版本只在其后打了一个惊叹号，这样，整个句子就成了肯定和赞美的意思。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古文功底不深，还是有意抹去“其”的作用，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我既用了感叹号，也用了疑问号，整个文句的意思，就既具有对前人星象学的数字表达感到惊叹，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并不武断认定河图“九宫算”就一定与历法制定有关。
方者土也，九州井地之法其放于此乎？！——句中的“其”作“大概”讲，“放”同“仿”作仿效讲。邵雍说，西周的实行的井田制，大概也是仿效“九宫算”法而制定的吧？！通行版本在其句后打句号。这样就把原作者的猜测语气，变成了毫不怀疑的肯定语气。
2他们的篡改手法之二，是擅解古人文意，以自己所想所愿代替古人本意。
“盖图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关键在统领整个文句前的“盖”字，在古汉语里都是用来表达“大概”、“也许”一类不确定、推测的语气。大学者们就是这样，将古人不确定的述说，变成不可怀疑的定论的。

河图用数阵表示为：
        7
        2
8  3  5  10  4  9
        1
        6
它的口诀是：
一与六共宗居乎北。
二与七为朋居乎南。
三与八同道居乎东。
四与九为友居乎西。
五与十相守居乎中。

《洛书》的数阵表示为：
     4  9  2
     3  5  7
     8  1  6
记诵口诀为：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
《洛书》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数学幻方，有确定的数学意义。其奥秘是从“纵横斜各个方向数字之和都是15，所有数字总和是15的三倍45。若要说其与《周易》有什么数理关系，就只能说和宋人发明立体太极图相关：一个直径为15的球体在平面上的数学描绘。球体是由纵横斜各方向交叉而成的圆面组成，每一圆面的周长按古人周三径一的说法，就是把直径15乘以3，等于45。所以古书《周脾算经》里说：“洛书者圆之象也”，“太极者圆之体，奇也”。球体太极图，就是由这些圆组成的，称“九宫算”图形为“洛书”的根据就在这里。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太极图，并非远古就有，也是从陈抟披露，在宋朝几经演进才形成的。加上很多学者将朱熹、邵雍所书原文的猜测语气，擅自改为肯定口气，无心者，泥古不化，有意者，故显高深，贻害无穷。
至于“河图”，英国的李约瑟在其所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定其只是一些“简单数字排列”。国内学者刘蔚华先生对此结论作了辩驳，金春峰先生为李约瑟作了申辩，并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要而言之，“洛书”的数字排列是天之圆的简单而形象的数字表现（《周脾经解》所谓圆之象）；“河图”的数学排列是地之方的简单而形象的数字表现（方之象）。”金春峰先生通过详细论证，将宋朝易学研究中由朱熹和邵雍文字开启的后人错解、错误，进一步推到汉代“郑玄注《周易》天数地数时，以之解释五行系统的”河图“，这是汉易融合《周易》与五行两个系统的特点之表现，但亦是造成以后以《河图》中央为五与十，属于《周易》系统之种种混乱的根源，这是我们不可不注意的。”

纵观史料，先秦时期，只有《论语》、《尚书》、《易传》及《管子》等提到《河图》、《洛书》，但并没有说明究竟指什么。而此时阴阳家和五行家还各自成家，尚未达到完善，更未相互融合。到汉代，从京房氏发明《火珠林》法并引入纳甲筮法后，八卦系统才与阴阳五行系统、干支系统完全融合。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河图》、《洛书》开始混而不分。
我曾经强调，八卦系统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和人文背景，其准确率都会大打折扣。正因为如此，汉代的京房氏才发明至今通称为“六爻预测法”的“火珠林”法。
作为预测工具的《六爻预测》法，其最大特点是摈弃了古周易深奥艰涩、与现实渐行渐远的卦爻辞，改之以“财、官、父母、子孙、兄弟”等与现实人生更为贴切形象的爻名。
                                  2018年3月12日星期一

[水木罗汉]

