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大周期与疾病谱大周期趋势概述（2016年8月15日修订）
中国科技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柯资能
一、邵雍大周期与中医千年流变
宋元期间邵雍之学逐步走进科举考试范围，周期演化思想得到很大的普及，一些学者自然而然地把周期嵌套思想与运气理论结合起来，主要有两个略有不同的运气大周期理论：韩懋皇极经世运气说和费启泰陆懋修六气大司天理论。另外还有人试图将玄空紫白说引入运气中，这里不作讨论。
明初韩懋(1441～1522）首先将运气理论与邵雍学说结合起来，根据宋元大运癸酉、明初大运甲戌解释多发病类型的变迁。《韩氏医通》自序：“自开辟来，五气乘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举不能逃。近世当是土运，是以人无疾而亦疾，此与胜国时多热不同矣（胜国时火运）。如俗称杨梅疮，自南行北，人物雷同。土湿生霉，当曰霉疮。读医书五运六气、南北二政，何以独止于一年一时，而顿忘世运元会之统耶？”
胜国指上一个朝代，距离韩懋生活年代已逾百年，这里的火运、土运不可能是后来的六气大司天，而是邵雍的大运。“近世当是土运”是指明初处于甲戌大运，按照邵雍《皇极经世》，1384年到1743年为甲戌运，而1024-1383年为癸酉运。甲为土运而癸属火运。
沿着韩懋的视野，我们发现，东汉末年起辛未大运（184-543，这里本人经过20多年比较探索，把邵雍大运起点做了调整，前推了120年，篇幅所限，不作论证，下同），湿土司天而寒水在泉，中运水运不及，寒湿当令，张仲景《伤寒论》应运而生，魏晋方士喜服用燥热刚烈的五石散，有其运气的合理性。而后的隋唐期壬申大运（544-903）风木太过而相火司天，风热当令，五石散杀人，期间以清热为主，张仲景不受重视。而后癸酉（904-1263），火运不及，燥金司天而君火在泉，清燥为主。随后甲戌（1264-1623）大运，土运太过而寒水司天，湿土在泉，复活伤寒之说，首重温补。乙亥（1624-1983）大运，金运不及而风木司天，相火在泉，风温为胜，刚入此大运，吴有性(1582—1652)创立与伤寒论相异的温病学说。雍正乾隆之后，相火在泉主事，叶天士（1666～1745）等温病大家名满天下，影响深远。为什么温病学说不流行于壬申、癸酉大运而流行乙亥大运呢？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1984年起丙子大运，中运寒水太过，《伤寒论》得以回归，火神派开始流行。我们通过全国有60年完整资料的所有气象站点进行统计发现，客运的气候响应非常明显，特别是寒水太过。套用于大运，1984-2055年客运寒水太过，寒的作用应当大。火神派起于乙亥大运的六之气，主气寒水、客气相火、客运土运不及，大兴于丙子大运的初之气，主气风木、客气寒水，客运寒水太过。观以往学说，大致可解。
清初费启泰（1590-1677）总结家学经验时发现疾病特征按三阴三阳（六气各主60年）的结构周期性变化，用以解释历代主流医家互相抵牾的医学主张，称之为大运，晚清陆懋修更名为六气大司天理论。
费启泰在《救偏琐言》（1659）自序中说：“殆自甲子更始，于古法所以然者，渐觉不当。所必禁者，渐觉相宜。然犹不敢自信。窃见泥古而执成规者，不第崇补助阳，究所以然之故而不得。则当然者终难自信。谓其先天耶？何以今昔乃尔。谓其岁气耶？何以历年无改。”“苦心参究于枕畔间，以思民病固因六气而转,六气之运,本阴阳太乙而分。时行物生,寒暑代谢。阴阳在岁位也。总持岁纪，充积其数。”“阴阳有大运也。必甲子一周而一气之大成始伏。将来乃进。自不规规于岁位。而得满充积之数者。是则民病之改易，其应大运可知。盖大可以覆小。小难以该大。万化皆然。”“逐年岁气，大运之散殊也。计岁位而纷更者，不明运气之大局也。”
《治痘须知大运论》是《救偏琐言》纲领性文章，阐明大运（即后来的六气大司天）与岁气关系，指出大运乃临证首要考虑的因素，此外文章记录了大司天相火在泉的特性和应对经验，非常宝贵。
“天以阴阳而运六气，运有小大，小则逐岁而更，大则60年而易。”
“小大有不合，大运于阳，岁位居阴。是阳中之阴。犹夏日之亥子时也。”
“大运于阴，岁位居阳，是阴中之阳，犹冬日之巳午刻也。”
“民病之应乎运气，在大不在小。不可拘于小节，遗其本而专事其末也。病而于小大俱合，无论矣。有于大运则合，岁气相违者，自从其大而略变其间也，此常理也。”
“间有于小则合，于大相违，更有于大运、岁位俱违者，偶尔之变，亦当因其变而变应之，如冬温春寒，更有若夏令飞霜、隆冬雷电，时令不无怪异，民病岂无悖常？但不可以常理论之也。”
“总以大运为主，不以岁气纷更，强合乎病，又不设成见于胸。惟症为的，与司天不合而自合，应乎其近道矣。”