十一
我很欣赏能忍辱负重写出“千古绝唱”《史记》的司马迁，欣赏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不仅将孔子列为世家，把陈胜吴广也列入世家；他不仅为王侯将相列传，也为三教九流之佼佼者列传。正是因为《史记》中有《日者列传》，才让我们知道汉代，除了用龟甲进行占卜有名家外，还有通过观天察地、审日月星辰，进行人事预测的佼佼者。
书中记载在朝为官的中大夫宋忠和博士贾谊，与卖卜长安东市的楚人司马季主偶遇交谈的故事。
汉初在朝为官的公职人员，实行的是五天工作制。贾谊和宋忠正是在休假日邀约一起出公府去洗沐（与今日理发洗澡一类事同）的过程中，贾谊对宋忠说：我听说古代的圣人，不在朝廷，必然就在卜、医之中。我已经对当朝三公九卿，都有所了解，想到为卜数中的人群中去观察风采。恰好那天，刚刚雨过天新，街道上少有行人。楚人卜者司马季主正好闲坐，有三四个弟子围侍左右。刚好在“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贾谊和宋忠当即一拜再拜求见。司马季主看这两个人状貌，似有知识文化人，也就礼遇之，叫弟子请他们入坐。待两人坐定之后，司马季主又开始之前对弟子的教诲：“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顿然使“宋忠、贾谊瞿然而悟，猎缨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尝见也。”
在文末，司马迁特别说明，这种以天地日月阴阳论人事吉凶，在汉代之前早已有之，只是没有文字记载，所以无人知晓。基于此，司马迁特为司马季主列传记之。
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详细介绍司马季主是如何利用日月星辰进行人事预测的。但我们可以从出土的文物找到一些蜘蛛马迹。
从古文献和出土文物中，我们发现祖先用以知往预来的方法，林林总总。根据司马迁的文字，可确定司马季主所用的占卜方法当属于与日、月、云气、五星异变有关。前面说的八卦，是一套反映主、客，胜、负关系的模型系统，那么司马季主所用的方法则是与天文历法紧密结合，效法宇宙结构的模型，史书将其称为“式占”。这种方法是因做事择日的需要产生。可以用来证明的出土文物和传世收藏，目前在中国仅存八件。比如：
1.1981年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出土的战国楚日书。
2.1980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M1）出土的战国末年秦日书。
3.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M11)出土的秦代日书。
4.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M1）出土的汉文帝时期日书。
……
现已出土的择日之书或历忌之书中，楚帛书是按月列述宜忌，结构比较简单。睡虎地日书，属于比较完整，可以看出不仅择月择日，还择时。这种方法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到清王朝乾隆皇帝命钦天监删改康熙年间已有的《择吉通书》，编成《钦定协记辩方书》三十六卷。

这就是我说古人发明八卦系统预测术的目的，是“决疑”，发明干支系统预测术的目的，是“说事”的由来
                           2018年3月13日星期二
。

[万事顺意]

    从“决疑”到“说事”，干支预测比八卦系统更加完善，而与天文历法紧密结合的日月星辰预测术，正符合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之本。

[三年书生]

在决疑上，八卦六爻的确更有优势。

[水木罗汉]

十二
回顾《周易》的成书过程后，再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列为必考科目，从而成为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教科书。但历代统治者又怕普罗大众因此成为“知往预来”的高手，历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只要求莘莘学子将《周易》作为不可更改一字的经书来读，只能死记硬背，自然不敢用批判研究的心态学习《周易》。面对官方只讲义理，不考实践运用的考试，要想独出心裁，也就只能“微言大义”。在我注《周易》的圈子里，出现《周易》注我，自然是凤毛麟角。所以两千多年来，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好的方面，是引导也是主宰了中国哲学思辩的教育功能；不好的方面，是让知识界养成“微言大义”坏习惯，对经典文字和圣人、领袖的片言只语，只做注释说明、正向发挥，完全丧失了批判继承的意识。
更为恶劣的是，自汉至清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学子，为顺利通过科举考试以达“学而优则仕”的目的，无论是学周易的还是教周易的，都穷经皓首，倾注毕生心血，为其著书立说者，如过江之鲫，其著作也就汗牛充栋，仅传世的易学文献就接近两千种。但只要你去仔细翻阅，就会发现大多都仅是对《周易》经传的注疏而已。
宋代是中华民族对周易研究的高峰，同时也是对周易“微言大义”的极致。在这个高峰期，河图学，太极图冒了出来。这些东西，作为周易哲学层面的研究成果，我是赞成的。但要将其附会为古周易早就有之的东东，就是骗人的伪学。骗国人，是祸害子孙；骗老外，更有损中华民族名声。
其实，历朝历代研究周易，除了有科举考试这根大棒的作用外，也有少数学者在认真思考周易何以具备“决疑”功能。
最初古人认为是工具的灵性，用龟甲主要盛行于商、周，出土文物和民俗资料告诉我们，古人还用过其他动物的肩胛骨，我2016年在中越边界处，还亲见了当地民众用鸡骨占卜。史书记载占卜的准确率，取决于动物灵性，比如千年龟，就接受日月精华上千年。同理，用蓍草占卜，就是借用了植物的灵性。《史记》中就记载了百年生的万丛蓍草。特别是蓍草与龟同在者，灵验度就最高。
这种用占卜工具的灵性解释占卜应验的思路，被汉代京房氏改用三枚铜钱的火珠林法否定打破。又有人提出占卜灵验度取决于占卜时的沐浴更衣、焚香祷告，易仪式之虔诚换来神灵昭示。这一说法又被宋代邵雍的随意占打破。因此，我认为汉代的京房氏，宋代的邵雍，才是真正学易有成、把易玩到家了的人。但他们仍未破解八卦系统所出的卦象，为什么能解读“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各种疑惑。
我通过学习、实践、研究干支预测术之后，才顿然领悟《易经》：“悔吝生乎动”的具体深刻含义。
                              2018年3月14日星期三

[万事顺意]

  “悔吝生乎动”，万物吉凶祸福、得失成败取决于一念之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慎思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水木罗汉]

墓主或为“巫师”级人物 陕西西咸新区秦人墓地“意外”发现卜甲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昨天（19日）透露，考古人员配合交通项目建设考古发掘中，在该省西咸新区境内的秦人墓地“意外”发现秦人卜甲。

据中新社报道，古人以动物的骨、甲制成占卜的器具，根据骨、甲上的“兆纹”判断事情的凶吉。实物最早出现于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期，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到秦代前后已经非常少见。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介绍，此次发现的卜甲，出土于一座小型竖穴墓道洞室墓，墓主人头向西下肢弯曲，属于比较典型的秦人葬俗。墓中有铜镜、铜带钩、铃形石佩、石珠等常见的随葬品，现场清理时在墓主脚端、铜镜的一侧发现被厚厚的棺灰所掩埋的“骨片”，当时判断为牲肉的骨骼残留。


后期室内清理时，竟发现上述“骨片”是一块基本完整的龟（鳖）腹甲做成的卜甲。

这件卜甲复原长约14厘米、宽约10厘米，内面中部有10余处规整的方形凿孔，外面对应有兆纹，侧面有烧灼痕迹。

专家表示，虽未发现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但毫无疑问是一件使用过的占卜器具。卜甲上的凿孔为方形，沿袭了西周时期的基本风格，形状和排列更为规整，体现了卜甲的变化，应该不是流传下来的“古物”。

许卫红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可能是当时咸阳城内的一位“巫师”级人物。

[万事顺意]

　 　世界上的占卜一般可分为中国占卜术和西洋占卜术两个流派。中国占卜术又有二个流脉，一个是以天干地支为基本符号的“术数”，它起源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另一是就以八卦为基本符号的“易经”，它的源头就是殷商时代的甲骨占卜。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世界上的早期占卜之中，采用骨头来占卜的方法是尤其普遍的。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而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因为骨头本身是和生命密切相关的。我们常说万物有灵，就传统的观点来说，动物也是有灵魂的，孟子曾经说过“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意思就是说君子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哀叫，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远离厨房。”

　　 人们认识到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对动物的敬畏和尊重很早就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动物宰杀了，利用骨头来做一种占卜，这个确实是会给人带来很神秘的感觉。但是中国用骨类来进行占卜还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这个特点有烧灼的程序，这就是所谓的“热占卜”。究竟这种占卜是在何时何地产生的，现在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但通过研究我们注意到，在商代占卜行为是极为重视的，其占卜程序之严密、形式之讲究更是任何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如此高度发达和严密的占卜制度的背后肯定是有着一个一批批巫史神职人员长期不断的分工职掌及与其前代各地的考古学文化中占卜文化的相互渗透、吸取、继承、发展的长期过程，这种习俗无疑是有着长期的历史背景和渊源的。

     当时占卜之风很盛，而龟被人们用作最主要的占卜材料，有需求就会有适应需求的产业，在当时，从捕龟、杀龟到剖龟甲、打磨等等形成了一条龙式的比较完备的流程，其中以杀龟的过程最为残酷。据说一种比较通用的方式是将抓来的龟用重物紧紧压住，让它动弹不得，然后在龟的尾部用火烧灼，缩在龟甲里的龟疼痛难忍，便会猛的从甲里窜出来，留下一个空壳。看来要作圣物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不仅仅是被供在神庙里被人瞻仰的，还要经受血与肉的折磨。龟甲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处理，被制成大小合适，表面光滑的甲板就可以用来占卜了。通常占卜的过程是这样的：先在龟甲之上凿若干小孔，数目多少不定，然后将龟甲丢到火里灼烧，在高温之下，龟甲“呯”的爆裂开来，甲面会有不规则的裂纹产生，此时把龟甲取出，等冷却之后，对上面的裂纹进行分析，根据纹路的走向等等来占卜吉凶。我们知道，龟甲上面的纹路是灼烧所致，自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结果多种多样，所以辨别纹路在当时也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有专门的官员来进行鉴定、研究，判断吉凶。从我们在殷墟发掘的大量的龟甲来看，当时所占卜的内容种类繁多，有打仗、祭祀等等重要的国家活动，也有丢失牛羊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龟卜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多么重要，事无大小，都要虔诚的一番占卜后，按照龟甲上神秘的纹路所指明的方向来施行。

     一方面，占卜是一种神秘主义，而另一方面，占卜也是各种自然科学经验的实际应用。占卜所讲的吉与凶、祸与福、命运的迕顺、行为的得失，实际上是受社会环境因素和主体能动作用决定的，不过是包含着必然性的两种可能的趋向而已。往往负责掌管占卜大权的巫师们把可能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夸大成为了由某种命运安排的必然性趋向，这样就将占卜蒙上了一层神秘可怖的阴影，使人们面对外在的神祇，感到自己渺小、卑微，甘愿听从神的摆布和命运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