“若概谓当先岁气，毋伐天和，似非世则之言。尝稽东垣一以保脾为主，河间一以滋阴为重，子和一以荡涤为先，皆能表表于世，总得挈领提纲，故得一一本万殊之妙。至于痘症，有独取于辛热，有得意于寒凉，有扼要于保元，是亦治痘之明手，何不见有逐年之分别耶！要知大运之使然，非三氏之偏僻也。”
“余先君养恒，治痘肇于神宗初年(1572)，以及谢事，大运寒水，痘多气虚，总归虚治，无不响应。自甲子（1624）而血热者渐多矣，其毒亦渐深矣。向补宜重者，变而宜轻，泄宜从轻者，变而宜重。历年以来，居然成一定局，间有宜温补者，不过百中一二而已，见大运转于相火矣。乃见前贤往哲，道虽不同，其趋一也。若使易地则皆然者矣。”
从行文可知，费启泰自序写于相火在泉主事的第六年，说：
“大运在相火也。相火之为令最厉。民病多暴邪。阳烈火亢。极似水，惟此运为然。”
在费启泰基础上，王朴庄、陆懋修更名为六气大司天，更加详实地讨论了历代医学思想流变与六气大司天的关联。
陆懋修说：“本于外曾祖王朴庄先生引《内经》七百二十气凡三十岁而为一纪，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扩而大之，以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六十年为一大气，……遂以知古人之用寒用温，即各随其所值之大司天以为治。”
“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
“古人之用寒用温，即各随其所值之大司天以为治。而在其人，道与时合。往往有不自知者，其人而当湿土寒水、寒水湿土之运，则以温散温补为治者，非偏矣。其人而当风火火风、燥火火燥之运，则以清泻清滋为治者，非偏矣。”
费启泰、陆懋修都采用列举法，不能排除偶然性，论证方法有不足。为此我和硕士生孙明以裘沛然、丁光迪主编的《中医各家学说》（第2版）、秦玉龙、尚力主编《中医各家学说》（第9版）、刘祖贻、孙光荣主编的《中国历代名医名术》所列医家为基础，进行系统搜集，以免片面性。借助前人权威的分析结果、对主要历代医家学术主张、用药偏好的进行统计，发现处于一、二、五、六之气的医家主张与六气大司天契合的占76.5%，处于三、四之气的仅9.5%契合。假如用皇极经世大运改造大司天理论，即把360年当成一个“大年”，其主气模式为“厥阴、少阴、少阳、太阴、阳明、太阳”，即对调三、四之气的次序。调整后：整体上用药主张与“大年”的六气主气明显相符的占76.4％，说明“大年”的主气即相当于24节气的变化对疾病谱的大周期变化起主要作用。可见六气大司天理论解释一、二、五、六气相当成功但存在系统缺陷，可以通过改造融入皇极经世运气说中。
把干支年的运气规律，主气、客气、中运、主运、客运等运气因子用于邵雍大运，能够更好的解释历代医家学术流变，我曾经指导2012级硕士生孙明以此为毕业论文，对此作了初步探索，这里不作展开。
二、运气大周期与欧洲大疫
我们发现欧洲历史上的大疫均爆发于不同层次大周期运气结构很不和谐的时段，这种不和谐往往是中国同时代的医生所关注与应对的重点，这也可能是中国没有出现类似毁灭性大疫的原因之一。这里挑最著名的大疫略述一下，如毁掉罗马帝国的四次大瘟疫、黑死病、西班牙流感。
125年爆发罗马第一次大瘟疫，夺走一百万人的生命，166年爆发第二次大瘟疫，罗马人口被灭掉三分之一，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死了一半。两次大疫都处在庚午大运（BC177-183）的六之气（124-183)客运土运太过，主气寒水，客气燥金，寒湿燥偏胜的大环境。125年乙丑，金运不及，湿土司天，寒水在泉；166年丙午，中运寒水太过，君火司天，燥金在泉。
罗马第三次大疫爆发于250年庚午，波及整个罗马，持续16年。庚午年金运太过，君火司天，风木在泉，时处于辛未大运(184-543)的二之气（244-303）主气、客气都是君火，客运寒水不及转风木太过。借用《圣济总录》的总结，辛未的二之气，“其病温历盛行，远近咸若，湿蒸相搏，雨及时降，宜治少阴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酸收之，岁谷用 。间谷用豆，乃无客热之害。”辛未而二之气是容易爆发疫情的时段，在周期中又遇到火热一片的小环境，更危险。
第四次542年壬戌，此次瘟疫之强大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罗马帝国被摧毁。壬戌年风木太过，寒水司天，湿土在泉。时处于辛未大运(184-543)的六之气（484-543）客运金运不及，主气寒水，客气也是寒水，乃极寒之疫，无怪乎中国这段时间的方士正迷恋于燥热的五石散。这段时间也是魏晋小冰期的冷谷。可见四次大疫都处于容易产生大疫极端运气时段。
席卷欧洲的黑死病爆发于1347年9月，结束于1354年初。1347年处于甲戌大运（1264-1623）的二之气（1324-1363），客运金运不及，主气君火，客气燥金。火燥当令。1347年丁亥，木运不及，风木司天，下半年相火在泉主事，9月处于四、五之气之交，秋高气燥，触发疫情。黑死病的运气环境是处于甲戌大运寒湿当令，金运不及而偏逢风火成势，与250年罗马第三次大疫相似，但又有不同。
1344-1353相当甲戌大运（1264-1623）二之气（1324-1383）这个甲子的三之气，大司天君火最盛，接下来30年燥金在泉当值，1354-1363相当四之气湿土主事，而1354年甲午，土运太过，君火司天（中运的力量往往大于司天)，故疫情戛然而止。这个时段朱丹溪（1281-1358）提倡“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力主滋阴，有其道理。如果欧洲有中医，黑死病的损失将大大减少。
1918年西班牙流感H1N1爆发，当时运气大背景是燥热。1918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火运太过。1894-1923年大司天为少阴君火主事，1918年之前相当长时间处于全球性低温，气象与运气反差强烈，故疫情爆烈。
五之气(9/23~11/23):主气阳明燥金，客气少阳相火，出现了死亡高峰，六之气（11/23~1/21）主气寒水、客气燥金，由于有寒的因素，死亡人数大减。1919年的初之气（1/21~3/22）主气、客气都是风木，又出现一个小高峰。由于1919年年运湿寒为主，故疫情自动消退。
陆懋修指出这个甲子大势特点为热证：“逮今同治三年，第七十七甲子（1864-1923），又为阳明燥金、少阴君火用事。上海一隅霍乱盛行，尽为热证。时医以其手足厥逆，竞用丁、桂、姜，入口即毙，余于甲子年独以石膏、芩、连，清而愈之。”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很快传到上海，发病众多，势甚猖獗，居民称之谓“骨痛热”、“五日瘟”，当年死亡418人，翌年，又死亡483人。
对于传入的西班牙流感疫情，1918年11月6日定海县知事冯秉乾在上海《申报》发布《救治时疫之布告》，力荐银翘撒，“主治宜银翘散，有无咳嗽须分。药味照方加减，初起服之极灵。”
2009年同样出现甲流H1N1，同样是H1N1，虽然流行面广但病气温和，其根本原因在于运气条件不同。2009年土运不及，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大司天厥阴风木司天主事，实际气候持续偏低，加重运气的寒湿趋势，虽然流行面广但病气温和。可见应对疫病，我们应当更多地着眼于运气而不是局限于病毒。
1976年美国H1N1疫苗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76年丙辰太阳寒水太过，寒水司天，湿土在泉，时处于乙亥大运（1624-1983）六之气（1924-1983），主气即大司天寒水当令，大小周期都是寒盛，运气环境与1918年迥异，也许这才是导致该事件的关键因素。
本人80年代中期在中国科大流体力学专业（钱学森创立并长期当系主任）读书，受当时人体科学思潮的影响，先痴迷于五运六气，转学中医未果，后读研做邵雍研究，94年钱老曾告诫我不要给宇宙算命（信较厚惜未存，钱学森博物馆曾来电要拍照，并告知钱老有底稿），钱老显然是故意逗我说话，我也觉得正好有话说，可以说服他。单位领导出于爱护，建议不要回应，怕说错话惹政治麻烦（现在看来很多余），实在愧疚。
2004年春经中国科大教务处处长朱栋培教授牵线，加盟顾植山教授负责的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五运六气与传染病预测的sars特别专项，随后又一起承担十一五、十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相关研究任务，做预测预警的技术支持工作。
由于非科班出身,加上本文的思路经过长期反复考虑已基本定型,故未承担国家课题相关工作的任务。数十年习惯于自娱自乐，未写成论文发表，5月28日在好友催促下整理一下讲稿，就教方家，多加指正。
（本文内容2010年曾在武汉长江委员会交流中做过汇报，并在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三届国际五运六气学术研讨会暨首届龙砂医学论坛（江阴2012）、国家继续教育项目五运六气理论与疫病预测临床应用培训班（临沂2013）、国家继续教育项目全国五运六气师资培训班（南京2013）、国家中医药局第三批优才首届全国五运六气临床应用高级研修班（哈尔滨2014）、国家继教项目五运六气理论与疫病预测临床应用培训班（青州2014）、全国第二届五运六气师资培训班（长春2014）、全国五运六气理论临床应用学术研讨会暨国家继教项目第三期培训班（烟台2015）等全国五运六气会议和培训班做过十多次报告或讲座）
